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实现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这一前提是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面准确的认知。同时，必须在此基础上探索寻找那些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内涵，并使之得到转化。尽管目前的现实还有很多需要变革的方面，但同样存在更多的能够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变、发展的努力、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对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全面准确的认识与把握。只有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把握其基本价值体系与方法论，才能从中发现具有现实意义的内涵，并使之转化为解决当今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价值引领与审美范式，推进中华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构建适应现代要求的审美方式，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价值体系与方法论

具有五千余年漫长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发展历史中极具特色的文明形态，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这一文明形态，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发展具有本源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奋斗的历程中，构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价值体系。包括其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审美意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如认为人是宇宙自然的组成部分，是与“天”同体运行的自然存在。这种认知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承认由于地域、文化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性，但同时也认为这种差异不是固定不变的，是能够转变同化的。它更强调的是不同之间的和合与同一。“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同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共有的“天下”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绝对的有我无你的地域之内。所谓“华夏则华夏之，戎狄则戎狄之”，就是说，只要你接受了“华夏”的文化，“戎狄”也可以成为“华夏”。如果你曾经是“华夏”，但由于接受了“戎狄”的文化，也就成为了“戎狄”。在这里，华夏与戎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关键是对相应文化形态的接纳与认同。

在漫长的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许多与世界其他民族共有的价值观。诸如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信奉等。尽管对这些观念的解读还存在差异，但其基本价值是一致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行为准则，鲜明地体现了民族自身的特色。如在人格修养，也就是人与自身关系层面的“仁”“孝”“礼”“信”“义”“圣”“贤”等；在社会生活，也就是人与他人关系层面的“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以民为本”“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奋斗精神”等；在自然领域，也就是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的“天人合一”“敬顺昊天”“王历法天”“则天立法”“天地生人”等。总的来看，中华文化基本呈现出一种由具体的个人进而扩展到家庭，至社会，至于天人一体的宇宙存在，形成了天——大自然与人——社会同一的整体认识观。而决定这种整体运行规律的就是“道”。这其中虽然存在不同层级之间的差异，但是不论哪一层级，其差异有多么明显，都在“道”这一最根本的规律作用下运行。如“仁”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规定。尽管人与人的关系可能会出现千差万别的可能性，却最终要体现“天”即大自然的要求。人，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存在，亦或是群体类别的存在，有自身的独立性。但是，人的存在最终不能脱离自然，所以是“天地生人”，是大自然养育了人，人本身也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也正因此，人道必须遵循天道，必须符合天意。或者说，人的行为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对立、分离的，而是一体的，是共存并行的。所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

在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认知把握中，必须充分了解中华文化观照世界、认识事物、处理问题的方法论。要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看世界的，是怎样对待自己与他人的。这种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并不是先验地规定的，而是在一代一代的劳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中如分析问题的整体观与辩证法，就是最具民族特性的方法论。它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从事物的表象来发现问题的本质；不是从局部来得出结论，而是从相互联系的整体存在来找到整体特性；也不是静止、凝固地看待事物，而是从事物的运动变化中来分析其发展的可能性。《易经》讨论的就是事物的“易”与“不易”。一方面，事物有其相应的规定性，这就是“不易”。另一方面，事物又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是一直存在的。这就是“易”。 看到事物变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相互影响，就是辩证法的体现。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论中，中华文化强调“中庸之道”。所谓“中”，并不是度量衡的中点，而是“合适”，是能够照顾到各种利益诉求、不同条件制约的“适宜度”，或者说最大公约数。如果能够找到这种适宜度，问题就会很好地得到解决，不会形成非此即彼的对立、对抗。

由这样的价值体系与方法论决定，中华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审美范式。在中国传统审美当中，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尽管在很多时候，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矛盾、对抗，但最终会取得统一。如远古神话当中，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的严酷形成了对立。但是，人由于能够寻找到顺应自然规律的方法，终使二者统一起来。如大禹治水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在《天问》这样的诗篇中，似乎是“人”在追问“天”，表现出“对立”的一面。但正是这一追问体现了人与天之间的关系——一种期待相互了解沟通的关系。在很多作品当中，“天”——大自然往往是人情感的寄托、心性的表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通过极度的主观夸张，将人的内心世界与自然存在统一起来。中国传统审美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其整体性而非分科性。它强调的是“文史哲”的同一。既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更主要的是哲学的。我们很难说哪些作品就是纯粹诸如西方学术范畴中的文学、史学或者是哲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远古诗歌，但也是以中原为代表的农耕地区最初形成的人类文明生存形态，是那一时期历史的记录。而这种生存形态恰恰又超越了具体的时空，直至今天仍然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样式，因而又具备了哲学意味。至于《论语》《国语》《左传》《史记》这样的作品，就更为典型。其他诸如注重意象、简约为美、内心抒发、情志合一等都是非常鲜明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体系、方法论，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审美范式既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人类宝贵财富，更是对今天的发展进步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精神资源。即使是在文学与艺术领域，仍然有着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意义。讲述中国的故事，表现中国的现实，应当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作品的审美意蕴中展现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与魅力。

文化品格与生命力

中华文明从其形成以来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却一直表现出生命的坚韧顽强。不论遭遇怎样的挫折，总是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延绵发展。因而，我们要了解中华文化，也必须了解其基本的文化品格。这种品格，首先表现在其原生性。大量的考古学实证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华夏”地域中孳生、形成、发展的文明。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些文化现象所具有的文化的延续性，历经五千余年而不衰。但是，我们强调其文化品格的原生性，并不是说中华文明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恰恰相反，它是在开放包容的状态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中于我有益的元素，并转化为与原有文化同体相融的生命状态。这一文化品格保证了中华文明能够不断吸收、接纳新的文化成分，保持旺盛的活力，历尽劫难而不衰，创新转化而新生。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在其形成之初即已表现出来。华夏文明本身即是汲取不同地区文化元素形成的。考古学成果认为，在大约距今五六千年的时候，诸如现今东北部的红山文化、东南部的良渚文化等已经具备了文明形态。而在大约距今五千年的时候，这些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向今山西南部转移，并在陶寺一带汇聚。这些文化元素与陶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的文化融合，形成了华夏文明，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中华文明。这种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并使之转化融合的品格成为中华文明最突出的文化品格。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地保持活力，不断地吸纳新的文化成分，并使之转化为自身文化的重要构成。

在审美领域，这种开放包容的品格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良渚文化中的玉器，虽然在那一历史时期并不是作为艺术品而主要是作为礼器来制作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玉器具备了艺术的特征，并向各地传播。陶寺文化中的玉器明显是吸纳了良渚玉器的制作理念、工艺，以及文化寓意的。在南北朝时期，西域一带的绘画技法以晕染为主的凹凸法传入内地，使内地绘画的立体感、现场感得到强化。这一技法也成为中国传统绘画在唐时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实际上，中国传统艺术受益于外来艺术的影响很多。如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等。佛教讲经变文对话本小说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宋时期诗歌意境的扩展丰富贡献颇大。即使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它对丰富汉语词汇，拓展文学语汇的表现力功不可没。除艺术创作本体之外，外来文化工具如绘画使用的颜料、演奏使用的乐器、建筑使用的材料、技术等也逐渐转化为中国艺术家能够自如使用的工具。上世纪初，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进来。西方的油画、话剧、电影等艺术形式开始在国内出现。这些本土没有而源自国外的艺术，包括创作思潮对中国新文化的兴起、建设产生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经过中国作家、艺术家的努力，他们逐渐转化成为中国的作家艺术家自如掌握的艺术形式，实现了中国化。

在吸纳外来文化元素的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也对其他地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莱布尼茨就认为，欧洲不应该只跟中国进行商品交换，还应该得到他们的知识。如果能够得到中国文化知识的话，欧洲人会进步得更快。事实正是如此。正是由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传入欧洲，才引发了欧洲伟大的变革。而中国传统审美在积极接受外来影响，使自己不断丰富生动起来的同时，对国外的审美也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丝绸虽然是一种生活用品，但是其构图、花纹等显然具有艺术性。欧洲人士对丝绸的喜爱，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理解。但是其对欧洲的影响极为深刻。欧洲对中国的向往虽然是从生活日用品开始的，但很快就进入到艺术审美的领域。在日用品的装饰图案、设计样式，特别是园林与建筑艺术方面逐渐形成了充满东方情调的审美风格——洛可可风格。在18世纪前后欧洲的中国热中，关于中国的戏剧纷纷在各国大剧院上演。上世纪初，在欧美兴起并风行的现代艺术思潮，很多都受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启示。一些人甚至明确以中国传统艺术表现方法作为自己创作的手法。如首先在英国出现，之后影响至美国、苏联的意象派诗歌就毫不讳言对中国诗歌意象的遵从。其代表人物庞德就从汉字文学的某些特征看到了语言与意象的魔力，从而产生了对中国诗歌及其文字的“魔力崇拜”，提出英文诗歌创作也应该力图将全诗浸润在意象之中。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极为重视汉字对人的潜意识的揭示。而另一位产生广泛影响的精神分析大师荣格则直接从中国道教的典籍《太乙金华宗旨》中找到了能够证明自己理论的实例，认为这部著作“帮我第一次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因为在中古时代的炼丹术中，我们终于找到了灵知（Gnosis）与当代人集体无意识过程之间的联系”。为此，他撰写了影响广泛的《金花的秘密》一书。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在积极地接纳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对其他地区、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是在审美领域也同样如此。

由于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决定，一方面中华文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中华文明能够自觉地吸收、接纳、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并使之转化为新的文化活力，打破了文化自足状态的停滞、僵化，并在经受严重冲击的时刻，仍然保持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创新转化与现实性

全面正确认识与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继承与弘扬其思想文化精髓。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继承与弘扬并不能简单化、机械化、形式化，而是要在确立中华文化立场的同时，面对现实，解决当下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形成了各异的文明。这种源于文化的差异性事实上也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个性。民族的消亡并非仅仅是指其种族的消亡，更多的情况下是其文化的消亡。没有文化的内在价值，就没有民族的灵魂存在。因此，一个民族的兴亡与其文化的发展关系极大，在很多时候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要坚守民族立场、壮大民族文化。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差异化使文化在相互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新的活力。而文化的同质化将造成文化的僵化。僵化的结果必然是消亡。实现现代化，虽然对人类文化的全球化交流融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并不能因此消解不同民族的历史差异与文化差异。保持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保证文化能够不断发展兴盛的基础。

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特别是通讯技术、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信息化，人类的时空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便捷快速。相互联系紧密程度的加深要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更为便捷。这当然会出现文化的趋同性，并使这种趋同性不断强化。实际上，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同质化的过程。这恰恰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各民族在表面上为免于自身文化消亡的同时，实质上也在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其中，那些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对人类进步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化形态自然担负着更为突出的责任。他们在解决自身面临问题的同时，也必须对自己既有文化进行调整、变革，以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并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提供思想资源与价值引领、审美范式。

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对其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与现实意义的内涵进行现代性辨析。一些文化观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与这一历史要求相适应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这些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却不可简单照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观念是极为重要的。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华文化数千年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奉行了“孝”的哲学。毫无疑问，“孝”在今天不论对家庭或是社会而言，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社会伦理的重要价值基础。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二十四孝”中的诸如“郭巨埋儿”“王祥卧冰”等内容继承下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义”精神是极为突出的。但这种基于家族亲缘关系与封建社会伦理的“信义”与今天的现实仍然存在很大不同。现代社会的“信义”精神应该更突出地体现在道德、法律与社会公义之上。我们的文艺作品，在表现这些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的价值选择时，应该非常清醒地认识时代变革对传统文化新变的历史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适应，才能使传统文化实现创新性转化。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使命是，能够为现代化进程提供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现代化已然成为人类至为迫切的社会理想。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一些问题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十分关键，至为重要，甚至对人类能不能走向未来将产生决定性影响。解决这些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传统文化也能够提供相应的方法与智慧。比如，面对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给现代人以启迪。面对法的泛化、滥用，中国“礼”的精神及其“修身正心”的思想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补救。面对国际事务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主义造成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合共赢”观念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论思想，等等。实际上，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现代性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在历史上对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样对人类解决现实问题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从中看到了人类能够走向未来的希望，并把人类的未来寄托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生之中。

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实现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这一前提是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面准确的认知。同时，必须在此基础上探索寻找那些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内涵，并使之得到转化。尽管目前的现实还有很多需要变革的方面，但同样存在更多的能够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变、发展的努力、成果。对于文艺创作而言，肩负着更为突出的使命。一方面，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发现并表现这种生动变革，应该通过塑造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来表现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与创造活力。另一方面，要实现文艺创作自身的现代化转化，在表现手法、形式结构、艺术类型、传播渠道等诸多方面呈现出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追求，构建基于民族审美之上的现代审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