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苏格兰的光有着我在别处从未遇到的特质。它闪耀却并不刺眼，毫不费力就能穿透漫长的距离。”（《活山》，页41）当翻开《活山》（The Living Mountain）第一章，看到这句话，我想，那光仿佛立刻从我心中辐射而出。大概因为我想起刚到苏格兰的那个初冬，日长渐短，我沿着“学院边缘”（College Bounds）的石板路一路向南，远离老阿伯丁（Old Aberdeen）的核心区域。那低落至几乎与视线平齐的阳光，冷冷地挂在南方，映照着身边的花岗岩排屋。我就走在《活山》作者娜恩·谢泼德（Nan Shepherd）走过的地方。

谢泼德的文学生涯以小说创作开始，她的三部长篇分别为《采石场林》（The Quarry Wood，1928）、《晴雨匣》（The Weatherhouse，1930）和《格兰扁通道》（A Pass in the Grampians，1933）[ 格兰扁山脉（The Grampians）是苏格兰三大山脉之一，位处高地边界断层（Highland Boundary Fault）与大峡谷（Great Glen）之间，几乎占据了苏格兰的一半土地。凯恩戈姆山脉（The Cairngorms）便位于其中。]。她的诗作在1934年结集为《在凯恩戈姆》（In the Cairngorms）。但她1940年代创作的散文集《活山》直到1977年才由阿伯丁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迪赛德路（North Deeside Road）上鲜少行人，几年来，我往往搭乘公交车从阿伯丁市中心沿着阿伯丁到珀斯的A93一路西去，多次经过卡尔茨（Cults）。如今的卡尔茨是阿伯丁市的市郊，一方面接近城市的便利，另一方面仍有乡间野趣。迪河边上，高尔夫球场附近的阿兰社区公园（Allan Park）中，儿童滑梯立在松林间，倚仗着天然山坡。穿过公园内的树林，转向卡尔茨溪涧（Den of Cults），碎石路上印着车辙。伴着潺潺水流，在树荫下一边爬坡一边远离迪河河岸，走到尽头，便又回到A93——经过卡尔茨这段叫做北迪赛德路。稍后，它会先向西，再向南，穿过凯恩戈姆国家公园，其中凯恩韦尔山道（Cairnwell Pass）一段是苏格兰最高的公路。娜恩·谢泼德的家就在今天的北迪赛德路503号，屋名“邓韦根”（Denvegan）。她一生都住在同一间卧室，面朝迪河河谷。

娜恩·谢泼德生于1893年2月11日，卒于1981年2月27日。5岁时入读西卡尔茨小学。12岁时，谢泼德进入了阿伯丁女子中学。她生活在一个较好的时代，阿伯丁大学1892年开放录取女生，是最早一批接收女生的大学。她也生活在一个进步的中产家庭。那时的阿伯丁人认为，他们的女儿应该接受父亲力所能及提供的优质、完整的教育。1912年，谢泼德进入阿伯丁大学国王学院——一座1495年由埃尔芬斯通主教（Bishop Elphinstone）建立的大学。在1901-25年间，阿伯丁大学的女性毕业生大多数都走上了教师之路。谢泼德也是同样。她1915年毕业后随即入职阿伯丁教师学校，深受学生喜爱。谢泼德不喜欢“讲授”，往往通过朗读文学作品与发起非正式讨论来教课。她希望学生们能在课堂中活跃起来。1920年代末起直至退休，她经常在本地社团进行演讲。讲民谣，讲彭斯（Robert Burns），讲诗歌。1930年代，当她已经成为有名的作家和诗人之时，她仍将重心放在教书育人。她在1930年写给尼尔·古恩（Neil Gunn）[ 尼尔·古恩（1891-1973），苏格兰文学家，1920年代至1930年代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的一封信里说，她希望她能使得一部分学生避免固守成规的教育模式。而当她的学生们回忆她时，说她的课堂具有超前于时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她鼓励女性们“去做吧”——比方说爬山，认为“女性不应该仅仅是坐在壁炉前织毛衣。”她也经常组织学生们一起爬山。

谢泼德终生未婚。据传记作者夏洛特·匹考克（Charlotte Peacock）分析，她大约从1917年就开始喜欢约翰·麦克穆雷（John Macmurray），她好友贝蒂（Betty）的丈夫。约翰在阿伯丁度过中学时光，后来成为哲学家。诗集《在凯恩戈姆》便题献给贝蒂与约翰——“岛屿由海底相联。”（Islands are united by the bottom of the sea.）谢泼德对约翰的感情大约持续了14年，《在凯恩戈姆》收录的11首十四行诗构成一组，取名“十四年”，据分析也是写给约翰的。谢泼德在1976年的采访中说起，“只有极少的人能够理解这些诗。”但她仍未提及约翰的名字。从1920年代中期起，麦克穆雷夫妇的婚姻是开放式的。这对于1920年代的波西米亚伦敦是小事一桩，但对于拘谨与得体的阿伯丁人来说，没人张扬。当谢泼德写《采石场林》和诗作时，她重现她与约翰的感情，才明白约翰对她的爱并不是男性对女性的爱，而是将她理想化了，作为精神世界的确证。但是，从诗作中可以看出，对于谢泼德来说，爱并不是智识化的（intellectualised），而是猛烈地感受。

《采石场林》

年长娜恩三岁的哥哥弗兰克（Flank）1917年在南非的布隆方丹（Bloemfontein）因肺结核去世。之后，她通过阅读诗歌来寻找慰藉，尤其是艾米莉·狄金森的诗作。在一战以及兄长去世之后，谢泼德的基督信仰逐渐动摇，她开始寻找制度性宗教之外的答案。影响她的包括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关于东方哲学的写作《佛国的落穗》（Gleanings in Buddha Fields），以及乔治·威廉·罗素（George William Russell）的神智学（Theosophy）[ 神智学认为，史上所有宗教都是由久已失传的“神秘信条”演化出来的。神智学是一个系统，包含着宗教、哲学和科学之下的“本质真理”。]作品。显然，在谢泼德之后的小说创作中，她也时时关注人与世界在本质上的一些共通。尤其是在1930年代之后，她对内心的体察更贴近东方哲学。在《活山》中，谢泼德走入山间，同时也是走入自己内心。而正是因为这一特点，《活山》一书不仅仅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而其实是普世的。格拉斯哥先驱报赞扬《活山》的与众不同，因为山在书中已经不是美丽的景色，或者失落的旧族栖息地，而是本身就具有灵性的，或者至少是作者所探寻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Into the Mountain，页236）谢泼德传记《走进山间：娜恩·谢泼德的一生》（Into the Mountain: A Life of Nan Shepherd，2017）的作者夏洛特·匹考克倾向于在谢泼德的作品中解读出东方哲学的元素。比如，她认为《活山》之开篇——“高地上的夏日有时甜美如蜜糖；但有时，它也可能带来一场狂风暴雨。对爱它的人来说，两种模样都好，因为它们都是其本质属性的一部分。我想在这里求解的疑问，正是如何理解它的本质属性。”——描绘出了山地的“阴阳”。（Into the Mountain，页248；《活山》，页39）我个人更赞同匹考克对《活山》的这一评价——它既是哲学，又是自传。

谢泼德的行走哲学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也惯常一人走路，并不装备专业。虽然不曾步行至凯恩戈姆，但春夏时分，沿着迪河，行走迪河畔（Deeside），穿行灌木丛，也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一人独行，我往往希望忘掉现代人的身份，不会塞着耳机。那些记忆中的漫游时刻，水流撞击石块，云朵拂过河对岸的树梢，树枝划过衣袖的微微刺痒，还有踏在草叶或者柔软泥土上步履的节奏，充斥着我的全部感官。瞧，我是在谢泼德的故土真正学会走路的。溯源而上，进入乡野。反过来，沿着河流的方向，便能回家。

2016年，谢泼德少女时期的侧面像出现在了苏格兰皇家银行新版5镑塑料钞上，身后是凯恩戈姆山脉，身边印有谢泼德数十年探索凯恩戈姆的同时写下的——“不过霜与流水的斗争并未迅速结束。这场角力在水的灵动和霜的静止之间几经变动，奇异而美丽的形态由此诞生。”（《活山》，页73）旁边还有一句引用出自她的第一部小说《采石场林》——“离开去生活，是件大事儿。”其实，对大部分本地人来说，娜恩·谢泼德也是完全陌生的。2018年5月，谢泼德传记《走进山间》的作者匹考克在阿伯丁大学的林克莱特（Linklater）讲堂[ 这一讲堂以作家艾瑞克·林克莱特（Eric Linklater）（1899-1974）命名，他也是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中一员。]中与苏格兰文学教授艾莉森·拉姆斯登（Alison Lumsden）谈及自己是如何得知谢泼德的。匹考克说，“那是2012年，我读麦克法伦的《古道》，他提到了谢泼德，我才第一次知道她。我生长在英格兰，念的是英格兰的学校，在此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她。”拉姆斯登说，“别说英格兰了，就在我们这儿的国王学院，1980年代我念大学的时候，20世纪英国文学这门课完全没有提到她。直到20年前，我们才做和她有关的研究。”谢泼德传记之所以用“走进山间”为题，是因为谢泼德重视“into”（进入），她并不执着于向山巅攀爬，而重视身处山间时自我与山色的相通。她写道，“大山常常在我毫无目的地漫游时，向我袒露出最完整的模样。心中没有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所到之处也算不上特别，我不过是单纯想要和山待在一起；就像去拜访一位朋友，除了与他作伴，再无其他意图。”（《活山》，页56）当然，匹考克也说了，在如今技术时代，我们反而更向往野外，这大概也是谢泼德重新流行的缘故。因为“进入自然”这样的方式，是所有人思考和自然关系的一种途径。

近年，随着罗伯特·麦克法伦的行走文学三部曲《心事如山》、《荒野之境》和《古道》的出版，我们对讲“走路”的书了解越来越多。麦克法伦大概是谢泼德最著名的爱好者，《活山》影响了他的行走和创作。他作品中对谢泼德的引用和推崇也促使《活山》在21世纪被重新发现。他在《古道》中说，“在我心目中，她最重要的作品是她那本最不为人所知的《活山》——一部仅仅八十页的散文作品，是对凯恩戈姆山区的沉思，更加概括地说，是对我们与景观关系的沉思。”（《古道》，页201-02）麦克法伦认为，《活山》详述了“苏格兰高地景观吸引人们与之亲善的魅力所在，展现了特定的地点如何催生了特定的思想，这点上无其他书可以企及。”（《古道》，页202）麦克法伦的恋山之情与谢泼德可谓同源，均始自凯恩戈姆山脉。但他却是在2003年读到《活山》时才明白，“她教会了我看见（see）这些熟悉的山脉，而不仅仅是看到（look at）它们。”（Into the Mountain，页299）麦克法伦的外交官外祖父爱德华·佩克（Edward Peck）退休后就住在凯恩戈姆。因此，幼年的麦克法伦便有机会在外祖父家查看地图，阅读登山文学，并与家人一起行走凯恩戈姆山区。在《古道》中，麦克法伦论及外祖父与他对于景观的不同态度，佩克对景观的欣赏是“外向”的，指向对于地缘政治学和史上大地构造学说的阐释。而麦克法伦自己，兴趣点却在景观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生活的地方如何形塑我们本身。（《古道》，页196）与谢泼德一样，麦克法伦关注人与景观的互动，他引用《活山》中的说法——“大山中藏有无数秘密，在我和它之间暗自涌动。空间与心灵能够彼此渗透，直到双方的性质皆因此改变。”（《活山》，页47）

麦克法伦曾将约翰·缪尔（John Muir）的金句——“原本只是出去散一会儿步，最后却决定在外面等到日落，因为我发现往外走，其实也是往内心去”——作为《荒野之境》的题记。他也在新版《活山》的前言中，以此来解释谢泼德与山的互动关系——“对大山内部的痴迷可不是一番幻想；相反，它体现出谢泼德试图实现‘接近内在’的目标。在谢泼德看来，世界的外在图景与精神的内在景观之间的来往持续不断、从未停止。她知道，长久以来地形地貌为人类提供了有力的寓言资源，是一种为自我画像的良好途径，也是塑造记忆、为思想定形的有力手段。这也正是她在书中研究的对象：山脉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谢泼德明白，正如约翰·缪尔早在四十年前所写，‘向外出走……其实也是向内探索’。”（《活山》，页16-17）

谢泼德的个人生命与作品主题与“向内／向外”和“留下／离开”这两对词组紧紧相连。向外出走即为向内探索。对谢泼德来说，表面上，在父亲去世后她围绕着家庭生活、投身自己的教师职业、参与国际笔会的活动（PEN club）。但从1928年她走进凯恩戈姆时起，在继续她的日常生活时，她其实并不属于那个日常。

1928年，谢泼德开始探索气象变化多端的凯恩戈姆山脉。高地的迷雾为她带来了视觉的变化——“由于眼睛所处位置及其使用方式的不同，产生的错觉也千差万别，这让人意识到，平日所见并非事物的真实面貌，不过只是千万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假如能发现另一种视角，即便只是短短一瞥，也足以撼动我们，然后让我们再次回归稳定。”（《活山》，页163）高地的迷雾，大概是除了苏格兰的光之外，又一独特、迷人的景致。视线看似模糊，连地物的距离都难以准确判断，但置身于其中的观看者，实际上更贴近周围的景观。因为它们一同浸入迷雾，浑然一体了。麦克米伦在《活山》的序言中说，谢泼德喜欢这些充满幻觉的时刻，她“丝毫不持怀疑或矫正态度”。“因为我们‘轻信的双眼’容易被山里的世界‘欺骗’，可是事实上这正是我们重新阅读这个世界的途径。”“谢泼德没有系统地穿越山脉，也没有试图利用什么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ical）的策略来撬开它的秘密。她接受了无法‘随意’（at will）获得‘意料之外的启示’这一事实。”（《活山》，页19）当然，心理地理学本身关注的是城市空间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而《活山》着眼的是“非城市”的空间。但实际上我认为，即便谢泼德无目的的山间漫游，也没有采取心理地理学的技巧（比如选取一定线路），但仍与心理地理学有所相通——她通过行走找到一种与自己内心相处的方式，她通过观看景观来了解自我。

谢泼德的作品可归入1920年代至1930年代间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Scottish Renaissance）[ 苏格兰文艺复兴是指20世纪初叶与中叶主要的文学运动，相当于苏格兰的现代主义。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展现对现代哲学与技术的兴趣的同时，也将苏格兰民俗和对苏格兰濒危语言的强烈关怀包含入创作中。这一运动主要始自休·麦克德尔米德在1920年代做的一系列工作，如编选诗集、“人造的”苏格兰语在文学著作中的使用。当休·麦克德尔米德1930年代搬去设得兰之后，尼尔·古恩成为了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中。自1929年起，她与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的热切参与者尼尔·古恩常年保持通信。《活山》在1940年代写作完毕后的第一位读者也是古恩。古恩同样很看重谢泼德对他作品的评论。他曾经说过，在谢泼德对他的小说进行评论之前，他从未觉得它们恰当地出版了。谢泼德认为，他们对生活有同样的感受方式，并且对世界有着相同的爱好。他们都倾向于东方哲学，将世界视为一个超越了时间的整体。他们都能感知到存在的纯粹陌生感，也共同感受到思想与自然世界之间不可知的关系。（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Scottish Literature，页86）就像谢泼德曾经这样描述水流——“在不计其数的日子里，它从石缝中涌出，随后缓缓流走。除此之外，完全什么都不做，唯是其所而已。（does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but be itself.）”（《活山》，页66）我们可以从古恩的作品中，看到他与谢泼德兴趣以及对自然感受的相似点。如麦克米伦写道，“尼尔·古恩的小说《高地河流》（Highland River, 1937）中的年轻主人公凯恩，成长于凯斯内斯郡（Caithness）高地地区的邓比斯河畔（Dunbeath）。他对那条河非常了解，因此当他被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来到战壕中的时候，他能够‘非常轻易地描绘出河流的每一个部分，甚至比他在其中折腾的壕沟系统还要更熟悉。每当无所事事之时，他的面前就会浮现它，如同一张图表一样，清晰展现了他的神经系统的主要脉络，以及它的主要枝干’。”（《古道》，页208-09）《高地河流》也代表了这一时期苏格兰复兴文学中有关“起源”、“逃离”和“归来”的母题。（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Scottish Literature，页85）古恩的另一部小说《世界尽头的井》（The Well at the World’s End，1951）是一个表面上探索自然，本质上探寻内心的故事。历史学教授主人公在苏格兰高地寻找世界尽头的井，路上偶遇形形色色的人，他最终寻找到的是精神上的真理。

苏格兰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同样以写作东北苏格兰社群闻名的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以“苏格兰人的书”（The Scots Quair）三部曲著名。它们分别是：《日落之歌》（Sunset Song，1932）、《云雾山谷》（Cloud Howe，1933）和《灰色花岗岩》（Grey Granite，1934）。吉本的三部曲描绘了主人公从乡村到小镇再到大城市的生活。同样，在谢泼德的小说作品里——“移动”（movement），或者说，“留下”与“离开”的拉扯也是关键元素。谢泼德的小说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东北苏格兰社群中的年轻女性，她们在对于教育的向往、对更广阔眼界的追寻和她们与乡土的联结之间的拉扯。比如在《格兰扁通道》中，全文都与“移动”有关，向后，向前，穿过象征意义的通道。在匹考克看来，谢泼德作品相比吉本来说，叙事结构没有那么炫技、也不那么实验性，但是她的技艺确实是先锋的。在《活山》中，谢泼德也少不了以相似视角描写山间的人——“不幸的是，很多人追求的是一份白领工作，因此失去了父辈流传下来的多面手特质。人性一向多元，新一代与老一辈概莫能外，后人也将继续如此。和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一样，山里的生活交织着爱与恨、嫉妒与柔情、忠诚与背叛，以及许多平平淡淡的幸福。”（《活山》，页138-39）“即便是在同一个屋檐下，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有一对姐妹从小生活在大山外围，其中一个说，‘你念叨的那些山对我毫无意义，我天天看，已经看够了。’另一个却可以连续几个星期待在同一个高原的小帐篷里而不感到厌倦。”（《活山》，页140）

“我曾经有过差不多一年生活中没有高山的日子。……我渴望高山那垂直高度。……一月末的一天，我失去控制，赶上一辆去尤斯顿车站的公共汽车，和一个朋友登上了去苏格兰高地的卧铺火车。我们醒来时发现，火车正发出巨响轰隆隆地穿越一座冰封的峡谷。”（《心事如山》，页100）原来，麦克米伦确实经常乘坐往返伦敦与苏格兰的卧车。他在《活山》的前言中也提到——“这篇文章写到一半，我在三月下旬离开剑桥的家，在伦敦坐上卧铺火车，去北方的凯恩戈姆山脉旅行。……刚一抵达凯恩戈姆，我就发现自己回到了严冬。”（《活山》，页17）这是几乎贯穿不列颠岛的唯一一趟卧铺火车，名号加里东卧车（Caledonian Sleeper）。加里东一词源于苏格兰拉丁文旧称Caledonia，19世纪中叶民谣Jamie Raeburn中便有一句“我现在必须离开我的地方和居所，远离加里东原野的山丘和河谷”（From my place and habitation I noo must gang awa, far frae the boonie hills and dales o’Caledonia）。苏格兰身份认同往往与地理景观相互交融。而谢泼德更进一步，将身体与头脑都化为景观的组成部分。在《活山》中，她是如此描绘1934年与埃文湖的相遇——

“我走向在身后一步的同伴，叫她过来往下看了一眼我刚看到的水下悬崖。我们对望了一眼，又再一次看向谷底。缓缓地，我蹚回浅水区。那一瞬间，似乎再没什么值得去说了。我的灵魂已经和我的肉体一般赤裸，那是我一生中最好无防备的时刻之一。”（《活山》，页54）

“第一次向下看时感受到的震惊如此强烈，我自身的能量都被强化了，以至于恐惧都变得让人感到兴奋。这倒并不是说它不再是恐惧了，而是说如此普遍存在、如此强烈感受到的情绪并没有束缚住灵魂；恰恰相反，它释放了灵魂，使它变得更加宽广。”（《活山》，页55）

在中学和大学期间，谢泼德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是缺乏苏格兰个性的。在口语中日常使用的苏格兰低地语（Scots）不被认可，你可以用低地语思考，但是你得用英文写作论文。文学，是英语文学，并没有苏格兰文学。仅仅在讲授民谣时，苏格兰本地作品才有机会被讨论。谢泼德本人虽然来自于文雅的中产背景，讲着得体的口语，但这不意味着她忘掉了苏格兰文化认同。在她的作品中，以及她英国文学的课堂上，她都强调这样的认同。她在写给休·麦克德尔米德（Hugh MacDiarmid）[ 休·麦克德尔米德（1892-1978）是Christopher Murray Grieve的笔名。他是共产主义与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前身（National Party of Scotland）的创始人之一。他被认为是苏格兰文艺复兴的首要力量之一。]的信中说，她希望学校里的年轻人至少知道，苏格兰确有文学。她也会组织苏格兰文化日，召集大家唱歌——从彭斯唱到赫布里底劳动曲子（Hebridean work songs）。谢泼德对苏格兰文艺复兴作品有独特的见解，在休·麦克德尔米德的诗作存在着两极化评价的时候，她写作评论意图为其消除误解。

谢泼德的现代性体现在，除了在小说中探索女性身份认同之外，她小说所设置的地理位置以及方言的使用都与当时的苏格兰民族主义紧密相连。当时，苏格兰民族主义表现为对语言和分离的民族文学的论争。难道，真如同1919年T. S. 艾略特所说——根本就没有苏格兰文学？一战后，从战场归来的苏格兰作家们恍然发觉，他们的家乡已经被英格兰化了。学校里不再使用苏格兰语，同时，苏格兰历史和文学也从课程中取消。而因为苏格兰作家希望能拥有更多的读者，往往倾向于用英文书写，这使得情况变得更糟。至于他们写作的内容——“浪漫的格子呢”（romantic tartan）似的，加深了对苏格兰农村及其居民在文化上的刻板印象。而有关语言的论争成为了苏格兰文学文艺复兴运动的焦点。因为苏格兰既没有单一的语言，也没有连贯的文学史，在苏格兰文艺复兴之前的苏格兰方言并不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工具。谢泼德的小说虽然是以英文叙述，但那是苏格兰形式的，当她需要使用多里克语（Doric）[ 旧指苏格兰低地语，但进入20世纪以来，主要指苏格兰东北部所使用的中北苏格兰语（或东北苏格兰语）。]时，她不会寻找英文的替代物，而就是用它。1933年，谢泼德提到她对于苏格兰文学语言的观点——那是自然而然地，非刻意地对方言的使用；与此同时，典型的苏格兰式语法也很重要。她对苏格兰词汇的使用非常坚持，即便是古恩也觉得她的诗作拥有太多令英格兰读者难以理解的词汇——古恩的观点是，民族文化传统、社会模式、还有人与景观和环境的关系其实是超越语言的。而谢泼德不曾改动她的多里克语词，只是在诗集末尾附上了词汇表便于英语读者理解。

谢泼德的作品皆从本乡本土出发，这与她一生都与花岗岩城[ 阿伯丁市又称花岗岩城（Granite City），皆因凯恩戈姆山区的盛产。自1820年代至1930年代，阿伯丁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岗岩产出地，有大约2万5千人为此行业工作。19世纪阿伯丁市兴建了一大批花岗岩建筑，包括世界上第二大花岗岩建筑马歇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因为花岗岩中云母闪耀着光芒，阿伯丁又被称为海边银城。]紧密相连有关。虽然一生都住在同一间卧室，她也见证了城市变迁。少女时代起，她便乘坐行驶在迪赛德铁路（Deeside railway）上的通勤火车往返卡尔茨与阿伯丁。1960年代，先是迪赛德铁路停运，再是位处阿伯丁以东209公里、北海海域的蒙特罗斯油田（Montrose Field）发现了储量可供商业开采的石油。谢泼德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还来得及目睹阿伯丁成为石油城的繁盛——“阿伯丁越来越高，卡尔茨也不再是一个村落。”“山丘上铺着房屋，一直延伸到我儿时的游乐园，采石场林。”（Into the Mountain，页284）

“循着一条路就相当于追忆它的历史，因此今日的行走即是回忆过去……前行本身等于是一次回返。”——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和乔·李·弗冈斯特（Jo Lee Vergunst）（《古道》，页193）麦克米伦在《古道》中讲述凯恩戈姆山脉的第九章“花岗岩”（Granite）以英戈尔德和弗冈斯特在《行走的方式：民族志与步行实践》（Ways of Walking: Ethnography and Practice on Foot）一书导论中的这句话作为引语。英戈尔德与弗冈斯特都是阿伯丁大学的人类学学者，不知麦克米伦做此引用，是否刻意为之。英戈尔德也曾在自己的著作《活着：有关移动、知识和描述的文章》（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中“大地，天空，风与水”一章引用《活山》，他为了解释大地同时具有物质与介质两重性质，提及谢泼德“躺在高原上，身下是火焰的绝对核心，挤压打磨着轰隆作响的火成岩；头顶上是一方蓝色天空”，在这中间地带——有“水土、青苔、草地、花木、昆虫、鸟兽……”生命存活在这一区间，深度取决于生灵的尺度，还有它们得以介入一个始终可以与之紧密交织的环境的能力。（Being Alive，页115，119-20）就像谢泼德一样，“慢慢的，我发现了进入的方式。”（《活山》，页169）这便是生灵生活在大地中，而非其上的感觉。（Being Alive，页120）

当谢泼德在1940年代写作《活山》之时，还不存在被称作旅行文学或者自然文学的文类。现如今，每间书店都有一整架的相关作品。并且还有专门的“旅行与自然文学”硕士专业教授写作技巧。目光随意扫过书架，其中有关走路的为数不少。有《日落与海洋之间：十六座英国山峰》（Between the Sunset and the Sea: A View of 16 British Mountains, 2015），有《北纬60度：环绕世界寻找家乡》（Sixty Degrees North: Around the World in Search of Home, 2015），还有《狂风在哪里：从本宁山脉到普罗旺斯走过欧洲的风》（Where the Wild Winds Are: Walking Europe’s Winds from the Pennines to Provence, 2017）。在这些作品中，行走（walking）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已经不是英戈尔德所写的，在公共交通大众化之前的时代——在18世纪以降的欧洲和不列颠群岛，“旅行”从“行走”中分离出来，旅者是富有的、不需要步行的。就算他们不得不走路，也会把行走经历从游记中剔除。（Being Alive, 页37-38）在我们的年代，调用视觉、听觉、触觉，甚或全身来感知环境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当然，行走仍然重要，就像英戈尔德指出，“我们的双脚与地面的接触，是我们与周遭环境最基本、持久地联系。”（Being Alive, 页45）类似地，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在《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中写道，“理想意义上的行走是头脑、身体和世界得以结盟的一种状态，就像三个人物终于可以对话，或者是三个音符突然组成了和弦。行走使我们存在于自身中，同时也存在于世，而又不被俗务缠身。行走使我们可以自由思考，却又不至于迷失于思绪中。”“行走的步调促成了思考的节奏；穿过景观的小径对通往一系列思考的路径产生了回响或是刺激。思想也像是某种景观一样，行走，便是能够贯穿它的一种方式。”

为了真正走进凯恩戈姆，我只能选择搭乘行驶在A93之上的201路公交车沿着迪河去往布雷马（Braemar）——位于凯恩戈姆国家公园中心的村庄。这儿也是一些旅者登山前后的落脚点。两个小时车程，我便能从阿伯丁市中心港口附近的公交总站到达位处高地的布雷马村。而1819年，后来成为博物学家的麦吉利夫雷（1796-1852）是从阿伯丁大学向西步行的——“他穿过凯恩戈姆山群，在布雷里厄赫山峭壁的山脚躺下休息，然后于次日清晨径直走出冰斗。麦吉利夫雷后来回到那里研究山里的植被，他似乎像鹿一样轻盈地在悬崖峭壁爬上爬下。”（《活山》，页44）麦吉利夫雷（William MacGillivray）1808年进入阿伯丁大学，除了学习医学之外，1817年又开始学习动物学。从1819年至1850年，他多次踏查了迪河流域，根据自己常年的观察与记录写下了《迪河畔与布雷马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eside and Braemar, 1855）。他记录了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岩石、植被、动物，并且比较了1810年代、1830年代与1850年代不同的行走与观察经验。虽然出生在老阿伯丁，麦吉利夫雷童年是在苏格兰西部外赫布里底（Outer Hebrides）的哈里斯岛（Harris）度过的。随后，在阿伯丁大学的求学岁月，每到要回哈里斯岛探访家人的暑假，他往往由东至西步行穿过凯恩戈姆山区，从阿伯丁一路行至威廉堡（Fort William）。（A Memorial Tribute to William MacGillivray, 页8；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eside and Braemar, 页99）若麦克米伦读过麦吉利夫雷，他一定能想起外祖父的葬礼结束后，乐队奏起的那首《通往岛屿之路》（The Road to the Isles）。这首民歌说的正是通往赫布里底群岛的路——“梦境中的西部景观，有宽阔的大路通向它们，还有通往它们的徒步旅行。”（《古道》，页214）

我乘坐的201路公交车一路向西，随着越来越接近凯恩戈姆山区，车窗两边山峦起伏愈加明显。虽然不及穿过西高地洛哈伯（Lochaber）地区之所见令人惊异，但当车窗外闪过凯恩戈姆国家公园的边界石碑时，我仍有接近具有灵性之山区的微小悸动，《活山》自然早在我心中种下神秘。那天并不是晴空万里，典型地阴晴无定的本地气象。快接近布雷马村时，司机突然开口，“现在我们左边100米之外就是巴尔莫勒尔城堡（Balmoral Castle）[ 自1852年起，巴尔莫勒尔城堡就是皇家居住地之一。目前，是英国王室的夏季避暑地之一。]，但应该是什么都看不到。”我偏固执地试图透过松林的缝隙努力望出去，他说的没错，什么都看不到。城堡大概是有密林与山丘的双重屏障吧。像之前很多次一样，我在异乡村落独自下车，根据返程公交发车时刻计算好停留时间。今日的布雷马村是麦吉利夫雷时代的布雷马卡斯尔顿（Castletown of Braemar），在他涉水而过的迪河南岸。我来这里其实是为了看一个摄影展——“活着的凯恩戈姆”（The Living Cairgorms）——显然，摄影师受到了《活山》的启发。圣玛格丽特教堂被布置成展厅，照片如同《活山》的章节一样分区排列——云雾、鸟兽、高地和光线……

等我再走回公交车站，为了打发等车时光，便走进一旁19世纪中叶建筑的圣安德鲁斯天主堂。门厅改装成了休闲区域，讲述教堂历史的玻璃展柜旁摆着几张餐台，布置着老式桌布与配套的茶具。几位本地老太太正在饮茶。而教堂深处，两个孩子正在地上爬来爬去地嬉闹。“来杯茶吗？”其中一位问我。我便也加入。她端起盛有草莓蛋糕的碟子，转着圈儿分发。

“是的，我今早看到她了。”“真可惜，她不是下午来，不然我们就可以邀请她来一起喝下午茶了。”

见我一头雾水，身边的女士向我解释，“女王今天早上来参观一幢刚完成更新的历史建筑。”是啊，八月正是女王来巴尔莫勒尔城堡消夏的时节。过不了几天，还要参加“布雷马聚会”（Braemar Gathering）[ 布雷马聚会是有皇室参加的苏格兰传统高地运动会，每年九月的第一个周六举办。据称最早由十一世纪的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三世（Malcolm III）举办。]。我想起了童年的娜恩·谢泼德。1900年以前，她会在家附近的西卡尔茨车站，看到驶往凯恩戈姆的皇家客车，载着维多利亚女王。

我们每个人都能享用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