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中国是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历史悠久而传统沿袭不断，地域广袤而民族形态众多，敬天法祖而注重经验积累，政体森严而民间空间广阔，讲礼重文而文化兼容性强，详于记载而习于民间采风，这些特殊条件造成传统文化的源源产生与连续传承。

历史文明发达的国家传统文化一定丰厚，这是由其文明积累值大决定的。历史上曾经高度发展的文明，无论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中国、印加、玛雅等，都有较大的文明积累值。但是这些文明中能够显现给今天世人的大多为物质文明的躯壳，即遗留下来的建筑、雕刻、绘画、文献等等，它们归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范畴，但只有仍然存活的传统文明，才能够保留“活”的历史形态。也就是说：只有历史文明未曾断绝的国家，才能保存最多的传统文化。人类文明史多因战争、宗教等原因造成中断，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存在于至今仍在尝试彻底读解的楔形文字里，古埃及、印加、玛雅文明留给世人的是无穷无尽的考古猜测与索解，了解古希腊文明曾经不得不转道阿拉伯文献，而古印度的梵文与梵剧早已被雅利安人阻断。因此，惟有中国，从甲骨文转换为金文衍生出后世真草隶篆的文字史从未间断，由夏商周奠定后世长久沿袭的宫廷礼乐和民间礼仪现代以前未间断，由先民农事祭祀节令仪典演变而来的民间信仰年节庆贺仪俗现代以前未间断——或者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概念来说：中国的“文化空间”基本未间断。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不间断的连续性，曾给西方提供了解已中断文明的参照物：20世纪西方戏剧在寻找本源的现代派探索中，曾经向传统的中国戏曲寻找流失了的古希腊和莎士比亚戏剧舞台的本原成分。上述古老文明之外的次生文明，积累的物质文化遗产就较少，传存的传统文化也较单薄。

中国古代占支配地位的是大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耕文化，它依自然界的时序、韵律、节奏发展，敬畏、顺从和亲近自然，而历代经验积累与传承成为最重要的文明基因。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突出特征是敬天法祖、注重前人经验，以天为则、凛遵祖制，信奉法古主义，遵循文化守成，所谓“天命不可违”（《晋书·石季龙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一切以祖先和古人为圭臬，制度实行总要看古人是否做过，哲学思理总要看古人是否说过，行事做人总要从古人那里寻找成例，古已有之成为万事之法，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祖宗之法不可变”（《宋史·司马光传》）。历史上的政治变革常常遭致保守观念挫败甚至阻断，因而“托古改制”往往成为变法的借口，“复古”成为改变现状的捷径。民间社会的演变与发展也按照既定之规而循规蹈矩，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从江南许多来自中原的移居村落今天仍然保存了众多中原古俗可以看出来。数千年来这种思维方式深入影响和控制着民族心理，保存和遵循古人制度、礼乐、仪俗、规则，恪守前人经验与规范，成为根植于心的文化传统，成为众量传存传统文化的前提。

中华文化是礼乐文化，古代以之确立有效的政治秩序与和谐民风，所谓“礼者，天地秩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夏商周三代形成完备的礼乐制度，例如周朝形成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礼和六代之乐，经春秋战国的动乱遭到破坏，孔子因而“克己复礼”大力倡导和宣扬以挽其颓势，以后历代缜密修补严格执行，礼乐文化日益深入民间。长期指导中国传统精神生活的“十三经”中即有《周礼》《仪礼》《礼记》三部著作专门讲礼仪，总称“三礼”，规定了从宫廷到民间、从日常起居到红白喜事、从祭祀到禁忌的各项文明礼仪，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无论是家国政治还是民事活动，都被完备而繁复的礼节笼罩着。礼仪有吉、凶、宾、军、嘉礼五大类，各有众多分支，与人生关联的如诞育、成人、婚配、丧葬等，都有繁冗严密的规定。礼要有乐来配合，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记·乐记》），因此礼仪活动通常都和奏乐表演连在一起。而统治者尤其重视乐的敦化作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进入民间生活，长久化生为民俗，就成为后世传统文化的渊薮。

中华古国的政体森严，尤其秦以后形成统一中央集权制，便于在政体、法律和文化层面上维护制度体系。一部二十四史证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制度体系总能迅速重建并巩固，保持强劲的连续性与传承性。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宗法制度下千年不变的民间社会，构成村落文化的广大空间，家国礼仪深入民众社会生活。“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古村落楹联）。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聚族而居、渔樵耕读的乡村社会形态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传统文化的家园，它儒教统领与宗法结构合一，居处环境与自然、人文因素合一，包蕴了复杂的文化空间，包括了丰富的无形文化形态：宗教仪式、年节庆典、民间习俗、交接礼节、生活习惯、特色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专门化的手工艺和技巧等等。乡村每年代序性举行的社屋拜奠、神庙祭祀、祠堂典礼和多种多样的节令活动，包括各种迎神奉像、行傩逐疫、民间社火、场圩文化空间序列，都成为容受传统文化的库藏。

传统文化的特征与民族性紧密相关。一般来说，不同民族因其生存环境与生活习俗的不同，形成相异的文化性征，构成不同的文化板块，也就产生不同的传统文化形态。中华文明以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为主发祥地，逐渐覆盖江南漠北，扩布到周边山陬海隅，地域广袤而民族众多。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众多的共生民族。最初即有华夏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从生产方式可以划分为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经济生活类型。而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总体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共同体。今天中国13亿人分布为56个民族、使用82种语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因其所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保持特殊的生产、生活和感情表达方式，因而拥有独特的传统文化。

二

华夏文明在多民族长期共同发展过程中确立了文化的和合特征，《论语·述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其特点是宗教排异性弱，文化包容性强。在原始占卜巫术基础上形成的《易》文化，通过对自然与社会规律观察总结而孕育的太极、八卦思维和阴阳五行观念，都是讲矛盾统一辩证关系的，其阴阳调和、相辅相成的认识基础，长期支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归纳为原理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学只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未转化为真正的宗教形态，能够容纳其他思想体系，隐忍了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因而未发生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事件中消灭异己文化的决绝行为。当然中国历史上偶有禁佛事件，更多出自经济原因，也毕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常态还是包容。汉文化正统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这些入主也反过来采纳汉文化，入主者自身也迅速汉化，而将自己的始原文化掺并进去，形成文化混同。至于东汉吸收印度佛教，唐代以后又容纳了众多西来宗教，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同生共存，更是体现了中华文明地覆海涵的文化性格。而上述海纳百川的文化涵容历程，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容量。

中国传承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性条件是它统一而定型的文字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进入文字时代，它的文化和历史就很难为后人所认识并传承，或者仅停滞在模糊的口头阶段。有了文字、文献对口头文化的记录，历史才有了清晰的延展脉络和节律。汉字5000多年的历史，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简书、帛书、碑书固定到纸文献的经史子集，记载一脉相承、历代不绝，留下众多史实、神话、传说、诗歌、轶事、民间故事，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华各部族的历史文化足迹，还包括了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和西亚、东南亚的史迹，甚至一些国家最初的史书也是用汉字写成的。一些民族则参照汉字结构法创造自己的文字，例如西夏，由此有了自己的历史和生活记录。这个特殊条件强有力地支撑了传统文化的香火延续。例如一部二十四史，虽说只是帝王将相史，也还是绵延不绝记录了人类文明活动的伟大工程，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宫廷礼仪、祭祀典礼、宴乐活动等因而得以蹈袭有据。

中国传统又历来重视民间采风，《孔丛子·巡狩篇》说：“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说：“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史官在各国民间记录下来的歌谣。先秦史籍里经常录载口头民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用汉字翻译出来的《越人歌》，这种习惯沿袭下来，历代都重视记录民间歌谣，留下众多文献。最著名者如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分12类记载了上古到汉唐时期的祭祀歌曲、宴会歌曲、街巷歌谣、舞曲琴曲等的歌词。明清时期则编篡了众多的地方小曲歌词选集如《雍熙乐府》《万花小曲》等。历代文人也自觉从民间歌谣里汲取营养推动诗歌创作。而历来的地域民情风俗，方志著作皆载。秦汉时期的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开其先河，宋代方志正式兴起并迅速普及后，都将其列为重要内容。例如各地方志都详细记载当地礼仪、岁时、信仰、生活各种民俗，以及重要的节庆、祭祀、庙会活动内容等等。文字记载与口头传承的交互作用，保证了传统文化历史文脉的长久延续不断。

由于以上特殊文化基因的作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传统文化库存就成为必然。

三

所谓传统文化，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更多是指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物，它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开掘而逐渐消亡。由此论之，工业文明历史浅近的国家，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接壤与交合部更为广阔，中国即是这方面一个典型。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特殊方式进入现代社会的，这决定了它的现存面貌。在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中，属于精神成果的传统文化保持了质的千年延续不变与量的永恒积累叠加。然而进入近代以来的一百数十年间，这种状况彻底改变了。

长久保持了发展恒定性的农业中国，并未像欧洲那样从自身肌体中自发生长起工业革命的初始动力，而是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之后才被动开始现代变革。因而，中国是以完整而缜密的一整个古代文化体系与现代突然遭遇的，这个体系曾经焕发出历史文明的耀目光焰。然而现代文明的竞争遵循的却是另外一套法则，它迫使之前的传统文明全部萎缩甚至覆灭。人类众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么被动保持传统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质转换为现代文明。世界上一些自强的古老民族采纳了后者，其中包括中国。于是，现代化道路在脚底下展开，传统文明则成为遗产。

当中西体用之辩和“以夷制夷”的幻景最终被现实阻断和粉碎时，国人认识到仅从器物层面无法挽救中华文明的颓势。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不得不选择决绝的文化革新姿态，用彻底破除旧有制度体系、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手段来引导自身跳出封建轮回、实现民族自强，而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旗帜。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剧烈的动荡、风化、更新与再生，其中有成功也有挫折。五四新文化运动荡涤旧文化，新中国建立起人民共和的新型政体，解放后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新时期以来倡文明树新风，道道波涌的共同作用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得到了大幅度更新。然而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进入，政治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也使优秀的传统文明过多流失。

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潮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主，使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极大冲击，前期还只是造成文化杂糅，未能阻断传统，随着20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推进加剧，商业市场与消费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急速转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属于传统遗产蛰伏地的旧有文化就成了最后的融冰。针对现代都市文明来说，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传统遗产，是旧有生活方式的智慧结晶，是祖先留下的文化基因，我们需要保存住这些文化符号，以延续自己的民族血脉。然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又是消灭这些文化符号的罪魁祸首——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悖论。好在现代人类从文明教训中逐渐懂得了尊重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先于我国开始工业化的一些东方国家也先行瞩目传统文化，日本早在50多年前已经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韩国也较早开始了对无形文化的保护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付诸行动，也成为联合国抢救人类传统文化理念的前奏，然而，我们以往的理解和措施远不够全面和完善。

当下我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作为传统戏曲大国，我国的剧种近30年来急剧萎缩，种类数量上锐减，一半剧种专业剧团消失只有业余演出，许多剧种只剩下一个剧团成为所谓的“天下惟一团”。中国宫廷乐庞大而完备的体系不复得见了，反倒是周边国家葆有其吉光片羽的折光，例如世界第三批人类非物质遗产名录中的韩国宫廷宗庙祭祀乐，本是以中国宫廷仪式记载为基础而形成的完整演奏程序，越南宫廷雅乐也受到中国的明显影响。许多民间传统被冲击得残缺不全、无法聚合成为完整的文化空间，例如佛教和道教法事、集市庙会广场文化活动、祭祀行傩和演剧、社区狂欢节等，这也是为何我国颁布的非物质遗产名录中文化空间较少的原因。例如北京老天桥市场原是一个著名的文化空间，首批入选代表作里摩洛哥加玛广场文化空间的例子，就与之十分相像。加玛广场是当地人聚集游艺的场所，其内容包括说书、杂技、戏剧、舞蹈、耍蛇、吞火、算命、占星、卜卦、牙医、草药、文身、布道、出售食品等——这与我们所了解的老天桥市场如出一辙，但天桥市场却消亡了。韩国申报成功的江陵端午祭对于中华端午节日仪式保存完好而又有许多衍生发展，使之文化空间的味道更加浓郁，而我国遍布全国各地仍然呈活体状态的端午节习俗，除了划龙舟、吃粽子等节目外，已经较缺乏内涵。汉民族春节习俗从保存完整程度说，甚至可能出现大陆不如台湾、海内不如海外、中国本土不如域外中国城的情况。今天我国保存较完整的文化空间一般只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例如一些歌吁节之类，它们受到的时代冲击相对较小。

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为世界各民族所特有的不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如果被一致的现代工业文化符号所取代，七彩的世界就会统一为灰色，人类文明就会陷落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作为人类传统文化最大渊薮的中国，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四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攀升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我们业已拥有了抢救传统文化的实力与具体的文化诉求。推行保护传统文化的国家行动已经成为现实实践。

在保护行动理性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遭遇的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殊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前者是指如何看待既有的传统文化，如何为之定性，确立何种保护观念，属于认识和观念的范畴；后者是指一个正在迅速现代化的社会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传承的矛盾，前瞻性、预见性地为传统文化保护预留空间的问题，属于社会实践的范畴。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整个完整制度体系和思想体系的产物与附着物，当中国的现代化步伐首先以制度变革的方式推进时，它的制度根基就坍塌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今天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既往客观现实。旧制度的坍塌是现代中国崛起与腾飞的起点，是当今中国以现代化强国面貌挺立于世界东方的前提。而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的死亡，是人类文明轮回的体现。至于依附于旧制度的社会认知体系、伦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随之坍塌，则是应当并且值得审慎对待的，因为旧文化中包孕着我们的传统基因、民族特征与文化个性，新文化也不可能在脱离母体的情况下凭空造就。

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从旧制度的框范中剥离出来，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智慧性、哲理性和永恒性，看到她为人类文明所提供的特殊贡献，更看到她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特殊影响力。例如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谐共处、辩证施治等理念，正在和已经成为今天人类思想的共享物，为世界的均衡发展提供着精神上的源泉与动力。而更多体现在伦理层面、道德层面和民俗层面的传统文化，则是包蕴民族精神气韵、孕育民族性格气质、培养民族审美习惯的丰厚土壤，伦理层面的许多东西今天要重新认识，道德层面的许多东西可以继承，习俗层面的许多东西可以传接。

以传统中国的代表征象礼教为例。从根本上说，礼是用来节制社会等级的，是封建制度、等级观念的反映。《礼记·曲礼》孔颖达疏云：“礼者，所以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礼不逾节，度也。”封建礼教所严以标举的等级观念、尊卑秩序、亲疏有别、专制主义，其精神实质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人与人关系基础之上、为维护专制社会政体服务的，自然不与现代民主自由精神合拍。然而传统礼教所倡导的仁爱、正义、和谐、节制、美善、忠孝、睿智、虚静、自然、诚信等义理，则是协调人际与自然关系、维护良好社会环境、保持崇高道德情操的人类智慧升华。当我们破除了专制体制、建立起民主政治以后，以增加人的品质修养为目的，在传统基础上重塑人文之礼，礼的内在精神就转为当代社会宝贵的人文资源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有与时代精神和现代科学知识相背离的内容，已经不适宜于应用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例如万物有灵、因果报应、禁忌避讳、跳神装鬼等，属于愚昧迷信的产物，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不为智者所取，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的务实态度影响了历代知识阶层，历来对这类愚俗都有鄙夷之声。当它们仍然呈现为活体状态时，会对某些社区人众的文化心理产生扭曲影响，这是在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时特别要关注的。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因素，在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要有前瞻性，而前瞻性的支撑力来自眼界与胸怀。首先我们当然无权阻断传统文化的脉息，因为继承这笔遗产不是我们一代人的特权，而是我们与千秋万代后人的共同权利，我们要随时想到为子孙留下什么，世界的物质资源不能耗尽，文化资源同样。其次还要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在发展之初就预留出传统文化的保护空间，宁可发展慢一点，也不要因为片面强调速度而牺牲掉传统文化资源，反之，这些资源在一定的时候却可以成为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源源不绝的动力。一定要在传统文化一旦破坏便不可再生的认识基础上，为之划定绝对禁区，同时要避免人为开发的扭曲使之失去本原性、纯粹性与基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