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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无论怎样话语翻新，都应该使自身内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而不应陷入理论的自说自话与非历史的阐释循环当中。用文学艺术参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这就需要我们的文艺理论自觉表达中国在进行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现实经验。文艺理论要介入时代生活，要回应现实问题，要跟身边的世界有效对话。

早在20世纪之初，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就曾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强调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在他看来，文化科学在形式和质料上都表现出某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和价值。由此不难发现，作为人文学术重要对象的文艺理论本身，其实并不必然地追求普遍性和客观性，文艺理论更可能是对“理论”或者说“概念”的自觉不自觉的抵抗，任何形而上学式的理论其实都会在文学艺术的自我理解中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所谓文艺理论建设内在活力的缺失，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某种理性崇拜与形而上学冲动的结果。虽然“历史”这一概念在李凯尔特那里主要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个别性，但当我们如今力图走出这种形而上学式的理论围困时，还是要征用“历史”这个语词，只不过我们更多地是用来表达文艺理论应该恢复与我们的现代历史转型的固有联系，也就是要重新强调文艺理论的历史相关性。

从源头上看，中国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理论的发生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转型恰好同步。传统的文论话语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遭遇了不断跌落的困局。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重释《红楼梦》，梁启超以新小说理论创造新文体，二人虽无意建构中国的现代文艺理论，但实际上开创了现代文论的两个重要维度——审美现代性话语与历史现代性指向，二者的夹缠与交织也正是100多年以来中国文艺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主题。进一步而言，无论是王国维的悲观主义美学还是梁启超的历史功利主义观念，都是对中国社会由旧入新的巨大历史变革的深沉回应，也都形成了至今未已的抒情与叙事传统。因此，要弥补当下文艺学自身的某种贫弱，其实不妨重新回到这种有机的历史联系之中。也就是说，文艺理论无论怎样话语翻新，都应该使自身内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而不应陷入理论的自说自话与非历史的阐释循环当中。用文学艺术参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这就需要我们的文艺理论自觉表达中国在进行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现实经验。文艺理论要介入时代生活，要回应现实问题，要跟身边的世界有效对话。

实际上，当我们如此强调文艺理论的历史相关性时，必然会与一个久未谈论的既有论题再次相遇——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之间相互催生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文艺实践更能够直接地表达国人的现代想象与现实经验，对文艺创作及其演变历程的观察与研究原本正是文艺理论完成自身建设的重要路径，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与文艺实践之间的相互隔膜与轻视似乎持续存在，导致的结果就是二者固有的相互作用、相互牵引的有效关联逐渐断裂。当然，广义的文艺理论可以包含有关文艺发展的历史研究与文艺批评，但无论在学科意义上还是在研究实际中，文艺理论、历史研究、文艺批评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日见疏离的。这种离心力在某种意义上驱使着文艺理论偏离了朝向实践经验的合理轨道，也就很难得到来自文学史研究与文艺批评的有效支援，在貌似自足的理论自证中失去了话语创新的必要张力。举例来说，早在新世纪开始之前，文学史研究中就已经出现了范式变革，有的学者不满足于二元对立的价值颠覆，也没有停留在文学史断限的前后延伸之中，而是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现代思想传统与文学流变的基础上，提出“历史结构意识”，将研究对象置于相互作用的结构情势之下，避免文学与历史的简单分殊，也没有止于类似人性论、文化学或者纯文学等某种单一的文学史观，最终提出一个新的文学史范式，即历史的单向突进与补偿式发展。这样一个文学史研究中的有益探索其实并没有引起文艺理论界的足够重视，当然也就失去了某种相互催生的理论机缘。实际上，历史结构意识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虽然处理的是文学史问题，但触发的却是文艺理论建设中的焦点论题，比如文学语境诸要素之间的对话关系、文学与政治变革的内在联系、经济与文化演进对于文学的正反影响等，当然，这一范式也同样触及现代性反思这样一个文艺理论的根本话题，虽然它并未使用现代性话语系统中的惯用语词，但这种对二元对立式的绝对化模式的克服不正是对文艺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思维的重新反省吗？由此可见，文学史研究并非外在于文艺理论的自身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理论新知的生长点。

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当然也并非没有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之间的相互借重，比如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批判理论的梳理既是文艺理论领域的显在课题，也是文学批评时常援引的对象。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文艺理论研究对这一思想资源的理解与分析是否应该走出内循环式的封闭模式，是否应该适度地向文艺实践领域敞开？我们不难看到，文学批评中的文化研究方法正是对批判理论的有效汲取，从实际效应观察，文化研究并没有像一开始不少人所担心的那样取代文学批评或者僭越文学自身的位置，反而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活力。这是因为文化研究从源头上来看，是对边缘文化群落的自觉关注，也是对固化的精英文化秩序的反拨，所以它具备有效地与当今的文化现实对话的能力。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文艺理论自身建设的某种乏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文艺理论多少弱化了应对当下新的文化政治境遇的现实有效性。在这种情形下，文学批评中的文化研究策略在实践意义上回应了文学边界不断延展的事实，也对意识形态理论、主体性建构、话语权力、泛文本等文艺学的习见论题做出了实际的思考。文学批评的这种阐释活力的增强正是得力于它向文艺实践自觉敞开，质言之，也正是向新的历史转型中的现实经验自觉敞开，从而避免了理论话语与历史实践之间的疏离感。当然，文艺批评中的方法论启示不仅局限于文化研究，某些基于解决创作实践中的实际问题的批评话语同样具有理论上的再生性。就像新世纪之初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率先引发的针对1980年代现代主义诗学膜拜和当时的纯文学思潮所展开的论争和反思，这一原本意在走出当代文学创作困境的论争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反省本质主义文学观的视野，这样富有历史感的视野不同于西方当代文论中那种基于理论思考本身的文学观的反思，而是自觉接近我们自身的文学实践，所以，这种批评话语经得起现实还原的检验，也就能够有效地反哺文艺理论的相关思考。与此相类似的是有关“底层叙事”的种种界说，它们均源于对创作潮流的辨识，但又往往归于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对文艺理论中有关中国现代左翼思想资源的再认识颇具启发。

自觉追求文艺理论的某种历史品格，也会带来对某些既有论题的新理解。比如文学接受历来是文艺理论需要处理的固有问题，我们也会在相关研究中反复征引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经典话语资源，但有关接受问题的思考仍然遮蔽了某些特有的对象，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有别于专业读者的普通受众这一群落。可以说，一般文艺理论中讨论的接受问题更是基于专业阅读经验的文学效应，少有自觉意义上的基于普通大众文学阅读实践的研究与思考。这种接受理论仍然不同程度地封闭于文学圈层内部，缺乏对文学的社会传播效应的实际关注。近年来，有学者不断倡导“文学生活”的研究方法，更有不少学者将这一新的研究理念付诸实践，的确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也更新了我们对文艺理论建设中的接受问题的某些理解。文学生活的研究策略落实于普通受众的文学经验，实际上打通了现实社会乃至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的直接联系，这一点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当年所谈论的生活条件的文学化、读者与作者身份的相互转换等有异曲同工之处，至少可以让历来处于文学表现对象这一客体位置的普通人发出声音，文学生活研究的题中之义其实也包含着受众在被动接受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创作主体的这种转换。对于文艺理论研究而言，这种文学与受众之间的更加具体的关联，理应成为推动文学接受问题研究的新的动力。不仅如此，文学生活的研究方法也有可能带动我们对其他文艺学论题进行新的观察，比如经典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联着文学社会传播与大众接受的实践问题，以往的讨论重心往往距离后者较远，其实会影响到经典化论题研究中的历史感。此外，如果联系到当下新媒体境遇下的文学多元化存在这一事实，文学生活所覆盖的文学实践的丰富性自然也为文艺理论的意义生产带来了鲜活的文化资源和言说空间。

任何理论建构从来都不仅仅是它自身，文艺理论的自身建设当然也同样如此。如果说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论尚可在一定程度上被经典化，被抽离出若干有效的概念或意义单元，那么，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变革相伴生的中国现代文论也许一时还难以做出同样的理论抽象，因为它与我们的历史实践息息相关，文艺论题也常常会还原为各种不同的历史事实。也正因为存在这种根本性的联系，文艺理论有必要重建自身的历史品格，在实践意义上不断反省和充实自身的问题意识，从而获取更为持久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