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三十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还不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谁，也根本无从考虑自己的文章是写给谁看。那时只凭着一股子蛮力气，认真写作，一味向前，尚无乔致乖张的顾盼，只如春水初生，春潮初长，借一股强劲的东风，那就是一种叫做“青春”的东西，任内心的汪洋，恣肆摇曳于笔尖之上，一泻千里在北京干旱的沙滩上流淌。

然后，我看到读者蜂拥而至。各种各样的读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种看客，许多姿态，有在沙滩上纳凉看热闹的，也有恪守传统的严正批评家。有的仰望，有的俯视，赞美鼓励，评头论足。无论忠言逆耳，还是赞誉过度，我都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照单全收。

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用文字挖掘出的一条心灵通道，豁然间畅通、抵达了。它抵达了这个世界，抵达了他者的心灵。因为有了“读者”，我跟这个广大的世界有了精神上的牵联。因为有了读者，我在北京这座两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才不显得孤单。有读者在，就有作家在；有作家在，便有读者在。二者构成牢不可破的对象化关系。作家使读者满足了某种对现实和历史的“共诉”需求；读者使作家们普遍有了现世存在感。

现在的社交网络里，流行一句话，叫做“刷存在感”。人人都通过发朋友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存在。在这个匆匆忙忙的世界里，每个个体都是孤独的，都想通过发声、通过他人之眼验证自己的存在。因为他们不是作家，他们无法进行创作，所以他们就在自媒体上发照片、子女、美食，或者转发明星八卦，寻找读者，刷存在感。有人每天发五条十条，有人一天能连续刷屏二十条，不厌其烦，非常活跃。

而作家们不一样。作家们靠原创刷存在感。“原创作品”是作家之所以能称其为作家的一个基准定义。作家要靠作品说话。

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来说，不能等同于普通人，仅仅刷存在感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是上帝，是提灯女神，用作品点亮这个世界，照亮茫茫旷野中的人间迷蒙赶路人。这是传统赋予作家的使命。他必须认领和认命。

我初出道之际，正是20世纪90年代，那时太阳东升西落，明月皎洁朗朗，传统普照大地，纸媒刊物书籍有着文化权威地位，文学和作家们还被充分尊崇。地球按照传统观念意义运行着，自有其节奏和韵律，仿佛千年不破，万年不竭。

那时我虔诚与谦卑地以为，作家写作的过程，就是寻找读者的过程，就是一个心灵与心灵的相互叩击、对撞、相交、相知的过程。一个作家，毕其一生都在用文字寻找读者，寻找心灵世界与他人互相交流的通道。因此，在漫长的写作光阴里，在快速的时光流逝中，我践行着这样的书写准则，通过写作交到了许多朋友，也赢得了一些粉丝和拥趸。我与这些读者的自我感觉都十分良好，我们的道德价值观都非常一致，我就是他们在人世间的发声代言人。

倏忽间20年过去，我发现，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进入21世纪互联网时代后，传统不断更新，文明的规则一次次被刷新和改写。当作家和文学作品更多地被投放到市场上作为交易之物后，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不再是对等的，“写”与“读”之间的均衡关系被打碎了。

一个作家和他的读者，很难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读者视作家为明星，作家看读者为施主，作家是演戏作秀的，读者是花钱看戏衣食父母供养群体。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已经不是精神与精神的关系、而是变成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或者说，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好像一场恋爱，经常是从是精神的关系开始，而以物质的关系告终。

那么，今天的作家寻找读者，究竟在寻找什么样的读者？那个深刻地理解文学之价值并且能够恰当贴切地领会文学之精义的人，在今天还会存在吗？引用批评家李敬泽在《致理想读者》中的一句话，“不管有没有读者，我们至少可以想象理想中的读者。”

可以说，理想中的读者在今天其实是不存在的。如同文学创作靠虚构和想象一样，理想的读者，也要靠虚构和想象。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把写作进行到底，我们才能有勇气提灯出街，在大白天也敢把灯捻点亮，与其说是为了照亮别人，还不如说是为自己壮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