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个作家在写完一本书之后，就再也没有更好的或者新的作品了。这种现象被称为一本书现象，这样的作家则被称作一本书作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在一本书作家当中，有的人是在写出了一本代表作之后，就再也难以写出第二本超越的作品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作家一辈子就只写了一本书，再也写不出第二本，他找不到创作的资源了。这两种现象都属于本文所谈论的作家创作的不可持续。

考察那些一辈子只写出一部作品的作家，会发现他的这部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他在消耗完自身的文学资源之后，就失去了再发掘的能力，于是写作就走向了枯竭。进一步考察部分作家创作的不可持续的原因，会发现这种现象往往集中在那些没有接受过较好的文学教育的作家身上。也就是说，创作的不可持续和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写作训练、不能形成创作的自觉的关系很大。与此相反，那些接受过文学的系统训练的作家，几乎都可以做到创作的可持续，不间断地写出一本又一本高质量的作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家接受一定的文学训练是必要的。

对于写作能否训练以及作家能否培养，向来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时至今日，关于作家能不能培养依然争议不断。那些持作家不可培养论者认为：写作是一种天赋，天赋是不可以培养的。他们中有人举出莫言的例子，说莫言由小学毕业生而成长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可见作家是不需要培养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且不说莫言一直在勤奋读书，仅仅从他的学历来看，他绝对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有小学毕业。他先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并获得本科文凭。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鲁迅文学院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研究生班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作为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莫言具备的硕士文凭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 所以，莫言不是小学生，是研究生！他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够成长为大作家，绝对和高等院校的锻造有关，是综合素养的集大成体现。

与此相对应，许多著名作家都认为，创作是需要天赋的，也是需要技术训练的。可以说，作家的技术层面是完全可以通过培养来不断提高的。

著名作家阎连科在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推出的“创意写作书系”时，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栋七层高的楼房，像他这代人是从楼梯一层层地爬楼梯走上来的，但其实它是有电梯坐的的。“等你知道作家可以通过训练，可以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心声，甚至可以成为作家是可以通过一定的训练达到的，我已经五六十岁了”。阎连科说：在中国确实一直在说作家是不可培养的，是没有方法训练的，看了这套书你就知道确实是有电梯存在的。如果成为作家在七层楼的楼顶，确实有电梯可以一搭而上，不需要像我们这一代人付出太多的、几乎让人无望的努力。你摸索了几十年，看很多老作家写创作谈，说你要体验生活，你要记日记，你要到大街上看到什么写下什么，练习你的描写，我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今天看来特别笨。但我们这一代确实是这样做的。一加一等于二，其实只要我们记住一加一等于二就可以了，不需要我们去证明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可以以此为起点开始写作，但我们费了很多周折。

而在王安忆看来，一个作家如果能得到高等教育的话，一定是好事情：“我们都是从一个反常社会里面出来的，不是我们不想接受完整的教育。虽然没有正式地进过高校，可是我在《儿童时代》的时候，上了很多旁听补习班。我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自己的教育越来越多的作家都是学院毕业的。这和社会发展、教育的完善有关系。现在你很难想象一个作家不是大学毕业的，如果我有可能读大学，我的知识积累，肯定比现在更加完善。”

著名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认为，说到底，文学教育的目的，是为受教育者提供必要的教育环境，使学生不只学习文 学知识，同时也锤炼文学技能，成为“可以写作”的人。

由此可见，必要的写作训练对于作家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二

去年，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作家协会携手合作，以合作培养的方式，联合招收文学创作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加上此前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都相继开设了创意写作研究生班，这些消息让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写作者精神为之一振，这些举措无疑给他们接受系统文学训练和文学深造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就曾联合招收文学创作专业（挂靠文艺学）的硕士研究生班。该班走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以及在国内外拥有广泛影响的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毕淑敏、洪峰、徐星等一大批优秀作家，为作家创作的高质量、可持续从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考虑到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个研究生班的全貌，笔者对此稍作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这个班是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是鲁迅文学院八十年代和多家高校合作办学中的一个。八十年代末期，鲁院不断拓展办学空间和办学方式，创造性地开启了与高校合作办学的模式。在此期间，鲁院和多所大学联合办学，其中，1988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了“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录取学员48人；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文艺学·文学评论”研究生班，录取学员30名；1989年，与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汉语言文学”大专班，录取学员45人。

在与数所大学的合作办学中，鲁院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合作影响最大。因为这个班录取了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等在当时与日后都很活跃的青年作家。

1988年5月，根据国家教委研究生司有关文件精神并报请国家教委研究生司批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鲁院决定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这个班的名称为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那么，鲁院和北师大为何要创办这个班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1988年6月22日年打给教委研究生司的申请报告中找到，报告的开头部分说：

根据国家教委研究生司（86）教研字030号文件精神，要努力扩大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为硕士研究生的比例，对部分有四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进行单独入学考试的试点，是招生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我研究院于1987年初开始组织人员对社会需求进行了调研，从全国各省市作家协会分会提供情况是：目前我国文坛上有一批青年作家很活跃，他们作品有不少在国内外获奖，如《红高粱》作者莫言、浙江的余华、大兴安岭作家迟子建等。但他们共同通病是先天不足，文化、专业水平普遍较低，知识根底浅，门类单一，呈一种贫血状态。所以，对这部分青年作家如何更上一层楼，是一个重要课题。为此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招收的作家班把不少作家提高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这一工作很有意义。但近年来，一些优秀作家已将封闭已久的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世界，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我国派出作家出访二百五十人次，达数十个国家，同时几乎相同数量外国作家来华与中国作家交流，来访者大部分均属xx学院文学硕、博士，而我国作家，即使很优秀，知名度也比较高的作家在学衔、学位上是“白丁”，充其量也只经过大学本科教育而已。所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没有一支有相当素质的作家队伍，几乎是空缺。因此把一部分已达到大学本科水平的作家，提高到研究生水平，再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做出理论结合实践的论文申请学位，是部分作家实现“学者化”，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作家“学者化”是许多作家多年来的向往，如果能办成“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将为中国作者学者化的工作尽一份力量。我校受各省市作协分会、总政治部、出版社、大型期刊单位要求与委托试办该班。

从申请报告可以看出来，办这个班的初衷主要有两点：一是活跃于当时文坛的青年作家文化、专业水平普遍较低，需要提高综合素质；二是中国青年作家和国外作家比较，所拥有的学历太低，不能和国外同行进行“平起平坐”的交流。归根结底，办这个班的目的是要实现中国“作家的学者化”。而实现“作家的学者化”极为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作家可持续地创作提供保障。

基于以上考虑，国家教委研究生司于1988年7月21日签署意见批复此报告，同意举办研究生班。

三

为了办好这个班，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共同制定了“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招生简章，在这个招生简章中，公布了试点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文学创作，学制两年半（1988年9月至1991年1月），其中第一学年（1988年9月至1989年4月）为研究生班的预备班，开设政治、英语及中国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写作等专业基础课，还有相当数量的专题课。然后进行研究生班入学考试。以后（1989年5月至1991年1月）为研究生班正式教学时间，拟开设政治、英语和相当数量的学位课及专题研究课。政治、英语及学位课程及格者发给研究生班毕业文凭，学生回单位后，经过一段时间专业实践可向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申请学位。

其招生对象与条件为：大学本科毕业水平（或具有同等学历者），从事相近专业工作满四年；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坚持“二为”和“双百”方针。安心本职工作，业务优秀，其作品曾获奖或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或有创作潜力，年龄在四十岁以下；有两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推荐；本班学员均属国家计划外委托代培生，因此必须取得原单位的同意方能报考。

本班招生正式录取名额40名，并拟招收少量旁听生。研究生预备班报名办法为：原报考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九期文学创作班者均有效，新报名者必须由中国作协各分会或出版社、文学期刊编辑部推荐，然后向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招生小组报名，填写“报名登记表”，并交纳代表作品（中、长篇小说两部以上，短篇小说、散文五篇以上，诗歌十首以上），经审查后择优录取进入预备班学习。研究班入学考试于1989年4月举行，考试科目及办法严格按照国家教委（86）教研司京031号和（87）教研字002号文件执行。

为了办好这个班，鲁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专门为学员开办了预备班，专门补习英语，为进入研究生班做好必要的准备。9月21日，研究生预备班开学。录取学员48人，名单如下：

李本深、于劲、莫言、刘毅然、叶流传、刘恪、迟子建、何首乌、王宏甲、王刚、王敏、严啸建、陈虹、江灏、李平易、郑海翔、肖亦农、黄殿、黄康俊、王树增、季清荣、白玉琢、邓九刚、余华、刘亚伟、苏丽华、贺平、魏志远、寇宗鄂、杨新民、刘震云、王明义、冯敬兰、张坚军、杜远、雷建政、王连生、宫魁斌、千华、毕淑敏、刘以林、李沙青、彭继超、贝奇、徐星、洪峰、孙大梅（旁听生）、蔚江（旁听生）。

从以上学员名单可以看出，这个班的创作实力还是很强大的，特别是莫言、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洪峰等人，毕业后均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创作基本上都形成了规模，成为不断有新作问世的终身作家。

经过两年半的学习，1991年1月，鲁院与北师大合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在鲁院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四十六位学员修完了七门学位课和七门专题选修课，修满了三十以上的学分，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和鲁院共同颁发的研究生班毕业文凭。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马烽，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顾明远，副院长、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创作实践及研讨课导师代表、作家、诗人汪曾祺、李準、林斤澜、牛汉、程树榛以及施勇祥、李一信等有关负责人、教职员工出席毕业典礼。据粗略统计，两年半中，全班学员共创作和发表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各种形式的作品1300多万字，诗歌44000多行，电影、电视剧本18部。而在他们毕业之后，更是源源不断地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在与北师大合办研究生班的同时，鲁院还与华中师范大学发布联合举办“文艺学·文学评论”研究生班，与“文艺学·文学创作”班不同，“文艺学·文学评论”招生专业及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文学评论”；学制一年半（1988年9月至1990年1月）；必须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年龄一般不超过四十岁；考生必须是从事工作五年左右，有写作文学评论文章的实践经验，确有培养前途的业务骨干；必须有两名以上具有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推荐，并填写《专家推荐表》。

“文艺学·文学评论”研究生班录取学员30名（88级），名单如下：

冯毅、黄忠顺、尚建国、高文平、李家宝、王鸿生、曲春景、肖友元、周行易、蔡桂林、刘英武、陈默、张晓东、廖四平、杨问福、廖永明、汪新生、徐敏、史晓莹、吴茵、陆艳、段蕴凯、田志平、熊雄、李小明、龙云、饶彬、吴清泉、秦立明、毛韶华。

“文艺学·文学评论”研究生班连续举办了两届，继88级之后，90级于1990年3月开学，录取学员20人。其名单如下：

李旭、张军、李建东、王琳、徐旭、向军芳、许春樵、王春林、赵新林、赵怡生、李旻、傅强、杨建、胡建军、王祥、唐霁虹、刘光耀、余继、陈颖灵、张珊。

总起来看，鲁院与北师大、华中师大等高校联合办学模式是成功的，此举为提高作家、评论家的学历和素养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许多中坚作家大都就读过研究生班。

四

为了扩大影响，让更多的作家得到系统的文学训练，1993年鲁院再次与北师大中文系达成协议，共同招收在职委培“文艺学·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学员大多来自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班延长班。其招收对象与此前稍有区别，其主要内容为：大学本科毕业（不受学科限制），有四年以上工龄的在职人员，在文学创作上有较突出的成绩或潜力者，身体健康，能坚持脱产学习，年龄一般不超过37岁。学制也是两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预备班，复习有关功课并举行入学考试。考试合格者，方录取为正式学员。第二、三、四学期为学位课程学习阶段，学习结束，考试合格，修满学分者，由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鲁迅文学院颁发研究生班毕业证书。毕业后在职撰写学位论文，两年后进行论文答辩。论文答辩通过者，由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授予文艺学硕士学位证书。招生人数原定40名， 本期实际录取学员人数为47人，比招生简章人数多出7人，详细名单如下：

蔡若秋、贾哲宇、冯捷、牟洁、许明扬、王贤根、章珺、马京生、徐名涛、黄少云、张大公、母碧芳、万剑声、徐景辉、焦耐芳、刘晓滨、孙平、梁洁茹、王丽、迟慧、曹谦、曾英、郭晓力、黄嘉宾、马步升、黄以明、刘爱姝、袁丽馥、钱宏、柳建伟、张兴源、李玉臣、陈丽伟、徐桂芝、于守山、高领、高军、高伟、毛眉、傅建文、吕志青、钟兴林、李志伟、张鸿疆、蒋蓝黛、魏碧海、何建明。

据曾任鲁院副院长的李一信回忆，在本期学员录取工作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两位女学员能不能录取在教师和学员中发生了极大的分歧。坚持录取的理由是这两位女学员文学创作的功底较好，坚持不录取的理由是这两位女学员生活不够检点，组织纪律性差。经过权衡，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李一信主张把这两位女学员录取。对此，有人提出异议并把这种带有明显倾向的做法反映给作协领导。作协领导玛拉沁夫就此约见了李一信。李一信向他做了详细汇报，并自荐兼研究生班的班主任。李一信分别找那两位女学员谈话，并约法三章，同时向全院师生提出明确要求，“一是学员在校期间，师生不准谈恋爱；二是每晚9点以后，学员不得打扰老师备课和进行文学创作；三是男女学员要自尊自重自爱，聚精会神完成学业。”[footnoteRef:1]

像这样的情况，在鲁院是不多见的。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形成了一个“传统”，在每一次学员入学时，鲁院领导都要对其进行“学前教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强调学习纪律，男女交往方面当然也是其特别强调的一个方面。

综合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鲁院做法，可以看出合作办研究生班有三点好处：提高了鲁院的办学层次；有经济效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最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能够可持续创作的作家。

可惜的是，此种模式未能持续，在九十年代昙花一现之后彻底消失。那些有机会到研究生班学习，提高学历的作家毕竟还是少数。作家的学历不高，接受的文学训练不够系统，至今仍是当今中国文坛的一个大问题。与国外作家普遍高学历创作科班出身比较，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短板。放眼现今文坛，有着高学历创作科班出身作家的数量还是很少，经过大学文学史系统训练的作家仍旧不多，更遑论研究生学历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年鲁院提出的中国作家学历不高的难题，依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或许，这和鲁院本身不具备学历教育有关，也与鲁院与高校合作办学中断有关。总之，鲁院在学历教育上的局限让中国当代作家无法获得学历，大大限制了鲁院的发展。中国作家培养问题由此陷入了一个怪圈：拥有学历教育的高校中文系大多都宣称不会培养作家；一心想培养文学新人的鲁院却不能授予作家学位和学历。这个难题既是对作家的限制，也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阻碍。

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不但是鲁院这样的专门培养机构在对作家进行系统训练，越来越多的高校，比如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都相继开设了文学写作方面的专业课程，并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打破了此前中国文学创作体系主要由作协系统来统合的局面。其中， 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在创意写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最先创建了高校创意写作中心和本科“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平台”及创意写作创新学科，2015年又获得了创意写作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培养出了我国首位创意写作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建立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一整套培养体系。中国人民大学不仅建立创意写作培养方面的专门师资，招收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还在创意写作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翻译出版了多套创意写作书系。北京师范大学则成立了以莫言为主任的国际写作中心，开始招收创意写作的研究生。眼下的中国，创意写作方兴未艾，就连曾经宣称不培养作家的北京大学也开始招收了创意写作方面的研究生。在本科教育层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都建立了一套教学体系。而南京大学和江苏师范大学则成立了以作家为中心的工作室（坊），以更加灵活地方式对文学新人进行培养。从今年开始，江苏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创意写作研究生，成为江苏省首家培养创意写作高层次人才的高校。

正如美籍华人作家哈金所说，在美国，几乎没有哪一个作家不是经过创意写作系统训练的。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作家也能像美国作家那样，都能够实现系统的文学教育和写作训练，从而让自己的创作更加自觉，实现创作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