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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让情感从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中解放出来，通过文学形象的熏陶和潜移默化，进入高尚境界

美育提高人的审美感受力，使人易于进入文学表达的世界，在言尽处体会丰富意蕴，使人能够通过辨析理解思想的真谛，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美育最高理想乃是人的全面发展，德育、智育莫不如此。人的知情意、文学的真善美从差异处升华，最终统一

 

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理论集中于德育和智育，也很强调诗教。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只是没有明确概括为德育、智育、美育的系统范畴。最早从教育理论角度提出美育的是王国维，1903年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中说：精神之能力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情感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完全之人物，不能不具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这种知、情、意和真、善、美三者统一的观念源自德国康德。五四时期，蔡元培进一步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王国维、蔡元培取康德思想合理内核，把真善美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纲领，使美育从形而上学的迷宫回到现实人生，对我国教育理念现代化具有开辟之功。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把握世界的理论的整体理论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这就是说，艺术的美的情感价值和理性价值是有所不同的，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是情感的动物，二者统一才是完整的人。

美育重视审美超功利性

美育要落实，首先要在理论上明确情感审美与实用功利的善的区别和联系。实用性在人类生存中占有先天优势，出于生存需要，情感受到理性的压抑；被压抑的情感使人产生超越实用功利的审美追求，进而把被压抑的情感索回。这种超越实用的审美追求是动物进化为人的标志之一。

不理解美的超越性就很难从经典文本中获得精神营养。《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与木瓜相比，琼琚不但异常珍贵，而且是不朽的，二者价值明显不相等，故诗再三咏叹“匪报也”，指出友情和爱情超越实用功利。这种“不带任何利害关系”的情感使人进入审美境界。

“经济理性人”的等价交换原则对情感具有相当的压抑性。美育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让情感从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中解放出来，通过文学形象的熏陶和潜移默化，进入高尚境界。但审美价值的潜移默化与实用功利的矛盾是长期的，光有情感很难保持定力，此时意志是决定性的。因此，美与善两种价值取向在深层又是水乳交融的，故康德又说“美是德性的象征”。在理论上不明确，就会被风行一时的反本质、去真理的解构主义所俘虏。

比如，一位中学生为文批判《愚公移山》是主观唯意志论，是不顾客观条件地蛮干，有人称赞其富有批判精神。这种解读反映出解读者只有“经济理性”而缺乏“审美感性”，不理解愚公移山是“德性的象征”。寓言中的智叟从实用观念出发认为移山不可行，愚公则认为山体固定，子孙无限，无限定胜有限。但故事没有回避生产力低下这一客观限制，没有让愚公子孙把山移走，而是以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移走大山，通过想象力超越“经济理性”，赞扬蚂蚁搬山精神是对功利算计的超越，使人进入高远精神境界。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科学技术发达了，神话成为空想，马克思又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愚公移山》正因表现出人类童年时代的天真纯粹以及坚守信念、矢志不移的精神，成为世世代代的精神宝典。

美育着重提升审美感受力

审美形象超越实用，由此具有审美感染力。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实用功利而言是空想，但其情感力量穿越千古；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明知死后告亦无知，仍遗嘱家祭无忘报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女主人公感情被背叛，不但舍弃财富，而且生命都不要了。情感不同于理性，其复杂性往往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因此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古往今来，经典文学形象的内涵往往生动可感却难以言尽，以至于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文学美育不仅要提高人对文学形象的感受力，也要教人善用理性逻辑，理解美何以为美，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中确立最哈姆雷特者。若无敏锐感受力和准确判断力，往往面对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也难以解读其真谛。比如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诗三百首》编者蘅塘退士批语是：“作旷达语，倍觉悲痛”。其实也可以这样解读：诗中根本没有悲痛，完全是一派乐观浪漫的高亢情调——即使军令如山，也要喝个痛快；即使出征赴死，也要尽情享受生命。酒醉之后上战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这是诗的想象。

这种英雄主义豪迈在中国文学并非个别，早在屈原《国殇》就有“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王维早年有“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就是以婉约为特点的李清照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更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革命烈士陈然“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这种坚持理念、慷慨赴义的精神构成中华民族舍生取义、浩然正气的传统，而不同的表达又构成这种传统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美育提高人的审美感受力，使人易于进入文学世界，在言尽处体会丰富意蕴、体会不同的精神境界，也使人能够通过辨析理解思想深意，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美育与德育智育在高处会合

美育之难，在于人们常常无视科学理性的真和情感的美在价值上的差异。鲁迅在《新秋杂识（三）》中说：“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因为超越花作为植物器官的科学价值，表现自己超凡脱俗的意趣。悠然，就是无意间的一瞥，有版本作“望南山”，就刻意了，难以表现不为五斗米折腰泰然的美。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用科学的真淹没情感的美，通常表现为一种机械唯物论的强制性阐释。比如，《岳阳楼记》写出了景观的“实感”，其实，当时范仲淹远在陕西邠州前线，身负军政要务，哪可能擅离前线到湖南去写文章？第二年贬河南邓州（现南阳），距离岳阳好几百里，更不敢擅离职守。范仲淹就是根据滕子京送给他的“巴陵胜景图”，结合少年时期在太湖边的经验，审美情感催动想象，进而写出栩栩如生的壮阔景观。

领略美与真的矛盾，还要防止另一极端：忽略美与真在矛盾中的统一。范仲淹《岳阳楼记》有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范仲淹仕途坎坷，仍怀兼济之志。这就不仅是情感审美，而且是王国维所说“知力之理想”，属于“真”的范畴。高度的情感的美不但以善而且以真为底蕴。在这里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就和康德的情感价值汇合了。按朱光潜的说法，则此处不仅是情趣，而且是智趣。

美育最高理想乃是人的全面发展，德育、智育也莫不如此。人的知情意、文学的真善美从差异处升华，最终统一。这就好比登山，无论从哪方面动身，最终都将在山顶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