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增强文艺批评感受力 ——以诗歌批评为例
来源:人民日报 | 张定浩 2018年10月23日07:37
一首好诗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强烈具体的感受,好的诗歌批评也应从强烈具体的感受出发,是感受力和学养的相辅相成
在诗歌批评领域,古诗和新诗遭遇到的是不同的困境。我们能够读到的古诗,本身就是一代代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所提炼、沉积的结果,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困难在于读懂之后,如何理解这首古诗和今人自身的关系。但在新诗领域,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最普遍也是最持久的反映,就是读不懂。这种读不懂,一方面是现代诗固有的特征使然,另一方面,也和新诗写作与批评中的种种误区有关,比如过分强调诗歌和灵感的关系,强调神秘主义和不可解释。
“坚信好诗是可解释的”,是我们讨论新诗批评的起点。这种“可解释”,并非意味着每首诗都如语文阅读理解试题一般在背后隐藏一个标准答案,更不是意味着一首诗就此可以等同于有关这首诗的各种知识,而是说,这首诗正在向我们发出邀请,邀请我们动用自己全部的感受力和分析力进入它、体验它、探索它、被它充满,并许诺我们必将有所收获,这收获不是知识上的,而是心智和经验上的,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
诗是可解释的,但解释的前提、路径和终点,应当仍旧是广义的诗。遗憾的是,我们经常看到新诗阐释是在非诗的层面展开,这种“非诗”体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散文化,把诗句拆成散文重新逐段讲述一遍,叠床架屋地告诉我们诗人在说什么,想说什么;另一种是哲学化,从一些核心词汇和意象出发,借助不停的转喻和联想,与坊间流行的各种西方哲学攀上亲戚。这两种非诗的解释,一种把诗拖进叙述的泥泞,一种将诗拽上哲学的高空,无论我们从中获得的最终感受是什么、是好是坏,它都和原来那首诗丧失了关系。
而这种情况之所以习焉不察,和汉语新诗作者、读者长久以来对翻译诗的依赖有关。在一首诗的翻译中,能最大限度保存下来的是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意义和大部分意象,也即一首诗中隐含的散文梗概和哲学碎片,而所谓语调、句法、节奏、音韵等需要精微辨认和用心体验的内在关系,以及依附于这种内在关系的情感和思维方式,极容易在翻译中丧失。这么说,并非要拒绝翻译诗,而是要认识到,当我们照着一般翻译诗和阅读翻译诗的习惯去解释一首诗的时候,我们或许正在丢失一首诗在传达和交流过程中最不应该丢失的体验。
诗的体验是听觉上的、视觉上的,更直接的反应则是身体上的。一首好诗,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非常强烈、具体和诚实的感受;一篇好的诗歌阐释和诗歌评论,也应从这种具体感受出发,是感受力和学养的相辅相成。要想有效地谈论一首诗,这种谈论本身就要有能力成为一首新的诗,以诗印证诗,用创造印证创造。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谈到,文学感受力是一种需要时刻熏习、艰苦获致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要再说是文学批评杀死诗歌,令大多数读者在诗歌面前失语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恰恰是文学批评缺失导致的相应感受力的缺失。
虽然新诗自诞生之初就一直承受西方现代诗的各种影响,但在语言层面,在听觉、视觉乃至身体感受层面,这些外来影响都要被母语吸收并且锻造才能真正起作用,诗歌乃至语言最深的奥秘永远只能从最好的母语诗人那里获得。比如诗人林徽因,她的诗如同建筑,首先是因自己心灵的需要而产生,“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我们于是目睹一种先于美学而存在的伦理学,如同有形的建筑内部流荡的无形的光影和气息,贯穿在林徽因全部的作品中;如诗人穆旦,他终其一生对西方诗艺的研习与转换,将来自异域的百炼钢锻造成汉语美妙的绕指柔;再如读海子的长诗,会感受到一种与长诗这种文体相符的强力句法和丰富思维,以及诗人“去建筑祖国的语言”——一种在切金断玉中铮铮作响的现代汉语的努力。
今天诗歌批评者的工作就是深入那些以现代汉语作为母语写作的强力诗人及其杰出诗作,领略诗人在母语表达方面历久弥新又具体而微的教益,给予读者有效且可靠的理解新诗的路径,从而更好地去认知由一代代诗人诗作所构筑的汉语山河,去分享和发展因新诗而变得更为广阔的我们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