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传媒或媒介的定义往往较为宽泛，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只收了“媒介”一词，解释为“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如果不对传媒或媒介的概念进行必要的限定，容易把符号、渠道、信息与传播形式混为一谈，在论述中也容易产生歧义。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是讯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麦克卢汉的定义过于宽泛，譬如将服装视为“延伸的皮肤”，将时钟比喻为“时间的气味”，将汽车描述为“机器新娘”等。为了避免混乱，本文所提到的文学传媒是指以文学信息为主体内容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文学副刊、文学期刊、文学书籍、广播、影视、网络及其生产与传播机构。传播媒体中有私人机构，也有官方机构，像现代文学史上常见的同人杂志和同人书店就是私人机构，而具有官方色彩的传播机构在当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一

文学史是作者、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结合形态，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算是健全的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因袭了传统的文学史观念，一直偏重对思潮演变的审视和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即将文学史理解成了作家作品的罗列史，忽略了文学的功能史与作用史，忽略了读者（包括批评家、学者、翻译家、编辑、文艺记者、文艺官员等专业读者）对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影响。

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把文学局限在创作美学的封闭结构之中，认为作者的创作活动和作品的艺术价值决定了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具有历史的稳定性。笔者以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创作美学和接受美学的互动作用，其价值的实现因为读者的审美趣味、社会身份、价值追求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观。传播接受不仅能激发作品的潜在品质，还能催生新的审美特质与文化内涵，推动创作主体和文学潮流的调整与革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传播从单一的印刷传播转向以纸质文本、影像文本、网络文本为媒介的多元传播，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受到强烈冲击。在这种语境下，传播接受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明显加强。通过考察传媒文化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从传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探寻文学的传播接受对文学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内部结构的改变，能够拓展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修正文学史研究中的偏失，摆脱一些历史盲点和思维惯性的负面影响，对被以往文学史所遮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进行再解读， 对曾经在文学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进行新的开掘，使文学史研究变得更加健全和完善，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环节。

文学传媒研究在最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堪称热点。陈平原在写于2008年的《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一文中，针对近二十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讨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据他的初步统计，近二十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关于“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共有73篇，其中讨论报纸、杂志、书局的有47篇，研究电影的有13篇，探究电视、网络、广告的有13篇[2]。值得注意的是，就具体的研究对象而言，研究现代文学媒介的选题要多于研究当代文学媒介的选题。在研究报纸、杂志、书局的47篇论文中，只有4篇研究当代的印刷媒介。与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相比，现代文学传媒研究显得更加成熟，也更为系统。在现代文学传媒的研究领域中，张元济、张静庐、邹韬奋、茅盾、赵家璧等著名编辑家的回忆录，唐弢、黄裳、姜德明、倪墨炎、陈子善等的书话，陈平原、吴福辉、王晓明等的报纸副刊与文学期刊研究，杨扬、朱金顺、商金林等的文学出版与版本变迁研究，范伯群、孙郁、周海波等对文学与传媒之间关系的考察，王本朝、马以鑫、栾梅健等对文学制度与文学接受的研究，立体地揭示了媒体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多元互动。就海外汉学界而言，李欧梵、樽本照雄、贺麦晓、张英进等人的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都有独到之处。

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一文出自书《假如没有“文学史”……》第五辑 文学史研究新视野

现代文学传媒研究之所以比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更为深入，有着较为复杂的背景和多种原因。其一，现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历史更长，积累较为深厚。由于文学副刊、文学期刊、文学书籍是研究文学史的第一手材料，所以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叶子铭等老一辈学者在指导研究生时，都把阅读原始报刊作为一个新手必须掌握的基本功，这就在现代文学学术界奠定了一种优良传统。其二，现代文学的思潮与流派，往往以报刊和书店为话语平台。也就是说，要理清思潮、流派的来龙去脉，无法绕过文学传媒。建国以前的文化期刊与出版社大多为同人组织或民营机构。同人性质的文学期刊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创建与发展大多围绕着参与者的兴趣展开，作家与同人期刊的关系极其密切，鲁迅、茅盾、徐志摩、叶圣陶、巴金、丁玲、胡风等都是著名的文学编辑家，文学研究会、学衡派、创造社、新月社、语丝派、现代派、七月派等重要的文学社团和流派往往以同人期刊为核心。民营出版机构在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功不可没，商务印书馆、良友图书公司、北新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局、生活书店等出版机构都曾以其独特的出版实践，在艰难的局势中推动了文学的创造与探索。其三，印刷媒介在现代文学阶段占据主导地位，而当代文学传媒的媒介格局越来越复杂，影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令人目不暇接，不断冲击并改塑文学生产的格局，这难免使习惯于纸面阅读和作家作品分析的研究者们感到不适应。而且，尽管在“文革”中出现历史的断层，但是，具有较大影响的当代文学报刊和出版机构都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出版周期逐渐缩短，体量不断增长，而且当代研究的时间下限还在不断向前延展，这都对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代文学传媒的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最近几年才渐入佳境。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学与传媒的密切关系，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由此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80年代中期以来，黄秋耘、韦君宜、秦兆阳、范用等编辑家的著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3]，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和《问题与方法》[4]，陈思和的期刊出版研究以及主编“火凤凰”和《上海文学》的实践，孟繁华的《传媒与文化领导权》[5]，施战军的《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研究，程光炜的《文艺报》和诗歌传媒研究等，从不同侧面考察印刷传媒与文学变迁的复杂关系。在台湾文学传媒研究领域，台湾的李瑞腾、向阳、须文蔚和美国的张诵圣等学者，都有深入思考和不凡见解。戴锦华、张颐武、尹鸿等对影视文化、影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南帆、欧阳友权等对数字文化 和网络文学的研究，赵勇、蒋述卓、李凤亮、陈定家[6]等从文艺理论的层面考察媒体文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可以说，影像与网络传播及其影响文学的方式已经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课题。

潘旭澜《新中国文学词典》，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陈思和主编《上海文学》，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

总体而言，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充满活力，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现有成果大多是一些零碎的个案研究，还有一些著作是纯粹以现成资料为依据的材料汇编与印象式文字，缺乏必要的资料准备与系统研究，急需更加系统而深入的学术推进，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甄别是尤其薄弱的环节。扎实的个案研究是拓展和深化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工作。问题在于，就现有成果而言，个案研究的成果经常有不少常识性错误。研究文学报刊、出版物或文学的其他传播形式，第一步是要深入细致地阅读原始材料。遗憾的是，有一部分研究成果并没有凭史料说话，而是信口道来。如果文章是有影响的学者写的，后继的研究者往往不加核实地直接引用，以讹传讹。还有不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都有较为严重的史料问题，这当然不是作者刻意为之，而是方法不得当，没有注意到文学传媒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的区别。此外，文学传媒研究必然要关注文学传媒的编辑流程和运作方式，由于编辑活动隐身幕后，很难获取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这样，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口述史料就有重要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材料往往存在一些嗳昧之处，譬如有意的隐讳和美化、记忆的失真等问题。在宏观把握和历史脉络的梳理方面，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尽管备受关注，但就学术水平而言，还是一个较为荒僻的领域。对重要个案的研究，应当有一种全局性的历史视野，即对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做出评判。有趣的是，由于文学传媒研究总体上还没有确立达成共识的学术规范，一些作家、学者和编辑家对某一家报刊或出版机构的定位，显得过于随意，对那些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传媒机构草率加冕，而对于那些不熟悉或者不合作的传媒则采取抵制和贬抑的态度。文学传媒研究必须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必须客观、严谨，要避免人情、功利等因素的干扰。

其二，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各个分支发展极不平衡。期刊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盛行的是重要个案的研究，《人民文学》、《文艺报》、《收获》成为研究的焦点，对边缘期刊缺乏关注，对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历史的整体把握亟待强化和深入。当代文学出版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很多学者都会在作家作品论或学术书评中，对文学出版中的各种现象进行简要评述，但专门的、深入的研究较为少见。现有成果中，出版人的回忆文字鲜活灵动，但学理性不足，而专治出版史的学术著作往往忽略了文学的专业特性。近年来有一些年轻学者开始从个案或某一个侧面入手，进行深入考察[7]，这或许是文学出版逐渐向前推进的动向。当代文学副刊研究是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这和现代文学副刊研究的热潮形成鲜明反差。现代时期的文学副刊尤其是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和《京报》副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解放日报•文艺》等代表性的副刊，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是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热点之一。当代文学副刊研究却较少有人关注，这一方面源于研究的高难度，当代中国著名的文学副刊《人民日报• 大地》、《文汇报•笔会》、《光明日报》的“东风”和“文荟”等都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和较大的影响力，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有沙里淘金的耐心，必须有大量的阅读积累，此外，还必须熟悉编辑流程和幕后的背景。另一方面，在新媒体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报纸和副刊的日趋衰落也使当代副刊研究逐渐边缘化。随着一些副刊的停办，越来越多的副刊转向包罗万象的“大副刊”路线，副刊和文学的关系日益疏离，文学副刊在文学传媒中的地位也大不如前。除了袁鹰的《风云侧记》和沈扬的《朝花怀叙录》，其他研究副刊的著述多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所写，偏重考察副刊的编辑形式和传播策略，对其文学风格与审美取向的分析较为浅显。影视与文学关系研究论著剧增，但研究者重点关注的仍然是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问题，对于影视风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与渗透的研究成果较少，现有成果多停留于现象层面，对于影视叙事对小说叙事的替代，视觉逻辑对语言艺术的侵袭，还有待深入和细化。网络与文学关系研究目前常见的还是网络文学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品的解读与分析，至于网络媒体对于文学写作方式、文学产业化趋势、文体与文类转型、跨媒体传播格局、版权流动体系等方面的深层影响的研究，总体上还停留在现象扫描的层面，表面上显得很热闹，但缺乏有学理性和预见性的成果。

其三，缺少跨学科视野，文学和传媒成了相互游离的两张皮，忽视了文学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分析。不少学者将文学的传播接受作为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忽视了对文化语境的分析，缺乏对受众的群体构成和审美趣味的具体考察，罕有对媒体调节和配置文学资源的流程、功能和基本规律的动态考察。有不少学术成果采用作家作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文学传媒，作家作品的特性掩盖了传媒自身的特性，传媒仅仅是作为一种背景和装饰，不少著述只不过是披着“传媒”外衣的作家作品分析。由于对传媒运作模式的隔膜，一些研究者仅仅凭借支离破碎的二手材料，进行大胆的主观臆测，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南辕北辙。这种研究就难免浮光掠影，很难有学术深度，也无法抓住问题的本质。另一种倾向是无视文学信息和文学传媒的特殊性，在堆砌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相关概念、名词的基础上，先入为主，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研究的方法缺乏针对性。文学传媒作为专业媒体，其运行机制、编辑结构、传播路径都与一般的大众媒体有所区别。中国当代文学传媒作为文学体制的核心要素，深度介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如果把文学传媒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割裂开来，那注定只能是隔靴搔痒。一些研究文学接受史与文学传播学的论文，甚至表现出剪贴与拼凑相关学科知识的不良倾向。

其四，从文化产业角度研究文学尤其是文学传媒，是最近几年学术发展的新趋势。随着商业文化的影响力日渐强大，文学研究无法不受到时代思潮的干扰。但是，过分看重商业利益，必然会削弱文学的艺术含量，甚至将发行量、票房、点击率等商业化的量化指标标准作为衡量文学影响力的唯一标准。文学在文化出版、影视制作、网络游戏、动漫、广告等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张艺谋认为：“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 [8]盛大网络董事长兼总裁陈天桥认为：文学是一切娱乐的起点。”[9]跨媒介传播是目前文化产业的核心战略，“纸媒作品/网络作品——书籍/电子收费——影视剧本——漫画和动画——网络游戏”的机制正在逐步建立，经历完整产业链条的一部文学作品所涉及的资金流可高达10亿元人民币，而这个数字足以让一家公司包装上市。文学的繁荣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文学的产业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文学的艺术性为代价。一方面，文学必须保持自己的本体特性，另一方面，影视、游戏、动漫的突破也必须摆脱对文学的寄生性。文学只有避免成为文化产业的附庸，避免使文学创作沦为缺乏独立性的“脚本”，影视、游戏、动漫也只有避免生吞活剥文学资源，不以牺牲文学价值的代价来片面追求动态效果和商业效果，文化产业与文学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否则，就意味着两败倶伤。因此，文学与文化产业只有在相对独立而不是相互吞噬的前提下，才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

二

文学传媒研究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新兴领域，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体系，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基于此，对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探索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是推动文学传媒研究走向深入的基础工作。我个人认为，文学传媒研究的方法，应该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跨学科透视与互动认知方法扩展研究视野。文学传媒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学术领域，当然应该从新闻学、传播学的代表性著作和代表性学说中汲取营养，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也有助于认知的深化。就理论的亲缘性而言，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文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理论与观点，对研究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当然，如果仅仅是对外来理论生吞活剥的话，总是难有创见。以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多角度、多层面地考察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文学传媒研究的方法论支撑。亨利•雷马克指出： “我们必须进行综合，除非我们要让文学研究永远处于支离破碎和孤立隔绝的状态。”[10]跨学科研究应贯彻整体性原则，考察研究对象各个局部、不同层面的内在联系，在开阔的视野中挖掘其作为整体的内在规律，这种整体效应不是组成部分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累积。文学传媒研究应当重点关注文学与电影、电视剧、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在思想、情感、审美的表现上都有相通之处，文学作品还经常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绘本、歌剧、网络游戏等形式，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结合还会催生出杂交的艺术新品种。科学技术的变革同样会影响文学传媒的发展，最为典型的是传播技术的变革，印刷、摄影、电影、电视、电脑、网络技术的出现，推动了文学的传播路径与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在与其他新兴艺术门类的竞争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存在方式与艺术定位。跨学科研究要体现出视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是，不能模糊不同学科之间的基本差异，跨学科研究的泛化容易导致失焦现象，研究失去明确的目标，观点模糊不清，论述语焉不详。正如韦勒克所言：“我明白批评需要不断地从相邻学科中汲取营养，需要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和神学的洞察力。但是我也赞成那些反对无限度地扩张批评边界以致失去了中心任务——文学艺术的观点。”[11]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由德国的斯•罗•尧斯等人提出，尧斯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伊瑟尔的“暗隐的读者”、“召唤结构”和“游移视点”，瑙曼的“接受前提”等概念与阐释，在反思传统文学研究弊端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地呈现出文学研究的另一片天地。与接受理论相呼应，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崛起于欧美，吉布森的“冒牌读者”说、普兰斯的“叙述接受者”理论、里法泰尔的“超级读者”概念、斯夸尔和威尔逊的阅读反应实验研究、菲什的“感受文体学”理论、普莱的“内在感受”说、乔纳森•卡勒的“文学能力”说，从不同角度围绕着文本这一核心，分析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读者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大大提升了读者在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拓展了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研究视野。但是，迄今为止，较为完整的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接受史在西方学界同样罕见。将文学的传播史与接受史有机地进行整合，更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文学传播学与文学接受史都是正在生长的学科，还需要逐步完善，而文学的传播接受与公众信息的传播接受又有很大区别，因为文学的传播接受包含一个审美再创造的过程。

研究文学传媒，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从原始材料出发，考察文学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卢卡奇、戈德曼、齐美尔、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埃斯卡皮、鲍德里亚等人在文化社会学、文学社会学领域的观点，提示我们传媒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各种力量交汇、冲突的空间。正如陈平原所言：“布尔迪厄等人的论述，当然值得借鉴，只是不该满足于‘挪用’而全然放弃反省、批判、校正的权力。若辛辛苦苦收集大量资料，只是为了证明安德森所言不虚，报刊或小说确实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此类‘主题明确’的论述，很难有大的发展前景。”[12]必须注意的是，文化社会学或文学社会学大多关注文化、文学与外部力量的关系，忽略了文学的内部研究，缺少对文学内部规律和特殊性的探究。文学传媒研究不应“去文学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应当凸显文学性的层次感和立体效果，而不是消解文学性。“只有使文学性成为其探究的对象，文学科学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而且确实是作为一种统一的和系统的研究类型而存在”[13]。

国内的新闻事业史研究与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有交叉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像方汉奇、丁淦林及其后辈学者都有丰硕的成果，对其成果的借鉴，有益于深入分析文学传播的模式与特性，透视文学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的异同。文学传媒研究必须将媒体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进行立体考察，要重点关注文学元素与文学性的生成方式与内在构造。对各种相关理论的兼收并蓄，都必须以发掘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史料、掌握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与前沿成果作为基础，避免将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剪贴与拼凑，真正给当代文学研究引来源头活水，实实在在地将文学的创造过程与传播接受置于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多元的文化系统中，进行全景的、立体的研究。

第二，以史料发掘为起点，以传媒研究印证和补充文学史，以传媒研究拓展和深化文学史。文学传媒研究要重视研究对象作为媒介的特性，但同时也应注意，这些研究对象又是第一手的文学史料。因此，研究文学媒介不能无视其特殊性，将之混同于普通的大众媒介。研究者应当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对现有的史料进行整理，并对一些可疑史料进行甄别与证伪工作。从“十七年”到80年代，当代文学史上有大量内部资料（包括内部刊物和内部印刷品），“文革”期间流行的手抄本和各种小报，也是当时特有的现象。进入新时期以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诗歌民刊，也为当时的文学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要深入研究当代文学传媒，不能忽视这些材料，因为它们记录了当代文学的另一副面貌，呈现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譬如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出版的十三期《文艺报》试刊，尽管有不少学者在著述中提及这份材料，但是很多细节都是错误的。根据第一次文代会的档案材料，《文艺报》编委会由茅盾、胡风、厂民（严辰）三人组成，干事为董均伦、杨黎、侯民泽、钱小晦[14]。在多位学者的文字中或者认为茅盾是主编，或者认为胡风、厂民是副主编。事实上，胡风因为其个人原因，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15]。关于当代文学，有不少史料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牵涉到文坛恩怨的相关资料，常常是站在不同立场的当事人各执一词，这从楼适夷与夏衍围绕着冯雪峰的历史问题展开的争论可见一斑。自从《新文学史料》创刊以后，这种恩怨争讼并不鲜见。因此，围绕这些问题，文学史家应该对一些可疑史料进行甄别与证伪工作，在引用史料时也应该做到“互证”不能放纵个人好恶，片面地引述单方的自述。“客观性是通过逐步接近而困难地达到的”[16]。毕竟，在当事人在场时，有一些争讼还有澄清的可能，至少也能留下双方当事人和相关的知情人的不同意见。在这方面，李辉、丁东、陈徒手、徐庆全、谢泳、陈为人等人的辛勤劳动是值得肯定的，他们通过走访当事人与知情人，深入了解内情，同时发掘了不少档案、手稿、内部材料，丰富了文学史的细节，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历史描述和文化诠释。笔者搜集的没有收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的第三次文代会的发言稿和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会议简报，就为笔者撰写关于第三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的论文时，提供了鲜活的细节和丰富的材料。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笔者也在无意中搜集到韦君宜在“文革”后期组织编辑座谈会时的几份会议记录，这和研究者从公开材料中得到的认识，往往有微妙的差别。

对文学传媒的原始材料的深入分析，能够揭示一些通行的文学史观点的片面乃至谬误。在此仅举一例说明，譬如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及其续篇《乔厂长上任记》，多数文学史著作分别将其归入“文革文学”和“改革文学”进行独立考察，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我不认同大部分批评家和当代文学史教材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描述成循序渐进的、界限清晰的线性进程。阎纲就说：‘伤痕文学’一个阶段，‘反思’文学一个阶段，再下来就是‘改革文学’，这个脉络看得非常清楚。”[17]其实，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在时间和主题上都有相互交错之处。虽然《乔厂长上任记》被定位为改革文学的启明星，但是不少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实际论述中，多把反思文学退潮之后（即《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发表前后）作为改革文学的核心时段。文学研究不应当为了逻辑的清晰而掩饰历史发展进程的盘根错节与相互缠绕的复杂性。

第三，文学传媒研究应该从个案入手，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没有扎实的个案研究，容易流于空泛；没有全局观念和历史意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把个别性视为普遍性，做出误判，产生误导作用。近年来，随着文化批评的流行，学术界对文学传媒的研究也多有大而无当之处，不少学者习惯采用聪明的“抽样分析”借助几本图书杂志、几部影像作品，就可以纵横驰骋地大谈文学传媒的历史源流与当代走向，进行流于空泛的现象描述与草率的价值评判。文本细读不仅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脱离了具体的文本，不仅无法研究文学的形式特点和审美品格，也无法研究外部力量对于文学的影响与渗透。现在流行的文化批评，往往把文学作品的精神表达作为社会政治分析的文化依据。须知，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政治学分析必须通过解剖真实的案例来进行分析与归纳，根据感性的、虚构的文学经验来介入社会现实，这固然使话语表达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但是，其主观性、臆测性显然会产生误导作用。

从个案研究入手，考察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文学出版、影视改编、网络传播在当代文学传播接受中的功能与模式，既研究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总体特性，又对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在不同时空、不同语境和不同读者群中的传播接受进行具体分析，这是文学传媒研究的基本路径。在文学期刊研究方面，常见的研究思路为：以代表性个案作为重点分析对象，进而剖析同类型期刊的普遍特性；从最主要的期刊的导向性方略，审视期刊格局与文学思潮的深层关联；以代表性期刊的文体趣味为对象，探讨编辑方针对于文体兴衰的制约；从个别到现象，考察当代文学期刊的生存环境与文化逻辑的体制性转型。在文学出版研究领域，应当高度重视重要出版机构的出版实践和代表性作品的出版流程。版本研究是国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常常被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极为复杂，也有特殊意义，我们可以透过文学的版本变迁，考察出版环境以及不同时期阅读趣味的变化。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当代文学出版在功能定位与编辑策略方面的调整，既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也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阅读都产生了连锁影响。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处境，那是当代文学出版体制转轨与几代出版家命运变迁的文化缩影；中国青年出版社打造“三红一创”的出版实践，是研究“十七年”出版体制的最佳突破口；“文学新星丛书”的出版理念，推动了文学新人的成长与文学格局的转换；“布老虎”以其先声夺人的文学畅销书路线，加速了当代文学的消费化进程。在文学副刊方面，《人民日报》的“大地”、《光明日报》的“文荟”（原“东风”副刊）、《文汇报》的“笔会”、《解放日报》的“朝花”、《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羊城晚报》的“花地”、《今晚报》的“今晚副刊”都有悠久历史，而且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色，对这些个案的深入考察，是描述和把握当代文学副刊整体走向的基础。关于影视与文学的关系，应当重点考察代表性作品影视改编的艺术得失，反思影像艺术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模式；乍家对影视艺术的成功借鉴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但剧本化写作的流行也会侵蚀文学的想象空间。在网络传播方面，网络写作的口语化、即兴化与交互性，给文学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网络交流的匿名状态与网络写作的随意性，使类型化、拼贴式、垃圾式的写作日渐盛行，为新世纪文学带来了潜在的危机。网络文学要摆脱浅阅读与浅写作的陷阱，就应当避免过度娱乐化倾向，逐步建构具有网络特色的深度模式。

第四，以内外结合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也就是文学生态。文学作品走向受众和社会，其常规渠道是文学传媒。文学传媒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作用于文学的中介，面对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渗透，文学也迅速地通过文学传媒，传达其回应与改变的信息。文学传媒是沟通作者、受众、编者的桥梁，文学传媒是文学环境的晴雨表。研究文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文学传媒研究是必经之途。另一方面，研究文学传媒，应当重视媒介发展与文学思潮、文体变迁、文学生态之间的互动模式，即传媒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文学的格局。确实，新媒体如影视、网络的勃兴，对文学的生产、消费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但是，文学在传媒的操控之下并非完全被动，它一方面可以在媒介形式限制的空间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催生新的文体，另一方面又以自身的文化能量与审美力量改塑媒体，寻找适合文学信息的载体形式，推动有别于其他大众传媒的文学传媒的发展。

说到文学生态，就不能不提到生态学的理论。唐纳德•沃思特在阅读了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之后，意识到了“人类要控制和管理自然的毁灭性的倾向”而且“知道了生态学这门新的学科，它揭示了植物与动物之间相互关联以及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各种复杂方式”[18]。在生态学的视野当中，文学固有的等级关系应该被深刻质疑，我们不能用单一标准来判断复杂而多样的文学的价值，我们必须把共同历史时空中的所有文学存在当成有机的生命系统，平等地看待它们的存在价值，而不是唯我独尊地以一种价值形态排斥其他的价值形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每一种文学形态在功能系统中的独特位置，才能维持文学的总量与结构平衡。就自然生态而言，生物的多样性增强了环境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环境恶化的重要表征，“在退化的情况下，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转变成单调的生态系统时，伴随出现的将是由稳定变成不稳定”[19]。与此相应，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某种性质、功能单一的文学形态一元独大时，文学的环境也呈现出恶化的趋向，比较典型的如“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文学的政治功能极度膨胀，严重破坏了文学的结构平衡。到了 90年代，文学的商业与娱乐功能被激活，但又呈现出失控的媚俗倾向。媒体在摆脱了过分严厉的政治控制的同时，又屈服于商业意志，商业趣味抑制了审美趣味的自由生长，审美的多样性让位于消费美学的单一性。因此，媒体“制造”文学的冲动过于强烈，显然会窒息文学多种可能性的自然生长。而且，文学发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震荡，无法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文学在连续性的、自由竞争的、多元共存的环境中走向繁荣。在文学的精神生态中，各种力量必须在相互制约中相互依存，如果某种力量成为绝对强势的权力，不管这种力量是政治、商业还是传媒，权力意志都必然使文学自身的规律遭到破坏，文学的独立性遭到摧毁性的打击，文学的形态将变得单一、僵化，被纳入森严的等级体系，而依附性的、寄生性的工具化写作也必然带来文化的污染。

从文学生态的视角来看，文学的传播接受既和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特性密切相关，又受制于政治、社会、经济、习俗、文化的合力，这就使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现实功能既相互和谐又相互冲突。为了准确地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的历史轨迹，既要考察审美价值较高的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又要考察艺术较为粗糙而社会影响较大的文学作品的文化功能，比如迎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文学和追逐时尚趣味的文学。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批评家、编辑的生存状况、社会角色、精神结构、命运变迁，及其与文学的传播接受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中常常被忽略。在文学生态的视野中，深入考察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体在文学传播接受中的位置与作用，有利于推动研究范式的突破与学术水平的提升。文学的传播接受史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史有着重要关系，但文学的传播接受史并非文学报刊与文学出版的事业史，媒介对传播接受的主体和客体所产生的双重作用，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应当充分注意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多元而辩证的视野，既关注传播模式、接受趣味、文学功能的历时发展，又对中国当代文学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的传播接受进行共时性考察；既分析当代文学在汉语文化圈的传播接受状况，又探索它在翻译过程中的二次创造与文化误读现象；既注重文学作品在传播接受过程中产生的读者反应与社会效果，又考察读者反应与社会效果对文学发展的反向推动；既对专业读者群——批评家与文学史家的读者反应进行系统研究，对文学编辑、记者、翻译家等特殊读者群的阅读反应进行搜集整理，又对一般读者的阅读反应进行抽样分析，尤其关注那些被公开发表并产生社会反响的读者来信、读者调查。

第五，以定性研究为主导，以定量方法为辅助。 在中国文学的研究历史中，定性研究长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较少有研究成果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种流行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文学评价的主观性与差异性。在已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和学术专著中，对不少作家和作品的评价都有较大的争议与分歧。在文学传媒研究中，通过对文学期刊、文学副刊、文学出版、文学网站等文学传媒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及对文学的改编机制（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等的改编）的量化考察，在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定量分析方法的引入能够有效增强文学评价和文学史判断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不同形式的文学传媒是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原始材料，对这些材料的基本数据的采集与分析，也将为其他学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

在信息来源上，首先是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国出版年鉴》等工具书、中国知网（CNKI）和读秀学术搜索等大型数据库、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历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艾瑞咨询的互联网数据等材料。其次是自行组织具有针对性的、较为广泛的问卷调查，搜集相关数据。在信息采集方式上，应该重点关注重要文学传媒机构的载文量、载文的文体形式和主题类型、作者和读者构成（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域分布等）、社会关注度（包括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票房、码洋、广告经营 额等）等数据；对于重要作家，可以对其发文量、时段分布、媒体偏好、作品的社会关注度和读者反馈情况进行量化考察；对于代表性作品，可以对其不同版本形式（副刊或期刊版、单行本的历次版本、网络文本、影视改编本等）、不同时期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对稿费、版权制度等相关数据的历史变迁的统计分析，对报纸副刊、期刊、出版、影视、网络等不同媒介机构支付作者报酬的形式、额度及其差异性的考察，能够揭示版权经济对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调节方式，有利于改变传统文学研究长期忽略经济因素的学术取向。

当然，量化分析方法的作用不宜被夸大，文学创造的价值不能以数量的多寡作为核心标准，更不应该作为唯一标准。事实上，在商业力量日益强大的传媒时代，密集信息的地毯式轰炸成为常规的传播手段，文学生产也被纳入到规模化、系列化、泡沬化的轨道中，长篇小说泛滥成灾，而且越写越长。在文学作品的数量急剧膨胀的同时，其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必然导致质量的普遍下滑。量化手段在分析传媒机构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偏好时，效果较为突出。但是，过度依赖量化手段，就难免把作品数量、点击率、收视率、票房、码洋等作为评判作家好坏的标准，很容易忽略那些坚持“一本书主义”的作家，也忽略那些在审美上自成一格却曲高和寡的优秀作品。就笔者的视野所及，一些新闻传播学学者研究文学传媒的成果，就往往陷入了以数字决定成败的误区。这种研究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媚俗之风。

 

注释

[1]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页。

[2] 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1页。

[3] 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中，收入了大量文学机构、文学会议、当代文艺政策的主要文件、文学报刊方面的词条，附录中还有“1978—1991全国文学奖一览”和“文学刊物刊名变更情况一览”等内容。这本来是他主持编写当代文学史的资料准备工作，遗憾的是，他构想了很长时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4]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

[5]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 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蒋述卓、李凤亮主编：《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定家：《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7] 陈改玲:《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姚丹：《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钱振文：《<红岩> 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李尔葳：《张艺谋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9] 吉颖新：《盛大文学：文的国还是商的国？》，《中国企业家》2009 年第16期。

[10]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译，载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11]R. Wellek, ConeepLs of Critici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 p. 343.

[12]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第287页。

[13]安•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包华富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14]《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565页。

[15]黄发有：《<文艺报> 试刊与第一次文代会》，《文学评论》2014年 第1期。

[16]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2页。

[17]阎纲等：《新时期小说论——评论家十日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18]唐纳德•沃思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页。

[19]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李耶波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