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充满变革的中国，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也随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变迁。从二十世纪初的反家庭书写和对独立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期待，到中期对一切家庭的根本性消解，再到二十世纪末婚姻家庭乃至家族的重新回归，中国现代文学的家庭书写深刻而敏感地反映着共时性的社会变革。至二十一世纪初，当动荡的社会环境渐渐平静，而更为深层次的改革正潜流涌动时，当下家庭文学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风貌。而爱情作为其中的重要主题，其内涵、外延乃至于叙事角度与表达方式，也产生了许多值得讨论的新质。去除爱情的象征意义与理想内涵，重新定义爱情的社会意义，真实地还原当下的两性关系，并在关系中观照自我，剖析自我，反思自我，是新千年以来爱情故事的主流。

新世纪文学爱情母题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悄然偏离了五四新文学以来一脉相承的道路。在近现代中国文学的爱情观中，相爱的两人首先要确认和坚持的，是自身思想和人格的独立，以及在相互关系中彼此的尊重。无论在现实层面这种爱情准则是如何地受到阻碍与束缚，至少在文学层面，这种对抗式的，彼此势均力敌的两性关系始终是一种爱情的理想形式，或者说，以上个世纪整体而言，爱情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是精神性的。但在新千年的爱情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上世纪初启蒙主义色彩的新青年的爱情观，不同于文革文学消灭个人隐秘情感的阶级感情观，不同于新时期文学放飞自我、确认个人价值与自我存在的人道主义爱情观，新世纪文学中的爱情是复杂的，是现实与浪漫交融的，是盘算与欲望共存的。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爱情叙事是日常化的，世俗的。它的时效是短暂的，它的终点是未知的，甚至我们会觉得这种新的爱情是暧昧的，模棱两可的。这是因为在新世纪爱情母题中的人物是孤独而物质的，我们已经不能在当前的爱情故事中寻得支撑与依靠，每一个处在爱情中的人物似乎都是功利的，自利的。他们已不仅仅将爱情作为一份情感寄托，而更多地看作他们获得生存资料的砝码，或是他们寂寞无聊时的消遣，甚至他们早已经不愿以这种浅薄而即时的爱情作为自己的遮羞布，而将性爱赤裸裸地搬到台面上，并由此延伸出新的两性关系，乃至于更广泛的人际交往与交换关系。

首先，让我们从不同于以往的爱情形式开始谈起。在新世纪文学中，爱情的时效似乎大大缩短了。快餐式爱情、一夜情、周末爱情等等千奇百怪的短期爱情大大地蓬勃起来。这其中固然有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的因素，但作家对这种情爱方式的偏爱，其内涵更多的是通过这一主题，展现当代个人生活的孤独处境与个人命运无法把握的绝望。齐美尔将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生活中个人保持安全与掌控的范围缩至个人，亦即唯有封闭自我，感到孤独才是安全，这一点我们在新世纪文学颠沛流离的爱情场景中也不难发现。城市生活的高度个人化，使得爱情不再成为扩展人际关系，乃至扩展亲密范围的手段，相反，新千年后的爱情叙事呈现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样态，爱情为个人服务，当个人不再需要时，爱情便退场，似春梦一般了无痕迹。王安忆的中篇小说《骄傲的皮匠》便是如此，男主人公根海是苏北来上海讨生活的小皮匠，在一处弄堂口摆一个修鞋的小摊，鞋摊背后屋子的女主人根娣同情他的辛苦，便每日与他方便，用自家的微波炉给他热一顿午饭。根娣的老公小弟是出租司机，常不在家。一来二去，将老婆孩子留在老家孤身一人来上海闯荡的根海与祖籍同是苏北，说话做事都耀眼嚣张的根娣有了恋情。这恋情有两处根据地，一处是弄堂口，是白天两人粗茶淡饭的相互依偎，晚上在根海城中村的出租屋，是男女情事的热辣与温存。然而一次性事后根娣离开出租屋时，被楼下居住的河南打工仔错认成妓女，根海辗转一夜，决定将自己的老婆孩子接来上海，以此委婉了断与根娣的情思，而根娣在听说此事之后，什么也没说，便转身回了家，小说至此戛然而止。王安忆的这篇关于婚外恋情的小说继承了她一贯的上海叙事风格，但又带有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小皮匠与根娣的爱情起时温情，浓时热烈，却在高潮时戛然而止，人物悄无声息地各回原位，他们从未想过离开各自的家庭，却也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场恋爱之中，两者互不干涉，这样反而令他们感到安全和依靠。根海与根娣之间显然是有爱情的，但这爱情却是模棱两可的。根海需要根娣，是老乡的亲切，是中午热饭热菜的恩情，也是妻子不在身边的异性慰藉。根娣对根海，是弥补小弟常年出车的空虚，是填补无人说话的寂寞，也是遏制自己因为小弟不能人道而无法排遣的性压抑。总之，对于根海与根娣来说，要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爱情，显然太奢侈了，他们活得艰难，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资格享受，他们只是各取所需，抱团取暖，因此在一方结束时，另一方便即时离开。这种临时性的、短暂的情爱关系，也构成了叶辛的《世间问情》的叙事主体。但相比王安忆尚且有些许浪漫与得体的克制描写，叶辛则选择更为直白和现实。索远与麻丽是同一间工厂的车间主任与女工，也是厂里人心知肚明的临时夫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依靠，是慰藉，也同样是背井离乡的打工仔对生活成本计算后的无奈选择。但索远的家乡遭受了洪灾，一夕之间村庄荡然无存，他的妻女千里迢迢前来投奔后，索远与麻丽不稳定关系的麻烦开始了。索远一方面对遭灾的，再无依靠的妻女有责任，然而又对朝夕相处了三年的临时伴侣产生了爱情，他腹背受敌，两个女人一个近身攻击，一个远程冷战，让他无所适从。在这部小说里，临时伴侣的强势入侵使整部作品与《骄傲的皮匠》南辕北辙，如果从现实关系看，索远、麻丽与但平平似乎纠缠不清，其实，在这场复杂的男女纠葛中，连人物都尚未意识到，爱情已悄然退场。与如果说《骄傲的皮匠》着意刻画的是底层人内心的底线，那么《世间问情》则展现的是更为真实、也更为残酷的对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与情感资源的争夺与捍卫。两部作品的相通之处在于爱情主体的高度个人化。根海、根娣、索远、麻丽，这些人物形象无一不是从自我出发，从自身的需求与寄托出发，不论这需求是性，是安慰，还是生活成本的算计与生存资料的索取，都是当代人孤苦无依的例证。

东紫的《白猫》中，离婚了的单身男人将与自己有暧昧关系的女性根据他设计的各种“考验”分类排序，以便挑选出最喜欢他，最能懂他的一个，但其实“我内心一直有点愧疚，我知道自己不喜欢她，只是把她当做了人情冷暖里的一根稻草而已”，但是“一棵稻草的温暖也比没有强”。东紫的小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唯有这几句借人物之口说出的喟叹令人深思。这样的慰藉与短暂的相处究竟算不算爱情呢？根海等人的内心是否也曾发出过这样无奈的感慨呢？这便是新世纪爱情母题的复杂之处，这种临时性的关系看起来既虚伪又敷衍，但却让人不能不认同在这短暂关系中的真情实意。这种奇特的爱情关系实际上是源自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剧烈变化。社会现代化与高度的城市化使得家庭个人化、原子化不断推进，城乡迁徙、异地生活也不断成为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马克思•韦伯认为一个城市的物质基础结构如果处在持续改变的状态，那么“城市的文化情境也概莫能外”，对于个人同样如此。如果生存的主题是颠沛流离的，那么个人对情感的选择也一定会是短暂的，世俗的，务实的。比如金宇澄的《繁花》有一半的篇幅讲述沪生、阿宝、小毛等人在当下的遭遇。沪生的妻子白萍九十年代初出国留学，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两人之间无夫妻之实，只有一纸结婚证书维系法律上的关系；阿宝流连女人堆，却从来不谈婚姻与爱情；小毛青年丧偶，之后便鳏居一生，甚至给未婚先孕的X小姐做假丈夫。男女关系的随意，露水夫妻，单身家庭，包二奶，一夜情，在金宇澄的这些故事里，女性角色来来去去，没有定数，而男性角色则形容轻佻，内心懦弱，彼此之间都心照不宣，互不负责，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孑然一身。在《繁花》中，家庭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职责几乎消解殆尽。社会结构已彻底原子化，仿佛每个人都是孤独来去，自己之外，便再无别人。作品看似热热闹闹，人物繁多，然而却是最为孤独，最为冷清的一部小说。在通过务实的快餐情感慰藉漂泊的心之外，对精神恋爱、理想爱情的想象及失落也出现在作家的笔下。在魏微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中，“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城市姑娘，性爱、男人对“我”来说，都是暧昧和游戏，已经逐渐失去了趣味。而“我”和穷亲戚陈平子一天的爱情，只在两人的眉目传情和暗示中交换，没有表白，没有拥抱和牵手，说过的话甚至不超过十句。魏微在这一天中用足了笔墨，也无法描绘出他们爱情的轮廓，因为实在是太过缥缈和虚无，又是那么的苍白和乏善可陈。过了这一天，他们便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再也不会有交集。这一天的爱情会让他们铭记终生吗？虽然魏微想把它描述成一朵凄婉纯美的花朵，但却无法再增加这昙花在他们生命中的重量——这一天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方方的《树树皆秋色》则更为直白地戳穿了这种暧昧的游戏。知识女性、高校教授华蓉中年未嫁，醉心学术，却因为几通电话而恋上了一位未曾谋面的男生。然而最后男生不再来电，往日的点滴温存也灰飞烟灭，华蓉人生的第一次恋爱以她的自作多情与自取其辱而告终。她如此盼望一场精神的恋爱，她的地位与条件足以让她不在乎对方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一切对于对方来说却是调笑，是玩乐，做不得真的。金仁顺《彼此》中的黎亚非和周祥生是医院内的手术搭档，他们的婚外情是彼此不幸婚姻的慰藉，他们在专业上势均力敌，在经济上各自独立，相互吸引的本该是精神。抛开他们婚姻的束缚，他们的确是合适的灵魂伴侣。故事的最后，两人各自离婚，并在亲友的见证下结为夫妻，但在两人交换戒指的时候，周祥生的婚戒却奇异地滚落并失去踪影，温馨的结婚典礼变为满地找戒指的狼狈闹剧。最终戒指找到，可"他们的嘴唇都是冰凉的"，这些细节的象征是明显的，谁有能说他们对这爱情的结局是充满期待与希望的呢？他们的爱恋与激情，惺惺相惜与知根知底看上去都是真实的，但就是无法找到精神的证明，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感与归宿感。

相比较爱情的世俗化与务实倾向，性爱在新世纪家庭文学中则反而承担了远为复杂的使命。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性爱是爱情和婚姻的结果，只有确定了恋爱关系乃至婚姻关系，性爱才可能发生，并且连接着下一代的出生和新的代际关系。因此在传统的主流家庭文学中，性爱是水到渠成、不言自明的，是附属于恋爱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因此也是可以省略的，不会大张旗鼓地恣意渲染。但在新世纪家庭文学中，性爱却作为一种独立的人际交往被频频推到前台，在爱情变成一种轻质的、浅薄的、靠不住的感情之后，它已无法承载更多的意义，性爱反而变得语义丰富、意味深长。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家庭小说中的爱情负载被打包转移到了新世纪家庭文学中，毋宁说是作家们将新的语义植入了新世纪家庭文学的性爱之中，因为许多新的个体与社会功能只能由性来承载。而性爱也早已不与爱情和婚姻挂钩，也早已谈不上什么忠诚、贞洁等传统的性道德，它成了一种新的话语符码。一方面，一部分作家将性爱行为功能化，他们谈论的性只存在于物质和欲望层面，但对于另一部分作家而言，性所能负载的情感需求反而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爱情，它成为了一种隐秘的安慰，但这种安慰是自足的，甚至是自私的。当下文学作品中的性爱，与其说是爱对方，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怜惜。在经历了1980年代热烈的个人解放与1990年代快速的个人物化之后，新世纪的文学似乎已经将自我看作客体来描绘、呈现所经历的压力、无助、绝望和窒息。在个人高度物质化的当代中国，精神恋爱，凭爱情走进婚姻，相敬如宾、白首偕老，这些命题似乎通通已经变成奢望。精神层面无法灵犀，个人命运颠沛流离，唯有做爱，也只能做爱。做爱是过程，是结果，是起点，亦是终点，它是快乐，是安慰，也是绝望人生的一剂吗啡。我们历经百年的新文学，似乎从未以这种角度谈论性爱。毕飞宇的短篇小说《相爱的日子》，就是新世纪性爱题材的一个典型。男女主角在酒会上相识，散场后他们便上床了。这段一夜情并没有随着白昼的来临而划上句号，它成为了两人之间的小小习俗。他们不谈恋爱，只是做爱，他们在性爱中感受彼此，称赞彼此，在性爱中获得短暂的自信与自尊。在城市中无业的，只能干些临时活计的两个人，连饭都吃的有一顿没一顿，自然也无钱约会，恋爱与一起"过日子"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们互称兄妹，以兄妹之名，掩盖着内心对彼此爱情的渴望，再通过性爱，饮鸩止渴般表达对彼此的迷恋与思念。性的慰藉作用，性与爱情、婚姻的脱离，在这篇短短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笛安的《圆寂》中，这种慰藉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八零后的作家中，笛安已经非常出色地将这种慰藉深入到人性的层面，使这种时代性的性爱有了更为普遍的价值。作为残疾人、乞讨者袁季来说，普云给予自己的唯一一次性爱，不是怜悯，不是同情，而是对他作为一个人正常需求的尊重，并且是对一个无法自理的人的照拂与关爱；而对普云来说，那一次性事是自己妓女生涯唯一的救赎，是她不为钱，不为生存的唯一一次做爱。在两个底层人的内心，这一场性事所带来的，是他们一生都感念和珍惜的温柔。而在程青的《发烧》中，小陶作为大龄未婚男青年，接连相亲了好几个女子，他与这些对象没有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和渴望，却奇异地与她们保持着性爱关系。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但他倾听她们的苦恼，抚慰她们的欲望，帮她们解决诸如不孕、堕胎这样的难言之隐，甚至帮她们照顾小孩。这错位的，临时的家庭关系就这样莫名建立，小陶也因此扮演着男友、丈夫、父亲这种错杂的角色。这可说是单身家庭描写的典型，男女双方不需要建立相对稳定的伴侣关系，仅通过性爱的隐约牵绊，便可以体验到家庭生活的全部滋味。

相对来说，小陶承担的还是太多了，如果换做魏微笔下的郭小海或是盛可以笔下的李喊，可能就会觉得这负累太重了。性爱本就是好时你情我愿，恼时一拍两散的关系，双方互惠互利，各自解决需求，只要自己满意便是达到了目的，如果对方也在性爱中获得了享受，那便是额外的奖赏。至于感情或是对未来共同生活的承诺，是不在这样的性爱关系考量之内的，如果有一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倒反而是逾矩了。在魏微的《异乡》中，文员子慧孤身一人在外地打拼，她与本地人郭小海曾有一段恋情。不过如果真说是爱情，郭小海是不认的，他甚至在上床之后堂而皇之地对子慧表明“他不想结婚，也不想恋爱。她是个好姑娘，他不想伤害她，所以更要把话说清楚，他们地关系是哥们的关系，他们上床，是为了各自取暖。”恋爱不能独自界定，而取暖也同样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更何况这“取暖”其实不过是好听的说辞，安慰的是郭小海生理的空虚，和子慧没有半毛钱关系。子慧在听过郭小海的话之后也表明了态度，大家好聚好散，自己从没想赖着他。这是被以取暖之名抛弃的女子最后的尊严，还是子慧的心底话，我们也无从得知。但从魏微的叙事口吻中，已经在这个时代参透了其中的虚伪与悲凉。盛可以的《手术》也同样如此。李喊对唐晓楠是温柔的，亲昵的，但却同样是陌生的，李喊虽然万花从中过，但却从不与那些女子上床，因为怕被要求负责，怕与她们走进婚姻。唐晓楠以此认定，李喊与她发生了关系，便是要与她结为夫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李喊之所以与她发生关系，只是因为她早年的不婚宣言，因为她方便省事，没有麻烦。所以李喊在无尽的敷衍塞责中并没有半分内疚，在他看来，唐晓楠反悔逼婚反而是不地道，不守约。在两位年轻女作家看来，将性爱说成是相互慰藉，抱团取暖，或者是一闪而过的暧昧情感，不如说是对欺骗和欲望的一种粉饰与遮掩。这种粉饰并不无性别之分，方格子的《像鞋一样的爱情》就抛开了女性主义的批判，转而探讨在一夜情、萍水相逢的性爱中虚伪的爱意。作者用大部分篇幅讲述陈小纳对伯年的想象，她与伯年不过是出差时的一面之缘，她所见的不过是伯年的热情温柔和一付好皮囊，但在回家之后，陈小纳便在自己的脑海中完整了伯年，并寄托了自己不甘于平淡生活的一份隐秘的激情。故事的最后，伯年和小纳真的疯狂了一次，而这唯一的一次也便成了终结，小纳终归还是回到了丈夫徐政的身边，决定为他生儿育女，好好过日子。这样的选择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在新世纪文学所描写的爱情生活中，究竟还有爱情的几分地位，人们有愿意为爱情付出什么，牺牲什么，结论是无。不论爱得多么深，无论小纳已经在想象中将伯年编织得多么完美，无论真实的伯年如何符合她的想象，结果不过是一次交欢，一滴眼泪而已。对于小纳的丈夫徐政来说，他从头到尾都毫不知情，他没有感应出小纳的变心，他只是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仅此而已。与其说小纳与伯年谈了一次隐秘而轰然的恋爱，不如说是他们给自己的欲望进行了相当的美化，而让它看起来纯粹和温柔一点而已。当然，更为极端的，也只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是对性爱的虚拟化，比如曹军庆的《云端之上》。无业青年焦之叶在现实生活中一无所有，全靠父母供养，但他在网络上的“云中之城”却是身份高贵的大人物，有七个妻子。他每日忙着编织自己的虚拟生活，还要与七个妻子进行虚拟的性爱。但一旦这些妻子要提出线下见面，他就对她们立刻失去了兴趣。直到小说的最后，焦之叶的母亲假扮妓女约他去酒店开房他也无动于衷，并最终悄无声息地死在自己的房间里。如果连性爱也能虚拟，那么说明人类几乎已经到了连欲望都要退化的阶段。这无疑已经以一种终极方式触及到了当代性爱的重要问题：它究竟是属于一个人的感受，还是属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仅是爱情，可能连性爱人们也懒得经验。

事情就是这样起了变化。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性爱需要两个人配合完成，但在当下的文学描写中，作家显然更看重性的独立与个人化，即使双方存在恋爱关系、婚姻关系，性也只属于个人。因此在新世纪家庭文学中，家庭关系与性关系并非共存，更多形式的性关系与性体验存在于家庭关系与家庭经验之外。正如齐美尔所言，当代人注重对自我的关注与消遣，因此对性关系的高度物质化，甚至对性对象的高度物质化，只有将性作为个人感受、个人需求乃至个人娱乐来看待，才能了解此类作品的内在伦理逻辑。苏童的《香草营》中，梁医生与女药剂师产生了婚外情，为了维持各自家庭和社会地位的稳定，梁医生在外租了一间出租房，但当他们来到出租屋准备翻云覆雨的时候，却发现房东就住在窗外的鸽棚里，将他们的行为看得一清二楚。梁医生与女药剂师几乎没有纠缠，就立刻因为这个潜在的威胁放弃了这段婚外恋情，回归到了正常的同事关系。刘玉栋《幸福的一天》中，菜农马全被撞死之后，过上了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而他的“幸福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去享受一次性服务。他很喜欢为他服务的女孩，觉得她漂亮可爱，但当服务结束之后，他们便再无瓜葛，他没有任何留恋，他更希望在享受之后，回到自己的家，守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更直接的如王手的《本命年短信》，妇科中医乐蒙遇到的一位病人柯依娜，她去乐医生处的看诊时间是私密的，一对一的，但这并不直接关乎男女情爱，乐医生更多的是一位倾听者。柯依娜向他倾诉着自己的婚姻与性，但她的谈话内容甚至不牵涉他的丈夫，她关注的只是自己个人的感受，她的自慰，她的高潮，她对自己身体的喜爱与欣赏。即使有伴侣，即使有婚姻关系与稳定的性对象，性的欢愉、困惑仍然属于私人，属于自我。

诚然，在高度物质化和功能化的性爱描写中，占比相当高的是对女性高度物化的反思和悲悯。潘向黎的《白水青菜》中，把爱情全部刨除，只剩性与占有。毫无疑问，将性作为一种占有，是将性与爱剥离的重要步骤，也是将性物化的证明，男主人公与年轻的女子有了婚外恋情，但人到中年的男主角爱的似乎更是年轻可人的肉体，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一个守旧怀古，充满烟火气息，另一个时尚前卫，唯我独尊。他们虽然有种伪婚姻的相处，但不过各取所需，除了性爱时间，他们各自煎熬。葛亮的《过客》中，女主角来到香港密会男友，男友身家富裕，带她住的是高级酒店，吃的是著名餐厅，甚至在公司上市的发布会上高调纪念他们相识的日子，然而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当黑夜过去，太阳升起，男友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庭，而女主角作为情人，独自搭上离开香港的东铁。之前奢侈的吃喝玩乐高调表白，可以说是一次占有的价码和酬劳。毕飞宇的《睡觉》就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物化的最高境界。主人公小美是一个“二奶”，而她的情人却没有与她同居，甚至将她丢在郊外的别墅中不闻不问，如果不是按时打来的生活费，她几乎就是被丢弃的一个物件。她没有朋友，没有工作，她所住的小区都是与她相同身份的女子。她们被厌弃的理由多种多样，而小美是因为生不出孩子。在庞大的金屋藏娇的社区里，感受不到丝毫爱的存在，她们与情人完全是一种交易，不需要感情。而王手的《自备车之歌》则从男性的角度描绘了这种交易背后的心路历程。崔子节有了一辆私家车后，便幻想着能在车上来一次“车震”，在每日进出车库的过程中，他结识了看车的女子李美凤，决定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与李美凤的一夜春宵。在付了小费，给她的孩子送了课外书，并决定以解决孩子的幼儿园就读问题一举拿下李美凤时，她却被崔子节的情意打动，决定要与他私奔。不出想象，崔子节被这一举动震惊了，并当机立断离开了李美凤。因为在他看来，李美凤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如同妓女怎么会想同嫖客私奔呢？崔子节认为对来自以“浪荡女”出名的秦县的李美凤来说，花点小钱，不破费，便能做一次皮肉生意。在崔子节的眼中，李美凤的“商品”价值之低，甚至还不如一个真正的性工作者。

这样的描述是否可以见出新世纪的爱情的样貌？个人生活的去尊严化，个人情感的去精神化，即时排遣式的抱团取暖，以及不可避免的物质与功利的考量，构成了如今新的爱情与性爱法则，也成就了新世纪爱情叙事独特的言说方式。如果稍作深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相互利用、各取所需，还是将女性作为提供性服务的工具看待，无论是慰藉，还是需求与欲望，背后站立的都是孤独、怯懦而又警觉的灵魂。在新世纪关于爱情与性的叙事中，我们无处不能觅得这种孤独、卑怯与防范。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家庭规模的缩小，亲族关系的疏远，宗族关系的坍塌，都是形成个人孤独状态的基础。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急速推进，以世俗生活与日常生活的成功作为个人价值的终极目标，传统中国人际关系的式微与乡土中国的不再，新的信仰又难以建塑等等，更是造成个人孤独化与个体物化的社会动因。所以，孤独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这竟然成为个体的选择，成为一个社会最本质的人的存在方式。当所谓爱情叙事亮出的是这样的底牌，无疑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