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熄灭了的那盏“明灯”

快快上山吧，勇士们，

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

我们祖国要获得自由解放……

不经意间，还会哼出童年时唱过的歌儿。而童年时的歌儿都是革命歌曲，多是国产的，也有少数外国电影插曲。所谓“外国电影”，不过是一两部有关列宁的苏联老电影，三五部朝鲜新电影，还有三五部阿尔巴尼亚电影。

阿尔巴尼亚，这个今天很多年轻人几乎没听说过的国家，那时却是“欧洲的一盏明灯”。它不大，只有二百多万人口，从地图上看去像是一只耳朵，但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却巍然耸立，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我们最亲最亲的兄弟。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它也是唯一能从银幕上带给自己奇域风情、异国风光的国家。《海岸风雷》《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这些影片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些对白至今还能脱口而出。前面的那首歌就出自《宁死不屈》。

然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种“最亲最亲的兄弟”的感觉却不知不觉淡去了，直到有一天，两个国家在报纸上公然闹翻，人们才蓦然发现，此前发生的就是那种淡去的感觉。随后，中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突然精彩起来，有比《地下游击队》更好看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有比“快快上山吧，勇士们”更好听的“啊，朋友，再见！”，更有“封闭的贫乏”不可比拟的“开放的丰饶”。我们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忧虑，那个叫阿尔巴尼亚的国家还有消息吗？不知道，没注意！直到“苏东波”顿了一下，延迟抵达阿尔巴尼亚，我们才惊叹：啊，山鹰之国也变了！随后又忙别的去了。

大国与小国。地缘政治与文化传统。虽有“天涯若比邻”的古句，也有“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表达，但“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若不是两个国家“创造历史”的境遇偶然相似，那种亲如兄弟的几率并不比母猪上树多。而常态多半是：尽可能掩饰起来的傲慢VS不用去表达的漠然。

不必去问：欧洲那盏明灯还亮着吗？

“……出了个卡达莱”

其实，国际间“无私的援助”一直是个神话，国际关系总是被功利主义所左右。这也相应地影响了国民心态，人们总是以“大”、“强”和“发达”为坐标，来选择自己“看得见”的国家。大国、强国和发达国家如此，小国、弱国和不发达国家也如此，这几乎成了民间隐形的国际关系第二定律。

但也有一条逻辑却能始终有效地抗拒它，那就是精神和文化的逻辑。这就像乔伊斯、叶芝之于爱尔兰，赫拉巴尔、克利玛、昆德拉、哈维尔之于捷克。但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中国读者一直很少读到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后来再也看不见这个国家，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连凤凰台晚近的一部有关阿国的专题片，也被冠以“被遗忘的国度”。

但突然，“阿尔巴尼亚出了个卡达莱”，消息不胫而走。短短的五年内，已有六部卡达莱小说中译本出版，花城出版社更是在二〇一二年一下子推出了卡达莱的《石头城纪事》（李玉民译）、《错宴》（余中先译）和《谁带回了杜伦迪娜》（邹琰译），作为该社大型丛书“蓝色东欧”的第一批图书。人们在惊愕之下不禁问道：“谁是卡达莱？”

谁是卡达莱？其实中国读者应该与他最早相遇。阿尔巴尼亚选择反修路线时，正是卡达莱创作的成名期。一九六三年，他就出版了蜚声欧洲的长篇小说《将军的亡灵》，一九六七年又修订重版。作为阿国亲如兄弟的盟友，中国曾热烈地介绍过他，只是中国的介绍侧重于他的政治抒情诗。也就是说，在卡达莱名声如日中天时，作家的两个身份——发掘民族历史的小说家和颂扬领袖、党和国家的歌手，只被汉语择其一。

卡达莱的写作生涯也很奇特。他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十八岁出版诗集，二十七岁在党报《人民之声报》发表长诗《群山为何沉思》（1963），意外地接到霍查的电话，也奠定了他在阿国一流乃至首席诗人的地位。此后，他又以同样轰动的方式发表了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1966）、《六十年代》（1969），并成为阿劳动党中央委员。《山鹰在高高飞翔》开首便写：“秋天的夜晚来了，/共产党员们向四处分散；/平原进入梦乡，/躺在山脚下边……”（郑恩波译）。中国读者若在贺敬之、郭小川的延长线上阅读卡达莱，应该大体上不会错。

但卡达莱的小说却是另一番模样。继《将军的亡灵》后，他又在阿劳动党统治时代出版了长篇小说《城堡》（1970）、《石头城纪事》（1971）、《破碎的四月》（1978）、《梦幻宫殿》（1981）、《谁带回了杜伦迪娜》（1986）、《H档案》《音乐会》（1989）等。这些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带给人们一个奇异的世界，我们根本无法在柳青、杨沫、梁斌或《卓娅与舒拉》的延长线上阅读，也无法抱之以中国读者惯常的东欧作家想象。那是我们期待和想象之外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虽因创作而遭遇过内部调查，似乎另择资料也显示他曾被“放逐”，但看起来并没有遭到政治上的大麻烦；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和党的领袖霍查的特殊关系保护了他。但总之，到一九九一年“苏东波”冲击阿尔巴尼亚时，他是因官方作家身份受到冲击的。随后移居法国，先后出版了《金字塔》（1992）、《四月冷花》（2000）、《阿伽门农的女儿》（2003，旧作）、《事故》（2008）和《错宴》（2009）等，成为蜚声世界的大作家。

那么，卡达莱带给世人的是一个怎样的小说世界？

奇异的小说世界

吉诺卡斯特城有两位著名医生：留学德国的大古拉梅托和留学意大利的小古拉梅托。他们仿佛不是生活在自己的寓所或医院里，而是生活在城里各种对立的闲谈和舆论里。意大利人占领了城市，小古拉梅托便被推入舆论的风暴，有褒有贬；与此同时，大古拉梅托作为映衬，也被带入风暴的中心，有贬有褒。意大利人走了，德国人来了，大古拉梅托和小古拉梅托又轮番作为主角或映衬，同样被推进舆论的风暴……但这回却是德军上校点名要见大古拉梅托，就在广场上，据说大古拉梅托来了，也邀请了他这位德国老同学赴家宴，但谁也没有看到。人们看到的只是大古拉梅托家的灯光亮了一夜，还传出了悠扬的音乐。“叛徒！”有人骂道。“不，英雄！”有人赞道。但那一晚，被德国人抓去的八十个人质，包括一位犹太人，全部释放了——这是《错宴》，是它的前半部分。

一个小伙子，在雪野中瞄准了他的邻居，枪响人亡，他走过去，按照“习俗”把死者的枪放到他的脑袋旁，接着回家报信儿并告知全村，随即申请了三十天休战协定，参加了死者的葬礼，然后尊父命走一天的路程去交五百格罗申血税。这是对半年前另一桩血案的复仇，而那一桩血案又是仇家对更前一桩血案的复仇……这样的循环血案已经发生了四十四起，持续了七十年，双方家族各堆起了二十二座坟墓。而这一切都起自七十年前一位陌生人的投宿。清晨，陌生人离开了，却在村边被邻居开枪射杀，因为死者的头朝向村里，按照《卡奴法典》，陪伴过客人的人就要负起复仇的责任——这是《破碎的四月》的开头部分。

在拜占庭和罗马教廷争夺公国的时代，弗拉纳也家的九个儿子在同一个季节相继死去，此前，家里唯一的女儿杜伦迪娜刚被嫁到遥远的中欧。一夕之间，一个旺盛的、受人尊敬的大家族只剩下母亲一位老太太。可三年后的一个夜晚，那远嫁的女儿突然被三哥康斯坦丁带回家中。老太太惊讶不已，因为康斯坦丁早在三年前就已葬入墓地；杜伦迪娜更是惊恐万分，因为在十五天的路程中，坐在她前面的那个骑马人竟然是个幽灵！消息迅速传开，地方治安官也立即赶到现场，他从说不出话的杜伦迪娜眼神里得到了证实。可这一切怎么可能？一定是有人假冒，一定是杜伦迪娜的错认，亲王和主教也下令让他查清——这是《谁带回了杜伦迪娜》。

如果地球是圆的，那些房子怎么没有掉下去呢？不对，既然他们的飞机很凶，他们的人民怎么可能和善呢？人能比飞机还好吗？“你这小崽子，先学会擤鼻涕吧！”她母亲冲我骂道，把她领走了——现在会出现什么事呢？我也得下到一口口水井去找吗？在童言无忌和童话般的眼光中，饱受轰炸和各路占领军轮番蹂躏的城市，连同那带有记忆的石头房子和石板街，连同街上的行人和屋里的亲人、串门的邻人，连同人们的言谈、呼吸、梦想、忧惧、迷信、淡定，以及日常琐细中的快乐，非常时期的背叛和勇气，幻化成一个平凡的奇异世界——这是《石头城纪事》。

二十多年前，一支外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二十多年后，一位将军来寻找这支军队留下的遗骸。战争的主题被表现于和平年代，宏大的历史收拢于一个外国人的眼帘，其中交相辉映的是记忆与现实，死人的时代与活人的时代，哀子母亲眼中高尚的儿子与异国战场上的杀人魔王，战争期间对侵略军逃兵的收留与和平时代对异国将军寻找遗骸的怨恨，一个民族高傲、剽悍的脾性与同一个民族的通情达理，以及从海上登陆和在地下静眠的两支亡军的将领……还有从坟墓里爬出来实现诺言的幽灵，被市民们高举着游行的英国飞行员的半只手臂，被《卡奴法典》规范着的家族世仇——这是《亡军的将领》，此后几部小说的线索也在这里埋下。

在奥斯曼帝国首都的一个显赫的阿尔巴尼亚家族中，历代都有人充任苏丹的重臣，但也常遭受流血清洗的重创。这一切都跟梦幻宫殿有关。这是帝国的一个重要机关，从帝都到乡镇，遍布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负责搜集每个臣民每晚的梦，然后进行甄别、筛选、分类、评级，最后从中分析帝国的安危。一只蝴蝶也能煽动起千里外的风暴，库普利里家族便安排他们的外甥入梦幻宫殿就职。于是，懵懵懂懂的马克-阿莱姆犹如K走向城堡，也如K走进诉讼程序，开始了充满诡异、神秘、恐惧、疏离……的梦幻宫殿经历；宫殿里既无生气，也无人格，仿佛完全笼罩在卡夫卡笔下的氛围里——这是《梦幻宫殿》。

中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从解放区走来的革命作家提倡“一本书主义”，即一个作家一生写出一部优秀作品足矣。这个提倡虽后来遭到批判，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却大多只写出一本书，优秀与否则另论。然而，卡达莱在阿共领导期间就写出了那么多长篇小说，而且部部奇特、字字珠玑，使中国读者不禁好奇：这一切怎么可能？

政治社会与小说中的政治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国际共运内部炸响。随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跟随苏联告别斯大林时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则义无反顾地坚持把斯大林当作革命导师，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反修”道路。两个国家也迅速亲近起来，成就了一段传奇般的神圣友谊，却也因相似的政治路线而各自收获了重重创伤和悲剧。

在中国进行“文革”期间，阿尔巴尼亚也开展了“思想文化革命”。尽管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阿国作家绝没有苏联和东欧他国因顾忌西方舆论而留给作家们的那一小点宽松。阿尔巴尼亚的残酷政治清洗，直到中国走入改革开放之后还在持续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能理解卡达莱何以写出了真诚的颂歌，但又纳闷他何以能出版内涵深邃、艺术完美、注定名垂青史的小说。

这是意识形态曾经相同的两国间的一个有待揭开的历史奥秘……

既然从那个严酷的政治时代走来，那么中国读者也会和西方读者一样，关心卡达莱小说的政治性。但与西方读者仅关注文学的直接对抗性不同，中国读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探寻贫乏与丰满、字面和隐喻、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张力，以及从这种张力中挤出来的“政治性”；还会借此探寻恩维尔·霍查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实施规范的边界。

曾经被西方视为政治寓言的《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写于一九七九年，出版于一九八〇年，正值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决裂，选择了彻底与世隔绝之际。于是，西方批评家从中读出了卡达莱以古老传说抵抗国家现状的含义：杜伦迪娜远嫁他乡“来自与世界交流的愿望，小说就像海上的漂流瓶”；而康斯坦丁从墓中站起来，开始了漫长的穿越欧洲之旅，是“张扬了誓言、诺言，否认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召唤个人在更美好的自身里持有的东西”（法文版编者序）。

但奇怪的是，这本书出版后虽受到了批评，却并没有遭禁。在一个有着类似历史经验的中国读者看来，这部小说的政治性当然不会是政治对抗，也不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而是蕴含在“迷信”（幽灵）与“理性”的对立中。卡达莱站在了“迷信”一边，也就站在了阿共中央一边，因为代表“理性”的恰恰是拜占庭教廷——那个和罗马教廷都在觊觎阿尔巴尼亚的国际集团。

小说的“迷信”，是以古老的传说形式出现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共产党人并不排斥民间传说，相反，很多时候倒是乐于从中发掘爱国主义的资源。无疑，从坟墓中站起来的康斯坦丁，穿越漫长的旅程把远嫁的妹妹带回来，正是这种资源之一。而这种神秘的传说，则让肩负帝国使命的大主教，让异族的拜占庭感到紧张——“从坟墓里出来……”斯特斯重复，“一个愚蠢的谣传！”

“这没那么简单，”大主教打断他，“这是个可怕的异端邪说。极端的异端邪说。……今天，只有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出来，你理解我的意思吗，上尉？”正是从这时开始，一直以理性态度调查此事的当地治安官斯特斯上尉，开始偏离了“理性”，走向了“迷信”，因为“理性”被权力玷污了。

表面上看，治安官的调查路径与大主教的要求是一致的，都是基于“理性”，不相信神秘的“复活”事件发生，但大主教命令他拿出确凿的证据：“要坚持不懈，到处去找，直到找到那个人。”然后话锋一转：“要是找不到，就要创造一个出来！”

追求理性（真理）到了丧失理性（真理）、欺世蒙人的地步，那么，迷信的古老传说便挣脱出被规定的爱国主义轨道，显现出它动人的穿透力。

小说的结局符合大主教的指令方向，也符合“理性”的原则：那个带回杜伦迪娜的人，终于在国境线附近被捉拿归案，治安官亲自审理，案犯如实交代。审理报告递交上去后，亲王和主教安排了一个“破除迷信”的两千人大会，由治安官宣读调查结果。远近的乡民和贵族、遥远的拜占庭的代表，纷至沓来。

但就在官方安排顺利进行、渐趋高潮之际，治安官却出人意料地宣布：带回杜伦迪娜的人就是走出坟墓的康斯坦丁，那个被捉拿归案的流浪汉是被人收买的。而他，相信康斯坦丁的复活，相信康斯坦丁留下的“承诺”。治安官也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小说的政治性是由引入了一种绝对的伦理性而被赋予的。

朴素风格与艺术迷宫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在相当长的历史中都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唯一道路。其间的困厄有种种，其中之一便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往往被钦定为唯一的方法。但在中国靠一场“先锋文学”运动才彻底引入并合法化的“艺术迷宫”式的表现手段，在卡达莱那里却先天就存在着，而且是那么朴素、那么引人入胜，不似中国许多先锋文学那般，充斥着人为痕迹和无病呻吟的矫情。这也为卡达莱广泛展示阿国历史画卷和民族心灵史，以及无意间通过叙述张力保留着原始的政治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梦幻宫殿》是卡达莱为数不多的遭禁作品之一。如果依照中国读者的东欧作家想象模式，而不考虑到阿国的政治现实和卡达莱的歌手身份，一定会认为这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即使有着设身处地的考虑，我们仍然不明白卡达莱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和遭禁后何以作家本人却无碍的奥秘。小说本身写的就是一个迷宫，长长的空旷无人的走廊，经常被迷失的方向，没有任何标志的房间，无人格的面孔和极为克制的言谈，操纵世人生杀大权的神秘存在和令人惊讶不已的荒谬事物，被作者自然而巧妙地组合进一个动人心魄的艺术迷宫里。而宫殿内的怪异静默和宫殿外的日常喧嚣，一个“特等梦”带来的至亲的人头落地和马克-阿莱姆的迅速擢升，小说里对梦的管控与现实中对思想的审查，也常常在阅读中被置放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有的令人恐怖的黑色幽默。

从《亡军的将领》开始，卡达莱就显现出书写民族心灵史的动机，其中最动人心魄的是《破碎的四月》。小说中分别写了几组人物，但焦点却是一部扎根于北部高原人心中的《卡奴法典》。无论是背负血债的复仇者乔戈，还是在高原上蜜月旅行的作家夫妇，抑或是阴郁城堡内的血的管家，皆成为体现或观察《卡奴法典》的流动的视角。结果，法典比作家成功塑造的几组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它的崇高性，它之于高原人的那种血性、生命感和一诺千金的规范性，还有它的血腥和破坏性，以及隐藏在破坏性中的某种奇妙的平衡……它是那么有魔力，以致让热情赞美者走向某种悖反，让怀疑者不由自主地亲近它的结果。小说中的多重流动视角，不仅具有叙事功能，也是思想性的，与现实中的思维一律构成强烈反差；或者反过来说，即使阿国再思维一律，也容得下一种对话性的小说思维。

这种流动的叙事视角也同样出现在《石头城纪事》。这是一部战争史，也是一座城市的心灵史。如前所述，小说的奇异性来自一个孩子童话般的视角，除此之外，还不时有其他视角飘然而来，有的是一个孩子视角的升华，有的则如飞翔的天使的目光，仿佛一系列远近高低的摄影机，腾挪自如地刻画出城市的皱褶和肌肤、脉搏和心动，立体的记忆之域和鲜活的人头攒动……连霍查的影子也闪现其间；还有从山里来的游击队员，当门处决告密者父子，又搭上一条无辜女人的生命。时而一个闪念，被发挥到淋漓尽致；时而一个事件，被表现得极为克制……

这种跳动自如的多重视角，更被充分地表现于卡达莱晚近出版的《错宴》中，让人不得不惊叹，叙事竟可以如此灵活，但却不是为了叙事而叙事，艺术迷宫也不是为了艺术迷宫本身而存在。读卡达莱，总会让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为中国文学叙事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先锋文学，却也总觉得前者比后者多了些什么。什么呢？朴素风格？自然性？“及物”的许多许多内容？

是不是例外？

还有一个问题萦绕心头：卡达莱是否只是阿尔巴尼亚文学的一个例外？

由于没有更多的中译本，很难直观地得出结论。但据阿尔巴尼亚文学专家郑恩波先生透露，卡达莱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他只是阿国文学众多璀璨明星中耀眼的一颗，“摆在同一个天平上的杰出人物”还有德里特洛·阿果里、彼特洛·马尔科、雅科夫·佐泽、泽瓦希尔·斯巴秀等，只是我们很少能读到他们的作品。中译本似乎只有阿果里的《居辽同志兴衰记》（郑恩波译，重庆出版社，2009）和《阿果里诗选》（郑恩波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就改编自阿果里的小说《迈默政委》。

我在读卡达莱时，又重看了这部老电影，其中有一个片段令我惊讶不已：游击队员易卜拉欣受伤后被秘密送进城里，由老医生冒死收治在自己家里。德国人已经听闻风声，在城里四处搜捕时，易卜拉欣却指责医生在医院里也给德国伤兵治病：

老医生：你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了解你，有某种信念的人为了坚持这种信念总是把问题简单化，但每个行为都有好坏两方面。……我能够给地下工作者看病，是好的方面；坏的呢，就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为德国人治病。

易卜拉欣：大夫，您照顾我是因为受朋友之托，这意味着你的行为不是自觉的，但你为德国人……

老医生：自觉的？

易卜拉欣：我并不这样说，如果为了害怕德国人去工作，那还是得承担责任。（含有未来审判的意味）

老医生：那好吧，你是按照你的标尺来衡量人的，我的孩子。

在“中立即罪”、“不纯即罪”的意识形态主宰性声音之外，竟被“复调”出“你是片面的、有限的”声音，怎不令人惊讶？不管统治如何严酷，阿国作家也没有完全丧失反思能力。

这让人更加好奇，想知道卡达莱及他的同胞在社会骤变后，又是如何正面反思阿尔巴尼亚当代史的。可惜，在目前出版的六部中译本中，只有《错宴》属于这个范畴。但我们仍然可以一斑窥豹，见识到作者反思历史的宏大视野。

解放后，大、小古拉梅托在经历了短暂的被错捕后，一直平静地服务于他们所在的医院。但到了一九五三年，一桩奇特的间谍大案又把大古拉梅托医生裹挟其中。起因是他当年救下的那位犹太人从以色列寄来的一封信，却正值克里姆林宫“间谍案”发生，一个来自领袖的小小怀疑，却被发展为具有国际背景的犹太人的阴谋，牵扯到苏联和东欧诸国。东柏林来人了，莫斯科也来人了，大古拉梅托被拖入神秘的夏妮莎洞穴接受酷刑，还有无辜的盲人游吟者。

事情远没有仅仅一封问候信那么简单，档案显示，当年医生接待的德国上校也是假的，真人早已战死于苏联。问题不在于医生和德国人勾结，而在于那个德国上校与企图扼杀共产主义的犹太人组织勾结。终于，斯大林死了，莫斯科的人也回去了，但因痛失国际领袖而精神崩溃的本国办案者，却私自处决了这个已为城市做过一万两千次手术的著名医生，莫名其妙地，连同一起被捕的小古拉梅托医生……

“提起阿尔巴尼亚，许多人往往会随口说出两个人的名字：恩维尔·霍查和伊斯梅尔·卡达莱。”（翻译家高兴语）的确，仿佛有缘似的，在一盏明灯从欧洲陨落后，又一盏明灯在悄然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