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王彬先生曾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研究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做叙事学研究。1997年出版了《水浒的酒店》，1998年出版了《红楼梦叙事》，两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了新版。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无边的风月》，201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从文本到叙事》。这四本书涉及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

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王彬对叙事学的本土化进行了艰辛探索，先后提出了“叙述者解构”、“第二叙述者”、“动力元”、“亚自由直接话语”与“话语漫溢”等新观念，揭示了中国传统与当下文学创作中一些新的写作规律，推动了叙事学的深入与发展，为当下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依据与元素。

为此，2018年6月15日，鲁迅文学院召开了“王彬叙事理论研讨会”。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主持。

邱华栋：

我们平时开研讨会，作品研讨会特别多，关于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著作的研讨会却很少。第二，今天咱们这个会的气氛跟一般的会不一样，两位书记处的领导，还有作协系统出版社主要的负责人都来了，大家在一起是一个学术的气氛，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亦师亦友亦同道的这样一个美妙的气氛，这跟一般的研讨会不一样。再有一个，王彬老师的兴趣非常广泛，但同时又收得拢，钻得精。比如说有一天我在三联书店买了一本《北京微观地理》，一看作者是王彬，回来问是不是鲁院的王彬老师，一问还真是。另外他还做过清代禁书的专门研究：《清代禁书总述》，做得很精很细，很大规模的。结合叙事学的研究，他还有充满温情的散文写作，出版了好几本散文集。刚才阎晶明主席讲的特别全，实际上，鲁迅文学院、作家协会系统出现了这样一个充满灵性的学者，充满美学态度的研究者，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很有意思。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陈鹏鸣：

叙事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八十年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经历了短暂的火热之后，很快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所淹没。学者们纷纷转向文化领域的研究，然而依旧有一批学者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坚守者，王彬老师便是其中之一。王彬老师多年学习、研究、探索，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叙事学的文章，我社有幸先后出版了他的《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从文本到叙事》等有关叙事学研究的学术著作。为了讲好中国故事，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结合王彬先生的著作召开本次中国叙事学学术研讨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王彬老师的叙事学研究，立足于本土，融通西学，化西学为中用，在二者结合中创建本土话语理论体系。他的叙事学研究，正是建立在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在引证大量的经典作品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小说叙事的各类成分，以及成分间的关联，提出的诸如动力元、第二叙述者、滞后叙述、漫溢话语等新的理论观点。他的研究是渐进式的，由细微之处入手，在积累资料比较文本的基础上，逐渐扩展，并成为体系，在对中外小说叙事技巧的异同之际进行探讨，建构了一套在文本剖析基础上的理论分析，这对于推进叙事学的本土化进程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旭东：

王老师的叙事学非常有意思，他和西方叙事学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王老师的叙事学不是把西方的东西简单移植，所以他在解读作品时，没有用王子和公主的故事，也没有类型化文学，王老师没有，他是以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进行解读与分析。在中国的小说里面，章回小说真的是西方小说里没有的一种类型，这完全是属于中国的，中国人有中国人讲故事的方式，然后从里面找到中国的话语，找到这个理论的源头，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中国文学研究，我们现当代文学，进行作品分析的时候，通常用题材、主题，形象、主义，作为立脚点。叙事学出来以后就把这套东西打破了，因为你从题材也好，主题学也好，主义来说，其实不完全是文本内部的一个分析，更多的是文学社会学的东西，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文学内部里面去，更多是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叙事学出来以后，就打破了常规的、传统的评价文学作品的方式，王老师所提倡的叙事理论，是对叙事学非常好的丰富和补充，这其实就是建构原创性话语的一种探索，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从中国传统的经典小说里面去寻找中国人固有的形式和结构，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故事里独特的形式结构，是中国人固有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非常独特的东方的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目前的小说创作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可能不只是理论话语的创新，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创意写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理论的一条路径，一条非常好的路径。王彬老师的叙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施战军：

王彬先生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从文本到叙事》，此前的《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以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无边的风月》等，恰恰是我们所期待的有关中国文学的叙事学研究难得的建树型学术成果。

从著作中，首先能感受到一种令人敬佩的理论的雄心。尽管他也举了很多海明威、巴尔扎克等等这些外国作家的例子，但是重点还是落在了这个层面——中国文本达成世界通解的可能。也就是说，对这些似乎表面上看来是从西方移植过来或者借鉴过来的那种话语和方法，进行中国式的化用与新创，让本土读者发现中国文学有许多新的魅力和尚未照亮的诸多秘境；也引导国外读者哪怕是用最新的理论也能悟出中国文本的堂奥与趣味。

书里出现的这些词：场、时间、空间、叙述者、修辞等等，这些引进的文论概念其实已经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通用起来了，似乎不足为奇。不过，我们发现王彬先生有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论语词，比如伪时间、动力元、漫溢话语、亚自由直接话语、叙述集团、滞后叙述、第二叙述者等等，他在国外叙事学基础上产生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充分地中国化了，事实上面对文本也是非常实用的。《从文本到叙事》里关于“小说中的动力元”那一章，很让人着迷。动力元的概念是在理论上说明小说是靠什么推动的，故事和一种文本样式是怎么形成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以作品来抽样分析、阐释，分为叙事者动力元、人物动力元、语句动力元等层面，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动力元决定小说样式的内在原理。广涉《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三国》还有海明威、巴尔扎克的著作，例子信手拈来，在这个理论里，让你不得不觉得作品中真是存在着那么多的底细。这真是可以作为写作班上的教案的，写得言简意赅，说服力极强。尤其是“语句动力元”那一段，分析孙大圣与二郎神的交手，一般读者对这样的故事也只是看个热闹，王彬先生庖丁解牛般告诉你哪儿是动力元、哪儿是次动力元、哪儿是辅助动力元，彼此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精妙的解读令人豁然开朗，却原来古典名著随处可能别有洞天。过去我们的文学观念里是惯于以人文的角度来拒绝科学逻辑的，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有些科学性的缜密的分析，对创作是非常有用的，不能盲目排斥某一种思维样式和某一种逻辑模式。我们看传统小说，经常是人物和情节设置被故事的线性阅读所覆盖，快意一时而已，但是王彬先生的研究告诉你，有太多的奥秘有待我们去凝视着带着关联去破解。探索出从文本中生成的实用而不是移栽的中国式叙事学系统，这大概就是王彬的理论雄心。

营构的耐心，是王彬先生的又一可贵的治学精神。他早在十年前就将叙事学理论探索与《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相洽，并有针对性地在鲁迅文学院教学中用于开拓学员的思路和创作方法。无论是理论评论班还是创作班，许多学员都得益于王彬先生的叙事学研究心得。由于他是先用文本研究的方式呈现他的理论，因而在理论成熟之前，对于古典名著以及量中外文学的精读的学术准备，可想而知，有多么漫长，需要多大的耐性，同时也可以说，他的深趣有多么坚定执着。《红楼梦叙事》这本书，他所用的时间非常长，作为他的重头成果，已经再版过，似乎还在处于认真严谨的持续修订完善之中。而《水浒的酒店》，行文简洁甚至有些轻松，原著中与酒相关所有的细节和各种符码，形成了一个有价值更实用的数据库。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大数据”的说法。它不同于“考据学”和统筹学，而是将过去我们阅读的时候不太留意这些东西——与酒相关的物件、场景、人、时间、相关数量等等，在类分、图表上建了一个活生生的关联网，让我们顿悟：原来我们中国古典名著里面蕴藏了这么多的秘笈，而这些秘笈构成了这部作品成立、完形重要的元素。《水浒的酒店》那么具体又那么新鲜生动，在某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破解古典名著的路径。他的主要理论发现集中于《从文本到叙事》，从中我们看到这么多年营构，首先体现在学术的储备上，学术储备首先是阅读的储备、博采的储备，看了多少书，研究了多少遍才行的，版本也都标得清清楚楚。这番对原典研究所下的气力，令人联想到上世纪以及之前的学人的学术态度。

他营构的耐心还体现在对逻辑的纹理方面的探寻。作品的发生、持续的生长、到在解读中延续的完成，叙事学逻辑上可以提供确凿但又无止境的证明，中国文化、中国文本向来以整体建构为宗，王彬的叙事学不同于区位奇特的碎片发现，而是具有整体逻辑的烛照，某个细微的角度上也是带有全息观照的效应。这种理论上孜孜矻矻点灯熬油的耐心也是罕见的。

第三方面，学术的初心，这是王彬先生格外突出的文章品质。对于学术本身，他始终保持着敬畏，秉持细查明辨盘根究底的率真之心。他特别注意学术的价值，学术不是呆滞的，是活润的，但又肯定应该是对的，不会是死的和错的。他专注于文学新意生成的可能，从他的著作中，我们看得出“接着说”和“从头另说”的努力，但那决不是“重复说”和“胡乱说”。过去的诸多名著，前人对于文本的意义解析和由来探勘仿佛已经完全说满了而毋庸置疑，但用他的这个理论，可以看出另外的意义和根由。以童真的初心和雄厚的功底，在文本内部探险，使他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进入了一个学术的自由世界。这几本书便是他学术上持有初心的明证。

王彬先生的治学给我们很多启示。简要来说，第一个启示是在理论自觉和创造模式方面的。习惯上我们在评说文本时注重自己的感觉，尽管是个性化的表达，但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作家作品的附着物而已；再就是容易用现成的理论，使作品成为某种理论的说明材料。这两种倾向构成了较为省心省力的文学批评的两个方式方法。其实，感悟性的批评，必须得有史识的支撑和理论的自觉，看李健吾的文章，在随意潇洒的文字后面，却有由古今中外的涉猎和思考中析出的理论坐标。王彬的理论自觉和创造模式，在于不轻信现成理论也不依靠感觉任性，在此之上，韧劲儿一以贯之，在厚实的学养基础上保持着创造的主动性，认准和丰富一种理论系统，在与文本的交互中不断显出意义、呈现价值，多年做下来，发现意义和价值果真一重重地实现了。

文本根基这四个字，是做学问的王彬先生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这本书，书名是《从文本到叙事》，也道出了在王彬先生的治学方法。他所有叙事学的理论的来源和指向，都是文本。理论的架构的显现路径是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因而更加可用、可信、可靠。通常我们看到的不少评论文章，常会故作高深之态，或者故作惊人之语，激情之下往往暴露出学养的不足和阅读的不精，往往是因为知道的太少所以太爱多说，而我们看《从文本到叙事》每一章节都很短，他知道的太多了，可是说出来的很少，只说了必须说的精粹可珍的那部分。由此，《从文本到叙事》、《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与《无边的风云》这些著作，也应该是文学批评和中国化的叙事学理论方面值得研究的文本。

（作者为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胡平：

王彬兄对红楼梦的研究，有自己专攻的领域，主要在叙事学领域。他研究的，有些是别人研究过东西，如“红楼系年”，这一点很不容易。比如，他为了写书中“伪时间”一章，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把红楼梦的内部编年从头到尾拉了一遍，这是很费时间的。他的结论，和周汝昌先生关于前八十回共写了15年的结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时间的推断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说明了他的发现。他在多少人做过学问的地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真正做学问的精神。

在鲁院时，他关于小说叙事学的课很受学员欢迎，这种欢迎很有道理，因为学员尽管可以写出比较好的小说，但不一定懂叙事的理论，叙事的技巧，包括叙事的破绽。我曾参加一个研讨会，讨论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作品写得不错，但有评论家指出，作者在叙事策略上有点问题，作者总力图使小说语言接近那个历史年代，又不可能很大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那时候的语言今人甚至是听不懂的，你又不可能完全用白话，就显得有点隔膜。这位作者，如果写作前，看到了王彬的这本书，或听过他的课，就可能把自己的小说写的更好一点，那就是把王彬分析出的超叙述层、主叙述层、次叙述层的叙述结构设计好。可以在小说里有时用次叙述层，用古代话语，多数用主叙述层加超叙述层，这时甚至可以用今天的白话来实现，因为叙事人可以是今人。一个写作中很大的困难就可能得到解决。所以，王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意义不仅在学术上，也在创作实践中。

作家也有必要领悟王彬所概括的叙述集团、主叙述者和次叙述的的规律。有些作家，在小说叙事中，为了实现某些必要的修辞效果，迫不得已离开主叙述者的立场，突然增加一个视角，跳到另一个角度上去，像写另一本书一样，去展示另一个叙事空间，让人们看了不够舒服。如果读懂了王彬的叙事学，借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变换方式，也是可以解决好这个矛盾的。

再比如，王彬先生又分析了小说关于填充和叙述满贯的技巧。为了维持作品线性时间的完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特别注重文字填充。他举了个例子，《水浒》第七十四回里，燕青要去泰山相扑，宋江劝阻不住，不得不从，以后作者写道：“当日无事。次日宋江置酒与燕青送行。”王彬指出，这是作者为了省略和延续时间进行的一种文字填充。“填充”这个概念大概也是王彬兄创造的，这个创造非常好，很实用。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许多小说，特别是长篇史诗型小说，在人物命运和历史进程的结合中总是出现龃龉，为了解决线性时间的完整的问题，不惜加进很多平淡内容来过渡，远不如我们有些古典作家那么巧妙。王彬说，这种简短的填充，可能说的完全是废话，但非常有效地沟通了结构，也是值得作家们领悟的。

我不知道王彬看了多少遍《红楼梦》，他自己没有谈到，但我们从许许多多论述里，能够体会到他阅读的精细和探究的深入。这其中甚至包括他发现了曹雪芹写作中出现的一些矛盾，譬如，红楼梦中，人物的年龄，有时是忽大忽小的。又如，在人物聚焦中，有时离开了人物，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她眼里看到的贵族的环境与服饰等，在描述中，显然超出了人物的眼光，因为刘姥姥只是个农妇。王彬写出的这些，使我们觉得很有趣味，说明他研究的深入。当然，在这里，王彬是充满对作者的理解和偏爱的，他为曹雪芹做解释，认为这些无伤大雅，甚至说没有这种矛盾也就会丧失文学作品的许多魅力。

这里面就包含才气。王彬的才气也表现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水浒的酒店》里。他能发现《水浒》里关于酒店的内容可以写出一本书，本身就是有才气的发现。当然，他的才气是建立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的，他阅读了很多本书才动手写一本书。《红楼梦叙事》虽说是研究红楼梦，但里面涉及到多少本书，也是值得统计的。

王彬先生的可贵，在于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可贵。他对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叙事学的研究是如此，对北京古建筑的研究也是如此，都出自做学问的兴趣。我觉得他还是值了，他的每一部书都属于可以留下去的，从著作发表起，一直会有人参阅，直到永远。

第二，我觉得他这个叙事学非常适合鲁院的教学，关于他的小说叙事学的课在鲁院也是很受欢迎的，这种欢迎也是很有道理，就像刚才施战军说的，虽然作家可以写出比较好的小说，但是不一定懂理论，懂叙事的理论，懂叙事的理论那么对于小说创作是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呢，我觉得还是好处多的，他这里面很多关于叙事技巧的理论，施战军也说了，技巧的理论是在理论里面又格外高级的重要的一种理论，因为很难研究。书里面关于叙事的破绽等等都很精彩，我原来也说过，也开过一个研讨会，开研讨会的时候，对一个历史题材的小说，这个作者他是努力的下功夫学古汉语，然后争取把这个小说里面人物的语言都像那么回事，经得起推敲，后来研讨会上有一个评论家就说，你这个其实下这种笨功夫是没有必要的，你换一种叙事的角度，你不用古人的第一视角去叙事，你用另外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叙事，你就可以避开这些麻烦，而且你越是接近于古代原来的汉语的时候，你这个东西越不为现代读者所容易读懂。当时我就想起王彬院长的这个理论来了，在这书里也读到了这种理论。一个作家他确实需要王院长这样的叙事理论，如果这个作家能够经王彬院长指点一下，换一个叙事角度的话，他可以解决这种古代小说故事叙述的难点，而且还更受读者欢迎。所以可见他的这个理论不是空的理论，他这种理论确实是对创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的。他关于超叙述层，主叙述层，次叙述层这种叙述结构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小说创作来讲，确实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和作用的。所以他这个理论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

又比如，有些作家对王彬所概括的叙述集团，主叙述者，次叙述者这些规律，当然也是缺乏认识的。在小说叙事中我们看到有些作者为了实现某些必要的修辞效果，迫不得已的就要离开主叙事者的立场，突然增加一个视角，跳到另一个角度上去，就像写另一本书一样，我觉得这样的作者，我们看到这样的小说，看到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就会有不舒服，哪点不舒服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是读王彬的这个书的话，他的这个理论，关于叙述变换方式的理论叙述，我相信作者也可以解决好这个矛盾。

王彬在他的理论里，分析了小说对于填充和叙述满贯的技巧，也是对古典小说很精辟的一个分析，他说中国古典的白话小说是特别注意文字填充的，比如说《水浒》里面：“当日无事，次日宋江致酒与燕青送行。”王彬指出这种是作者为了省略和延续时间进行的一种文字填充，这样就尤其是对于长篇小说来讲，借用这种填充的技巧，可以使故事延续的天衣无缝，同时又节省了大量的空间，我觉得也是很棒的，我们今天的长篇小说有不少我们也看到，四十万字也好，三十万字也好，他的那个时间的延续是比较笨的，每一个时间段他为了使这个时间铺的均匀，每一个时间段都在写，写实际的内容，实际上这一大段内容可能都没什么意思，也写一段，这种文本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王彬指出这是没有必要的，通过这种填充，实际上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使我们的小说变得更好看，更流畅。这也是他的功劳。

他的叙述，就像大家所说的，也是很有风度的，生动，要言不烦，很多文字都像小品文一样，读起来非常的轻松愉快，这里面也是包括有才气的，他的才气特别表现在他的《水浒的酒店》里，王彬能够发现水浒这部书里面关于他的酒店的内容，就可以写一本书，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有才气，一般那么多人读了水浒并没有发现水浒里面的酒店可以写一本书，所以光这一个选题，我认为就显示了他的这种才华，所以没得说，《水浒的酒店》里面的文字也是相当棒的，都是很经典的文字，特别的好。和王院长也是共事了多年，而且共事的非常之愉快，他的人品，尤其是做学问的这种精神，确实给我们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而且他现在仍然在继续的做自己长期致力的这些工作，我觉得就人生总结来讲，他也是很成功的。

（作者为评论家）

梁鸿鹰：

叙事学中的话语研究很必要，应该是我们作家协会的一项重要课题。我们主要打交道的文学，是一种话语，是交流方式，如何交流得好，把人性揭示好，把握好叙事方式极端重要。鼓励文学创作，研究文学现状，评论宣传作品，培养文学人才，但文学到底是什么？文学的叙事方式有哪些规律，值得深入研究，多少年以来我们总是以为文学只要反映了社会生活，对生活有作用，成为火炬和号角，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对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字才能称之为文学，有哪些规律，有哪些可能性，我们的挖掘和探究还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的，开展得还不够。作品研讨会也要能够从小说的叙事角度加以展开。作家如何叙事，如何肯定什么，否定什么，都是极有意思的话题，作家是怎么讲故事的，故事讲的效能怎么样，大家喜不喜欢看，愿不愿意听，这个很要紧。如果只强调这个小说题材如何重要，那个报告文学选题如何重大，关注了紧迫现实问题，取材于历史上某个英雄人物，但对叙事上能否站得住，是不是讲究视角或层次，能否让人愿意读不关注、不研究，那就大错特错了。

王彬的叙事学研究内容很丰富，其中我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就是他关于话语的研究。所有的话语在文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科学话语，如说明文，理论文章，科研文章。二是应付日常生活的应用话语。三是文学家使用的话语，实际上是变异话语，这个变异话语是文学之所以称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没法取代，具有鲜明的标识性，掌握文学话语需要有技巧，它有词语组合的这样那样的规律，有技巧的高下，与文学作品的水平和质地紧密相连，研究这种问题，特别重要。是涉及到什么是文学的大问题。

文学第一个层次是语言，人们从语言进入文学，跟电影不一样，电影首先是画面、音响、场景，文学首先从语言进入，从怎么说，怎么讲，怎么讲得有效能，从这里看到作品水平的高下。怎么叙事，怎么描写如何，怎么对话，如何起承转合，我们一般是不深究的，只有像王彬这样的有心人，才能从中梳理出一些规律。而这些规律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提高对文学的鉴赏及审美感悟，肯定极有意义。比如他说到的变异话语里的语境问题，能看得出来，他是下了一些功夫的，他对文本的拆解与分析，反过来看就是写作指导。如一则新闻说两个男孩游泳溺亡了，怎么让它变成富于文学意味的作品，他实际上进行了一些辅导，他说可以参考《静静的顿河》的一些段落，加以重新改写，变为有温度的文字，对写作很有参考价值。

他在“意象生成”这一节里，为我们示范了意象是如何营造的，像一些自然界的存在物，如杂草、鹅卵石、草原、山脉等等，怎么能够变成有文学意味的文字，显示了他的文学功底，需要很强的文字自觉。甘肃老诗人高平对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做了好多比喻，由王彬的这个叙事学研究，我想到他，我相信他们是心心相通的。高平说，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可以由写春天的雨的描写看出一斑。如果你说春雨贵如油，这样是尽人皆知的，陈词滥调，这不是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是抄袭，人家杜甫写过的，不用再写了。说下雨了，这是大实话，这也不是诗，还用你说吗。还有，我喜欢春天的雨，这是大白话，不是诗。一滴雨能浇透地球这是空话，不是诗。明天停不了，这是天气预报，这雨跟尿一样，这是脏话，雨和雪不同，这是废话，天上落下了无色的液体，这是俏皮话，不是诗，如果你说春雨像母亲的眼泪，这就是诗。王彬有他具体的对文学加以意像化的本领，他依照文学规律进行了有限度的变异。他指出变异修辞当中的三个条件，就是语体的要求，要根据文本当中的语境而定，注意语境的条件，要有美学标准，小说也好，诗也好，散文也好，最终它能够成为美学上的欣赏对象，给人以美感，这才成为文学。他梳理出好多话语规律，比方说关于语感，这也是写作时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写的东西，到底能不能诉诸人的感官，能不能够给人风格化的这种享受。一下子就升华了我们对文学的感悟，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东西，但是我们没有从这些角度来考虑，相当于我们在欣赏文学的路途当中，我们遗失了好多东西，把文学本身的千沟万壑当中的花朵和露珠遗漏了。

看了王彬的书之后，关于词汇，你会有获得一些新的感觉，词汇的选择，控制词汇之间的节奏，不同句型的组合等等，同样可以成为语感的组成部分，是衡量作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标志。文学区别于新闻，区别于言论，区别于讲话，要素是非常多的，它是一种富于美感的，进行了特殊变异，实际上是经过作家反复加工的结果。他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叙事具有重要意义。不管是文学创作也好，还是文学评论也好，缺乏感染力，缺乏魅力和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往往问题就出在叙事上了，如果不把自己做的文字工作，把创作当成一个技术活，当成一个有技巧的，有规律的，有巨大的独创性的事业来对待，注定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在小说叙事方面有良好的传统，有有大量的美学经验，要向王彬学习，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广阔的阅读面，鉴赏的新异度，比如像鲁迅的作品，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多少年以来都以它为标尺，但是我们真的细细地去品味了吗？从不同角度认识它们了吗？王彬兄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作者为文艺报总编辑）

杨晓升：

看了王院长关于叙事学的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从王院长身上学到了一种定力。这种定力，包括做人、做事、做学问这几个方面，尤其是他从事的方向选择上。我原来只知道王院长是写散文的，因为《北京文学》也发过他几篇散文，还不知道他写散文的同时还在做学问，而且做了这么大的学问。他选择了叙事学这个非常稀有的，又非常值得研究、有价值的方向。我也看过一些文艺理论的书，我印象里西方的那些理论著作有一些，国内的我看得不多。叙事学方面，记得有陈平原的一部书，好像是关于中国小说叙事流变的研究。其他的就再也没看过。这次是看了王院长的《从文本到叙事》，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方向选得好。

王院长的另一种定力，就是他做学问的态度。王院长这关于叙事学的书，虽然这本书字数就几十万字，不算多，但是相比他写这本书之前做的功课，能感觉到他研读的书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因为这本书列举了大量的中外作品、经典名著。可见他之前得做多少功课，得研读多长时间的中外经典名著，得思考多长时间，才能落笔结出这样的果实！由此我觉得王院长做学问的态度是扎实、深入、细致、系统，而且很有见地，这些都是建立他在对中外名著大量的研究研读和思考的基础上才有的。比如“第二叙述者”这个概念的提出，虽然我们平常也读作品，读小说，虽然也能意会到，却不一定明晰，但王院长给归纳出来了。包括“第二叙述者”的意义和价值，他说“第二叙述者”的存在“可以强化文本内部的冲突，容纳多种声音，从而增强艺术张力。”我觉得这种归纳非常好，非常清晰，至少对我们很有启示的。还有，我看到“小说中的动力元”，这也是一个新的概念，拿到这个书之后我很感兴趣，先看了这一节。关于“小说中的动力元”，其中讲到叙述者的动力元、人物动力元、句子动力元，确实梳理得很清晰，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揭示出小说叙述的秘籍。其他内容还包括伪时间、文体话语，故事的语境……等等，王院长都进行了颇具见地、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梳理，我边看边琢磨，觉得很有价值，对我也很有启发。我觉得《从文本到叙事》与《红楼梦叙事》这两部书，尤其是《从文本到叙事》，这些概念的提出、理论的梳理，一方面能帮助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更好地理解作品，另方面对写作者与研究者来说帮助可能更大。比如，现在的小说创作大都用公共语言，许多小说假若把作者的名字抹去，你读下来很难知道是哪个作家写的。也就是说，当下的小说创作，语言和叙事方式都太缺乏个性，缺少鲜明的风格。基于这种状况，我觉得王彬院长的这部书，对作家们以后在创作的时候怎么样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叙述语言、叙事的策略、叙事技巧，是非常有意义的。说到这里，我也非常赞同前面几位提到的，王彬的叙事学著作及其理论，应当作为大学写作课的必读教材，应该是中文系学生必读的读物，或至少是选读。应该设法为这本书找到合适的渠道，在大学中文系广泛传播，最好纳入教育部教学计划、作为大学教材。所以我不仅要向作者表示敬意，也要对出版这些书的人民出版社表示敬意。

（作者为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

李美皆：

我最早知道文艺学的，是童庆炳的那本《文艺学》，读这本书是考研必读，我肯定能够考得不错，但是说实话我一点都没有理解，文艺学怎么跟文本结合，不知道，但是看了王院长这个书我就知道，这个理论是这样跟文本结合，然后才有价值，真的是醍醐灌顶。

王院长用叙事学对《红楼梦》进行严谨的考据和科学分析，我觉得有别于传统红学批注式的，欣赏性的，感性化的，他是非常科学化的，他把那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传达了出来，一般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他把客观的定性摆在这里，把不可主观解读的依据摆在这里，就杜绝了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文本解读的游离性和不确定性，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作者为评论家）

郭艳：

我在2016年写过一篇关于王院长叙事理论方法的评论，我的体会是，一是，理论学术对创作的影响力，是我们以后治学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吴书记也说了，王彬院长对于叙事学中国理论建设的问题，因为叙事学实际上在西方有传统，但在中国的本土化，上做起来其实很难，王院长对叙事学本土化的探索，和他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有关系，包括对原点的熟悉也有关系。另外施战军老师刚才也说了，他对中国小说的研究文本，有一个世界性理解的可能性，也就是把中国原点的很多可能性怎么用一个叙事的方式介绍给更多人，尤其是对于原点的这种解读，带有新的这样一个现代性的方式，这是十分难得的，这就需要做学问的定力。

王院长做叙事学研究的过程与精神，我觉得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点，作为学者来说，你的学术视野，尤其是以中西学术的关键点作为坐标，特别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应该以这个坐标来定义我们的研究而向王院长学习。王院长在西方叙事学理论和现代治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传统包括传统小学，比如对传统典籍的梳理与考据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了现代化的阐释，需要相当的学养和功力。对于年轻的尤其做现场批评的人来说，这种研究方法肯定会让你在一个学术史的维度当中来评价当下的作品。第二点，就是对中国原点和传统学术灵活的运用。第三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王院长特别倡导理论为社会现实服务，王院长研究的范围很广，除叙事学、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等。他在做北京地方文化研究与保护时，对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理，包括鲁迅故居的保护、古代建筑的保护，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公园的规划等等，都做了很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有时是颇为艰难的。总之，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保护他是身体力行的倡导者，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王冰：

王院长是我们的前辈，他治学非常严谨，也特别认真，而且治学很纯粹，没有功利之心，总是能针对学术问题展开自己深入的研究，而他对这个研究又能有自己独到的开口，这在学术研究上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口子，王院长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便都会有一个很独特的结论，这很重要，也很有意义。比如他的《水浒的酒店》，我们读《水浒传》，也知道是酒店很重要，但是却没有自觉的意识，将其作为一个研究的基本点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话题来谈，王院长一下子就把它抓出来了；王院长在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对于其中时间结点的把握也是如此，我们读《红楼梦》，很容易就把其中的时间节点给放过去，并不在意其中人物的年龄，是变大或者变小，我们似乎并没去注意时间在小说中存在的意义，但王院长确实把它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学问来做，体现出他学问研究背景的深厚，因为他功底扎实，有很丰厚的理论背景，他才能做出这样的研究，这一点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强调的一点是，王院长所做的研究，最终都指向一种文学的新意义，就像刚才有专家谈到的，他对于文学新意义生成是有自己的贡献的，他从不空谈。比如他的叙事学研究，就把《红楼梦》拿来作为自己研究的载体和解剖的对象，从而给我们读《红楼梦》提供了一把新的钥匙，一条新的路径，于是王院长的研究就必然产生了一个不论是学术上的，还是文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新的意义，而且就像刚才大家，包括像晓升主编说的，这本《红楼梦叙事》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教材，像我们鲁院作家班，像大学本科学生的教材，它会让大家知道《红楼梦》内在的结构，内在的叙述。作为一个作家，读过这本好书后，他就会知道要去进行有章法的写作，因此王院长的研究，对文学写作是有指导意义的。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培训中心主任）

（整理：肖闻 编辑：尹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