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而复杂，它需要在文学那里找到相应呈现，文学的现实感不是来自惯性表达，而是出于精准叙事

作为文学期刊一线编辑，我每天面对大量自称“现实主义”的小说来稿，但作品带来的现实感并不让人满足。有时候翻开一部农村现实题材新作，仿佛读过上百遍一样的熟悉气息扑面而来，索然乏味。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现实感缺失，究其原因，在于现实主义本应是一种有效的观察方式和书写方式，但在某些写作者那里却陷入惯性泥淖，致使其观察和书写运转失灵。

现实主义的惯性书写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仿写经典，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典范，于是今天衍生出不少关于苦难、奋斗、人道主义的仿作，而不去思考今天的乡村相对于高加林、孙少平的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一种惯性书写是对现实的照搬照抄，新闻事件被这类写作者飞速、简单地嫁接进小说叙事，现实题材作品变成媒体故事和网络段子串烧——不分青红皂白把热点事件塞进小说，罗列事实替代深入思考，人物缺乏情感动机和内心变化，使小说变得艳俗又吵闹，注定无法引起读者共鸣。

这当然不是我们需要的“现实主义”。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而复杂，它需要在文学那里找到相应呈现，而不是惯性的旧表达。现实主义的现实感不来自惯性书写，恰恰相反，它来自精准叙事。

现实题材文学的生命力往往就在于对新人新事物新现象迅速且精准的回应。有人提出，安娜·卡列尼娜自杀为什么要跳火车而不是投河跳井？因为火车在19世纪的意义不亚于今天的网络，那个时代最敏锐的心智都在讨论它，这是一次文明意义上的改变，是19世纪人类精神和新兴工业文明的一次交织，它意味着全新的时空观念和伦理价值观的出现。托尔斯泰选择火车作为叙事背景，暗含小说现实主义方法的一条衡量原则：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这样的时代。现实感就来自这样的精准。再如，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小说重要收获的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有相似的人生轨迹，但是作家将陈金芳这一形象深嵌于30多年来城乡流动加快的当代中国，她的故事完全不同于路遥描写的高加林们，因为写出新境遇下的新人物，所以让人信服，让人感同身受。

精准书写、深入开掘，这样的现实主义才是丰富而有活力的现实主义。它可以是情感的现实主义，因为情感变化是人物行动和大历史的前兆，张悦然《茧》正是向人物内心寻找历史动机的这类探索；它可以是地域的、差异的现实主义，城乡不同的社会现实和人际关系带来不同的情感结构和伦理道德，必然不能沿用相同的叙事模式，《繁花》《南方的秘密》这类作品就提供了地域文化的视角；它还可以写出现实中的变化，这也是摆脱惯性认知的有效方式，现实永远在自我革新，只要写出新的变化，你的小说就是新的，这正是“现实”的魅力。对于一些新现实，不妨借鉴非虚构写作的“接地气”方式，深入体验，生动记录，新题材新表现新生气。比如，年轻一代“数码原住民”究竟如何在虚拟现实中交往互动、如何操练网络语言、如何在网络世界投射现实世界的情感，这些都呼唤着更有针对性的文学再现。

现实主义写作还应有超越文学之上的文化抱负。五四新文学诞生之时，新小说对个人、家庭、情感方式的重新定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紧密相连。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背后，同样也有鲜明的文化诉求。今天现实题材创作的目的，不仅是事实再现意义上的满足，还必须匹配文化、影响文化，发挥价值观引导和精神文化建设作用。“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这三个问题中，“为什么写”在今天变得更重要。罗兰·巴特谈论新小说时说，“写作是提问的艺术”，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提供对现实对未来的洞察，并通过这种洞察来介入现实。这样的文学一旦与文化诉求相联系，其想象力和能量将永不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