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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学》2018年第10期|汤成难:老胡记

来源:《湖南文学》2018年第10期 | 汤成难  2018年10月16日08:36

汤成难,中国作协会员,短篇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获得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获得第一届黄河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抗战》《只有一只乳房的女人》《比邻而居》;短篇小说集《一棵大树想要飞》。现居扬州。

二〇〇七年我从仙城技校毕业后在一家面馆打工,面馆叫“老胡记”,在菜场附近。去时面馆里已有两个人了,一个是老板胡大江,一个是员工王秀英。我们仙城这儿的饭店不知道哪一年突然都喜欢以姓氏命名,比如陈记饭店,王记面馆,李记饭店……“老胡记”前面多了一个“老”字,以为老板是个老者,见到之后才发现是个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多少。

面馆的生意一般,两个人是足够能应付不太忙碌的一天的,胡老板说半年前把招聘启事贴在电线杆上后就忘记撕掉了,日晒雨淋后模糊不堪的电话号码还是被我给瞧出来了——我仿佛看见胡老板在无人问津的街头,将胳肢窝下夹着的一沓招聘启事一张张刷在电线杆上的画面了——胡老板支支吾吾,没有拒绝我,大概是被我的哪句话给打动了,转身叫王秀英带我去厨房里看一看。

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一起干活时他才告诉我,因为那天我对他说了自己的梦想,即写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然后带进坟墓。

我想那应该是我上半辈子说过最牛叉的一句话了,尽管后来我又说过很多次。

王秀英抬起头来看我,咂咂嘴说这个梦想好,写书好,书里一定要写到她和老胡。

我把眼睛瞥过去,不太认同这后半句。

后来关于写书的事总是会被王秀英问起,早晨看见我了,便问,书写好了没有——好像写书和吃早饭一样简单轻松。

王秀英快六十岁了,比我继母年纪大,比我的母亲就大更多了。我喊她大妈、婶婶,她不高兴,说我把她喊老了。所以索性直呼其名。

老胡记店堂不大,外边用来做生意的座椅只有四五张,靠里是一个短短的吧台,吧台后一扇门连着厨房,吧台旁边有一张闲置的桌子,中午忙完后,我们便会坐到这张桌子旁一起干活,大多是切牛肉,摆牛肉。桌上只能搁两个砧板,要么是王秀英切肉,我和老胡在一旁打下手;要么是我和王秀英切肉,老胡打下手。我很快就能熟练操刀了,但王秀英对我的刀工仍不满意,她会从切好的牛肉里挑出一片在我面前晃一晃,你看看,这块太厚了。

老胡不擅长白案,切起肉来比较抽象。王秀英似乎很担心老胡亏本——其实我们也没有计算过每个月除去房租、工资等其他开销后老胡还能落上多少。王秀英不识字,也不会算术,自然算不出来;我数学不好,只热爱文字不热爱数字。但我想,老胡应该仔细计算过,因为偶尔会在下班后看见老胡坐在吧台后面用计算器噼噼啪啪敲一阵,然后给自己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这个时候,便会觉得老胡忧郁得像个诗人似的。

的确,老胡写过诗,流行的口语诗,我问发表过吗?老胡说没有,是写给自己看的。我问怎么后来就开面馆了呢——虽然来老胡记才几个月,但我说话一点都不吃生,大概跟我和老胡一样热爱写字有关——老胡笑起来,牙齿白灿灿的,他说以前写诗也没人读,没人知道他老胡会写诗,现在下面条了,却有很多人喜欢吃他做的面条,连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我和老胡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他递给我一支烟,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要好好写。后来我读过老胡的诗,觉得比他的面条有味道多了。诗里写长江,写东北,还写柴米油盐——

我累了

每天都在

擀面条

切面条

下面条

这不是

乏味的原因

我的生活

不应该

仅仅只和面条

发生这么大的关系

读完后我捧腹笑了,直到眼泪给笑出来。老胡有些不好意思,说,小鹿你要好好写,反正我是写不了书的。王秀英侧着脸听我们聊天,然后也在一旁嘻嘻笑着,好像能听懂似的。她把脑袋从面锅的袅袅热气中探出来,咂巴着嘴说,你们写书也把我写上去来——说完就摇头晃脑地唱着歌。

这个时候的老胡记,还是让人感到十分温暖的,灯光,热气,歌声,还有梦想……

老胡是东北人,漠河的,却娶了个南方的女人,两年前离了。若要问老胡是什么原因使他从大东北来到我们这江南的,老胡一定铿锵有力地回答你,是爱情。但现在,这爱情也没了,只留下一个爱情的遗晶,也判给了女方。我问老胡还回去吗?老胡说不,他要留在这里,因为这里有长江,等日子宽裕了,就回去把他的奶奶接过来。其实我们都知道老胡不回去的原因不是因为长江,而是他的女儿。老胡仍然在强调他跟长江的关系,他的名字是奶奶取的,这个目不识丁的老人一辈子没看过长江,却在孙子的名字里留下这两个字。老胡说,你看,这就叫缘分,他和长江的缘分。

每逢过节的时候,面馆的生意会淡一点,大概仙城的人都不喜欢在外庆祝。南方人不及北方人爱吃面,也不讲究,粗面细面,宽面窄面,没什么要求,或许他们在意的是面汤和配菜。老胡喜欢吃面,他说自己一顿能吃五大碗,有一次跟朋友打赌,以四斤面赢了对方。我问是不是因为喜欢吃面才开的面馆?老胡嗤嗤地笑,意味深长说一句,人也得有点儿追求是吧——

店里不忙的时候,我们就会围坐在吧台旁边,大多是他们向我问长问短,问我在技校的情况,问我的家庭,当得知我的父亲和母亲很早就离婚了,王秀英突然站起来,声音有些颤抖,混账,混账父母,都是混账父母。

我第一次看见王秀英这样激动。

老胡呢,他从前的日子也不是很好,小时候和奶奶生活,后来跟村里人外出打工。现在奶奶七十多岁,身体还挺硬朗,过些日子赚上钱了,他就把奶奶从东北接到长江边来。

只有王秀英不谈自己,如果我们问急了,她就摇头晃脑且答非所问地告诉我们,她过得很好。

我和老胡都属于比较内向的人,平时不爱说话,所以大多时候喜欢倾听,听王秀英眉飞色舞地讲。王秀英对我说,小鹿,你赶紧写一本书吧,我说你写……

王秀英向我讲述的是她老家的事。我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起初王秀英讲了一个叫王彩虹的女人,又讲过一个叫做王红霞的——我问王秀英他们村里的人是不是都姓王?王秀英愣了一下,然后连忙摇头说不是不是,她说那个叫王彩虹的女人呢个头不高,但力气大,做起事来像男人似的;她命不好,苦得很——其实我并不愿意听王秀英老家的人和事,那些离我太遥远了,但在面馆的时间需要打发,尤其是坐在一起切牛肉的时候,电风扇在头顶呼哧呼哧转动的时候,等待下班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些陌生的故事,是多么令人困乏。

父亲给我发来信息了,叫我把冬天的衣服拿走。信息写得很委婉,甚至有些动人,我父亲就是这样,擅于文字,或许这一点遗传给了我。他说,气温说降就降,会叫人一点准备都没有,你要把对付寒冷的棉衣准备好,别等降温了才急乎乎地到处找寻,这和人生一样,要学会未雨绸缪,要做有计划的人——我知道父亲的意思,现在正是仲夏,离他所说的“寒冷”还有许多日子,但那个他和继母生活的六十平米的房子,要腾出一半来迎接继母的女婿了。

拿了衣服,父亲把我送到小区门口,脸上挂着歉意,这些年来一直这样,他对不能和母亲白头偕老感到歉意,对不能给我完整的家感到歉意,对不能听从奶奶的话感到歉意,对不能给继母更好的生活感到歉意……这些歉意长久地挂在脸上,使得我面前的这张脸逐渐扭曲变形。他问我找到工作了没有?我说找到了。在哪里?干什么呢?面馆,菜场那儿。怎么样?他问。挺好,我说。父亲哦了一声,脸上的肌肉仿佛有了微微的松弛。挺好就好,慢慢来,慢慢来,一步一步往上走,前面一定会是光明。父亲快速说着,仿佛说慢一步那些光明就要逃走似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递过来,问硬币有吧?我说我有,然后他便将手揣回口袋。

把东西送回租屋,再回到老胡记,时间刚刚好。王秀英已经站在凳子上擦玻璃了。她个头不高,人也瘦,但总是卖力地干活。一开始我以为王秀英和老胡之间是亲戚关系,或者老胡给了她双倍的工钱,但这两种都不是。

你脸色不太好呢,王秀英突然在我身后说。

我说没什么,去搬了个家。

王秀英抬头看我,搬哪里了?

我告诉她一早的事,把衣物从父亲的屋子里腾出来了。

王秀英不说话了,开始埋头擀面,好像一时没想好如何劝慰我似的,很长时间之后,突然说,小鹿,你书写了吗,我给你讲我们庄上的人吧——

王秀英又向我讲起那个叫王彩虹的人。比你惨多了,她对我说,讲给你听,让你安慰安慰。

我和老胡都凑过来,王秀英把擀好的面叠在一边,收起擀面杖,坐下。王秀英说,这个王彩虹呢,也叫小王,小官庄的人都这么喊她。她不是我们庄上的,是哪里的也不知道,她是被人卖来的,二百块钱,卖给一个瞎子。你看,这个比你惨吧——瞎子五十出头了,比她大三十多岁。第一个晚上其实她是可以逃走的,因为瞎子看不见啊。她呢,没有逃,她想到瞎子花掉的二百元,觉得对不住人家。小王就想,不如等自己攒到二百元了,还给人家,这样就可以走得心安理得了。

呀,王秀英突然叫起来,说,讲反了,讲反了,我应该从她小时候先讲起,再讲卖给瞎子来!那我从她小时候开始讲咯。

王秀英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好像为自己颠倒顺序的讲述而感到羞惭。她说,王彩虹的命真不好,这是后来她对别人说的,生下来就被父母抛弃了,被抛弃的时候具体是多大呢她也不知道,几个月吧,差不多几个月大——这个惨吧;后来被人卖给一对哑巴夫妇,那几年哑巴生不出孩子,但对她还是不错的,给她买过新衣服和新鞋,应该是王彩虹最快乐的日子了;好景不长,人们都爱说好景不长是吧?也就一年时间,第二年哑巴女人就怀孕了,生了个男孩,白白胖胖的,讨喜得很。他们觉得养两个孩子生活上有些吃力,但又不愿意随便把王彩虹送人,毕竟当初是花钱买来的,于是又找到卖给他们孩子的人,要原价把她退回去,白养的一年生活费就算了。

王秀英停下来,看着我们似乎入神的模样,站起来,故意要卖个关子似的。我问后来呢,是不是真的能退回去啊——王秀英没回答,径直往厨房走去。

王秀英做事很卖力,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比如,她总是抢着把我们的围裙拿过去洗,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搓衣板,下班后坐在门口呼哧呼哧地搓着,围裙都被洗薄了一层。我说不用这样使劲的啊,围裙会洗坏的啊。王秀英很不赞同,甚至对我鄙夷起来。所以经王秀英洗过的围裙、抹布、毛巾都会坏得快一些。搓衣服的时候王秀英是要唱歌的,她唱起歌来有些夸张,摇头晃脑的。我问唱的什么歌啊?王秀英就诡异一笑,说,你猜,然后又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答案:《甜蜜蜜》,我唱的是《甜蜜蜜》。

我真的笑起来了,王秀英也跟着笑,说自己就是喜欢这首歌,《甜蜜蜜》,甜蜜蜜的,一唱起来就觉得到处都甜蜜蜜的。说完又摇头晃脑地唱了。

那天老胡不在,店里只来了四五个吃面条的,我和王秀英忙完便坐在吧台后面,我伏在一张纸上构思小说;她则用透明胶带把几张破了的纸币粘起来。王秀英做得很认真,粘好一张便递给我“欣赏”。你又写书了?她突然伸过脖子问。

是呢,还没写呢,我在构思。我说。

王秀英嘟了嘟嘴,说,我都跟你讲了那么多,你就这样写好了。

我这才发觉王秀英一定以为我要写她说的故事,我不好意思挑明,只好支支吾吾应着,我说我都记着呢,记在脑子里呢。

那就好,那就好,我再跟你讲一段吧——

就这样,我又听了一段。

你上次问我什么来着的?哦,你问王彩霞有没有被哑巴夫妇退回去是吧——

王彩霞?不是叫王彩虹?我打断王秀英。

啊——对对,王彩虹,叫王彩虹……两个哑巴日子也不宽裕,他们能挣什么钱,还有自己的小孩。唉,也要原谅他们,王彩虹过继给哑巴的姐姐了,姐姐寡居,住在哪里王彩虹也说不清楚,那时太小了,她和哑巴姐姐过到十三岁,哑巴姐姐就死了。王彩虹又剩下一个人了,但她认为自己长大了,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了,就锁上门,到城市里去。她没进过城,不知道城市长啥样儿,城市里不长水稻玉米,但是菜场有得卖。王彩虹就每天来菜场捡吃的,生的菜叶,坏了的包子……看见什么就捡什么。有一天,她特别饿,一连吃了几天的白菜叶,肚子里寡得很,这时就有一个人来问她了,要不要吃大米饭,要不要吃红烧肉。跟她说话的人个头不高,但是脸上总是带着笑,让人看了心里舒展得很。王彩虹几个月没好好吃过一顿了,说到肉的时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王彩虹就对对面的人说,想呢,我想吃肉呢。

这时有人进来了,打断了王秀英。客人要点一碗牛肉面。王秀英赶紧止住话题,起身到厨房去下面条。在老胡记,有几个时刻是让人感到十分温馨的,一是擀面或切牛肉的时候,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这是一天中最清闲的时刻,刀起起落落,面或者牛肉被码得整整齐齐,一天中要说的话都在这个时候说着,有时恍惚这情景很像过年,像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团圆之夜。还有的温馨时刻就是下面了,炉子上架着大锅,锅里热气腾腾,面条逐渐被面汤顶上来,凫着。整个厨房都氤氲在热气里,每个人的脸都模糊了,脸上的皱纹,以及过去的岁月刻印在脸上的痕迹,都朦胧了,看不见了,只看见对方隐隐地笑。王秀英低头搅着锅里的面,不急不缓的,把面条分散开来——我突然很欣慰自己有这样一份工作,安然,踏实,还那么让人觉得温馨。王秀英把面捞上来,配上佐料——老胡记的牛肉面是招牌面,面条是擀出来的,有劲道,牛肉卤香,汤是浓的,再撒一撮小青蒜。王秀英把面递给我,又摇头晃脑起来,王秀英说,那时候真想吃一碗牛肉面呢。

父亲打电话来,问我去不去吃饭,他的生日,一家人聚一聚。不过,你要是忙就算了,父亲赶紧说,忙就算了吧,我就是打电话问一问你。

父亲说的“家”是他的第三个家了,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只生活了三年,短暂的婚姻还没有来得及孕育一个孩子便寿终正寝了。父亲再次结婚时,仍然带着一个我——我比新的继母的女儿小六岁,她有时住在她的外婆家,而我则是住在奶奶家,逢年过节了,才坐到一起吃个饭,那样的饭局也是令人尴尬的。父亲生性胆怯,他这辈子做的唯一有胆量的事就是和两个女人结婚又离婚。

他们在那个家里给我安置了一个小卧室,等到继母女儿逐渐长大了,我便让出来,睡在客厅里。用父亲的话说,你是男孩,她是女孩,女孩睡客厅总是不好的。我在那个家里的空间从一个卧室变成了一个可折叠的床,再由一张折叠床变成一个包裹——住校后我很少住过去——那个包裹里有我所有过去的衣物,也在上个礼拜拿出来了。继母的女儿要结婚了,男方暂时买不了房,先“租”一个房间结个婚。“租”字是继母说的,父亲为此还不太高兴,认为一家人还说两家话。

王秀英叫我还是回去一趟,毕竟那也是家。

整个一天,我做事都心不在焉,老胡一直没过来,听说是去找房子了。老胡说过,等挣到钱了,就把在东北的奶奶接来。我问王秀英是不是老胡挣到钱了?王秀英瞪我一眼,说,挣个屁,挣到钱还用得着租房子吗?

老胡不在,没人和我谈论诗歌了,只能听王秀英的“故事”。我敢打赌,绝不是王秀英讲述得精彩使我产生了兴趣,而是人的一种寻求平衡的心理。幸福是比较来的,因为比较才会有幸福感。我们喜欢打听那些比自己生活更加糟糕的人。

王秀英晃着脑袋说,小鹿,我再给你讲一段王红霞的事吧——

我说你又说错了,不是王红霞,是王彩虹。

王秀英扑哧笑起来,说,哎呀,我总是弄错,什么彩虹彩霞红霞的,都一样,都一样,都是好看的,小鹿,我说的是一个人呢。好了,我开始讲了。

这个叫王彩虹的女人命真是硬呢,身上生过几次疮,也没钱治,就这样拖着拖着就好了。有人对她说,姑娘啊,我带你去找你妈妈吧。王彩虹相信了——她这辈子最爱犯的错就是容易相信别人——王彩虹还没见过妈妈,不知道“妈妈”是什么,她看别的孩子喊,也跟着喊,她喊的第一个妈妈就是哑巴,哑巴听不见,啊哦啊哦地挥挥手。王彩虹这辈子喊过多少个妈妈她也记不得了,反正很多,可没有一个是她的亲妈。

你妈妈呢?王秀英突然转过头来问我。

啊——我愣了一下,在七桥西呢。

我是问她又成家了没有?王秀英撇起嘴。

我想起父母的婚姻,离婚后母亲又嫁人了,但那段婚姻并没有坚持到最后。母亲再离婚的事是父亲告诉我的,三年前了,因为父亲那时也正办着离婚手续,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复婚。我常常想起他们的婚姻,简直是将高等数学里的排列组合进行现实运用。父亲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伤心,他说,你不要怨我,这都是时代导致的。

我不能理解父亲把离婚之事归罪于这个时代。

但是我并没有难过,对于他们这样是再正常不过了,我甚至看到父亲用他的那支几乎和他同样年纪的钢笔,兴致盎然地给新的伴侣写信,也仿佛看到母亲桀骜不驯的背影,她的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并不完全知道她的理想是什么,可能是自由——离婚后,母亲去了云南,又从云南去了西藏。对她来说,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旅行。

母亲后来的生活状态我并不清楚,我们唯一的联系是她每年寄来的一点生活费和一件毛衣。母亲爱编织,但她并不知道我的个头已经疯长了很高。那些毛衣都被我垫在了枕头下,越来越厚,深夜醒来时,嗅着枕下淡淡的温暖的却又令人忧伤的味道,眼泪会流出来。

我告诉王秀英我的母亲又结婚了,不过,又再离婚了。

我仿佛在说一个绕口令。

傍晚老胡回来了,坐在吧台后面摊开一张纸打电话。纸上是一些小区名字和电话号码。他一个一个拨过去,问还有没有房子了?租出去没有?要是回答“有的”,老胡便会将胳膊抬离桌面,坐直起来,然后小心翼翼询问价钱。他跟电话那头说要住很长时间呢,也算是长期租赁,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和王秀英都屏住呼吸听老胡与对方讲价,大概为五十元又没谈拢,电话挂了。

王秀英说,现在的房价真是太高了,还要上天了呢。老胡不说话,给自己点上一支烟,皱着眉,拿起那张纸反复看着。

我向老胡请一会儿假,去一趟父亲家,父亲生日。老胡“哦”了一声,赶紧挥挥手说“去吧去吧”。出门的时候,老胡叫住我,叫我不要空手去,买个礼物什么的,又问口袋里有没有钱,要不先拿一点过去。

我连忙说有呢有呢,便逃似的出去了。老实说,出门后眼前的一切就模糊了,因为眼里有了泪水。越来越觉得“老胡记”就像我的另一个家似的。老胡是我的堂哥或是表哥,王秀英则是姑妈——当然,这么说王秀英会很不高兴的。

我给父亲买了一个蛋糕,上面写着“祝您永远健康、快乐”,字太多,面包师傅抱怨了很久。我只恨蛋糕太小,要不可以把老胡的一首新诗摘录上去。自从有了写书的梦想之后,我愈发热爱表达,每天下班后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上一段,当然也会记下王秀英向我讲述的故事。

我的出现让父亲十分意外,他打开门后连忙说,还以为你不来,还以为你不来。他和继母坐在靠墙的餐桌旁,桌上有三四个小菜。他从桌肚里掏出一张凳子给我,我说不坐了,一会还要上班去。父亲又站起来,双手不自然地垂在两侧。

送个蛋糕来,祝你生日快乐。我说。父亲连忙说小生日小生日,好像十分歉意。他说本想让几个孩子一起来吃个饭,可又怕你们上班忙,没时间过来,我和你阿姨就炒两个菜,算是过过生日了。

他送我下楼,楼梯道很窄,肩膀不小心就碰到一起。父亲压着声音跟我说话,大致都是些阿姨身体不好的事,我听不进去,脑海里都是她矮小苍老的模样。继母比父亲大七岁,看起来像个小老太婆,她的脸很小,说话时五官都皱到一起。父亲说继母很可怜,没离婚时,没少挨过打,但她人好,善良,现在对他特别好。我一直不太明白父亲的爱情观,或许这种所谓的彼此心疼才是爱情。父亲在路灯下向我挥手,灯光压在身上,矮了很多。

老胡要回一趟东北,他的奶奶摔了一跤。他说好像有预兆似的,四天前他还写了一首老家的诗,四天后就要回去了。他把诗拿给我看,写在空白菜单的反面。

我喜欢的一条河

在一个北方小城的中心

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

我们坐在那条河边

从那时起

这条流了很久的河

才开始流出了故事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见过那条河

我不知道,现在

还有没有人坐在那

将两只手牢牢紧握

然后再

慢慢地松开

我说写得太好了。老胡问哪儿好?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好像说的是我,那个坐在河边发呆的人就是我。

王秀英从旁边经过,也停下来,她是很喜欢听我们谈论诗歌的,尽管她不懂,尽管她总表现出一副不屑的神情——撇着嘴说,要是我识字,我一定会写一本书的。

老胡离开后,王秀英说话的对象只剩下我了。每天见面时依然问一句:书写了吗?我总是敷衍说“写了写了”。王秀英很高兴,她一高兴就开始唱歌: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我开始写王彩虹的故事是在老胡回来之前,店里的活儿并不多,轻松,下班回家有些无所事事,于是摊开本子把王秀英白天说的故事记下来。王秀英在讲述时是很严肃的,就好像她亲眼目睹了王彩虹的整个人生似的。她会停下手中活儿,把擀面杖握在手里,两只手不停搓着上面残留的面团。我每天沉浸在王彩虹的故事里,有些悲痛,当故事告一段落,回到现实中来,听王秀英唱歌,大声说话,和客人开玩笑,便觉得现实还是如此美好。

我几乎没有做任何修改,按照王秀英讲述的原封不动地写着——

王彩虹是十六岁被卖到小官庄的,卖给小官庄的瞎子。那年瞎子五十四岁,年轻时没找上老婆,快断了这个念想的时候,有个人贩子问他要不要买一个,两百块。瞎子没听错,一个黄花大闺女,只要两百块。他从枕芯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再从布袋里掏出一个纸包,一层层打开,捻出九张十块的,十二张五块的,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毛票递给来人。

王彩虹是第三天被带来的,她见到瞎子时还喊了一声“大伯”。

当初人贩子说是给她介绍工作的,到一个农场帮忙收棉花。半路上王彩虹就感到不对劲了,但她没有起疑心,她想自己都这么大了,不像小时候被卖了也没法逃。再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呢。你看,王彩虹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容易相信人。当瞎子告诉她是花钱将她买来的时候,王彩虹都没有相信,她说大伯,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哦,我是来打工的,我要帮忙收棉花呢。

几天之后,王彩虹才开始相信瞎子的话——她是他买来的老婆。王彩虹没有哭,也没有逃,她突然感到有些难过,她都被卖了三次了,自己就在这卖来卖去里稀里糊涂长大了。瞎子说,我人不坏,就是瞎了,年轻时没娶上老婆。现在虽然也挣不了什么钱,但日子还是能过的。他告诉王彩虹,天晴的时候,他会出门给人算算命,落雨了就在家里发发呆。瞎子转身问王彩虹,你今年多大了?

王彩虹说十六,过了年就十七了。

瞎子“噢”了一声,说,十七了,命哎,这都是命哎……

王彩虹的故事又进行了一些的时候,老胡回来了。他的奶奶右腿骨折了,敷了石膏,每天坐在出租屋的水泥台阶上晒太阳。老太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常常忘了刚刚发生的事情,老胡说自己应该早点将奶奶接来,让她看一看长江。

天气渐渐凉了,抬头看天时,偶尔还能看见雁群从头顶上人字形地飞过。老胡回来后面馆热闹多了,食客们吃完面也不急于离开,而是点上一支烟,给老胡也点上。我们把纱窗拆下来清洗了一遍,把电风扇用布套包了起来,以迎接一个新的季节。老胡说天冷之前要买一个炉子放在店堂里,炉子上煨着牛肉汤,热气腾腾又香喷喷的。炉子要买东北的那种,敦实得很,耐用,而且还有童年回忆。我想老胡最在乎的应该是最后一点——童年回忆。他常常向我们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他的东北老家——大炕,炉子,冻梨等等,这些都是我没接触过的。老胡说南方真是冷死人了,一到冬天就有种哆嗦的感觉。他说最不喜欢仙城的冬天,阴冷,潮湿,寒风往骨头里钻。王秀英顶他一句:仙城不好那你咋不回东北去?

这话果真把老胡噎住了,半晌才幽幽说道:我等衣锦还乡呢。

对于老胡的“衣锦还乡”,我总感到希望渺茫。“老胡记”的生意时好时坏,老胡不是一个生意人,做事过于诗性了,遇上开心的事了,总对食客们胳膊一挥——这顿算我请的——要是对方坚持付钱,老胡便拉下脸来很不高兴。

老胡将每月营业额除去我们的工资后分成三份,最多的一份打给前妻,这是女儿的生活费;另一份寄给几年前资助的小孩,如今已经读高中了,这份钱不能停,老胡说。最后剩下的是给奶奶和自己的生活费。老胡说自己没什么开支,也不在乎吃和穿,只要每月一百来元香烟费就够了。

老胡抽的是十元一包的红南京,烟太贵抽着心疼,其实也就是过过瘾而已。老胡有时给我和王秀英一人点上一支,然后饶有兴趣地看我们被烟呛得咳嗽。

王秀英平息了咳嗽后又狠吸了一口,说,抽烟的感觉还真是不赖啊,难怪瞎子那么喜欢抽呢。她把烟夹在两指之间,反复看着——瞎子每天都要抽烟的,他有一只烟斗,梨木的,烟嘴上包着铜。瞎子喜欢将烟斗叼在唇边上听王彩虹说话呢。

每当听王秀英讲述王彩虹的时候,我总感到一些恍惚,好像王秀英和王彩虹是同一个人,又好像王秀英经历过王彩虹的前半生似的,怎么说呢,或许他们并没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是我们越来越沉浸在这个故事里了。

王秀英说王彩虹对瞎子说,我不能做你老婆,我是要走的。

瞎子不说话,把额头抵在拐杖上。王彩虹又说,我会把两百块钱给你的。她从口袋里掏出八十五元放在桌子上,王彩虹说我只有八十五元,剩下的一百一十五我尽快给你。我想找个事做,到村西的砖窑厂搬砖,钱凑够了就还给你。不过我这几天要住这儿,吃碗饭,饭钱我也会付的,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你亏钱的。

瞎子不说话,只长长地叹气。

王彩虹真的去村头的砖窑厂搬砖了,每天能挣到七分钱,一个月就是两块一,除去交给瞎子的一块钱伙食费,还能余一块一。王彩虹觉得日子还是有希望的,她可以离开小官庄的,而且内心没有亏欠。在砖窑厂十分辛苦,王彩虹以前没干过这么重的活,一个礼拜下来,人瘦了一大圈,脚上手上都起了泡。上工回来,整个人都瘫了,这时瞎子就给她端一盆洗脚水过来,不由分说将她的脚按进热水里,把脚上的泥垢搓得干干净净。王彩虹哭了,眼泪一直滴到洗脚水里。

一百一十五元凑足了,王彩虹并没有离开,其实老早之前她就把包裹收拾好了,她想钱一还清就走,一刻都不等。可这个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王彩虹有些难过了,她也说不上来,想到每天晚上瞎子把饭做好等她回来,她刚坐下,瞎子就把洗脚水端来了,她不知道一个看不见的人是怎样完成这些事情的。王彩虹想,先前是欠瞎子的一百一十五元钱,现在却欠了瞎子的人情。

王彩虹把包裹放下来,拆开,是的,不走了,跟谁过不是过呢。

王秀英向老胡请了两天假,说是家中有点事。

这些天风雨潇潇,气温骤降。老胡不再把奶奶推到平台上晒太阳了,而是带老人去长江边上走一走。长江的水位下跌了不少,夏天被江水淹没的堤岸裸露出来,老胡喜欢站在风雨中的江堤上,有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感觉。

老胡照例每个礼拜去幼儿园看一看女儿,趴在刷了彩色涂料的栏杆上,女儿看见他了,在滑滑梯上一愣,尔后便向他欢快地招手,嘴咧开笑,两只大门牙没了。这是老胡最开心的时刻,这种开心会延续很久,接连几天干起活来都斗志昂扬的。

一切都挺好的,真的。老胡给我点上一支烟说。他狠狠地吸一口,然后整张脸在烟雾后面舒展开了。这是什么?我指着他手臂上的文身问,刚文的么?

老胡笑笑,说上次回去遇到一个发小,发小送的。

挺不错。我说。

是吗?老胡把胳膊横过来看,是一个成语“心想事成”,花青色的字在皮下仿佛血液似的涌动。他说发小这些年一直不顺,前些时候去文身馆打工,生意不太好,工资才发过一次。两人聊了一夜,临走时说给文个身吧,算是提前送老胡的三十岁礼物,他也没什么能送的,就送个文身。

我们又点了一支烟,外面雨声潺潺。那个下午我们抽了很多,舌头都麻了。

王秀英请假回来时已经穿上棉袄了,她整个人仿佛瘪下去了,看起来十分憔悴。我们也不便问什么事,因为王秀英总是一副不屑地神情告诉我们:她过得很好,日子甜蜜蜜的。

下午的活儿一清闲下来,王秀英就迫不及待地讲起王彩虹来,王彩虹真是个命苦的人呢,真是命苦呢,我上次和你们讲到哪了?王秀英抬起头问我,眼皮松沓沓的。

我说,讲到王彩虹和瞎子过日子了。

是的,王秀英说,王彩虹就留下来跟瞎子过日子了,可是,没多久,那个端洗脚水的瞎子不见了,给她搓脚的瞎子也不见了。瞎子脾气很坏,动不动就对王彩虹骂一顿,王彩虹想走,但已经怀孕了,她想生下孩子就走,一年后生了个儿子,瞎子给他取名叫家喜。王彩虹看着家喜在她怀里笑,突然舍不得走了。她想要是把家喜带走,家喜就没有爸爸了。是的,跟谁过不是过呢,王彩虹最大的优点就是乐观,再说,瞎子骂人又不会把人给骂死。

后来王彩虹听说,瞎子年轻时有过一个老婆的,成亲没几个月就上吊死了。说是人太内向,经不住骂,最后吊死在堂屋的大梁下。王彩虹听了心里一惊,不由地往头顶上多看了两眼。

王彩虹的日子过得并不好,瞎子挣不到什么钱,只能靠王彩虹每天去砖窑厂干活,有时一身疲惫地回到家,还要被瞎子骂一顿,他手上的拐杖就会在屋子里挥舞起来,然后以拐杖为半径的物件全部被打落在地。有一次,拐杖打在王彩虹身上,王彩虹竟然没有让,她咬着牙说,把我打死好了,把我打死好了。那个瞬间王彩虹突然希望瞎子能早点死掉,这么一想,王彩虹不禁一个哆嗦。

瞎子命硬,一直活到七十三岁,那时王彩虹也快四十了。瞎子活在世上的最后几年,都是王彩虹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王彩虹被瞎子打骂了几十年,这时候完全可以不理他的,但王彩虹不忍心,她每次心里苦闷的时候,就会想起瞎子给她端过洗脚水。

瞎子死的那年,家喜刚好十八岁,学习成绩很好,又懂事,他早就有了辍学的打算。瞎子一死,家喜说他要承担起家庭重担,让王彩虹享享福,便跟着村里的包工头进城打工去了。

王彩虹认为自己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可没想到才一个月就传来噩耗——家喜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

家喜没死,但大脑坏了,也就是说成了植物人。王彩虹第一次听到这三个字,她不懂,她不知道植物人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她知道,家喜没有死。

王秀英抬起头来看着我们,好半天才说,只要人还活着,就一定有希望,你们说是不是呢?

炉子到来的那天,着实把我们忙了一阵。炉子很重,铸铁的,炉面上可以搁四五个大锅,如果炖上牛肉汤,整个屋子一定会香气弥漫。出烟口由一根不锈钢管道伸向外面,屋外即使寒风凛冽,屋内也是温暖如春。我们把炉子的位置定在店堂中央,桌椅在四周围着,这样便有了围炉夜话的感觉。老胡说,感觉太好了,晚来天欲雪……可饮一杯无?这感觉有没有?有没有?

这晚我们就围着炉子喝了一顿,加上三个来吃面条的顾客。父亲打来电话问我最近咋样,有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在他看来,在面馆打工只是暂时的。你不能丢了你的专业啊,父亲说。自来老胡记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想过要离开,我快忘记自己所学的机械修理专业了,眼前的这一切令我十分满意,我对食物的香味,蒸腾的热气,灯光下的闲聊,产生了如此美好的感觉,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温暖的了。

我们又要求王秀英讲一段“王彩虹”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仿佛王彩虹也成了我们中的一员。老胡说,快说一说王彩虹吧,王彩虹现在咋样啦?

王秀英便差使我给她先倒杯水。

王秀英说家喜工伤后只赔偿了三万元,包工头早就不见了,医院里劝她还是拖回去吧,躺在医院里也不是个事。王彩虹每天都给家喜吊两瓶水——她都能麻利地扎针了,吊的水是蛋白质和葡萄糖,维持生命的。但家喜没有醒过来,有时手指会动一动,嘴角动一动,王彩虹就特别激动,激动得眼泪都会流出来。

我拿出纸和笔,伏在炉旁的木板上认真记录着——

她去过那个工地,因为建筑手续不全,已经停工了,地上的石子路又松松垮垮起来,人踩上去有些摇摇晃晃。王彩虹一个人就在上面慢慢走着,好像感受家喜曾经的脚步一样。建筑周围的脚手架还杵向天空,安全网风吹日晒的破碎了不少,工地上很安静,连她轻轻吸鼻子的声音都显得震耳欲聋。整整一天,她都不想离开,也不感觉饿,在工地的角角落落走完后又坐在一个土堆上。风吹在她脸上,麻酥酥的。她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脸,真的,是真的,可为什么总感觉像做梦一样呢。

家喜这一躺就是十七年,她把农村的房子卖了——长期无人居住,早就坍塌了,地也荒了。王彩虹和家喜在医院附近找了间平房,搁下床后也就没多少空地了。王彩虹白天在外打工,早上出门前给家喜吊完水——一点工资几乎都花在药费上,她要医生开最好的药,最贵的药,只要人还活着,就一定会有希望。每天晚上王彩虹回到家,挨着家喜躺下,她看见家喜的胡子又长出来了,头发又长了,忍不住会流出泪来。王彩虹轻轻喊家喜:家喜,家喜哎——就像小时候在村子里喊家喜一样,那时候只要一开口,家喜就会应一声,可现在,她每天都在他耳边喊,家喜都没睁开眼睛。

十一

我最近一次看见父亲是在东关街上,他正伏在市民饮用水水龙头上往空矿泉水瓶里灌水,父亲看见我,吃了一惊,问我去哪里,怎么走到这儿。我说去买东西,你呢?他支支吾吾说自己就在这附近工作,一个古建工地,来灌点水。他拿着矿泉水瓶晃了晃,又说,这水好,又不要花钱。

我请他在路边的小摊吃了碗四喜汤圆,父亲一边吃一边说,汤圆太小了,馅儿很一般,还没有你阿姨做的好。父亲的重点是认为汤圆“不值这个价”。他说我还不知道你喜欢吃汤圆呢,你要是喜欢,我让阿姨包给你吃——我仿佛看见那个女人站在由阳台改成的厨房里包着汤圆,她的个头又矮了一截,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了似的。父亲站在他旁边,像她儿子——父亲在我印象里一直没有变老,面容清癯,干净。我抬起头来,父亲正在喝碗里的汤,突然我眼睛一酸,他的头发都白了。

一连几天,王秀英都没有来老胡记,她用公用电话打来说请几天假便挂了。前段时间王秀英常常早早回去,有时很晚才过来。来了之后就大声说话,批评我们没搞好卫生什么的,然后把围裙收到盆里搓洗起来,水流声噼噼啪啪。

除夕到来之前,老胡记要放假了,我们把桌椅都放到了一边,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厨房里的碗筷也用塑料筐收起来了,砧板洗得分外光滑。外面开始下雪了,天气预报说仙城将迎来二十年一遇的大雪。我们围着火炉吃最后一餐,老胡把奶奶也推来了,坐在轮椅上看着外面发呆。路上很少有人走过,好像整个仙城的人都沉浸在即将到来的喜庆里。

炉子上温着黄酒,酒香飘散开来。老胡举起杯说,来,干一个。

我们都狠狠地喝了一个,然后又咬牙切齿地嚼肉。

老胡说他想写诗了,妈的,真的想写诗了。他给自己灌下一杯酒,我们都盯着他看,等待那些酒化为诗句从老胡嘴里流淌出来。听好了,老胡说——听好了,听好了哦:

甜蜜蜜,

你笑得甜蜜蜜,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我们都笑起来,用纸巾团砸在他身上。

外面亮了很多,雪应该把一切都覆盖了吧,炉子上的酒还在温着,我们都有点高了。

王秀英站起来为我们擀面,她说大冬饺子除夕面,我们就提前过除夕了啊。她弓着背,肩膀耸着,面团在擀面杖下十分服帖,擀面杖所到之处,面就柔软了。一层层推平,再折起来,再推平。突然,王秀英愣住了,她停下动作,把擀面杖举到眼前——这是一根槐木的擀面杖,短短的,圆柱形——你们觉不觉得这像个哭丧棒?王秀英悠悠问道。

我和老胡都愣住了,说像呢。

它怎么这么像哭丧棒呢?王秀英不住地问。

现在还有人用哭丧棒么,估计没地方用了吧。老胡说。

王秀英说有呢,小官庄就有,人死了,拿哭丧棒的人就要号哭一阵。

我和老胡都笑,说挺稀奇的,拿着哭丧棒就一定能哭出来了?

王秀英说是呢,拿哭丧棒怎么会哭不出来呢?说完眼睛红了,她说自己很久没哭过了,哎呀,怎么一拿着擀面杖就想哭呢——

王秀英啜泣起来,她用袖口去擦眼泪,越擦越淋漓。

她说她想起了王彩虹,想起了家喜,家喜小时候太懂事了,要是没有家喜,王彩虹跟瞎子是过不下去的。每次王彩虹被骂的时候,都是家喜站出来帮她,真的,只有家喜来安慰她。可是,瞎子一死,家喜也出事了,他这一躺就是十七年,是的,是十七年——王秀英把两个食指交叉起来,此时的她整个人都瘫坐在地上,她不允许我们扶她——让我哭一会儿,她说——是的,十七年,虽然家喜不开口说话,但他没有死,他的胡子和头发没几天就能长长。你说死人怎么会长头发和胡子呢?王彩虹给家喜买了理发剪和剃须刀,每隔几天就给家喜理理发,刮刮胡子,一个礼拜一次,每一次都要花上半天,这是王彩虹最开心的事,她把家喜抱起来,头搁在自己的腿上,就像小时候,就像家喜小的时候一样——王秀英的眼泪又出来了,刚刚喝下去的酒水都从眼里涌出来——她说要是家喜一直这样躺着也好啊,可是——王秀英号啕起来,而后又剧烈咳嗽着,仿佛被一口气呛住了,半天才缓过来。她把擀面杖紧紧抓在手里,脸上被面粉和泪水弄花了,她的哭声呜咽,像河水从远处咆哮而来——可是,家喜死了,刚刚,死了,真的,不骗你们,半瓶水都吊不进去,他的胡子也不长了,家喜死了,连呼吸也没有了——哭声像从山涧滚落下来,跌撞在石头上,撕破雪夜。

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夜正深,外面的雪停了,分外安静,偶尔还能听见远处鞭炮沉闷的声音。炉子里的木炭还没燃尽,屋里很温暖,窗玻璃氤氲了,水汽凝成水珠慢慢滑下来。老胡和王秀英还没醒,七倒八歪地靠在炉子边,擀面杖还被王秀英握在手里。

酒似乎让我失去一小段记忆,我不记得我们究竟喝了多少,也不记得王秀英号啕大哭过,我只记得她大声说笑的样子,她摇头晃脑唱歌的样子——“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我闭上眼睛,这个时候我还不想醒来,屋内安静又温暖,炉子上的水壶“突突”冒着热气,我想,当明早醒来,金色的阳光一定会穿过玻璃照在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