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参加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工作，集中阅读了近4年间各刊物和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短篇小说，对其现状与走向有比较深切的体会和思考。本文就由点到面，从三个维度讨论之。

聚焦点：平俗时代的凡人故事

聚焦点，当然是从获奖作品的整体倾向谈起。

冯骥才不仅是本次短篇小说获奖者中的最年长者，在我看来，也是该奖项中论境界情怀、论艺术造诣都名列前茅的。《俗世奇人》（足本）回归到日常生活本身，回归到天津的民情风俗，以拍案惊奇的方式写人写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以退为进，欲说还休，有它的“哏”，有它的“赛”。苏七块的信守规矩与暗中变通；蓝眼的精明一生却误失荆州；刷子李的功夫超群纤尘不染偏偏会在黑色衣裤上露出一个白点，卖个破绽让你入毂；酒婆一辈子都在小酒馆喝掺了水的劣质酒然后半醒半醉招摇过市，偶然一天卖酒人良心发现，她喝到真酒，却不料酩酊大醉出了车祸……每一章都有一个响亮的包袱，每一人都有其超乎常人却又纠结世俗的情怀，传统而又新奇，实在而又超拔，以小见大，以少胜多，注入了老天津的灵魂，彰显出旧时代的风貌。世俗，市井，都因为这些有性格有才华有故事的奇人而增添了勃勃的生机，平中见奇，俗中显异。

在当下，小时代和小叙事、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正在成为短篇小说的主色调。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即是如此。经历过那个狂飙突进的变革时代的人们，回望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中共十三大召开标志着市场经济要素的逐渐“正名”，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都堪为一个时代的标识；在文学上，无论是正在兴起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还是得风气之先的新写实小说，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况味；日常生活中家用电器的普及，出国潮的涌动，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和企业的承包制，经济效益，双轨制，皮包公司等等，都是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但是，在马金莲笔下的那个小女孩“我”眼中，1987年作为时间的刻度，不过是关联着一段因为浆水和酸菜的制作、断供和再度完成所造成的家庭喜剧：对生活充满新鲜好奇感的“我”眼中见出的富有回族生活特色的酸菜制作过程，二奶奶能不能从“我们家”借到（其实总是有借无还的借）浆水和酸菜的期盼，爷爷因为餐桌上的浆水和酸菜之有无表露出的喜怒情态，历历在目，生趣盎然。

正面强攻也好，迂回曲折也好，关于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性的关系，既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的规约，也有作家的自主选择，见仁见智，无可厚非。朱辉的《七层宝塔》中的唐老爹，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进了城住了高楼，却仍然要坚持养鸡种菜的农家生活方式，与住在楼上的年轻人阿虎夫妇发生诸多矛盾冲突——唐老爹一辈子闻鸡起床，阿虎嫌弃这位“二爹”的鸡鸣吵人；唐老爹种几棵稀稀拉拉的青菜聊胜于无，阿虎厌恶菜地的粪臭透入他家的窗户；反过来，阿虎夫妇卖烟花卖冥币，前者让唐老爹提心吊胆，后者则实在有些不吉利；为此，老小两代人摩擦不断。惟一能让唐老爹安心片刻的宝音塔，是他的乡村生活遗留下来的惟一见证，成为沟通既往历史的惟一纽带，但它也在阿虎的盗掘与地方政府的“保护性拆除”中行将消失。一向以“讲理”著称和自豪的唐老爹，到哪里说理去？

正是减去了宏大叙事的挤压，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平凡得以放大和扩张，小说的叙事艺术也被置放于重要的地位。黄咏梅《父亲的后视镜》所写的父亲，人生中有两个大的节点，一是出生于革故鼎新的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二是一辈子开大货车，曾经在青藏高原的天路上行车。然而，在平常的岁月淘洗下，他这两处可资谈论的亮色都逐渐暗淡了。当年只道是非常，晚年莫再话沧桑。作者选取了与汽车司机的职业密切相关的后视镜作为结穴之处，而父亲年轻时的衣冠楚楚、在公路上竞技追车发生艳遇，退休后为了改善脊柱变形的职业病练习倒行，遇到以感情和婚姻“碰瓷”的特别女性，再到以仰泳的姿态在运河里倒行逆施潇洒畅游，这不也是小人物的快乐人生吗？

在当下一地鸡毛式的庸常岁月里，弋舟总是顽强地在寻找和建构着虽然微弱但不可或缺的生命之光。《出警》没有那些侦破奇案的惊险曲折，也没有什么刀棍齐飞的生死搏斗，甚至还有意识地排除了可能的戏剧性情节，呈现出“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恬静。作为派出所的民警，最年轻的小吕、小有经验的“我”和已经退休的师傅老郭三代人，形成一个相互传承的梯队，负责管辖地界的治安情况，兢兢业业地守土有责，也习惯于平平淡淡的生活。小吕和“我”因为值一次夜班可以补休一天而得到小小的快乐。那个曾经的犯罪分子老奎，作为重点工作对象，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其中的动因却是因为老奎的孤单生活寂寞难熬，导致老奎宁可重回监狱以便生活在人群中间。于是，“我”和老郭这样的民警除了要维护治安，还要“出警”到人们的心灵世界，把对有缺陷的生命的关爱进行到底。

行进线：写实主义大行其道

当然，小叙事终归无法脱离时代变迁。现实中老天津卫的风情民俗和以手工艺人为主的各行各业已经基本消失，《俗世奇人》（足本）为那个失去的年代留住了精气神；只因当下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饮食习惯都发生很大改变，人们才会悠然回望和留恋《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出警》中被片警重点管理的老奎，他的经历非常独特，但他独处一室时的难耐寂寞却是以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为背景的；《七层宝塔》所反映的，同样是21世纪以来普遍存在的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但失地而且失根的淡淡乡愁。

分散开来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集合起来看，这仍然是大时代的一个个小的剪影。就像鲁迅先生所言，一时代的纪念碑式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十有八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但至今，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式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这一时段的短篇小说，尽管有蔡骏《北京一夜》的奇幻，有曾皓《追赶影子的将军》的神奇，有须一瓜《灰鲸》的跳脱，但是，贴近生活、连通地气，现实主义或者说写实主义却是近年小说的主要路线。

储福金擅长写围棋人生，长篇与短篇齐飞，棋道和人道相融。他的《棋语·搏杀》中，那种“大杀器”的战术非常怪诞蛮不讲理，但一毫一末写起来又非常质实，两位棋手如何精致地做饭吃饭，如何一丝不苟地记载棋局输赢，直到作品的主人公从超级“无理手”中挣脱出来最终获胜，颇富有人生的哲理意味。王方晨近年来致力于“老实街”系列小说的创作，与冯骥才《俗世奇人》（足本）异曲同工，借一条古朴老街写世道人心，平中见奇，实中有虚，笔墨老到，却又常于娴熟之中见出生涩。这次入围的《大马士革剃刀》，就是充满了迷宫似的小巷幽径，两位各自深得人望的中年男子，一位是被誉为“济南第一大老实”的左老先生左门鼻，一位是新来不久却手艺出众口碑极好的理发师傅陈玉伋，邻里高义，令人赞叹，那把来历不凡的大马士革剃刀在他们之间的两送两还，更是成为一桩佳话，为这条百年老街的“老实”传统增添新的光彩。故事的走向出人意外，似断似续，费人猜详。“老实街”的拆迁和消失令人叹惋，但是，在它的实体消失之前，它的精神命脉是否已经暗中断裂衰亡了呢？

时代的平庸，容不得浪漫情怀的存在。一把剃刀，测出了人情冷暖，一部诗集，尽显出世道炎凉。朱山坡的《推销员》，同样是巧构，却不同于王方晨的暗讽，而更像是一场闹剧。一个房产老板，卖房子赚了大把大把的钱，却别出心裁地要手下的推销员去推销自己的诗集；他不缺少卖诗集的所得，问题是在几十平米几百平米的房间里，还有多少人愿意摆下一张阅读的书桌？被现实挤压的人们，还能够容纳多少诗情逸兴？刚从乡下来的小青年，以为凭借自己的执著、善良和恳求就能完成推销诗集的任务，从而通过考核，成为正式的房产推销员，孰料却一头碰在一个“钉子户”那里，受尽羞辱以至暴力殴打，始终未能完成推销任务，那一个个令人向往的名字，卢远志、隋正义、祥瑞楼，都变作绝妙的嘲讽。

从讴歌理想张扬浪漫，到在细微的生活末节上发现悲情拷问灵魂，是一大转折。这当然和时代氛围密不可分。从凌厉浮躁的高歌猛进到脚踏实地的韧性努力，从对外面的世界和未来的图景充满憧憬和想象，到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而感到“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从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到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晰，从高唱“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到读书、就业、买房、育幼、养老都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在心灵深处，关于道德、诗情，关于爱和悲悯，关于公共价值的重建，也是一项非常沉重的社会工程。

生活面：拓展与减缩

从这次参评的作品中，可以窥得当下短篇小说的几个特征。

一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成绩喜人。回族作家马金莲的获奖是一个证明。此外，阿拉提·阿斯木的《酒哥》在语言上可圈可点，用诙谐风趣的口语把一个维吾尔族嗜酒如命、醉酒故事不断的男人刻画得活灵活现。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寓庄于谐，对于心气颇高却无根漂泊的女友金枝的一生简笔勾勒，笑中有泪。回族作家李进祥的《讨白》从回族民众的生活习俗讲起，切入的却是革命、信仰、忠诚、生死的大命题。两位藏族作家的作品，尼玛潘多的《晒太阳》、万玛才旦的《气球》，一个写藏族高寿老人80岁年纪要穿白袍，引出老人家的牵挂与被忽略、被轻视的怨怼；一个写人与羊的种姓传续。一头连着衰老和死亡，一头接着新生与未来，在这故事的主线周边却是丰富的日常生活风情，具有浓郁的藏族特色。在故事与风俗的新奇背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表现出来的面对生活的坦然和豁达，这些表现边远地区淳朴生命与民族风情的作品，让我们体会到旷达与宁静，体会到了“慢生活”的魅力。

二是部分作品的选材与主题的相对集中。南翔的《回乡》写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台湾老兵还乡，在亲情与利益的牵扯中一脸笑一脸泪，烦恼无穷。刘玉栋的《回乡记》中，做儿子的应父亲要求回乡，为受人欺负的父亲争公道，却发现乡村道德与人情统统礼崩乐坏。向本贵的《年关》写的是打工者还乡，姐弟二人对待留守家乡的老母亲的亲疏态度，令人感叹人心不古。津子围《麦村的桥》的还乡故事别具一格，少年上学时遇到洪水，陆小杰侥幸脱险，表妹遇难，给陆小杰留下永远的伤痛；上大学，做办公室白领，下海经商事业有成，人到中年终于兑现自己的少年梦想，要给家乡亲自设计、建造一座桥。余一鸣的《稻草人》中，独守空村坚决反对搬迁的老奶奶，将那些已经死去的村人们扎成了稻草人，以留住他们的灵魂……各种各样的还乡故事，展现出乡村生活的既往与现状。

但是，这样的作品也让我感到了某种不满足，感到其中的逼仄和浅白。当下的作家们都是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保留在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记忆经由一两次短暂的回乡经历而激活，乡村的衰落和人心的变异因此成为他们最深切的感受，即兴的印象式书写，无法洞察乡村生活的丰富而过多地发出今不如昔的哀叹。与此同时，也有哲贵《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和欧阳黔森《武陵山人杨七郎》这样与时风逆向而行的作品，前者写农业大学毕业的率性女孩柯巴芽不恋慕俗世生活，先是自愿报名支边，后来又主动承包山区土地艰苦创业，后者写的杨七郎是今日乡村中鲜见的有血性受尊重的维护公道者，他的草莽性格和坦荡襟怀，令人拍案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