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参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的作品有近150部（篇），经过前4轮投票的结果是：《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王尧）、《文坛新观察》（白烨）、《必须保卫历史》（刘大先）、《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李云雷）、《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杨庆祥）、《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张学昕）、《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陈思和）、《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郜元宝）、《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黄发有）、《八九十年代“出走记”——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双论》（程光炜）等10部（篇）作品获得提名；最终，经过第5轮投票，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白烨的《文坛新观察》5部（篇）作品获奖。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在文章开头罗列了本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的10个提名和5个获奖作品篇目，是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个变化，即在这个篇目中，专著（包括文论集）与文章之比例，分别是4：6和2：3。也就是说，在历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提名和获奖的作品中，单篇文章的数量第一次胜过了专著和文论集的数量。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这就是本届鲁奖组织者和评选者的一种“亮剑”姿态，借此传达出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应该以更大的力度表彰和鼓励在文学一线的现场发声，并以此和社科院与教育部诸方面的重学术规范、重研究系统的专题式、专著式、项目式的奖励导向拉开距离，逐渐找准鲁奖文学理论评论侧重及时和深度介入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动态性、有效性和战斗性。

当然，相较数量变化而言，获奖作品的内容更能表明这种“亮剑”姿态。“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说的就是文学批评的“失语”或“缺位”现象。而近几年来，我们逐渐感觉到了文学评论界的一种新气象，有一种蓬勃昂扬的力量焕发出来。在这次的参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批评家“举旗亮剑”的鲜明姿态。比如刘大先的获奖论文《必须保卫历史》就让人眼睛一亮。这篇文章只有6000多字，它可能创下了历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作品篇幅最短的纪录。但是，这样一篇短文却表明了一种立场坚定、毋庸置疑的态度——必须保卫历史。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学、影视创作中呈泛滥之势。而作者恰恰对充斥于文坛、银幕、荧屏、舞台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创作倾向进行了毫不含糊的批评。

作者认为，历史书写不能被历史主义所窄化，更不能被功利主义所虚化；不能变成饾饤琐碎的堆积，而要有一种历史大义的担当。 所谓“微言大义”的“大义”就包含了一种道义褒贬,从而才使中国的历史成为了一种审美的历史、情感的历史、教化的历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价值观、要有导向性，“要保卫历史的完整性、总体性和目的性”。虽然只有6000字，但是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同时又透着坚实、丰厚的理论支撑，而且语言精湛，才华洋溢，受到了多数评委的认同。

在获得提名奖的作品中，青年批评家李云雷的《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也是一部有分量的评论集。李云雷从2006年就提出了讲述中国故事这个话题，并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如今，“努力讲好新的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文艺界的一个共识，这应该说是李云雷的一个理论贡献。他敏感于社会问题，专注于底层关怀，重提为谁写和写什么的问题，理论动力强劲，大势判断准确，不断地在诘难中展示出论辩性和说服力。虽然不乏峻急和操切，但确实在系列文章中提出了关于如何讲好新的中国故事的一些初步设想，并对当下文坛包括一些名家名作进行了尖锐批评。

比刘大先、李云雷更年轻的“80后”批评家杨庆祥以文论集《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实至名归地获得提名。杨著思想触角敏锐，目光四射，甚至展现出了一种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见微知著的问题意识，并将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理性有机融合，被“80后”一代批评家公推为“领头羊”。刘大先、李云雷、杨庆祥们对理想的执著向往，对目标的坚定追求，以及敢于“举旗亮剑”的批评姿态代表了青年一代批评家的风采，形成了本届评奖的一大亮点。

相比较年轻人，白烨可算得是前辈批评家了。但他的获奖文论集《文坛新观察》也堪称“亮剑”之作。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是关于习总书记文艺问题讲话的学习心得汇总，可以说是代表了文学评论界学习体悟讲话的深度与高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近40年来，白烨一直坚持在文学现场一线发言,或许可以打这么一个比喻：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马拉松长跑中，他始终陪着选手们跑。白烨每年都要为中国文学写一份详尽全面的年终综述（后来叫《文情报告》），密切关注文坛动态，既有对经典作家的持续跟踪，也有对新锐作家的积极推介，作出了独特贡献。

与白烨的长期追踪大为不同的是黄发有的另辟蹊径。新世纪以来，黄发有将人们向来习焉不察的传播媒体作为方法，由此进入或重返当代文学现场，寻求、辨析当代文学的变迁与走向。《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是一部规范整饬的专著，也是作者近10年来研究成果集大成的心血之作，以角度新颖、思路独特、材料扎实、文风老到胜出，既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

谈到单篇胜专著的问题，这是一种导向的积极体现，更是作品质量的自然呈现。如果说白烨是关注于创作第一现场的及时性发言，那么，陈思和则更专注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性把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他从巴金研究开始，进入当代文学，然后逐渐打通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一次，他又重返现代。陈思和在钟情于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既有坚守，也有探索。所谓探索，就是他能在研究领域内不断提出新判断、新观点。此次他的获奖论文又提出了几组新概念，如试图将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整合在同一个视野来观照；又比如提出以抗战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肇始，等等，都给人以启发。他的治史既勇于创新开拓，又步步为营，走得扎扎实实。

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让我想起上一届张新颖的获奖论文《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这两篇文章的关注点非常有意思——从沈从文到汪曾祺，美学风范有点一脉相承的意思。他们在上世纪新时期或者以前的文学史上，都不是很重要的作家，甚至比较边缘。但恰恰因为边缘，他们反倒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审美品质和风格追求。他们大概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体是中国的、传统的、古典的，或者明清小说的，但在局部的修辞手法、结构样式或叙述技巧上，又汲取化用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王尧的汪曾祺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或者说审美高度。汪曾祺强调“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对小说语言的极致追求，对小说诗化意境的营造，应该说是炉火纯青，这是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遗产。这一重要遗产在王尧的研究中得到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梳理和呈现，肌理明晰，条分缕析，而且或许受到汪氏小说语言的浸淫，文字也有点飘逸和温润，读来如沐春风。 

然后就得说一说郜元宝、程光炜、张学昕获得提名的三篇论文了。这三位都堪称当下中国评论界的中坚力量或主力队员，其论文也都是呕心沥血之作。郜元宝此次以《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古船〉重读》《重读张承志》三篇力作参评，给评委留下深刻印象。两篇作品均为鲁迅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根柢大体在道家”一说作注，虽然有点语出惊人，但也确实有所发现，不仅能自圆其说，还据此得出《白鹿原》的人物塑造除田小娥立体、丰满、复杂之外，其他人物多少都有意念牵引或局囿人物之嫌的结论，对重估《白鹿原》的艺术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不过，就我个人兴味而言，更喜欢他的《重读张承志》，他对张承志的评价可谓卓见迭出，特别能从文章中读出一气呵成的充沛饱满的激情，和光昌流利的珠圆玉润的文采，充分展现了郜元宝的江南才子风度。此文在我心目中，虽未获奖，胜似获奖。程光炜关于林白的“双论”，好就好在“双论”——他是从两部长篇之间、作者与作品之间、作者与群体之间三个层面，恣意展开双方的相互勾连、融合、启示与发明，有人生况味、沧海桑田的代入感。作为一个评论家，倾其心力作一篇如此畅快淋漓的作家论，不亦快哉?张学昕的“苏童论”，是他长期研究苏童的总体成果的局部呈现，亦可视为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收获，他从苏童的小说走入了潮湿溽热、多雨多情的南方……对作家的深度体认，使该文成为作家论中的一时之上选。

行文至此，我想再说一个没有提名、获奖的“题外话”——毕飞宇的《小说课》。这是作者在大学讲座稿的一个结集，已陆续在《钟山》刊出，好评甚众。此次参评，也引起了部分评委尤其是我个人的较大兴趣。虽然全书风格恰如开篇题目所示：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有点夸大其辞、阐释过度的电视演讲风，但是作者的锦心绣口——深厚的学术修养，强大的逻辑推演能力，以己推人、将心比心的对名家名作的敬畏、热爱之忱，特别是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基础作出这般体贴、知音式的细读与解读，是使其聚人气、结人缘的根本原因。它与传统的评论套路也许并不十分吻合，但若以此带动影响一种新型的作家式评论，岂不是文坛幸事？

屈指算来，鲁奖已评至第七届，20多年来的文学理论评论也颁出去好几十个了。但要说对理论评论的总体评价，我却是不大满意。理由如下：

首先，近40年来，我们引进西方百年的各种文艺理论，少数人消化得还好，多数人消化不良。结果是导致了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另一种“失语”——即我们始终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甚至是批评话语，用的是外国人的理论方法、观点甚至带有浓厚翻译色彩的欧式句子。其实，西方文艺理论是一种高度自洽的理论，强调的是与创作保持距离，追求一种自圆自洽的自足性，它不用去指导创作，而是把理论本身变成一种创作，这是西方理论的一个特色。所以，西方文艺理论与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很隔，与中国的文学创作更有百公里之遥了。我们又怎么能拿他们的理论来指导、评论甚至规训我们的创作呢？东西方之间巨大的国情之别、文化传统之别，使得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好西方文论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

其二，就是对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金圣叹、张竹坡评点式的中国传统批评话语资源重视不够，很少有人深入其中进行卓有成效的发掘、整合，进而转化成新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和批评话语。以至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批评家一直比较尴尬——多数“学院派”那些用西方文论武装到牙齿的皇皇大著令人们敬而远之。同时，人们所期待的精准明快、一针见血的评论又常常付之阙如。再加上“红包批评”、“批评就是表扬”等种种不堪，人们对评论的各种不满便也油然而生了。

其三，在尚未建构起中国文论体系和话语的前提下，对讲述中国故事的当代文学的阐释与引导就明显乏力。那么，能否先努力把评论写得生动、犀利、好看、可读？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风格卓绝而锐利明快的评论就颇受欢迎，并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再如鲁迅所作评论虽然不多，但正如茅盾所说，让人读了“就像吃了辣椒一样的痛快”。因此，深入文学现场，加强一线观察，及时写出一批有分量、有见解的、能与作家“打个平手”甚至高于作家的作家论、作品论就不失为一途。

总之，我对当下活跃的批评家特别是青年批评家们持有审慎的乐观。他们普遍起点高，学养深，富有才情。他们需要也完全可以做到的是：一，敢于亮剑，不管对文艺思潮现象也罢，对作家作品也罢，要旗帜鲜明地说出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二，要更有耐心和定力地对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的重要新人新作进行深度跟踪关注，及时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家论、作品论，让作家服气，读者受益，社会认可。

三，与此同时，在文学边缘化、评论小众化的资本时代，应拿出“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努力完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转换和古典文论的现代化转换，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和话语，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同频共振的当代文学提供广博深厚的理论支撑与引导。

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