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同莱蒙托夫所称，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当代英雄”，在短暂的个体生命中，他们并不一定过得顺遂、辉煌、受人瞩目，更多的时候，他们内心苦闷、迷茫，时时感到愤懑。他们多是特定社会与时代的悲剧英雄，然而这种悲剧恰恰映衬着一个过于稳定的旧时代深层的问题，更反映出新时代和新人的觉醒。

作为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并非只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胆英雄，而是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人群、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按照阿甘本的观点，“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正是这种既依附于时代，又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关系，让每一个时代的毕巧林们拥有了审视它、死死地凝视它的能力。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着或大或小的裂变，乡土社会的没落、城乡的巨大差别、城市内部的秘密，锻造甚至重塑了成长期的中国青年——他们亲历了当代中国的飞速发展，也见证了整个社会价值观与社会风尚的改变。他们的个体命运与内心起伏仿佛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从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开始，一群生活压抑、郁郁寡欢的“失败青年”正在当下文学中大量涌现。由“失败”而起的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消极、颓废，放弃抵抗、随波逐流变成了生活的常态，也逐渐成为一种青年人普遍的价值观。

青年形象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曾经历了由“多余人”“忏悔贵族”到理想“新人”的转变。当下中国文学的情况与之颇为相似，在今天，当“失败”成为一种书写潮流与普遍的人生态度时，这一代青年人如何从这种时代情绪中脱身，如何完成精神世界的自我救赎与超越，从而成为更加强大、完整的自我，成了异常显豁而重要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时刻都会与这样的青年相遇，他们或许正在经历物质世界或个体生命的艰难，但却从来没有放弃对理想与精神追求的向往，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同代人”。与之相伴，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这样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时代新人形象也正在酝酿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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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的艰难

所谓“失败”，指的是经过某种努力却没有达到预定的结果；失败青年之“失败”，也是某个或某些青年人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摸爬滚打甚至痛苦的挣扎之后，最终认清了个体的渺小、无力，于是不得不妥协于冰冷而坚硬的现实。在这些“失败”的个案中，他们所对抗的不是具体可感的某个人、某件事，而是泰山压顶却又难以捉摸的“无物之阵”，是已经接近固化了的社会现实。在这样实力悬殊的战斗中，个体的人几乎只有两种结局：或是飞蛾扑火，或是鱼死网破。

周晓枫在散文《离歌》中回顾了一位故去旧友短暂的人生，塑造出一个非常典型的当代青年形象。主人公屠苏出身清苦，凭着过人的天资和不懈的努力从农村挣扎到城市。“我”与屠苏曾是多年挚友，然而某天，屠苏突然与“我”告别。从此断了联系的两人，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重逢，而这次重逢，却是“我”只身一人的悼念。在屠苏的妻子小夜、前妻明慧的描述中，失散多年的屠苏与他的生活逐渐浮出水面：这些年，屠苏先是奉领导之命与家境清贫的明慧结婚，仕途婚姻皆陷于困顿之时，初恋小夜出现了，屠苏为她选择了抛妻弃子。与小夜结婚后，这个以弱者姿态打动了屠苏的妻子，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又最终暴露了自己平庸且市侩的本性。一方面是蔑视尘俗的内心和旗开得胜的前半生，另一方面是困窘的眼前生活、名不副实的爱人和婚姻，背负着重重压力和挫败感的屠苏选择了离开。

屠苏的悲剧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是，这样出身贫寒，凭借自己的能力扎根大城市的青年人，其实并不鲜见。他们身上背负着家族的骄傲与希望，但当他们从农村、小城镇走向竞争激烈、人才济济的大城市时，那些可怜的优势顷刻间荡然无存，更没有人在乎你的骄傲和尊严。当梦想照进现实，屠苏们由一个个令人艳羡的天才变成了生活在缝隙中的蝼蚁，其中残酷的心理落差，最终导致了个体悲剧的发生。

当下中国社会的城乡差距，已不仅仅是三十多年前“陈奂生上城”时所表现的陌生、新奇那样简单——今天的城乡差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审美、观念的差异。农耕文明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节奏中逐渐养成了一种二元的、非此即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城市生活以及城市文化的核心是各类异质元素的汇聚，因而形成了多元的、开放的文化。在农耕文明滋养中成长的屠苏到了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北京，自然面对着自我重塑的挑战，他很难恰如其分地像城市人那样工作、生活、交际，比如他单一而传统的女性审美观、对异性交往的狭隘理解、对道不同者的排斥以及不能在悬谈理想与务实生活之间找到平衡……要知道，以上这一切，对于大多数成长于城市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基本的生存技能。

与此同时，价值观与评价体系的单一更是让自视甚高的屠苏对自己感到失望乃至对生活感到绝望的重要因素。当下社会在越来越走向多元化的今天，却形成了一种出奇统一的价值观——权力和财富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关于人的评价变得单薄、扁平甚至粗暴，所谓的“真善美”、所谓的“温良恭俭让”统统让位，所有社会成员都越来越趋向于“单向度的人”。于是，本性“善良、聪颖、博学、专注”的屠苏忘记甚至是否定了自己这些优点，也否定了自己的学识、才华和曾经的文学理想，最终，他本该灿烂的人生却草草收场。

如果说屠苏的命运是个体对抗时代的飞蛾扑火，那么，石一枫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则是不顾一切、鱼死网破。小说中的陈金芳同样来自农村，进京后一方面受尽了同学、家人的凌辱；另一方面，凭着惊人的毅力、胆量和一意孤行的果敢一步步改头换面，从“穿件老气横秋的格子夹克，脸上一边一块农村红”的外地小孩，变成了举止优雅、颇具姿色的女老板。“我”是陈金芳的初中同学，又恰巧与她借宿的姐夫家同住一个大院，目睹了她窘迫的家室和困顿的少年时代。二十年后两人偶遇，陈金芳改头换面，成了艺术品商人陈予倩。此后，“我”多次出入陈予倩的饭局、宴会，见证了她八面玲珑的社交名媛生活，也最终目睹了她因为诈骗败露而自杀未遂，及至被捕的过程。儿时的“我”与陈金芳虽是同学、邻居，但处境却有着天壤之别：“我”是地道的大院子弟，从小衣食无忧；陈金芳千里迢迢从湖南农村投奔在北京的姐姐、姐夫，而这两人不过是部队食堂的厨子和盛菜员。陈金芳别别扭扭地挤进了北京，为了“想活得有点人样儿”，豁出命去也不肯离开。

陈金芳到陈予倩的发家史复杂、隐秘而不为人知，在看似奇迹般的成功背后，埋藏的是由欲望、虚荣和孤注一掷、不计后果所构成的深海炸弹。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于连，看到了拉斯蒂涅、盖茨比……然而，与这些人物不同的是，陈金芳的命运中不仅暗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秘密，而且密集地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隐疾和暗语，比如城乡差异、性别资本、阶层固化、艺术品市场的混乱……当小说中那个曾经怯懦的、忍辱负重的陈金芳决绝地与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那个“我”记忆中“绝无仅有的倾诉对象”变成了一掷千金的女老板时，在我们身边，有多少陈金芳被吞没在现实的滚滚洪流中，又有多少看似光鲜的陈予倩，背后不过是不堪一击的脆弱和假象。

与此同时，小说中“我”的形象同样值得推敲。陈金芳奋进、钻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而“我”表面看起来懒散、懈怠、不思进取，内心则“保持着孩子气的任性，仅以‘有劲’或者‘没劲’来决定是否与人深交”。与陈金芳根本的不同在于，“我”从来没有体尝过需要随时随地都铆足了劲儿的人生滋味，所以对于“我”来说，赢不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云淡风轻、姿态好看——这是北京“大爷”的生活哲学，也是家境优渥的城市孩子自小养成的性格。“我”与陈金芳之间的差异，缩影般呈现出当今不同阶层、不同出身的青年人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巨大分野，更呈现了当下社会现实的复杂面向。石一枫坦言，“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陈金芳从小就迷恋“我”的小提琴声，曾经无数个夜晚站在“我”的窗台下静静聆听。很多年后，“我”得知陈金芳为了买一台钢琴，跟自己当时的伴侣闹翻并且遭到毒打——她费尽一切努力，最终只是站在了“我”的起跑线上。陈金芳短暂的盛放和悲剧般的凋零，再一次印证了在今天这样阶层固化、上升渠道受阻的社会现实中，生活在底层的年轻人们每一次向上攀登的尝试和步伐，都必定伴随着难以想象的血泪。

诚如特里林在讨论年轻人进城的故事时指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初的几年里，西方的社会结构特别适合——或许可以说其出发点就在于——发生神奇而浪漫的命运转折”，屠苏、陈金芳，以及数不清的与命运相抗争的当代青年，他们不懈的努力都源于对这样“神奇而浪漫的命运的转折”的信仰。然而，也恰恰是他们的一次次身体力行最终向我们证明，如今的现实几乎完全埋葬了发生这样的命运转折的可能性。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底层青年想要冲破现实、逃离现有处境的冲动和巨大渴望，更看到了他们为了实现这样的想法在今天是多么艰难，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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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老先衰的“颓废者”

或许正是目睹了这个时代太多的屠苏和陈金芳，目睹了他们或是飞蛾扑火或是鱼死网破的悲剧命运，一种放弃抵抗、随波逐流的“丧”文化在当下青年群体中悄然兴起。“丧”文化的兴起与生活压力的骤增、几近凝固的社会结构等有重要关系，高加林、孙少平的逆袭在今天的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知识改变命运或劳动成就人生，如今都不得不让位于出身和血统论的考验。面对铜墙铁壁的现实，青年一代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孱弱和无能为力，于是不如得过且过地“瘫”着、颓着、“丧”着。在近年的写作中，我们发现了太多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甚至自暴自弃的青年形象，路内《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中的路小路、甫跃辉《动物园》《晚宴》中的顾零洲、林森《小镇》中的潘家兄弟……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长，或者说，书写颓丧、抑郁、消极或自我放逐、自我沉沦的人生观，几乎成了当下青年写作的一种潮流。

2017年底，青年作家、编剧胡迁的自杀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人们似乎直到此时才发现了一个被现实淹没的忧伤的文学天才。小说《大裂》中，胡迁塑造了一群当代大学生形象，他们不学无术，成天打架斗殴、消磨青春，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校园里一处可能藏有黄金的地点，于是便开始与室友们一起挖黄金。

“挖黄金”在小说中是非常重要的意象。事实上，关于“黄金”的存在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因此，“挖”的动作本身就带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它的结果与目标是可疑的，或者说，这一行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抗无聊、虚无，寻找生活的意义。在挖黄金的过程中，有人唤醒了自我，比如赵乃夫忽然明白了，“再也不用问自己，我该做点什么这个痛苦的问题了。我知道自己会做什么，而不是该做什么”，于是，他走出校园，在镇上与一个盲女相伴，做起了小生意；也有人干脆住到了地下，就此隐遁，独自住在洞底的郭仲翰反而获得了新的生机……在这个意义上，挖黄金最后的结果反而显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一群无所事事、虚度光阴的年轻人就这样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即使这种探索目标未明。更进一步，深陷现实生活的泥淖难以自拔的胡迁，或许正是通过写作的过程，通过虚构的特权，在文学的世界中完成了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寻找和重建。

同样是写一群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创作于二十年前，彼时中国社会正值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机，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同样是无主题的写作，同样是荒诞的人物，刘索拉笔下的音乐学院学生也迷茫、无聊，甚至想退学，但仿佛宿命般地，大家最终都选择了回归音乐，因为“你别无选择，只有编曲”。刘索拉说，“写《你别无选择》就是感觉人生就是很无奈的，哪怕这件事情再不容易也要做，因为你注定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命里注定要做，你转不了向了，你还得回来。”当20世纪80年代的刘索拉高喊“你别无选择”时，她知道自己的面前只有一条路，无论怎么挣扎，最后都是殊途同归，别无其他选择。然而今天，胡迁笔下的年轻人与之根本的不同是，他们面前根本没有任何选项、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在哪里，都需要自己去发现、去寻找。《大裂》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今天的青年在面对现实时根本无从选择，他看到的只是茫茫天涯，无路可走。

从《你别无选择》到《大裂》，二十年间，时代青年已经逐渐丧失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对抗精神，只是麻木、懒散、漫无目的地生活着。胡迁的小说，色调阴郁、价值模糊，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下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审美趣味和写作倾向。在这样的写作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遍弥漫在青年群体中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颓废情绪，在今天再一次重现与深化。

祁媛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应当归属于这一精神脉络，《眩晕》中的“他”、《跟踪》中的“我”、《美丽的高楼》中的丈夫……他们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的loser（失败者），对明天没有渴望，对生活没有热情。中篇小说《跟踪》中，祁媛塑造了一个城市文学的典型人物：闲逛者。一百多年前，爱伦·坡在他的侦探小说中创造了“人群中的人”，这一形象发展到波德莱尔的时代，成了大都市巴黎中随处可见的人——本雅明称其为“闲逛者”。波德莱尔有一首著名的情诗《致一位过路女子》：

大街在我的周围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

有位修长苗条、穿戴重孝、神情哀愁，

形容端庄的女子忽然走过，用一只闪出钻戒光彩的手

撩起并摇动饰有月牙形花边的长裙，

体态轻盈而雍容，露出玉雕般的小腿。

我呀，竟像个精神失常的人那样颤抖不已，

从她宛如孕育暴风雨的青灰色天空一般的眼波里

痛饮那令人销魂的快乐与令人陶醉的妩媚。

一道闪电……随后是黑暗！——啊，转瞬即逝的美人，

你的目光竟使我突然复活，

难道自此我只能与你重逢于来世？

离去了，走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无可奈何！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下落，你也不知道我的归宿，

啊，我竟爱上你，你即使洞察我的心也毫无用处！

小说《跟踪》仿佛是对波德莱尔这首诗的一次改写。“我”是一名美术学院的毕业生，成天无所事事地四处晃荡。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以工作之名拍摄路人，由此培养了跟踪、观察路人的嗜好。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气质非凡的女人，于是成天在一个固定的地点等待她的到来。作为一个流连于各种街道的游手好闲者，“我”其实也在时刻被人跟踪和观察着，无论是前女友严妍还是不明身份的殴打“我”的人，都仿佛看不见的眼睛，随时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可以说，小说《跟踪》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本雅明所谓的“闲逛者”，他们沉醉在人群的巨大喧嚣中，同时苦尝着难以下咽的孤独。

正如本雅明所说，“人群不仅是那些不法之徒的最新避难所，也是那些社会弃民的最新麻醉药”。小说中的“我”没有工作，没有爱人，租住在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弃民”。主人公有这样一段心理独白：“兄弟，你有过那种漫长的，孤独的，封闭的，没人理的日子吗？没有？那你比我运气好，真的，比我运气好。这种生活有一种沾黏性，一旦过上，比如说过上了半年一年，你就可能被沾黏住，像吃了麻叶，摆脱不了，变得越来越孤单，越来越乏味，‘乏味’？是的，大部分时间是这样的，但麻叶的效果是这样，有时它又能使那个孤独变得不太乏味，甚至相反，尽管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可你觉得你不算真的孤独，而当你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生理和心理都自然地默认了它，在每天忙碌的同时，也体会到自由自在的存在感。”借由“我”之口，祁媛道出了当下社会重要的时代情绪，即“乏味”。如果说19世纪现代派先驱波德莱尔喜爱并享受着现代都市形成之初所带来的“人群中的孤独”，那么，在都市化高度发达的21世纪，“人群中的孤独”非但不能给人们带来“震惊体验”，反而带来了无尽的“乏味”。媒介的迅速发展、信息的高效传播，一方面使我们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另一方面也使人对一切突发事件习以为常，甚至丧失了“震惊”的可能，让本应对生命充满好奇的青年人整日沉浸在单调重复的、机械化的生活中，乏味之感由此而来。在这样的情绪下，退而求次的自我安慰、自我疗愈成了许多青年人的无奈选择。

胡迁、祁媛等作家笔下这些年轻的，却过早枯萎的人物形象，令我想起朱天心在《预知死亡纪事》中发现的“老灵魂”——“比起你我，老灵魂们对于死亡其实是非常世故的，他们通常从幼年期就已充分理解自己正在迈向死亡，过一天就少一天，事实上，每一天都处在死亡之中，直到真正死的那一刻，才算完成了整个死亡的过程。”精神世界未老先衰的“老灵魂”们，对现实倍感怀疑、失望，却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对他者世界的想象以及对死亡与颓靡氛围的迷恋，几乎成了他们消极抵抗现实的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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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者”的自救尝试

近年来，关于“80后，怎么办？”以及文学写作中“失败青年”的讨论一直不绝如缕。如果从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首次举行，并成功推出了一代“80后”作家算起，短短二十年间，“80后”由初登文坛时所呈现的自信甚至自大，一步步滑落至今天卑微、渺小的自我认定，这其中巨大的落差，不仅难以抹去个体成长所带来的蜕变，在时代层面，这一代人如何“自救”似乎成了更加重要和急切的问题。

鲁敏的长篇小说《奔月》讲述的是逃离与回归的故事。主人公小六在车祸后主动制造了“失踪”，这也给了身边的人一个重新认识她的机会，不管是丈夫贺西南还是曾经不为人知的情人张灯，在寻找小六的过程中，都完成了对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的重新认识。小说中，小六以身试法地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人是无处可逃的，无论在南京还是乌鹊，抑或是其他任何一个角落，无处不在的关系网和大同小异的生存法则时刻笼罩在每个人头顶，“逃离此地”不过是一句虚妄的自我安慰。

按照西方古老的法律，一个人的“人格身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自由之身，而不是奴隶；第二是城邦的市民，而不是异邦的流民；第三是家庭中的父亲或者丈夫。这三者有缺失，谓之“人格减少”，三者全都没有了，就是“负人格”。小六的出逃使她变成了“人格减少”的人，在这场短暂的遁世经历中，小六成了异邦的流民，她失去了家庭，更失去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感。如此代价，为的不过是逃离固有稳定的现实，也许只有这样，小六才可以真正恢复“自由之身”，找回那个被身份、职业、家庭、人际关系等遮蔽的不为人知甚至不为己知的自己。小说最后写道：“她总算是实现她的妄想了啊，随便哪里的人间，她都已然不在其中。她从固有的躯壳与名分中真正逸走了。她一无所知，她万有可能，就像聚香刚生出来的那个婴儿。”对于小六来说，与其说这是一次回归，不如说是一次重生。她重新找回了自己，完成了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确认。

在任何时代，面对不如意的生活和一地鸡毛的现实，蓝波的“生活在别处”都像是一种心灵的指引与召唤。“在别处”预示着另一种可能性，预示着无限希望和想象空间。可是，就像契诃夫的戏剧《三姊妹》中所表现的那样，“回到莫斯科”是三姐妹一生都在幻想的未来，但最终却只沦落成一句不曾践行的无意义的口头禅。在文学的世界中，“出走—回归”不仅是一种经典的叙事结构，在内在精神层面，重返的宿命更似一个魔咒，最终将人们带回了此刻与当下。

由自我怀疑而引发的“逃离现实”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蒋峰的《海面那儿有个小黑点儿》等都属于这一题材。对于这些现实生活中“可悲”的主人公们来说，“逃离”最终指向的是自我的发现和救赎。小六作为一个人物形象，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出走，而是回归。如果小六就此隐遁乌鹊，那么她不过是无数逃避现实的逍遥派人物之一。比这种逍遥更重要的是，她在深知现实的平庸与坚固之后还是选择了回家。如同生比死更艰难一样，回归比出走更需要勇气。我们相信，再次回归之后的小六真正认清了自己，她的内心积攒了能量，完成了涅槃，因而成为内在精神世界的强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短暂的逃遁与永恒的回归，虽然对于改造现实并无实际意义，但在内在精神层面却完成了关于“拯救与逍遥”的辩证法。

当随波逐流与自我放逐成为青年一代与青年写作的一种潮流之时，“60后”作家孙慧芬却在她的笔下发现了与之迥然不同的时代新人张展。小说《寻找张展》中，孙慧芬的着力点依旧是她曾经反复关怀的“无尽关系”，以及这种特殊的关系给青年人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主人公张展在父母、亲人、交换妈妈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青年”，他逃课、辍学、离家出走，甚至跟发廊女反复纠缠。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张展几乎就是天使。比如，“我”的儿子申一申视张展为偶像，认定他有才华、爱自由；聋哑学校的老师评价张展是“最用心的教师”“学生眼里的父亲”；对于癌症病人们来说，这个不计得失的志愿者是如此的被需要，甚至被依赖……到底是什么让这个年轻人如此复杂，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个人物身上巨大的撕裂感？

孙慧芬以一个作家的无限耐心结结实实地接近了她笔下的人物。因为父母都是政府官员，张展从小就享受着无忧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父母对于权力的过分信仰、追逐，一方面让他们疏于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他们更是通过手中的权力和自以为是的教育方式，强迫张展面对他们所铺就的人生道路。在这条路上，他们为了仕途，丝毫不顾外甥女梦梅的死有多少冤屈；为了不让叛逆的儿子给自己丢人，他们狠心把他扔到千里之外的交换妈妈身边；因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与偏见，他们赶走了月月、黑脸男孩、斯琴，这些曾在张展最脆弱的时刻抚慰过他的人……不夸张地说，张展之所以成为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少年，很大程度上正是归咎于父母错误的价值观和畸形的亲子关系。

就是这样一个以不断的自我沉沦报复家长的孩子，忽然遭遇了命运的重击。父亲飞机失事，让张展终于明白了“看上去强势的妈妈内心最脆弱”；也终于有机会真正接近那个令他陌生的、却真实可爱的父亲，“感受到了爸爸年轻时期的冲突的内心”。寻找父亲的过程，让张展发现了自己与父亲之间隐秘的联系，那是切不断的血缘，更是某种精神上的传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沉沦、叛逆的张展开始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反思自己对父母的错误认识以及自己偏激的人生；同学于永博和他癌症晚期的爸爸，将张展最终推向了真切可感的生活现场。他走进了关爱病房、聋哑学校，在那些被需要的濒死之人、残缺的孩子们身上，张展看到了希望，也得到了力量。不断的发现与顿悟，让年轻的张展开启了自我灵魂的救赎，尽管这种救赎并未完成，又或者，救赎本身永无终点。

正如《人民文学》的卷首语中所说，“《寻找张展》是近些年创作中的一个异数。在满地蝼蚁般的无力青年形象过剩的情形下，在密密麻麻零余者书写已成为一种‘纯文学’恶俗之时，小说将以最为罕见的饱满可感、真切可信的新人典型的书写，成为作家自己文学履历上的现象级力作；在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已经缺席太久、遍寻无望之时，终于找到张展，这也许会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张展这一形象，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当下青年的另一个面向。作为一个命途有些坎坷的青年人，张展无论在何种境地，都始终保持着自己本性的善良、单纯与笃定，这让他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力量感”的人，这种力量，逐渐蔓延至他与家庭、与现实、与命运相碰撞的每时每刻。

如果说以小六为代表的自我放逐与回归是一种迂回的重生，那么张展在面对现实时选择的是勇敢地迎上，他以正面强攻的方式对抗现实的残酷、生命的无常。正是这种勇气，让他具有了自我反思、自我拯救的能力，也让他终于看到了个体生活的希望与价值。消极颓废地活着其实一点都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挣脱、超越沉重的现实和肉身，如何找到生活的光芒和生命的意义。感谢张展，正是他痛苦的蜕变和主动的自我救赎，让我们终于看到了当下文学中青年人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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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中国，“青年”形象的建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中国青年因为在历史上担当了特别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所以在近代史上地位特别高。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李大钊的《青春》等，鼓吹并逐渐塑造了被社会迫切需要的现代青年形象。然而随后，这一形象逐渐被大量的“零余者”所取代：郁达夫的自我剖白、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他们接续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传统，又与彼时的中国现实密切相关。20世纪中期以来，当西方主流文化因为“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而头痛时，中国青年也逐渐由被社会所定义与期待的“角色”转变为强调“自我”的个体的人。“躲避崇高”与游戏精神成为更多青年人的主体选择。在新世纪的近二十年时间中，文艺青年、小清新、“丧”文化、“佛系”青年……每一次青年形象与青年亚文化的更迭，都伴随着当代青年对于自我形象的调整与重塑。

托多罗夫在评价巴尔扎克和他笔下的人物时曾说，“与其说巴尔扎克发现了他的那些人物，不如说是他‘创造’了这些人物。但是，一旦这些人物被创造出来，就会介入当时的社会，从那时起，我们就不断与他们碰面”。近年来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一次次让我想起自己身边的同龄人，甚至是我自己。他们是痛苦的、挣扎的，是颓废的、虚无的，但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地思考现实、反顾自身的。我们不断地书写他们，不断地在生活中与他们碰面，为的不过是有效地理清自己，在喧嚣的现实中寻找可以安放渺小自我的角落。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写作都是值得的。但需要警惕的是，当某种写作趋向成为潮流，它便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易于滑入的、不假思索的写作惯性，青年作家的写作尤其应该警惕这种惯性。唯其如此，当我们遭遇历史、遭遇更加庞大的社会话题和生命哲学，才有可能拥有直面的勇气和辨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