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酷暑之际，读完了吴晓东近期出版的三部新著。三部新著是作者近年来文章的结集，其中《废墟的忧伤》接续《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梦中的彩笔》与《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则回归中国现代文学“本行”，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再审视与文学史书写的新探索。

按文化学者毛尖多年前的说法，“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两条一贯的线索共同组成了吴晓东的“抒情地图”。这张地图呈现的是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眼中的“二十世纪”，或者是“二十世纪感情备忘录”。多年来，坊间更为熟知的是吴晓东这张地图中“二十世纪外国文学”这根纬线，实际上，如果细查这张地图，这根纬线行经之处早已打上了“鲜明的中国印记”。曲径通幽处，是吴晓东始终放不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这根经线上的风景。

两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较为特殊。按吴晓东自述，这书的写作纠正了他“以往的审美趣味的狭隘与偏颇”。他自述在读书阶段 “更喜欢貌似精致、优美、深刻的作品”，这次写作因对象的原因，则必须变成“杂食动物”，由此反而意识到“文学史现象的驳杂之中自有魅力”，这为他的“抒情地图”照亮了一些以前未曾注意到的“黑暗的角隅”。

这必须联系此书的体例。此书缘起，可以追溯到钱理群先生的“一个做了多年的梦”。这部书其实是应钱理群先生之约，为《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上世纪30年代”分册撰写的部分书话。钱理群先生主编此书，目的在于追求“文学原生形态”，“选择狭义和广义的文学广告，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材料，是因为文学广告本身就是历史的原始资料，它的汇集具有史料长编的意义”。借助“文学原生形态”，现代文学进一步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等领域勾连起来，钱理群先生一直呼吁和倡导的 “大文学史”构想由此得以借助“广告书话”的体例呈现在世人面前。

正是这种“广告书话”体例促使吴晓东变成了“杂食动物”。以《现代》《人间世》《论语》等上世纪30年代的沪上期刊为养料，疾驰过彼时的上海文坛，眼中看到的风景虽是断片，但每一断片却都有着一般文学史没有的新鲜观照角度。这与文学广告的性质有关。文学广告因其附属于文学作品的边缘地位，一般不为正统文学史注意，但正因其边缘，文学广告可以很容易地让紧紧盯着文学作品的研究者跳出作品营造的文学世界，去理解文学场域中的“人”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衍生出了文学的故事，文学史因此才会带上钱理群先生说的“个人生命体温”。

借助文学广告，吴晓东注意到了上世纪30年代海派散文背后的都市语境（《“茶话”与“咖啡座”：海派散文的都市语境》）。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小品文追求的是“江村小屋”、“烘白炭火钵”、“喝清茶”的士人韵致，到了上世纪30年代，章衣萍等海派作家追求的则是都市“茶话”与“咖啡座”的舒适消遣。《灵凤小品集》的广告语甚至为读者给出了这类小品文的阅读环境指南：“艳阳天气，在水滨，在花间，在灯下”。吴晓东敏锐地指出，这一转变与“大都市生活的繁复、苦闷、刺激、疲惫以及梦幻般的心态”有关。海派散文既是都市读者的安慰剂，也是不断鼓动着读者享乐主义倾向的“兴奋剂”，这是海派散文摆脱不了的悖论式图景。这一悖论的发现离不开吴晓东对海派作家与读者共同生活其间的“都市”这一文学场域的考察。

在以文学广告为探照灯观照中国现代文学之外，吴晓东没有忘记他的“抒情地图”经纬线交织的地方。在谈到海派散文中的“都会的诱惑”时，通过对比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吴晓东这才引出了“都市的终极悖论”。而在对郁达夫的“风景”考察中，吴晓东则注意到了郁达夫笔下风景的人文底蕴往往要借助“西方文化的洗礼”，这“多少印证了西方现代性在郁达夫留学和写作时代的强势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巨变时代，这是吴晓东在“抒情地图”中始终要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留下位置的重要原因。《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书写的上海，更是彼时中外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更不可忽略。

《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以《<良友>的世界视野》开篇，或许便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良友》画报中不但有上海的“市声”、“市影”，更通过影像将读者与 “远方的世界”勾连了起来，给了他们一种“新的世界感受”。在接下来的篇章中，这一“世界”不断出现。邵洵美的唯美主义实践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直接相关（《中国化的“颓加荡”：邵洵美的唯美主义实践》）；早期的巴金始终放不下巴黎情境以及他在这一情境下拥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巴黎情境与巴金的国际主义视景》）；德国作家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的译介引发了中国文坛的反战潮流 （《<西线无战事 >与 30年代的“非战小说”》）；鲁迅和瞿秋白借萧伯纳访华一事编出《萧伯纳在上海》刻画中国文坛众生相（《“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这些与“世界”有关的故事，为固守一隅的中国现代文学描画出了一幅宏大与斑驳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