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简介：蒋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四川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成都文学院终身特约作家。已出版《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豹典》《踪迹史》等多部文学、文化专著。多本著作入选年度中国好书榜。曾任《青年作家》月刊主笔、主编，现供职于媒体。

问君谁是捉刀人

仲春四月，入住位于花山山踝的“花山隐居”别院。清晨5点多就被鸟鸣惊醒了，仔细辨认，像是杜鹃鸟。叫声并不激烈，清丽而悠长，就像从花山鸟道上逶迤而来的一道道沾满露水与禅意的亮音。清代才子归庄写道：“华山固吴中第一名山，盖地僻于虎丘，石奇于天平，登高远眺，不减邓尉诸山。”我见时间还早，就开始阅读床头的《天池花山诗文选粹》，风景、题跋、名人、隐者、修道、寻花、古月、帝王、恭和御制……遍布了天头地脚。书里收录了清代华山寺住持释晓青数十首佳作，让我欲罢不能。

释晓青( 1629-1690），俗姓朱，字僧鉴，苏州吴江人。父天相，有孝行。晓青自幼出家，颖悟警绝，其师授以经偈，可以过目不忘。诗心逶迤往复，淡荡清和。吴中缙绅王时敏、徐元文等与之往来，交相誉之。晓青初受经于中峰，继学道于灵岩，后工诗于花山。康熙己巳岁( 1689），圣祖南巡驻苏，闻晓青名，召见行在，命赋即事诗一章，大加奖宠。其事具载志录。翌年七月，晓青卒于花山，时年六十有二。其《山居诗和楕堂禅师原韵》40首从一派吴侬软语中峭拔而起，硬语盘空，第三首凸显其指心见性的妙语：

全经剖出自微尘，不属生因属了因。

顾我原非求剑客，问君谁是捉刀人。

一钩如许光仍旧，三点成伊象转新。

狼藉家私收未得，碧天明月照无垠。

就这样，我一边沉浸在“炉香深拨求余火，未肯甘心陷死灰”的历史语境里，一边沿石径步入花山山林。

据清代刊印的《华山书》记载，吴中华山自东晋僧人支遁开辟道场，两千多年间，名刹古寺香火不绝，一路上勒石、摩崖题款有上百处之多，“出尘”“隔凡”“龙颔”“吞石”“邀月”“且坐”……白居易、范成大、黄公望、文征明、王世贞、钱谦益、沈德潜、毕沅等诸多文坛巨匠都慕名而来，留下了众多名篇佳构。这种“一路奇石皆镌大字而朱涂之”的文化招贴，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才子归庄就不以为然，认为大煞风景：“盖山川洞壑之奇，譬见西施，不必识姓名然后知其美。今取天成奇石而加之镌刻，施以丹雘，是黥鼻西子也，岂非洞壑之不幸乎？” 在我看来，“黥鼻西子”固是事实，而渴望与“日月同辉”才应该是更深层次的动机吧。不过，看见那么多游客纷纷靠上去扑下身子与历史遗迹合影，就说明他们深爱历史与祖国。

可是，文人墨客忘情山川，寄啸风月，个个把酒（或把腰）临风，谁还记得那个叫专诸的勇士呢？谁还记得那个如湖上大风一般的吴国公子庆忌呢？近年，在苏州花山一带就出土了一把吴国春秋时期的青铜戟，专家认为花山有可能是吴国的兵器储藏点。距离花山山门不远处是白马涧，那里曾是吴王夫差牧放战马之地，也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处，散落有饮马池、谢越岭、涧上草堂、洗心泉等历史点位……

一阵大风带来了太湖的水汽，雨点劈头盖脸。我疾步登上花山山顶莲花峰，这就是“花山”名字的出典。莲花峰上孤悬两块突兀的花岗岩巨石，高达数米，上宽下窄，宛如飞来的两页简书。立在峰顶之上，向北眺望，可见一座较为低矮平缓的山岭与花山伸臂相拥。一座黄墙黛瓦的道院掩映在山腰丛林。这就是吴王夫差来此祭祖之地，叫“贺九岭”。

贺九岭有东、西两座山关，为明代建造的拱形石门。进入东石关，拱圈和两壁均由花岗石砌成，石壁上刻有图案，因年代久远，已漫漶不清。连接石关门是一条石砌道，古道强力翘起，通往普济道院前。古银杏之下，一块凿有台阶的巨石上，镌刻国民党元老、朱德的老师李根源书写的14个大字：“志载，吴王登此贺重九，故有名岭云”。这里记录着一段历史故事：吴国阖闾死后，其子夫差为替父报仇，大力扩充兵员，吴国民怨沸腾。相国伍子胥趁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让吴王登上姑苏城西的山岭，礼拜天地和吴王阖闾的神主牌位，并从吴国挑选出一百位老寿星一起参加这一隆重的庆典。伍子胥趁机宣扬，大王注重孝道，以此消弭民怨。此后这座山便称为“贺九岭”。旧时太湖边东山镇还有寿坟山登高之俗，乡民多领着自家儿女去坟后摸石刻寿星头，俗信可以添寿益寿。

清代叶昌炽《香溪好》（十七首）之八云：“卜宅香溪好，荒阡近在西。生金镌短碣，埋玉筮幽栖。寂鉴三朝寺，九日梯在枕。童乌先地下，骍角我惭犁。”诗人自注云：“在陇未归即，卜地于天池山麓，归后为亡儿营葬，并自营墓域距渎十里而遥。天池山寂鉴寺接引佛龛及山门外石室有元碑二，至正中释道在之登高，贺九岭相传为吴王登高贺重九处，度岭即华山。初，地盖天池，在华山之阴也。”童乌为汉朝“西道孔子”扬雄之子，聪颖早夭。那么活到如今的耄耋之人，如何来面对这样的天才呢？

“细人”要离

往事一如花山鸟道的阶梯，磨灭漫漶，层垒而上，但依然还是可以辨认一些原貌。

《史记·刺客列传》中，没有记载要离刺庆忌这一历史事件。我推测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虽然司马迁非常清楚这件事，因为《吕氏春秋·忠廉》篇当中就记载有“要离刺庆忌”一事，但没有确凿的史料来证实它是否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没记。二是在太史公看来，要离之举，太过极端，已“不轨于正义”，所以忽略了。而后一点，在我看来正是司马迁放弃此事件的根本原因。

后人知道要离刺杀庆忌的故事，除了来自《吕氏春秋·忠廉》之外，更多的是从赵晔的《吴越春秋》里，才知晓这足可让时光凝结的极端之举。

公元前515年四月，专诸成功刺杀吴王僚后，吴王阖闾又策划了第二次行刺，引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极端的人物——要离。

吴王僚被刺身亡，他的儿子庆忌逃到卫国避难。庆忌是名声在外的勇士，史书上只举了三个例子：他身手奇快，四匹马拉的车都追不上；而且行动敏捷，别人用满弓之箭射他，他竟然可以用手接箭。另外传说王僚、庆忌力大无穷，立于旱船上撑篙，石船能移动前进。阖闾想到如此神勇之人，处心积虑要为父报仇，正在卫国招兵买马，该怎么对付？这成了阖闾的心病，某天他对伍子胥说起了此事。

伍子胥开导他说：“又何惧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细人也，愿从于谋。”

伍子胥推荐的“要人”，其实是一个“细人”。

要离在太湖捕鱼为生，杀戮显然不是他的本业。要离身高不足五尺，当时一尺约合现在23厘米左右，可见要离身材矮小，腰围一束，骨瘦如柴，形若病夫，时人呼为“细人”。这里的“细人”，也是小人、草民的意思，可见要离的身份非常低微。既如此，要离有什么能耐可以承担大任呢？

伍子胥同样举例：要离“折辱壮士椒丘欣”的事情很能说明“细人”并不“细”。

“要离庭辱椒丘诉”的故事，最早见于《韩诗外传》，此书中有数条论及吴越本事。

齐国壮士椒丘欣出使吴国。在淮河渡口，马匹突然被水怪夺去。他手握利剑入水，与水怪斗了几天，最后打败水怪，但自己也失去一只眼睛。来到吴国后，他豪气冲天，吹嘘自己的勇猛。要离当场羞辱了他，他非常气愤，当夜就准备手刃要离。要离回家后，大门不关，房门不闭，披头散发躺在床上，毫无惧色。椒丘欣一手持剑，一手揪住要离头发，说要离有三个该死的错。

要离出奇地平静：“吾无三死之过，子有三不肖之愧：吾辱子于千人之众，子无敢报，一不肖也；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二不肖也；前拔子剑，手挫吾头，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于我，岂不鄙哉？”一番话后，椒丘欣掷剑而长叹：“吾之勇，人莫敢眦占（用眼角斜视，表示不屑）者，离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壮士也。”

这是一场动口不动手的较量，要离的剑并未出鞘，但他比剑更为锋利的口才与机敏，已经展露出来。

经过这番介绍，听者没人不动心的。但是，当其貌不扬、猥琐矮小的要离出现在阖闾跟前时，阖闾不禁大笑起来。《吕氏春秋·仲冬》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说他“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怎能做得了巴蛇吞象一般的伟业？

比剑更锋利的，自然是要离的嘴巴：“臣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说完这些话，他又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但是，我能杀庆忌！”

要离甚至总结道：“善杀人者，在智不在力，臣能近庆忌，刺之如割鸡耳！”

这是一句什么话呀？杀庆忌如探囊取物，在阖闾听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于是，一出极端主义的苦肉计开始出笼了——

次日，伍员同要离入朝，他力荐要离为将，请兵伐楚。阖闾故意越看越不顺眼，骂了起来：“寡人观要离之力，不及一小儿，何能胜伐楚之任哉？况寡人国事粗定，岂堪用兵？”

要离说：“你真是不仁的王啊，子胥为王定吴国，王乃不为子胥报仇乎？”

阖闾大怒：“此国家大事，岂野人所知，奈何当朝责辱寡人？”叱力士执要离并断其右臂，囚于狱中，遣人收其妻子，伍员叹息而出，群臣皆被蒙在鼓里。

要离因罪，他的右手被阖闾剁下来了；要离的妻、子一并被阖闾杀了，而且放大火焚烧了房子……满朝文武亲眼所见，心惊胆战。消息迅速从吴国传至卫国，传到了庆忌的耳朵……

几个月后，当只剩左手的要离蹒跚着身子出现在卫国庆忌的面前时，庆忌获得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满足，这仿佛是一个好兆头，他哈哈大笑起来：“来投奔我吧，我可以为你报仇！”

要离脸色发青，一副心如死灰的样子。他感叹道，自己几乎是个废人了，因而十分感激庆忌的慷慨，他对庆忌说了这样一番“复仇计划”：“吴国之事，吾知其情，愿因王子之勇，阖闾可得也。何不与我东之于吴？”面对这样的“细人”，庆忌不能不信。

训练三个月后，庆忌从水路出征吴国，初战告捷，庆忌的舰队夜泊于太湖，他与要离同坐一条战舰上指点江山。庆忌坐在船头，要离手持短矛侍立其后，烟波浩渺的太湖水面让人平静。突然一阵大风迎面扑来，风裹挟着腥味如同一股股杀气，猝然把要离吹起。瘦弱的要离顶风起身，黑鹰一般打开了翅膀，突然收拢，借助风势，以独臂猛刺庆忌。

短矛透入庆忌胸部，穿出后背。但庆忌是血勇之人，伸手把要离倒提起来，重重抛向太湖的波涛。要离游回船边，再次被他提起，抛出去，就像是在扔一条死狗。如此三次后，哈哈大笑的庆忌把要离提起来放在自己膝上，笑着说：“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刺我！”

左右卫兵举刀欲杀要离，庆忌摇着手说：“真是罕见的勇士，怎么可以一日杀掉两位天下勇士呢？还是放了他，成全他吧!”

这是一个被后世议论不休的举动。也许，庆忌突然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庆忌轻轻倒在船板上，就像酒沉到了酒坛底部，从伤口涌出的血，酒一般反刍往事。他的左右卫兵准备释放要离，但要离不走了，他说：“我有三条罪不容于世。为给国君做事而牺牲我的妻子，不仁；为新国君而杀故国君之子，不义；为了成别人之事，而使我残身灭家，不智。有此三罪，何面目立于世啊！”言罢，投身于太湖。

船夫把他捞出水，要离问：“为何救我？”船夫说：“你回国后，必有爵禄，何不去接受？”要离惨笑了：“我不爱室家、性命，何况爵禄？你等带我的尸体归国，可取重赏。”说罢，他单手不可思议地夺过了随从的佩剑，一剁一划，砍断双足，也割断了自己的咽喉。

《吴越春秋·要离刺庆忌》的记载比起《吕氏春秋·忠廉》来，更具戏剧性，自然了，也具有更多的虚构成分。

何谓从容赴死？在这个故事里得到了平静的演绎，平静得就像剖开一根竹子那样清晰。与其说这是要离事先的计划，不如说是庆忌的死，使得计划发生了剧烈的拐弯。在阖闾与庆忌之间，谁是谁非，无须去分析，不过是残酷的权力斗争中，东风压倒西风的较量。但一个人不惜牺牲妻子生命、自残直至自杀，想得到什么？要离刺杀成功后，他能得到什么？名么？尽管一些人，就是为名而活着。但一个“细人”，为什么苦苦渴望要名垂青史呢？

要离答应了伍子胥，答应了吴王阖闾，他必须去践一个诺！我想，如果他答应了庆忌，他同样会一心去实践。要离用血勾勒出了一个区域，并用自己的骨头做工具，在践诺之后，又用骨头挖好了自己的坟墓。他跌进去了。

要离其实是清醒的，应该说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刺杀的逻辑。只是在最后，庆忌的自杀，让他回到了“五伦”的地界。他用自断双足的方法，使那只黑鹰，死得只剩一条翅膀。所以，要离在砍断自己手臂时，与其说是把手臂抵押给了阖闾，不如说是为阴谋计划付出的成本，那么在他后来砍断双足的时候，他就至少把一条腿，送给了庆忌做礼物。然后，他割肉剔骨，还了他欠的所有孽债！这让我想起《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里的话：“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鞭还鞭。”

要离的骨与肉，就这样裂开！

在这样的背景下，用船将伍子胥渡过江的渔父，赠食物给伍子胥充饥的濑水浣女，他们救了伍子胥，先后自沉于长江、濑水之中，这些都是用死，来践义的诺！

这一种践义的血气，成为了吴越之地最深、最韧的根。

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

整个太湖水面静悄悄的，不像碎银，而是沉思的丝缎。唯有几只白鹭展翅，却拽不动古老的湖水。孤影如出岫之云，让我想起“化作荒庄野鸽飞”的诗句。

要离的坟墓在苏州胥门内梵门桥西城脚下的马婆墩。后来，就在坟墓附近建有一个巨大的炮座。清朝道光七年，在城脚下水潭边，人们发现石碣一方，上刻“古要离墓”四字。况周颐在《餐樱庑随笔》里，提到了这个位于吴门专诸巷后城下的残碑，他转引明朝郑胄师《耳新》的记载：“‘姑苏要离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仅尺许耳。相传初甚低，其后岁高一岁。至万历间，好事者为之竖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时城外往往白昼杀人，咸怪异之。因仆碑，乃止。’据此，则乾隆时出土之残碣疑即万历间所竖之碑，碑仆后乃断残耳，以其地考之亦合。”（见《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餐樱庑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0页）这就让我们发现，位于苏州相城区元和街道里的要离庙，似乎也说明要离应该葬于此地。尽管要离的塑像较为简陋，但足以寄托千年以后的追思了。

人们不但要争夺名人的籍贯，也要争夺名人的坟茔。据说，伍子胥根据要离生前遗愿，把要离葬于现在的无锡鸿山杨梅坞中——专诸墓的西首，与梁鸿孟光墓成“品”字形。根据当地传说，要离家住鸿山之北，大河头火叉浜口南岸“要家里”（那里有要家车头电灌站）。据说他是个渔夫，故宅前东有要潭河（养鱼处），西有要家墩（晒网处），鸿山东岭上的磨剑石，是当年要离磨剑之处。在鸿山周围曾有姓“要”的人家居住。但这些记载，多是从明朝才逐渐形成的。考量起来，要离的坟茔在苏州的可能性更大。

陆游诗云：“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伴要离。”这种感情，在生与死之间锯子一样锯着他的灵魂。在《书叹》里，他展示了渴望奋然一击的凌厉——

少年志欲扫胡尘，至老宁知不少伸！

览镜已悲身潦倒，横戈空觉胆轮囷。

生无鲍叔能知己，死有要离与卜邻。

西望不须揩病眼，长安冠剑几番新。

元代著名文学家杨铁崖诗云：“侏儿三尺干，不配双吴钩。中包猛士胆，白日照高秋。忍死屠骨肉，视身若蜉蝣。”清代诗人蒋士铨有诗：“要离碧血专诸骨，义士相望恨略同。”千载之下的歌颂之作，不胜枚举。到了近代，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里还写了下了这样的诗句：“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巽田。”联想到寅恪老借钱柳因缘来解说明清痛史，河东君死欲葬苏州与要离为邻的史实，其中蕴藏着无尽深意！

古人没有如梁启超那样，反复纠结于“正义”的剖析，他们其实已经被要离的血与骨、忠与义彻底感动了。真不知道是古人过于简单呢，还是今人被概念的标签弄昏了头脑。

在我看来，在众多颂扬里，庆忌是最不该被忽略的人。他其实是甘心“成全”要离英名的另一个侠士。以自己的命和地位，换来另一个人的激烈名声，这种选择，也是今人万万不可理解的。也唯其如此，庆忌才成为了要离的祭坛。

在古籍当中，庆忌本就是一种精怪的名字。《管子·水地》：“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徒、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急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另外，《太平御览》卷八八六引《白泽图》说：“故水石者（之）精名庆忌，状如人乘车盖，日驰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鱼。” 但这是否是受庆忌之人的影响而来呢？似乎至今无人考证这一问题。但明代陈继儒在《偃曝余谈·卷上》中却留心于这一现象，他记载道：“西湖昭庆寺后，有庆忌塔，上耸峻壁，下临深渊，每月明风雨之夜，光怪百出。传言吴庆忌葬此。然石骨巉露，巩非容棺之区。余思水石之精名庆忌，涸泽之精，亦名庆忌：昭庆后所谓庆忌者，得毋怖其精魅，故设塔以镇之耶？况吴将来应葬越地也。”

这暗示了我的推测，庆忌塔一出，才附会出了以上传闻，成精的庆忌，就是侠士庆忌的魂魄。这与渔夫出身的刺客要离，简直是绝配！

春秋时传统的“搏猎”故事里，以庆忌最为著名。庆忌“足蹑糜鹿”“手搏兕(雌犀牛）虎”的传说一直激励人心。一次，在太湖附近的打猎中，庆忌碰到了一只麋鹿和一只雌犀。据说这两种动物都是难猎之物，因为鹿会腾云驾雾，雌犀是最凶狠的动物。围猎开始，猎手见雌犀而颤栗，畏神鹿而收弓。庆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踏麋鹿，使其受缚，徒手搏击雌犀，终于把它擒获。庆忌有胆有识，成了猎手的楷模，连邻国的不少力士都愿投靠到他的门下，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庆忌死后，人们为怀念他，特在西湖之畔建了一座庆忌塔。清代学者杨焯写《庆忌塔铁棺》就感叹道：“误识要离死不难，石潭风雨夜深寒。”后亦用来称颂壮烈之士。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姓氏的庆忌——吴王僚之公子庆忌死后，后裔有以名为氏，改姓庆忌氏。这种方式，难道不是一种深切的纪念吗？

傍晚细雨淅沥，洗亮了太湖环线的辉煌灯盏，或有楼台的勾心斗角、或有宫室的回旋通幽，或九天揽月，或龙马奔腾，绚丽的火树银花唤醒了一个沉浸在水底的长梦，梦在水面舒展腰身，梦处于半醒时分又返回梦的中央，最终的梦，在旷大的湖面玉山倾倒。梦就像菖蒲与芦苇流泻的绿焰，大美，又有些苍然。

一条大鱼猛然跃出，鱼尾奋力击水，将十万只彩灯点染的流金时光，碎为踏水而去的一串蹄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