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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盘峰论争”之后，1990年代先锋诗歌因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分化，而呈现出美学趣味上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性虽然有些过于简化了1990年代诗歌相对复杂的格局，但是由此出发来重新思考那一时段的诗歌写作，则显得十分必要。回到1990年代的诗歌现场，我们会发现它并非诗歌的灰色地带，诗人们其实是在消费主义时代让先锋诗歌恢复了常态，他们有着更为明晰的现代性探索路径，比如对个人化写作、叙事性、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关注，正是他们的创造性和问题意识之体现。这些显然要比1980年代诗歌表象上的运动性复杂得多，诗人们更倾向于对诗歌本体性的挖掘与阐释。在被有意淡化或者简化的丰富历史背后，也许“盘峰论争”只是拉开了我们重识1990年代诗歌的序幕，探索其重返的必要性和诗歌内部的复杂性，才是更为具体的研究实践。

【关键词】 1990年代；先锋诗歌；现代性；复杂性

 

可能在不少人印象中，1990年代就是先锋诗坛的一片“灰色地带”，除了上世纪末两场被描述为争夺话语权的论争，它俨然成了当代文学史的盲区。而我们一谈及当代诗歌，首先想到的就是“灿烂辉煌”的1980年代，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历时虽短，但每一个时期都有着明确的代际和美学对应，且所有关于诗歌的现代性与先锋精神，似乎都在那十年得以建立并完成，之后诗歌的光芒瞬间射向了新世纪的网络时代。这样的推断显然预示了一个前提：1990年代诗歌是沉寂，冷清的，无成就，可忽略的。其实这就将问题简单化了，1990年代表面的平静，却掩饰不住诗坛内部的暗流汹涌。立于新世纪的现场，重新回望1990年代现代性的诗歌美学，这种重返式的历史建构，或许能引领我们对1990年代先锋诗歌进行重新认识，以探寻这一阶段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位置，也可为新世纪的诗歌写作和研究提供诸多启示。

一、何以重返1990年代的诗歌现场

1989年夏天，诗人肖开愚在一篇题为《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的短文里提出了“中年写作”的概念，相对于这一概念本身，我倒对“抑制、减速和开阔”这三个词更有兴趣，它们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先锋诗歌由1980年代向1990年代过渡的征兆：之前的写作是张扬的、加速的、狭隘的青春期写作，而如何超越这种写作，必须要进行深度转型。肖开愚对“中年写作”的定位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1990年代的写作是否就印证了他的预测呢？时隔四年，诗人欧阳江河在一篇名为《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的长文中，对肖开愚的“中年写作”进行了拓展与深化。他以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总结了从1980向1990年代过渡时期诗坛的整体特质：诗人的写作都开始变得慢下来了，沉稳、平和、内敛、厚重，但凡符合中年特征的词汇，好像都可以用来概括此一阶段的诗歌命题，且与1980年代左冲右突的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是诗人与批评家们想要的结果吗？1990年代先锋诗歌在超越1980年代的基础上，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格局，既要与国际接轨，又力争本土化，对此，只有跨越了1989年且保持写作活力的诗人，才可真正体会到这一时期诗歌写作的复杂性。其实在很多大众读者眼里，包括一些诗歌爱好者也倾向于认为，相比于1980年代，1990年代的先锋诗歌是沉寂的，因为它普遍的无影响或在小圈子里微弱的发声，是被多数人所忽视的。这种忽视不仅是因为诗歌这一文体被边缘化，更多的可能还与政治、经济和消费主义因素有关：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某种人文精神的失落。诗歌作为一种文化风向标，它的沉落与萎缩，意味着我们精神生活中那朝向“无用”的文学之光的黯淡。一方面，诗歌在大众层面受到冷落，与一些诗人的写作转向或“离去”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随着国家转型和商品社会的到来，1990年代成为了一个长篇小说和类型散文盛行的时代。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文学史，会发现新时期以来重要的长篇小说几乎都出自1990年代，先锋作家们的现实回归、陕军东征、女性写作的兴起，这些都足以压倒那并不显豁的诗歌锋芒。诗的愈益退守，在于它被强大的时代推向了后台，而先锋诗人们的自我边缘化，则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可是这些外在的“失落”，或许正是诗歌自身获得内部修正的最好时机。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1990年代先锋诗坛，会发现它于沉寂中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经典的文本，相比于轰轰烈烈的1980年代，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写作显得理性、冷静，且沉稳、低调。在新世纪看似丰富的诗歌写作内部，先锋性在技艺和精神上都有着强烈的外显特征，因此，很多人选择重返1990年代诗歌现场，或许与其在当代诗歌史中“隐性的重要”不无关系。很多研究者都意识到了，这一阶段的诗歌成就，不仅是少数诗人为我们提供了“个人化写作”的文本，而且还在不断的反省中激活了某种原创性诗歌精神。这是完全不同于1980年代狂热的集体主义式的冲动型写作，诗人们真正回归到了诗歌的本体性，看重它的内在肌理，而非那些传声筒式的呐喊；诗歌在1990年代也由此多少从政治返回到了文学本身，不再过多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干扰，这种相对的纯粹和干净，可能就在于它领受了一个时代精神上的裂变与“失败”。

如果以1990年代先锋诗歌作为参照，来向前回溯和往后延伸，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1980年代诗歌有着很强的运动性，大部分年轻的文化人被卷入其中，诗歌为此获得了庞大的受众基础；而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因为网络的助势，又再次获得了某种繁荣，但不同于1980年代的那种声势，它显得更隐秘。当大家普遍都将思绪直接从新世纪位回到1980年代时，难免会有一定程度的怀旧心态，而对夹在中间的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回溯，这种怀旧心态可能要淡得多。然而，1990年代所独有的隐秘性和孤独感，不与主流合谋的民间立场，还有那种向下沉的思想姿态，都与其前后两个时代拉开了距离。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先锋诗人们“能耐得住寂寞，甘于在青灯下、黄卷里捕捉并释放人生的风景，使写作日趋沉潜，悄然回到诗本位的立场，在放大后朦胧诗已有的个体视角、承接后朦胧诗已涉足过的艺术方式基础上，锐意开拓，最终促成了先锋诗歌从意识形态写作、集体写作以及青春期写作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1] 诗人们的这一写作转向，是对1980年代前中期集体主义诗歌写作格局的反拨与改变，让诗歌回到了其正常的状态。这对于新世纪诗歌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早在此一时期也已经埋下伏笔：1990年代的先锋意识，对于诗人们来说显得更为自觉，体现在写作中不乏丰富性和复杂性。正是在这种丰富和复杂里，才出现了上世纪末的那场诗学之争，它也直接促成了网络时代诗歌写作上的多元共生与接受中的民主美学。

诗歌可能是灵感的产物，但它一定不是喧嚣的事业。1990年代先锋诗歌正因其规避了喧嚣与浮躁，诗人们不再像1980年代那样拉帮结派的一涌而上，靠激情和阵势取胜；也不像新世纪诗歌在写作上降低了门槛，在评判中失去了诗意的标准。只有正视了这两点，1990年代先锋诗歌才是有个性的人内部精神的发声，且具有它的独特性、神秘感与思想高度。在有些人看来，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瓦解了诗歌的崇高精神，让它彻底沦为了消费主义时代的产物；后来“中生代”诗人的出场，更是对1980年代“第三代”诗人日常生活流写作变本加厉的解构。这些说法虽有其道理，但日常经验入诗并非1990年代的首创，它早已因为对朦胧诗的反叛而深入人心，这些都构成了对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独特认知。解构意识所带来的伪乡土抒情的终结，日常经验的返璞归真所引起的叙事诗学的兴起，恰恰是1990年代先锋诗人们所完成的使命。几代诗人在反叛与传承里创新，既前行，又退守，既破坏，也重建，这不断翻转的格局，将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复杂性真切地呈现出来了。

大概就是因为1990年代先锋诗歌有其独特的个人化属性，才会吸引研究者重新返归当时的现场，寻找新世纪诗歌的阶段性源头；尤其是诗人写作与诗歌文本所具有的潜在的丰富性，足够我们去挖掘、阐释和解读。1990年代先锋诗歌有它的低调与不张扬，这种内敛气质更符合“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诗人们对待诗歌的真实态度。基于此，带着重返与探寻的目的，将1990年代先锋诗歌放在整个当代诗歌史的大背景下，作更全面、深入的探究，而非单一、平面的处理，其实是对研究中历史意识的一个有效印证。这样一种综合视角，也有利于从整体上认识这一阶段先锋诗歌的成就与不足，以及个体诗人们创作上的技艺困惑和美学难题。

二、词的重量与1990年代诗歌的审美

不知是不是一种巧合，在肖开愚发表那篇《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之前几个月，青年诗人海子选择了卧轨自杀，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诗歌理想主义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抒情写作时代的远去，“诗歌中的神话写作大致画上了长长的休止符。”此后，继续坚守在诗歌现场的诗人们面临着如何进入不同于过往的1990年代，而新世纪之后的我们也面临着怎样回望并审视1990年代的先锋诗歌写作。“雪将以童年的样子被记住。/中年：一条终于松开的绳子，/双手从打了死结的事实缩了回来。//雪的浪漫身子牵涉到光线变化，/哦雪，即兴风格的最后闪耀，/肖像从面孔吹拂过去，词回到词。//随着词的改变，/我们也改变着自己的肉体。/事物变轻了，词却取得了重量。”欧阳江河1994年的这首《雪》，似乎就是为1990年代文学格局的变化而写，或许它恰好印证了小说、散文上升而诗歌“下降”的局面。很多人虽然曾置身于1990年代，但并未能真正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变化。一切可被娱乐的东西都能获得关注，只有严肃之物事回到了它应有的小众位置上，这一让位，或许就是先锋诗歌的命运。在1990年代语境的变化中，先锋诗歌的革命整体上在向内转，它从集体走向了个体，从喧嚣走向了平静；诗人们也相应地开始真正进入到个体的对话，这一群体被取消的光环，折射出了诗歌只有回到内部才可获得力量。诗歌的运动性因与其社会功能紧密相联，因此，它所显现出的力量就相对外在化，缺乏一种内在的历史感。而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是趋于内倾型的语言创造，它在消费主义时代的兴起，则体现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诗人们的写作以某种美学的变化作为切入点，并从中找到了转型期的缓冲地带。

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的确给诗歌创作和诗歌阅读都带来了冲击，且不乏审美上的影响。但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能够考验诗人们如何抵抗诱惑并沉下来写作。诗歌氛围的淡化，乌托邦抒情的慢慢消失，写作者的大面积退场，从群体性向个人性转化，无不体现出诗歌写作在审美上的本体回归。“在转型时期，我们这代诗人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结束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它们都是青春期写作的遗产。”[2] 因此，我们理解1990年代诗歌的角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化，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集体的表演性和江湖气。无论是口语化，还是叙事性；不管是“民间立场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写作”；无论是1980年代就产生的女性诗歌写作，还是上世纪末崛起的70后诗人，都是在个人化写作基础上的创造。在此立场与前提下，1990年代的先锋诗歌相对来说还是独立的，虽然渐趋边缘，但其潜在的力量更强大，也更具自觉的先锋性。这种先锋性，既体现在形式实验和创新上，也与因时代变化而具有的精神反思息息相关。在1990年代前中期，这样的诗普遍表现为厚重的思想性和浓郁的历史感。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是与俄罗斯诗人的心灵对话，实际上带着强烈的时代感，直指本土知识分子们的现实境遇；于坚的长诗《○档案》，形式上足够先锋，所有的词语和意象罗列，针对的皆是荒唐的历史对个人的扭曲，也另一方面折射出了现实的残酷。1990年代中后期，年轻的“中生代”诗人出场，诗歌的先锋性又有一种回到解构的倾向，反讽、叙事、口语、戏拟相继出现，诗坛貌似混杂着多元的声音，事实上，诗人们的困惑从未解决。“写什么”与“怎么写”的有效融合，一直是他们待解的难题，但多元化审美追求中那“词的重量”，仍然是后来者进入1990年代诗歌的基点与核心。

无论是上升的抒情，还是下沉的书写，语言创造中“词的重量”都是诗之根本，这是任何形式实验都消解不掉的。而“词的重量”的生成，很大程度上联于诗人的独立写作，不依附于政治与潮流，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保持着自由的风度。因与主流的断裂成为一种自觉，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个人性和民间立场，其实是它审美的重要立足点。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1990年代先锋诗歌不再具有众星捧月的优势，它不是在向外扩张，而是在向内收敛。从外部层面的传播与生存角度来说，民刊已经形成了当代先锋诗歌传播的一个传统，由于在官刊上发表的高门槛和严尺度，大部分诗人选择了“自己玩”，民刊这一先锋诗歌的“小传统”由此继续获得了发扬。在内部层面，“等到1990年代的先锋诗歌出场，意识形态写作的历史才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诗人们普遍感到真正的自我应该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个人，真正的诗歌应该放弃诗歌是什么的诘问，真正的个人化应该以‘个人历史谱系’和‘个体诗学’为生命支撑；所以都不约而同地自觉向本质上属于个人的诗歌本体回归，遏制社会抒情，不再为什么写作，不再为既有的秩序写作，不再借助群体造势，而注意个人生命体验里潜存的写作可能性探究和开拓，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喜好和诗歌观念写作，和集体命名无关。”[3] 当然，个人化写作也呈现出多种样态，它与1980年代流派纷呈的局面所提供给我们的反叛文本不同，没有走极端的向上，也未选择完全的向下，而是接受了平视中的经验，这经验可能来自个体的日常生活，也可能源于个人与时代、社会的对抗体验。

个体经验的凸显，向真实生活的回归，都体现为一种诗歌美学终结后的写作突围。虽然海子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向这位早逝天才致敬，大量的模仿也曾迎来了后田园时代的乡土抒情，但最终，多数诗人还是选择了从日常与凡俗人生中寻找诗意的可能。这种介入与及物写作是他们普遍选择的方式，同时，这一策略也对应了口语化和叙事性诗歌美学的出现。陈仲义先生早在总结1990年代诗歌时，就用了三个关键词来作了概括：语感、综合、及物。“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在语感意识、及物意识、综合包容意识共同推进下，全面进入个我化和差异性轨道，造就了相对主义诗写格局和评鉴标准。语言意识引领着口语诗流，包容意识施放着跨体杂语，及物、介入意识深入俗常体验，三者或互为对峙、或相互渗透，在本体论与语言自觉的高度上，把现代诗推进到一个新平台。”[4] 这是从诗歌技艺和诗歌精神层面对1990年代所作的综合性归纳，它代表着个人化写作的必然与成熟。“1990年代先锋诗歌最大的建树是以‘及物’写作路线的选择，敞开了广阔的诗意空间，进一步加强了诗与现实之间的密切关联。”[5] 这与其说是指出了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重要成就，不如说是为我们重新解读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认知的角度。我们以这样的角度审视1990年代先锋诗歌，就会发现沉潜的诗人们何以在那个时代普遍选择了低调，趋于向内的先锋，真正体现出了此一阶段先锋诗歌的思想内涵与现代意识。

三、内在的现代性、诗歌论争及成败得失

与1990年代先锋诗歌内敛的先锋性相对应的是，其现代意识更为节制和适度，这是先锋诗歌追求现代性所要求的一种自觉，它不仅体现在1990年代，同时也贯穿了整个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历程，并持续地影响到了新世纪以来的网络诗歌写作。当然，我们对先锋诗歌所要求的现代性，并不仅仅是指那些表面的形式实验，或一味地走极端的反叛之举，它更多体现为诗歌的内在品质，包括独特的语言创造、深度的精神探索与富有力量感的思想领悟，只有这些因素的综合呈现，才足以构成先锋诗歌真正的现代性。

然而，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现代性传承和深化，也并非就一帆风顺，它也是在不断被解构与破坏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当更多的负面影响成为先锋诗歌以现代性前行的障碍时，诗人们的定力和耐心，就决定了自己能否走出被外在的哗众取宠所裹挟的困境。这一点从诗人们所具有的自由精神上也可看出：当他们自觉地去打破写作上的各种束缚时，其现代性的流露就会更趋自然。1990年代先锋诗歌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从“第三代”诗人群的解散，到上世纪末70后诗人出场，这中间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圈子化和流派性写作消失得越多，现代性就越发变得个人化。尤其是随着诗人身份认同上焦虑的加剧，与大众之间的沟通愈来愈显隔膜，他们彻底返回到了自我的内心。虽然还有诗人坚持介入现实，干预社会，对话时代，但从“大我”到“小我”的现代性转变已成必然。这一事实在诗歌边缘化和沉潜的1990年代应当不会引起太多质疑。诗歌现代性的渐变，也让这一时期的诗歌审美有了相对的丰富性。虽然在与模仿海子大地抒情的同时，诗坛也曾短暂出现过“汪国真热”，但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写作并未对诗歌的现代性构成多么大的冲击与挑战，一些诗人和读者很快就对汪国真诗歌在现代性上的虚伪产生了警惕，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现代性更具创新意识和启蒙色彩。这种更具内敛气质的现代性，其实成就了在1990年代发力的几位重要诗人。像于坚、伊沙、张曙光、西川、王小妮和翟永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1980年代就已进入诗坛，经历过朦胧诗、后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阶段，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而到了1990年代，当很多诗人都弃诗而去时，他们坚守了下来，以个人化色彩浓郁的写作赋予了现代性一种非凡的品质，并成为了“独特的自己”。

在1990年代被经典化的诗人中，王小妮是真正践行个人化写作的典范，现代性在她的写作中一以贯之，且有着深沉的历史感。王小妮经历了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以及整个1990年代，并持续性地将写作延伸到了新世纪，愈发显出了知性诗人的风范。我们无法将她划归到新时期以来的任何一个诗歌流派，但诗人在每个时期都写出了自己的重要作品。进入1990年代后，很多诗人远离诗歌，王小妮却选择“重新做一个诗人”。她作为19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代表性诗人，在诗学方向和文本的纯粹性上，确实有她的独特风格，节制，内敛，且不失诗性正义与探索意识；由于没有参加过任何诗歌运动或加入某种诗歌流派，她一直在“孤独”地走自己的诗歌之路，诗人的摸索、实验和不断的超越，正是她实践现代性写作的见证。

当王小妮在自己的诗歌王国里作个人化写作实践时，世纪末沉寂已久的诗坛因为一次诗歌会议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影响新世纪诗歌风向的诗学论争开始了。皆因这次“盘峰论争”，表面波澜不惊的先锋诗坛自然地划分成了两大阵营——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现在看来，1990年代末的先锋诗歌论争，也未尝不是这个时期观念冲突与美学之争积累后的总爆发，它在当时虽然也不乏意气之争、名利之争、圈子之争甚至演变为人身攻击，但是，这样的争论对于廓清一些诗学盲点还是有益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以1990年代诗歌沉寂历史的终结扩大了先锋诗歌和它们各自的知名度，使人们又重新开始对生态大为改善的诗坛充满期待，这种多赢格局是论争提供给汉语诗歌的最大收益。”[6] 由此来看，这场诗学论争很大程度上带来了新世纪诗歌的某种复兴，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推波助澜，更让这场论争在不断发酵中为诗歌史书写提供了相对清晰的思路。

当我们将目光重新拉回到1990年代末的诗坛，虽然已无法复原当时激烈的论争现场，可很多诗歌上的成就与不足，却早已暴露在了这场论争之中。关于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成就，程光炜先生早在《九十年代诗歌：叙事策略及其他》《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等文章中就谈到过，并重点阐释和论述了诗人们的“知识分子写作”；他以《倾向》杂志为1990年代诗歌的范例和样本，总结出了“九十年代诗歌所怀抱的两个伟大诗学抱负：秩序与责任。”[7] “秩序与责任”确实是1990年代部分诗人所遵循的价值观与恪守的思想立场，它给这一阶段的诗歌确立起了某种严肃的格调。然而，1990年代毕竟是先锋诗歌相对沉寂的十年，参与者少，响应者寥寥，它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1990年代先锋诗歌最大的遗憾是整体平淡，拳头诗人和拳头作品匮乏的‘心病’依旧，难以支撑起诗坛的繁荣。”此外，“1990年代先锋诗歌在文本的精神探索上缺陷更加显豁。”[8] 尤其后期写作上的“崇低”与解构之风愈演愈烈，直接影响了新世纪先锋诗歌在网络时代的游戏性、无厘头和恶意炒作，导致事件大于文本的现象日盛。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病症，也是我们辩证地认识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重要依据。

我们之所以在近二十年之后还会选择重新探寻1990年代先锋诗歌，皆因它在沉寂中也蕴含着更多还未被充分发掘的价值；同时，这一时期先锋诗歌写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困惑和纠结，这些也是我们整体解读当代先锋诗歌的重要角度。事实上，困惑正是我们清醒地看待新世纪诗歌的一种警示，这是1990年代先锋诗歌留给我们的遗产，而它深潜于内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更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美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