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春走向现实:“80后”文学新面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张丽军 张璇 2018年10月10日07:52
“80后”文学特别是“80后”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现象。“80后”作家初入文坛时大都处于青春期,他们从切身感悟和自我体验出发,尽情地书写校园、爱情、青春、叛逆等主题,讲述一群敏感的少男少女在成长中的爱恨纠葛,其情感基调基本上是迷茫感伤的。自2000年韩寒的长篇小说《三重门》出版至今,“80后”小说创作已近20年。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思考的深入,已过而立之年的“80后”作家的写作主题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青春文学”的范围内,而是呈现出向现实深处探寻、向严肃文学转型的新面貌。
近年来,以张悦然、林培源、蒋峰等为代表的一批“80后”作家陆续推出佳作。相对于前期的“80后”文学来说,他们的作品已经逐渐褪去浓重的商业化气息,也超越了青春写作的简单化倾向,以一种更为成熟的笔法,或构建与历史沟通的桥梁,或向现实深处延伸,或接续传统书写乡土世界,表达出更为深沉的情感与更为厚重的哲思。
回望历史 深究人生
如果说早期的创作仍停留在悬浮的青春理想和纠缠不休的悲情想象中,那么自长篇小说《茧》开始,张悦然开始有意识地从现实和历史的纵深处汲取养分,并用她敏锐的笔触对现实和历史作出回应。2017年出版的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收录了张悦然近十年来发表于《收获》《鲤》等杂志上的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用冷静细腻的第三人称叙述,观察那些接受着命运考验的孤独男女,并搭建起小说与人性、现实、历史沟通的桥梁。在面临如何突破自我、实现精神蜕变的问题上,张悦然开拓出自己的一方文学世界,找到了内在的力量支撑。
在小说《家》中,张悦然描绘了一幅都市青年人自我救赎的精神画卷,表达了她对现实的深入思考。女主人公裘洛与男主人公井宇组成了一个没有婚姻维系的小资家庭,物质丰富的背后有着巨大的精神空洞。升职加薪和闲适生活无法阻拦他们对逃离庸常生活的渴望,两人最终在同一天离家出走,不约而同地选择去四川大地震现场做志愿者。张悦然将他们的自我救赎方式与时代社会进行了关联。离开小家庭走向地震的历史现场后,个体开始进行自我反思,反思自我的主体性和存在的真实性问题,裘洛和井宇似乎都获得了新生。然而,当志愿工作结束后,他们是否又只能重回从前那种乏味的生活?当保姆小菊登堂入室成为了雇主裘洛空房子的主人后,是否会面临和裘洛一样的困境?一切的结局都是未知。我们唯一可以窥见的,是小说中的人物都走出了曾经将他们束缚其中的“生活圈”,并尝试着寻求一些突破、作出一些改变。
在《我循着火光而来》这部小说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悦然不仅关注失意者对自由和解放的渴望,更表达出主体在自我拯救与精神重建时的艰难。而这恰恰体现出张悦然已经渐渐摈弃了那种只局限于个体迷惘的表达,开始向人生、人性、社会更深处漫溯。
思考现实 勇于担当
在“80后”的成长历程中,历史和生活、集体和个人有时候是分离的,但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作家总会不断尝试寻找历史与个体生活的某种关联,“在个人生活中建构有效的历史维度”。蒋峰就是一位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并富有底层关怀的“80后”作家。蒋峰的创作超越了一般的青春小说、成长小说,塑造了集碎片化和传奇性于一体的故事内核,技巧使用与主题表达相得益彰。
蒋峰在201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白色流淌一片》中,讲述了三代人充满戏剧性和悲剧意味的故事,小说中对人物的成长与苦难书写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小说的六个部分既书写了主人公许佳明一生的六个阶段,同时也展现了中国社会30年的沧桑巨变。在这部长达40万字的小说中,作者采用多条线索同时推进的方式,把于勒、许佳明、老许、玲玲、林莎、林宝儿等众多人物的命运,将孤独、成长、反抗、恋爱等丰富的主题,以及宽广的时间跨度圆熟地融合在一起。特别是小说的上半部分,引人入胜的情节、身不由己的飘零身世等因素凝聚在一起,使得作品高潮迭起、悬念重生,极具吸引力。而小说中所展现出的聋哑人生活问题、儿童教育问题、精神病患者生存问题等社会问题,也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严肃思考和对边缘人物的深切关怀。
描写乡土 寄托关怀
“乡土”是现当代作家重要的言说对象,从鲁迅、沈从文、萧红到孙犁、贾平凹、张炜,乡土文学已经形成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一脉,承载着中国独有的悲欢史和精神史。“80后”作家成长于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时代,对乡村的记忆相对淡漠。因此,在这些作家的笔下,较少出现关注并热衷于书写乡村的发展、城乡的关系、乡土世界中人的命运等问题的作品。但以林培源为代表的部分“80后”作家,自创作之初就锁定严肃文学作为目标,毫不掩饰对于传统文学的喜爱,反复书写自己的乡村记忆。
在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以父之名》中,林培源书写了个体与父辈、故乡的关系,在精神还乡中反思传统道德和伦理。小说题目“以父之名”既指个体与父亲的关系,同时也带有象征意味。小说中人物的“父亲”都是缺席的角色,父系文化缺席下的乡土秩序是混乱的,“父亲”意味着地理和精神上的双重故乡。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阿喜、秋蓝、阿霞、阿川、信德,包括阿喜的越南母亲,他们都是疏离于其生存环境的“异乡人”。无论是逃离故乡去往城市,还是留在潮汕小镇,人物的内心总是孤独、漂泊的,寻不到自我的精神家园。作品细腻地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边缘人物心灵深处的阵痛和求索,有很强的感染力。作品中乡土世界与人物的逃离、救赎紧密相连,蕴含着作者对乡土世界伦理道德的思考,寄托着他对漂泊在城市中的“异乡人”的关怀。
时至今日,“80后”作家大都已过而立之年,所以无论从年龄还是阅历上,他们均面临着创作上的转型与突破问题。正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80后”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当如何既保持对自我的表达,又体现对社会时代的思索,如何从青春写作转型为更为深广多样的成熟创作,如何从自发、感性的写作走向自觉、有深度的写作,都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任何转型或者突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创作的累积、思想的成熟以及灵感的迸发。正如张悦然所说:“写作的改变都是相当缓慢的事,所以会产生焦虑。我一直不觉得焦虑是贬义词,因为它表达了创作者对自己的不满,表达了他在环境里的不安,表达了他过得不舒服。”透过“80后”作家创作的优秀作品,我们看到了这批作家的潜力。可以说,“80后”作家的创作有过辉煌也有过落寞,却始终未曾中断,也一直在探索和尝试新的写法。作为读者,我们期待“80后”作家在人生新阶段能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不断展现他们深沉的思考与成熟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