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作为整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构件和成绩也当然地不断被提及。作为仪式的“改革开放”，每隔十年都会被回到起点去缅怀和纪念，文学参与其中，也以“十年”为一个单元被纪念。其实，当改革开放已经积累到四十年，随着莫言、余华、苏童、阎连科、多多、刘慈欣、曹文轩等获得多个世界文学重要奖项，以中国当代文学这四十年文学成就论，是该到了总结这四十年文学历史成绩，进而考虑建构这四十年文学阶段史的时刻了。

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具有历史连续性和内在整体性，但这不妨碍一百年新文学这个大历史时段中间存在相对独立的“小历史时段”。“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就属于“小历史时段”命名。从时间长度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较之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获得广泛共识的几个“小历史时段”的时间都长，比如“现代文学三十年”（1917—1949，其实是32年。这32年文学曾经被细分为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文学，这些断代也不是严格地从一到十的“年代”切分，而且40年代文学里又进一步细分出“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等等）“十七年文学”（1949—1966）“文革文学”（1966—1976）和“新时期文学”（1976—1990年代初）等。不过，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小历史时段”命名方式一样，“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命名。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他“小历史时段”的命名，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当时的学者出于习惯性的文学观念，把文学看作是政治附庸，给某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加上一个具有政治内涵的时代限制，如‘抗战文学’，‘文革文学’，等等。”[1]不只是每一个阶段性的“小历史”，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和时代政治的共同建构是一个基本历史史实。同样，“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复合命名的特征也很明显。因此，如果“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可以作为阶段史被建构，“改革开放”这个特定时代的政治内涵也应该被凸显出来；而如果“改革开放”这个时代主题被凸显出来，显然这四十年的文学阶段史是一个有着规定主题的阶段史。

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研究者意识到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的文学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一直到十年前“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者仍然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在“文学”与“这 30 年”的相互生产的互动性关系中来进行讨论。一方面，我们要谈文学是如何介入到、参与到这 30 年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之中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谈文学怎样被这 30 年的中国现实所深刻界定并制约[3]。基于这个前提，无论是思考“改革开放四十文学”的逻辑起点，还是试图建构这四十年的阶段文学史，都必须充分认识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性的“现实”。改革开放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如何相互塑造，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已经有研究成果开始勘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张旭东关于改革时代中国现代主义的研究[4]。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每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文学都会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一部分。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伤痕文学”是这样的；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文学“分享艰难”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是这样的；同样，新世纪“底层文学”也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化和重组的结果，甚至1980年代某一阶段的文学思潮直接以“改革文学”来命名。

一、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研究的观照视阈与时俱进，被分割成“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更微小的历史时段。建构整体性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阶段史，必然会面对如何去拼接这些被分割的更微小的历史时段，使他们不各自为政，而是被纳入到“四十年”的长时段之中。

首先可以认定，“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是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之前两年即开始的“新时期文学”能不能直接接驳进“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如果可以接驳，前提是文学比其他领域的思想解放更早得风气之先，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但事实上，文学并没有突出的先知先觉，只是与时代偕行。洪子诚认为：“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被逮捕，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结。在中共十一大上，将‘文革’后称为‘新时期’。”[5]另外的观点则是：“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思想解放的政治路线，彻底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真正的解放，许多创作禁区被打破。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对这一文艺政策的宽松措施，从中国近五十年文艺发展的教训来看，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直接导致了80年代文艺创作的大解放和大繁荣。所以，也有不少文学史研究者认为，文学史意义上的‘新时期’应该是从1978年的年底前后开始的。”[1]从现有的材料看，将“新时期”的起点锚定在“‘文革’后”，甚至再前移一点，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而以“1978年前后”作为“新时期”起点某种程度上则是研究者后设的结果。换句话说，“新时期文学”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并不完全重叠。从1976年上半年到1978年下半年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两年多而已，但时代性质则迥异。

查阅早期冯牧、张炯和何西来三人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他们对“新时期”的起点表述是一致的，冯牧认为：“以伟大的四五群众运动为序曲，以万恶的‘四人帮’的被铲除为起点，我们的文学创作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2]张炯也是这样看的：“新时期的文学以丙辰清明天安门革命诗歌为发端，揭开了序幕。”[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撰的《新时期文学六年》[4]，其起点也是1976年10月。张炯和冯牧对“新时期”开始的三年做了细分，张炯认为：“粉碎‘四人帮’的头两年，文学从十年荒芜走向复苏。但由于摧残文坛的‘左’倾错误尚未能得到根本纠正，文学发展仍然受到严重阻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运动波澜壮阔地展开，大批过去被迫搁笔的老中年作家重返文坛，新作者又如雨后春笋地成长，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5]冯牧则指出：“过去的一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是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一年。”[6]

起于1976年的新时期文学其价值立场并没有呈现比其他领域更为激进的思想解放的立场和姿态，文学的改革开放是在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革’结束，同年十一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后，这些都不过是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保守与改革的争斗引起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一批民刊出现。”“《今天》创刊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7]检索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977—1983）也能观察到政治领域保守和改革的争斗在文学上的反应，甚至在1977年和1978年的上半年，能看到的依然是保守的文学立场，很少听到激进的解放的声音。

政治是文学的晴雨表，1977年的文学界是对“四人帮”的揭批和清算年[8]。值得注意的是该年12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组文艺随笔，其中芦芒的一篇《解放思想，繁荣诗歌创作》提出了文艺界的“解放思想”问题。进入到1978年，延续1977年重提“双百方针”和“十七年文学”的思路，比如《北京文艺》第1期发表刘厚明《十七年文艺成绩不可低估》，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前十七年和后十年做了切割。文学从有选择地恢复“十七年文学”开始它的新时期，甚至1979年出版的“百花文学”选集书名即叫“重放的鲜花”。但不止于“恢复”和“重放”，一些更重要的变化在1978年六七月已见端倪。《文汇报》《文艺报》先后发表茅盾、郭沫若、周扬和巴金等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巴金的讲话题目是“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

1978年下半年，和整个中国政治氛围一样，文艺界开始在较大范围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文艺民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改革性话题。从创作实绩看，以唐达成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的短篇小说卷为例，1976年没有收入一篇小说，1977年也仅仅收录了王愿坚的《足迹》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而1978年收录的作品，不但数量上达到17篇，且出现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伤痕》《最宝贵的》《神圣的使命》《献身》《墓场与鲜花》等“解放思想”之作。不仅仅看收录的篇目，可以对比后来文学史视作“伤痕文学”代表作的《班主任》和《伤痕》，虽然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起点，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班主任》仍然是一篇路线斗争的社会问题小说，而“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伤痕》把这一时期政治批判的主题由一般的社会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深刻敏感的领域，触及现代迷信的尖锐课题，揭示了它的严重后果——对人民情感的残酷摧残。”“《伤痕》的出现和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此后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否定性重新评价，有着直接的联系。”[1]

概而言之，“新时期文学”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有着不一样的逻辑起点。“新时期”可以从1976年开始，而“改革开放”只能从1978年开始。

二、“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自觉到创作实践

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的。“最早用明确的语言提出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这个口号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那是一九七八年春天排演话剧《丹心谱》的时候。”[2]顺便提及的是，话剧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先声，同年引起巨大反响的还有话剧《于无声处》。新时期文学框架里，同时期小说和诗歌实绩被充分揭示，话剧不在时代文学的中心地带，但回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话剧如何参与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建构需要重新评估。一定意义上，叙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要从话剧与时代关系开始。已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及这四十年文学几乎没有能够把话剧恰当地整合进来并且贯穿始终。何西来指出：“重新评价《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文章，就是出现在艺术民主和艺术自由的呼声日渐高涨，打破各种禁区的要求愈益强烈，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步伐在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加快的时候。第一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发表在《广西日报》上的鲁原的《真理经得起岁月的洗磨》。接着是《延河》的几篇文章，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这是刊物上用较大篇幅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翻案的最早的一家。”[3]可以注意到批评家使用的动词和动词性词组——“重新评价”“打破各种禁区”和“翻案“等等，无一不指向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的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的三个重要前提条件。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是改革开放四十文学最早的收获。

可以看一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从1978年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开始，现实主义一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不断重提的话题。仅仅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就涉及现实主义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等，涉及典型的个性、共性和阶级性以及“复杂性格”组合等等，涉及文艺的真实性的“写真实”与真实性的政治性和倾向性等，以及异化和人道主义等……所有和现实主义相关的问题都被重新拿出来检讨和反思。因此，在我们考察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早期阶段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新写实文学的现实主义挖掘和深化，不能离开现实主义的理论自觉。简单地举几个例子。1984年11月，刘再复在《读书》发表《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答问》。在此前后，《文艺报》等报刊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关于‘复杂性格’问题的讨论”，除了理论家和批评家，李国文、古华等作家也卷入了讨论。刘再复认为，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层次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性格内在的矛盾性。“所谓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从性格结构上说，指的是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为艺术典型的人物性格的二极性特征。”[1]刘再复的“复杂性格”论不是一种凭空的理论想象，而是基于1984年前后的文学现实，进而又影响到同时代的文学创作。如果承认“复杂性格”，那么按照特定的阶级和路线站队对人物进行粗糙的划分无疑只是一种过于机械化的“简单性格”。

1985年4月，吴岳添翻译了罗杰·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罗杰·加洛蒂描述了一条和我们习见的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现实主义路线图。按照他的理解，“从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库尔贝和列宾、托尔斯泰和马丁·杜·加尔、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里，可以得出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标准，但是如果卡夫卡、圣琼·佩斯或者毕加索的作品不符合这些标准，我们怎么办？应该把他们排斥于现实主义亦即艺术之外吗？还是相反，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我们毫不犹豫地走了第二条道路。”[2]可以看出，罗杰·加洛蒂的观点对中国文艺理论界启发良多，仅仅“无边的现实主义”的题目就让人心生遐想。

富有意味是1985年恰好是所谓的“新小说年”。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将卡夫卡、圣琼·佩斯或者毕加索这些目为现代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接纳进来，虽然从现实主义理论上值得商榷，但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现实来看，这不仅为“新小说”“探索小说”的登场提供了理论支援，也为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边界的拓展带来契机。某种意义上，“无边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综合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新现实主义”。1985年前后，无论是寻根文学，还是先锋文学都可以看作这种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同样，这种“新现实主义”对于未来1990年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作者曾经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研究陈忠实《白鹿原》和铁凝《笨花》与韩少功《爸爸爸》以及王安忆《小鲍庄》之间在暧昧历史起源、强调地方经验和重视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关联性[3]，其实他们之间最大的关联性是一脉相承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观。

翻阅柳鸣九主编的、1987年开始组稿、199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基本上就是按照“无边”去想象中国和世界当代的现实主义。事后看，新时期“无边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完成正是理论批评界和创作界彼此策应、共同完成的。理论自觉的同时，则是域外现实主义经典的批量介绍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中国作家以空前的热情汲取陌生国度的现实主义资源，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开启中国19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的重要动力。观察中国出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这一批“文革”结束前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作家，像贾平凹、陈忠实、张炜、莫言、王安忆、范小青、黄蓓佳、阎连科、韩少功、李锐、刘震云、刘醒龙等等，都有类似的从回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文学”，然后逐渐摆脱“十七年文学”，寻找到属于自己现实主义道路的过程。这种自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即结出《浮躁》《古船》《活动变人形》《心灵史》《洗澡》《平凡的世界》《灵山》等等现实主义果实。进入1990年代到新世纪，这一批作家以《黄金时代》《白鹿原》《废都》《九月寓言》为起点，持续不断贡献出《马桥词典》《赤脚医生万泉和》《长恨歌》《秦腔》《古炉》《老生》《圣天门口》《受活》《笨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1948》《一句顶一万句》《日熄》等重要的长篇小说，而比他们更年轻的作家则写出《空山》《尘埃落地》《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江南三部曲》《河岸》《黄雀记》《平原》《推拿》《花腔》《后悔录》《唇典》《耶路撒冷》等等富有锐气的经典之作。

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是从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走向“无边的现实主义”之“新现实主义”，在实践上推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蜂起的时代。现实主义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命运，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相互支援，而且以现实主义为线索建立起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观，能够有效地改变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人为地分割成“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研究现状。以现实主义为观察视角，没有“80年代文学”，何来“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不仅仅是综合的“新现实主义”，单单观察先锋文学，在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观看取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1980年代末“终止先锋”。相反，进入1990年代，出现了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的《呼喊与细语》、格非的《敌人》和《边缘》、孙甘露的《呼吸》、吕新的《抚摸》和北村的《施洗的河》等重要的先锋长篇小说。

三、改革开放中的文学四十年

以思想解放运动作为逻辑起点，就文学自身发展而言，既然强调“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文学自身对审美陈规和教条的冒犯和叛逆，当然应该被充分地尊重和肯定。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既是四十年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当然也是“文学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这是此“小历史时段”区别于其他“小历史时段”的重要特征。

从这个角度观察改革开放四十文学，将其视作一部审美变革史自然有其合理性。中国现代文学一百余年，许多重要的文学观念革命和文学创造实践都是发生在这四十年。变革可能是像改革开放文学发生之初新文学传统复苏的温和渐变，也可能像第三代诗人针对朦胧诗提出“pass北岛”那样断裂式的文学革命。撇开温和渐变式的变革不论，1986年，吴亮和程德培主编并出版了《新小说在1985年》和《探索小说集》[1]。这两个选本以“新”和“探索”的名义，其刻意“编辑”和“设计”偏离以“恢复”和“重放”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的意图相当明显，所以，相对于“恢复”和“重放”恒常中的渐变，文学改革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极端”和“异端”。“极端”和“异端”强调的是比温和的渐变更激进的文学革命。1988年4月余华给《收获》编辑程永新的信谈到“极端主义的小说集”：“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中国现在所有有质量的小说集似乎都照顾到各方面，连题材也照顾。我觉得你编的这部将会不一样，你这部不会去考虑所谓客观全面地展示当代小说的创作，而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就像你编去年《收获》5期一样。”[1]这封信里谈到的应该是程永新编辑的《中国新潮小说》。体现在具体文学实践，《收获》1987年第5期和1988年第6期两个专号的阵容几乎全部由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这些当时最为激进的先锋小说家组成。“在《收获》新掌门人李小林的支持下，我像挑选潜力股一样，把一些青年作家汇集在一起亮相，一而再，再而三，那些年轻人后来终于成为影响中国的实力派作家，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王朔、北村、孙甘露、皮皮等，他们被称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2]《收获》极端的先锋姿态为新时期文学开辟了另一条道路。1987年10月7日苏童给程永新的信写到：“《收获》已读过，除了洪峰、余华，孙甘露跟色波也都不错。这一期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这感觉对否？”[3]

同样，1998年的鲁羊、韩东和朱文等发起的“断裂”事件，也是一群作家试图通过清算文学传统来确立自己的新形象。“断裂”及其“断裂”以后的新世纪其实是一个比“断裂”更为复杂、暧昧的“离散”的“个”文学时代。《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保存了一份世纪之交中国年轻作家出“代”成“个”的精神档案。“我们的行为并非是要重建秩序，以一种所谓优越的秩序取代我们所批判的秩序。我们的行为在于重申文学的理想目标，重申真实、创造、自由和艺术在文学实践中的绝对地位。”[4]值得指出的是，与“断裂”事件几乎同时的是网络文学的发萌。随着博客、个人网站、微博、微信等的蜂起，大众传媒碎片化成一个一个的“私媒体”，基于交际场域，网络文学当然不可能是我们原来说的那种私人的冥想的文学。“粉丝文化”属性所构成的“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方式突破了传统相对封闭的文学生产和消费。“在网络写作“也正是在这种关系方式中展开，自然也会形成与之配套的“交际性”网络思维、写作生活以及文体修辞语言等等。

类似上面这样或大或小的变革和革命在“改革开放文学“的四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阶段史建构某种程度上是复现四十年间的文学变革史——这四十年，发生了哪些文学变革和革命？这些文学变革和革命的时代语境是什么？变革和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有哪些？进而变革和革命的内在历史逻辑如何被建立而成为一个整体？

一直以来，“改革”和“开放”并举。因此，四十年的文学改革史，同时是一部中国文学和世界拥抱的开放史。还以前面的1980年代中期为例子。先锋文学策动的“改革”和“开放”互为因果，就像当时有作家指出：“当前流行世界的现代文学思潮不是一群怪物们的兴风作浪，不是低能儿黔驴技穷而寻奇作怪，不是赶时髦，不是百慕大三角，而是当代世界文坛必然会出现的文学现象。……在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之前人们大多把小说和故事归为一体；而当代某些人就不满足这种上世纪所流行的有头有尾、中间有起伏高潮的小说写法了。他们认为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并非如此；人的大脑活动方式是流动、跳跃的、纷杂而不连贯的，作家应当遵循人的正常思维活动方式来写作。当代的乔伊斯、福克纳、沃尔夫等人都这样尝试做了。于是人们称他们为‘现代派’。”[5]在“球籍”焦虑的八十年代，世界的“当代”是我们一下子就想追赶的目标。和此时代情绪一致的是，冯骥才使用了“改革”这个词：“这一改革实际是文学上的一场革命”，同时也说到了“实验”——现代派带有“试验性”[6]。

所以，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阶段史应该是一部交织诸种矛盾和冲突的丰富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单一线性的片面强调“改革开放”立场，遮蔽其中曲折的做减法的文学史。当然，具体到某个时代也不是刻意突出“非改革开放”的文学立场，而是尽可能打开和抵达丰富复杂的文学史现场。以此观之，比如，改革开放四十文学的起点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伤痕文学和《今天》诗人群，像汪曾琪这样的“归来者”作家的文学史价值需要进一步挖掘。一般谈论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的复出迟至了《受戒》等一系列小说，其实更早的，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的《骑兵列传》是一篇既有伤痕文学时代风尚，同时有“现代”遗风的小说；再比如，对1980年代除了“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经”[1]的神话式想象，更驳杂的是1980年代是怎样的“80年代”？我们如何去想象？再比如，对王朔的文学评价，王蒙和当时上海为主的学院知识分子就有迥然不同的现实观感和文学立场，以至于双方的分歧成为“人文精神”讨论起点和一个重要论题[2]。但今天回过头看，王蒙在当时一方面谈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危机；另一方面肯定王朔出现的意义，是不是有其合理性，甚至预言性？王蒙肯定的王朔式的文学成为1990年代文学市场化、新世纪网络文学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市场化和产业化，对文学边界的拓殖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理所当然，摆脱单极单一和对抗性思维，可以呈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丰富和芜杂，当时尖锐对立的双方恰恰是1990年代走向丰富多极文学生态的不同端点。

张未民在研究“新世纪文学”时将这种历史的连续性描述成时间向度上的“生长性”，他认为：“新世纪文学正是从新时期文学中自然而然地蜕变生长出来的，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将1978年看作是一个开启了21世纪的起点。”[3]在“生长性”，或者“发展观”的视野下，被分割成“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成为向未来敞开的绵延不绝的“历史小时段”。这种生长或者发展不仅仅是理论和创作实践，也是文学体制和文学制度，比如文学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媒介。在很多的描述中，我们只看到新世纪前后文学刊物的危机，而事实上，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文学期刊的生存危机，同时未尝不是一场文学期刊自觉的转型革命，目标是使传统文学期刊成为富有活力的文学新传媒。文学期刊变革的动力当然部分来自网络新传媒。这种对文学期刊“传媒性”的再认意义重大。和狭隘的“文学期刊”不同，“文学传媒”的影响力更具有公共性。《芙蓉》《作家》《萌芽》是世纪之交较早地确立了“传媒性”的文学刊物。笛安、张悦然和韩寒三个广有影响的“80后”作家主编的《文艺风赏》《鲤》《独唱团》以及近年上海创刊的《思南文学选刊》和改版的《小说界》也都是“传媒”意义上被突出的文学期刊。

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新时期”四十年成为一个热词被用来指认一个新的时间和时代的开端，“新时代”也已经被用来描述和想象未来的中国文学，比如《人民文学》从2017年以来的“卷首语”不断使用“新时代”，同时也在召唤它所想象的“新时代”文学。虽然“新时代”文学还在想象的建构中，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已经是一个可以去建构的历史事实。深入下去，这应该成为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