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籍印度、出生于特立尼达的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1932—2018)于当地时间8月11日在伦敦家中去世,享年85岁。印度总理莫迪在第一时间发推悼念,称“奈保尔先生将因其著作等身被世人铭记,他的作品涉及历史、文化、殖民主义、政治等多元纷杂的主题。他的离世对于世界文学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印度是奈保尔的母国,然而,作家与她的关系却相当微妙。他创作的“印度三部曲”(《幽暗国度》(1967)、《印度:受伤的文明》(1976)、《当今的百万哗变》(1990))畅销全球,但他在书中对母国犀利的批判、反思,却令印度人五味杂陈。

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奈保尔指出,甘地之后,印度人已经将他理想中本来就不很完善的现代、西方式成分完全抛弃,其后的印度已经成了一个印度教的印度,一个现代西方文明嫁接在上古原始宗教理想上的怪胎。这本书是奈保尔第二次游历印度的产物,也是《印度三部曲》中最短小的一部。当时印度处在始于1975年的“紧急状态”时期,英迪拉·甘地总理关闭了国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印度缓慢而坚决地开始了它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因而,这最为短小的一部具有典型的意义,它描述的印度恰似位于一个坐标的原点,在时间的纵轴上,贯穿了印度的过去与未来,以至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当时的许多评判依然犀利;在空间的横轴上,它折射出所有和它类似的在昨天的辉煌文明与今天西方殖民压迫之间苦苦挣扎的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中国。

在一次访谈中,奈保尔谈到,正是从《受伤的文明》这本书中,“我开始了解印度的不幸本质。我认为这是一本只有我这个背景的人才能写的书,因为中产阶级,自我欺骗的印度人不会那样思考”。他对于印度这些年来颇引为自豪的“中产阶级”群体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既不了解印度,也不了解世界。因而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深入印度的乡村、贫民窟,用交谈和记录,结合对特定文学作品的析读,勾画出印度人心中最根本的生活态度。他认为印度人根深蒂固的传统精神来源——印度教,是消极的,它鼓励人们退隐到内心世界,从而避开现实矛盾,同时它又盲目骄傲,看不到真实世界的进程。印度也因此总是逆来顺受,“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从历史中学到的那么少”。印度的文明、印度教的文明,从根本上就是有缺陷的。

在奈保尔看来,印度的命运就在不断地“轮回”“业报”中呈现,这使得印度人完全能够用乐观和逃避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苦难。印度是个屡遭入侵的国度,而印度人面对一切外来统治者,都是以同样的退隐方式应对,在退隐的同时,精神得到自我巩固,安于精神的安宁,成了最后的归宿。但是,现代文明的冲击是如此深刻和强大,旧有的平衡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印度人再也无法完整地拥有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坍塌了。

正是这种对被殖民者无情的批判态度,让爱德华·萨义德对奈保尔大动肝火。在他看来,奈保尔这是站在西方立场上对自己的文化生母釜底抽薪。是什么导致了精神世界的塌陷呢?但无论怎么说,文化的失衡是一个事实。这并非说所有印度人都没有丝毫进取心,实际上,今天的印度是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国家之一。不过,这种国家雄心的表现形式,常常流露出某种盲目性和自夸。

印度的方式,在奈保尔看来,是回到纺轮与牛车的方式。他无法理解,印度人为何要花如此大的财力和精力,去研究如何才能提高牛车的效率,甚至“对牛车的投资与在铁路上的投资总量相等”。他在书中记述到:“为改良牛轭,很多研究工作致力于阉牛在提拽时的拉力问题。最现代化的监视技术都用上了,在南方某地有一头阉牛,显然不过干着一些安闲的小活儿,却被装备得像个苏联太空人。”而在一家高级研究院里,学生们努力把自己的才智用在提高最简陋的传统工具的效率上。这是一种类似嫁接的方式,希望在传统的主干上接上现代化的枝条,然后结出新的果实。但结果却是,传统被不加分辨地当作一种孤立的存在,现代性则完全失去了效用,成了挂在一棵枯树上的光怪陆离的累赘。奈保尔指出,这其实既是对传统的误解,又是对现代的诋毁。

2003年,《印度:受伤的文明》中文简体版出版那年,我偶然看到《印度时报》的一则报道。在“圣河”恒河被严重污染的情况下,仍有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从河中取水或洗浴,当地科学家于是建议,开凿一条与恒河平行的水渠,用以排放污水,减少恒河的污染。“平行”,这个概念特别印度化。设想古老的恒河可以通过开凿一条依附在自己身边而又不相关的现代水渠而永葆青春,“圣河”可以不受打扰,依然故我地缓慢流淌,继续在下一个千年接受信众们的膜拜。印度对于恒河的态度,大概可以代表这个年轻又古老的国家对待过去的方式。

印度自夸具有综合的能力,但在很多时候他们是在做着模仿和嫁接工作,他们尽量使传统和现实互不干扰,如同在恒河边修建一条水渠:传统已经不具备功能,它仅仅是一种精神价值存在。

在奈保尔看来,经由现代科技以及西方政体的嫁接,印度从自身的幽暗朦胧中生发出一种类似现代民族国家似的政治认同,只是这种认同的根源和目标都在过去,而不是未来;它依凭的时常是巫术、灵性而非成熟的心智思考;印度的心灵是失衡和分裂的,一如其社会的失衡和分裂;它时常摇摆于自大和自卑之间;在印度所有的成就、荣誉、进步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动荡。这是奈保尔体验印度之后所表达的内容,他为受伤的文明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与萨义德的出发点不同,奈保尔是站在第三世界文明自身发展的轨迹上探讨问题,他并不吁求反抗,他吁求文明的建设。尽管无法回避对这片土地现状感到悲观,尽管一再强调他自己已无法认同于印度文明,但他仍未失去对印度的希望,认为“在长期的灵性之夜过后,印度会出现思想”,他很清楚地知道,“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体验”。这至少表达了一种诚实和恳切。因此读者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奈保尔笔下的印度仍然洋溢着如此清晰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