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时期文学初期，贾平凹、张承志、王安忆等一批青年作家刚试身手，短篇写作高手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等的作品，最容易成为他们学习的对象。今天，作家们纷纷弃短追长，短篇小说的确已呈衰势。孙犁1977年在一篇很短的文章《关于短篇小说》中说：文章长短，并不决定文章的优劣。同样的内容，用更短篇幅，能表现得很好很有力量，这是艺术能力的问题。熟练的画家，几笔就能勾出人的形体，而没有经验的人，涂抹满纸，还是不像。不晓得经常把长篇写得稀里哗啦的朋友看过这段精彩议论没有，如果看到，大概就不敢这么随便地“满纸涂抹”了吧。

李学辉有长篇在手，却声称自己是“写短篇小说”的，这种勇气实在可嘉。近读《李学辉的小说》，发现作者确实熟知短篇之道。作者久居甘肃武威，自然想把西域奇异的风俗拿给读者。说老实话，我喜欢他日常生活的小说，更甚于那些风俗小说，尽管后者也有佳作，如《麦婚》。因摆脱了风俗小说的刻意端着，日常小说似乎做到了放松自然，让他找到自己打铁淬火后继续细细拿捏的火候。《除夕》的八爷是村里支书，40多年威信屹立不倒，但随着王翠花的姑娘等一帮青年掷下农村，他真成了唱空城计的诸葛。八爷身上闪现着乡村社会的沉落交替，这种人物历史命运都怪异无常。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他气得一时想不过来，便率村人用拖拉机把王翠花母女捉了回来。而他只为了“八口锅里煮的是土猪肉，露天场里摆的是黄河灯，午夜一到，我们要放三十六路焰火，羡慕死你们”的传统乡村社会。小说《和薇薇去寻访孙招娣》的题材极为常见，好在它叙述的干瘦。土窑村小学四年级女生孙招娣，是四川大学生爱心基金会的女学生薇薇的帮扶对象，薇薇原想这是一次浪漫之旅。她七折八回来到县城，被科员“我”接着，没找洗澡间，连饭都没吃上一口，就被拖上了灰尘滚滚的乡村公共汽车。小说记述沿途荒凉景色的三言两语，近于素描，倒凸显了李学辉叙述干瘦的功夫。对孙招娣的涂抹也只几笔，然这位身处荒漠的小姑娘的命运，已含义丰富。

短篇小说篇幅有限，得字字经营，不敢有稍微马虎，不像长篇可以随意走马。另外需要留白，不宜把话说满说完，这就考验着作者叙事达意的功夫。一两个人物，怎么出场，跟谁接头，故事向何处发展，波折又怎么组织，直至有一个小小高潮，都须在下笔前仔细想好。孙犁《荷花淀》让战争在远处待着，镜头只对准荷叶下面的几个心思活跃的小媳妇，空间就大，还虚虚渺渺，是留白的经典例子。汪曾祺的《陈小手》写团长允大夫给太太看妇女病，过程中团长还客客气气，等他坐上大马远去，团长一枪就把大夫打了下来。临了还说，我的媳妇能让你摸吗？所以，雷达曾在《小小说的容量和深度》一文中感叹：“试想，要在1000多字的篇幅里，讲一个奇异新颖的故事，甚至勾画出一个独特的人物，赋予深刻的意蕴，在尺幅之间兴风作浪，何其困难！”

《鸡头》就好。从1973年起，每逢八月初，王福就去买鸡。割下鸡头，洗得干干净净，送到巴子营的村长金成堂屋桌上，为报复20多年前，自己偷吃鸡头，父亲被金成斗死的冤情。王福、金成，都是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独特人物”。不像学辉有些过于铺陈的作品，这篇作品极其克制，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近乎模糊的远景，人物关系也是到了紧要处才略写一二，留白甚多。在我看来，短篇小说照样能写广阔的生活，表面专注身边人物，含义却远，而且要选材严、开掘深刻、结构巧妙，以一当十。王福20多年还在报复已经70多岁的金成，说明普通可怜人身上缺少怜悯，这处留白就比单纯的技术手段大气不少。一个小人物，怎么会有远大的思想？这都需要作者暗暗给他。相似的作品，还有《麻雀飞翔》《爷爷的爱情》和《老润》等篇。

短篇难在留白，也难在一波三折。这就要一张一弛，紧松适度，考验作者的耐心，这耐心不光在文字控制，还在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拿捏揣测。我认为《女婿》是一波三折的代表。主人公“我”出身贫寒，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县文化馆创作组，爱情事业本来大有前途，不想被刁钻的同村姑娘王菊花盯上。菊花父母都是乡村刁民，她也遗传上这种性格。以往，文化馆姑娘王芸曾与“我”眉来眼去，眼看就有进一步发展。这天王菊花突然找上门来，对王芸声称是“我”的女朋友。“我”诧异地质问菊花，回答是曾接受她的鞋垫和衬领，等于接受了定情之物。“我”的母亲也来县城，指责“我”“睡了别人姑娘为何要反悔”？“我”就这样被套进王菊花的圈套。这家人得寸进尺，要他做上门女婿，另外得抚养岳父母生活，每月奉上30元钱。稍有不从，岳母就到单位地上打滚要挟。岳父王吉家的成员也很复杂，他当年耍赖骗来余桂花，桂花男友在他们婚后找上门，王吉只得把他养在家里，条件是承认现状，但一个月得与桂花同居一次。这人留家干活，对外则宣称是王菊花的二爹。“我”和菊花有孩子后，王吉、余桂花、二爹和王道、王德五口来城里，说是不种地了，由女婿负担生活。后来王吉出了车祸，余桂花便讹“我”对二爹也有赡养义务。最戏剧化的一幕出现在第九节中。小舅子王德跑货运出了人命，陕西当地办案民警让“我”赔付，“我”说这事跟“我”无关，民警却说乡信用社王德做的担保，担保人写的就是你的名字。民警说，4条人命赔付100多万元，“我”说赔不起；民警说没关系，可先赔十几万元，死人入土为安。“我”说一分钱也拿不出，民警则说，王德早以你的名义在银行贷款十多万元。电话那边说：“你想怎么办？”“我想杀了王德。”我大吼了一声。小说就此结束。

“老赖”在这篇小说里不单是一两个独特人物，还是一组群像。“我”从与王菊花结婚，就开始与这个老赖家庭反复纠缠，反复斗争，都以失败告终。“我”这个无辜无奈的人，一旦被这个老赖家庭缠上，几十年都难以消停。故事尽管一波三折，也充满喜剧化的色彩，足见李学辉把握人物性格的不俗功夫。这种一波三折，当然来自他武威巴子营乡村的丰富生活经验。他对乡村老赖人物的熟悉程度，可以说做到了丝丝入扣，贴近真实，让人在捧腹之余，也为乡村日渐恶化的道德生存环境忧心忡忡。其实，往更远的地方看，环境恶化也不是这些年的事，它自古以来就潜藏在乡村的历史长河当中。作为一个起源性的东西，它不光存在于古代，也存活于今天，虽然积极善良的力量仍然是乡村社会的主流。

写到这里，我对李学辉的短篇创作有了很多的信心。在写长篇成为时尚的今天，我想告诉学辉，坚持短篇不失为一种长远之见。我不认为今天就不是短篇的时代，所谓好文章无所谓长短，只看作家给读者的成色怎样，其文学成就，也是以艺术成色为最后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