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城市和乡村建设之中，也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之中。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是这种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40年的描绘，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三个阶段各有其特点，实现了三次转向。

新时期：思想解放、形象思维讨论和文艺向内转的倾向

“新时期”有其狭义和广义的理解。有很多人将“新时期”理解为“文革”以后的时期的统称，对于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新时期”有着其特定的内涵。它主要是指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但是，文艺总是一个时代的报春花。文艺界常常更敏感，更早发出改革的信息。1977年11月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了小说《班主任》，引发了以“伤痕文学”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1978年第1期的《诗刊》上，刊登了毛主席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重启了“形象思维”讨论。这一讨论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开端。由此开始，引发了“美学热”。在美学的热潮里，学术界讨论了“美的本质”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美的规律”“异化”“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在文学上，开始了对“新方法论”的讨论，对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方法的介绍。这种研究，逐渐促成了“向内转”的倾向，重视文学文本的细读。这给文学理论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新时期”的一些文论的讨论，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引进，翻译大潮的兴起，从整体上讲，应该说，影响是正面的。这些讨论和引进，活跃了研究的思想，实现了文艺上的思想解放。然而，这一时代研究中的弊端也显示了出来。中国学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学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仿佛要将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年的文学理论和方法，在几年之中在中国重演一遍。于是，当时有人讽刺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不断有人宣布出现了新的时尚理论，又不断有人宣称某种理论过时。学风浮躁，研究者不断制造新话题，却不去做扎实的研究，跟风现象严重。

新世纪：文学理论领域的学科建设，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跨界、扩容现象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文论界的学术风气，以及所聚焦的话题，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前一时期那种不断引入新话题，却不进行认真深入研究的做法，也有了改变。中国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是由两种不同的职业群体组成的。文学创作者从事着各种行业的工作，有作协的专业作家，也有从事着杂志编辑和其他各种行业的半专业或业余的作者。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却以在大学和研究院工作的学院式专业研究人员为主。

对于这些文论的专业研究人员来说，在这一时期，发展学科建设，总结前一段的研究成果，克服学术浮躁的风气，编写新的文论教材，形成文论学术的边界，形成文论的学术评价标准，成为重要的任务。

在前一阶段，文学理论研究界和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到了90年代以后，却逐渐疏远了。文论研究者与作家批评家开始做着完全不同的事。

对于文论研究者来说，这段时间的学术受着一个重要潮流的影响，这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世纪之交的学术主流，各行各业都在研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了一套七本全球化丛书，研究文学和艺术中的全球化的影响。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出现。

当时有一个口号：与世界接轨。美学和文论翻译就呈现出一种接轨现象。中国美学和翻译者，在1949年以后，呈现出三代人，各自的选题都不相同。朱光潜和宗白华那一代人，翻译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的李泽厚等人所组织的译丛，以翻译西方20世纪前期至中期的著作为主。到了世纪之交，新一代的翻译者则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翻译同代人的作品。

这种翻译的代际变化，有积极的一面，翻译者有着更加积极的意愿，要与西方同行平等对话。同时，受西方当代文论影响，在中国文论界也出现了跨界和扩容的声音。从而出现了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一派，在新世纪之初，文化研究的声势甚大，形成了一个群体，出版了一些刊物和著作。做文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青年亚文化、吸毒群体和同性恋问题等社会问题，丰富了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内容，也带来了新的争论。

在这一时期，文论研究者还出现了另一种争论。一些研究者面对西方文论大量涌入，认为这造成了中国文论的“失语”，另一些研究者提出在全球化时代要跟上世界发展的大潮，学语没有造成失语，如果说有失语的话，也只有通过进一步学语才能克服失语。

新时代：建设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既有理论品格又联系实际的文论

“新时代”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当然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论的发展，克服了单一而僵化的文论体系，迎来文论界的丰富多彩、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新媒体与市场的双重力量，也使文学艺术处在一个新的生存环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文论应该向何处去？当下的文论建设做了什么，并且正在做什么？

首先是建立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论。过去那种认为中国的就是古代的，西方的就是当代的观点，有其历史上西学东渐的背景，但到今天，这种观点就过时了。中国要建设一种具有当代性的中国文论，或者说具有中国性的当代文论。这种文论要从古代文论，从国外的文论吸收资源，也要继承20世纪中国文论已经形成的传统，在此基础上，立足当代实践，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对此，我认为还是要坚持这样的做法，从“拿来主义”到“实践检验”，再到“自主创新”。从古代和外国拿来，接受当下文学和文化实践的检验，再进行理论的创造。

其次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由于前一阶段的理论研究者与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人相互隔绝，形成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本身的脱离。同时，也由于一些国外理论的影响，形成理论研究者自说自话，对正在发生发展着的文学现象漠不关心，甚至提出要建立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否定理论，在“接地气”的口号下，否定理论应该具有的理论品格，甚至否定理论本身，一些学者以夸耀的语气和姿态自称“不懂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推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结合就成为必然。

新时代的文论建设，要吸取多方面的资源。前一阶段所具有的跨界和扩容的观点，实际上还是缺乏进一步的辨析。对于文学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涉及人类社会、历史、心理、语言的诸多方面，需要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多重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但是，这不等于说要走出文学，跨越到这些学科中去。如果文论的研究者个人有兴趣改行去研究这些学科，那当然很好，但这只是个人的选择。文学作为文学研究者共同的研究对象，却不能被放弃。

在新时代，我们要更加进一步发展文论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提高理论素养，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