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就像书名显示的，这本新书的写作 ，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思想操练。如此比喻，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 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十三年前我出版《触摸历史与进 入五四》，在“导言”中提及“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 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 响”。“对于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 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 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 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 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 熟’的必由之路。” 这段话，我在作为新书打头的同 题文章中有所引述，且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 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 说过“：就像法国人不断跟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 1968 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 ‘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 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 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 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 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不管是“思想操练”还是“磨刀石”，都只是比喻， 且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不过有一点，当我这么表述的 时候，与其说是对学界的要求，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期 待。实际上，我也正是在与五四的不断对话中，逐渐提 升自己的学问及精神境界。

1982 年春，我开始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撰写 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论白话文运动》。为什么学“中 国现代文学”专业？因为七七级大学生初入校门便躬 逢思想解放运动，普遍认为自己的办杂志、写文章、谈国 事等，是接着五四新文化人的。六十年一甲子，在精神上，1979 是承接 1919。为什么从“白话文运动”入手， 因不满那时学界基于政治立场而对白话文运动主将胡 适的刻意贬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呼应现代文学界 已经风生水起的“拨乱反正”。这两点都很显豁，过来 人一眼就能看清。需要说明的是第三点，那时我正对美 学感兴趣，拒绝争论《文学改良刍议》是不是形式主义。 在我看来，形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蕴含着一个时 代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代人的审美感觉。因此，应该“不 把文学形式看成单纯的形式，而是看成积淀着丰富思想 内涵的‘有意味的形式’；不把文学形式革命看成单纯 的形式变更，而是看成整个社会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的 转换”。因刚刚入门，读书不多，论述自然相当粗疏， 但大思路还是可取的。而关注“有意味的形式”，日后甚 至影响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及写作。谈论小说的“叙事 模式”而非“思想内容”，从形式角度来阐释晚清及五四 的文学革命，算是我对中国学界的一点贡献 。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从此与“新文化”结下了不 解之缘。唯一需要说明的是，我心目中的五四，不限于 1919 年，也不限1917-1922 年，我谈五四，往往兼及 晚清。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导言”中， 我谈及为何“把梁启超、吴趼人、林纾为代表的‘新小 说’家和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 一起论述，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 转变”。十年后，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导论” 中，我再次强调“：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 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而到了《触摸历史与进 入五四》，依旧主张谈论“五四”必须兼及“晚清”，“正 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 现代的转型”。如此学术立场，在中外学界，比较接 近的是张灏先生。

因主要关注晚清以降的思想、文化、文学、教育， 我的大部分著作都会涉及五四，但 真正以五四为主 角的，是 以下三书《：触 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 京大 学 出 版 社，2005 年；《“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8 年。略感遗憾的是，三书都是论文集，而不是 起承转合布局匀称的专著。这里没有独尊专著的意思， 而是因中外学界关于五四的著作很多，我为了趋避而 舍弃若干重要命题，不免有点可惜。

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英译本序中，我提及“：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 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 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与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 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 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但另 一方面，我又表示担忧“：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诱使 不同政治力量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形象’夸张、扭 曲、变形。”如此立说，不仅关注五四的实际内涵，更 关注五四形象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传播与流 变。也正因此，我的五四论述，不纯然是史学研究，更 包含思想辨析与现实论战。

二

与研究唐诗宋词或李白杜甫不同，谈论五四的，不 管左中右，都很容易与现实政治发生纠葛。这也是我 再三强调“‘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 是学术，更是精神”的缘故。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 因将这所大学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考 察，不能不牵涉其与五四运动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威 的《北京大学校史》将蒋梦麟校长推崇美国大学模式 及其正规化教学思想，说成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思想 控制，我之表示不以为然，其逻辑起点是以教育而非党 派的立场来谈论五四前后北大的得失。对于此文的批 评虽不太公正，但态度还算温和。接下来可就不一 样了，真的是风雨满楼。我和夏晓虹合作主编的《触摸 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 出版后，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1999 年 5 月 4 日《中国 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用一整版的篇幅予以介绍，且摘 录了若干配有头像的人物点评，其中恰好没有李大钊。 这本是报纸编排及读者趣味的问题，跟我们没有任何 关系。但有心人四处告状，害得我不得不捧着原书，翻 开第 72 至 80 页，让领导明白我没有刻意抹杀李大钊。 可这不管用，该来的还是来了。当年影响颇大的《中流》 杂志 1999 年第 5 期上发表《好一个“五四不吃香了，怎 么办？”》，连《北大校庆：为何改期 ?》（《读书》1998 年 第 3 期）带《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起批，说我的论述框架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 而“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此文除了帽子特吓人，还专门送达各有关部门，以至不 止一位领导对我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好在北大校 方大度，我的抗压力也比较强，取消学术荣誉无所谓， 只要能上课就行。也幸亏那时整个学术环境宽松，否 则，这将可能成为一个年轻教授过不去的坎。

十年后，北大主办纪念五四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季 羡林、汤一介出面邀请海外客人周策纵、唐德刚、林毓 生、陈方正、龙应台，以及上海的王元化等，到西山大觉 寺继续座谈。王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 版社，2001）详细记载此事，对北京学者的过于懒散不 无遗憾“：原来想让大家各抒己见的计划也就成为泡影 了。下午大家坐在院中看茶道，实际只是在那里休息 而已。”王先生有所不知，那天座谈会还没开始，有关方 面紧急叫停，勒令我们立即下山。软磨硬泡，加上拍胸 脯打包票，对方搁下一句话：若场面失控，出现反动言 论，你们负责。此前的北大会议，已经闹出很大风波， 主持者日后为此写了不少检讨。我们真是不知厉害， 以为只是平常的朋友聚会，加上游山玩水。会议由我 主持，先请性格温和，讲话不出格的汤一介、王元化多 说，下午则干脆改为品茗聊天。我知道有嘉宾不满意， 但也只能这样了，谁让我们谈的是敏感的五四。

又过了十年，2009 年 4 月，我在北大主办“五四与 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样一波三折。会 议是正式呈报且获得学校批准的，可会前十天，有关部 门还是把我找去，详细审查大半天，问能否取消，我说 来不及了；再问出现问题谁负责，我当即立下军令状。 因我心里有数，请来的学者都通情达理，说话会有分寸 的。会议第一天没问题，第二天下午的提问环节出了 纰漏，有不速之客拿过学生手中的话筒，发表很不妥当 的政治言论，我不得不当场制止，且要求与会代表千万 别扩散，否则我吃不了兜着走。

一二十年后回头看，这些都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 可在当时，却是很难跨越的障碍。这就谈到关注五四 话题，不管你有心还是无意，稍不留神就与现实政治挂 钩，或阴沟里翻船，或成了风口上的小猪。这是一个风 险与机遇并存、可能引领风气也可能曲学阿世的学科。 谈李白杜甫或儒家法家，也可能卷入政治旋涡（想 想“文化大革命”的例子）。但比起五四话题来，还是保 险很多。起码被批评的人不会对号入座，你也较难借题 发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一章《五月四日那一 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完成于 1999 年初，因 兼及文学与学术，最初是给《十月》杂志的，校样都排好了，上版时被主编扣住。编辑很委屈，将主编批改过的 校样送我留念。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接二连 三的红线，一大堆的问号、感叹号，最后的批示是“：为何 这个时候大谈学生运动！”言下之意，你别有用心。一 旦人家认定你是在指桑骂槐，你是辩不清的，只会越抹 越黑。问题在于，谈五四，能完全绕开学生运动吗？

有时候觉得很委屈，明明在讨论历史问题，也得尽 量回避敏感词。原本十分丰富的话题，或相当深刻的 见解，为了适应现实环境，你只能点到为止，不敢深入 开掘。后世学者看我们，大概会觉得很奇怪，为何说话 吞吞吐吐，好像智商有问题。但另一方面，作为人文学 者，我也无法保证一旦禁忌完全撤销，就一定能比现在 做得更好。某种意义上，带着镣铐跳舞，包含着自我克 制，也蕴涵着学术激情，这是我们这代学人——尤其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宿命。

三

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己面对的困境与难题，就看你 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回应时代命题，正是晚清及五四新 文化最为迷人的地方。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 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若非胶柱鼓瑟，是可以 接受的。不要理解成趋时与媚俗，而是直面时代提出的 难题，这就要求读书人（知识者）既非清高，也不迎合。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一书，殿后的是《整个 20 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其中有这么一段“：我猜测，三百 年后再看，整个 20 世纪，就是一个‘五四’的时代。就 像我们今天谈启蒙运动，或者看法国大革命一样，都是 余波荡漾，延续很长时间的。若用长时段的眼光，百年 中国，波澜起伏，有各种偶然因素及复杂性，但如何直面 西潮冲击，走出古典世界，这大趋势是第一位的。”当初 还有一个大判断，没收入此访谈录中——回顾上下一千 年的中国史，最有创造力的思想文化运动，非五四莫属。

我特别感慨的是，没有政权或经济、军事实力的 支持，这两代读书人，只凭个人的志气与良知，以及那 点在那个时代尚可炫耀的象征资本，居然打拼出一个 新世界。后代读者看他们的文章，欣赏其豪气与才情， 也会惊讶为何如此意气用事。请别忘了，他们是在大 雾弥天、身处边缘的状态下，以赤手空拳来肉搏这无物 之阵。这可不是什么人登高一呼，便大功告成，而是晚 清以降众多仁人志士艰苦奋斗，一点一点地挤出来的 独立自由空间。这里有天时地利人和，后世很难复制。 我辈读书至此，不说废书长叹，也只能心向往之。

一代代读书人不断地与五四对话，除了“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老掉牙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更包含身处危局如何安身立命的艰难选择。不 是所有危局都能转化为生机，且最终发展成为历史转 折的“关键时刻”的，这里有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也有 知识者能否挺身而出，抓住机遇，挥洒才情，书写得意 的篇章。有时是大势不好，很难有所作为；有时则是当 事人优柔寡断，机会稍纵即逝。身处学院，自认饱学之 士的，往往苦于想到了，但没能做到。晚清及五四新文 化人的剑及履及，实在让人羡慕。

俗话说，见贤思齐。我曾认真谈论“晚清的魅力“”与 学者结缘”的方式，以及人文学者整天与古往今来第一 流人物打交道，这种“尚友古人”的美妙。你整天读 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与周氏兄弟等人 的书，不能不对这些志向高远的“有学问的文人”和“有 文采的学者”感兴趣。我说五四研究既是历史也是现实， 既是学术更是精神，指的就是这个。随着中国学界专业 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学术训 练，但在专业研究之外，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 望与能力，则值得怀疑。原本就与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 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 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把鲁迅研究、 胡适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样精细，不是我 们现代文学学科的目标。经典化与战斗性，犹如车之两 轮，保证这个学科还能不断往前推进。

关于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我有不同论述。比如 谈五四，1993 年我写了《走出五四》，2009 年我又说《走 不出的“五四”？》，2017 年则是《“五四”，永远的精神标 杆》。立场之所以显得有些游移，一是回应社会思潮， 参与时代的对话；二是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确立工作 的意义及策略。除了话语方式的变化，也有不变的宗 旨或根基。具体说来，便是以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为 榜样，根据自家学养及工作性质，确定了两套笔墨（专 著与随感），三种身份（教授、学者、知识者），以及四个 支柱（学以救弊、学贵独立、学在民间、学为政本）。这 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我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写 的三篇文章《：学者的人间情怀》《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 命运及其选择》《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此 后二十多年，虽有微调，但都在这一思路的延长线上。 比如编辑民间刊物，组织学术丛书，讨论学术规范，辨 析大学精神，重建地方文化等，都是在寻求一个人文学 者超越专业之外的工作意义。有专业但不囿于专业， 能文章而不限于文章，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这么做， 在当代中国大学评价体系里，不仅不加分，说不定还会 踩红线。之所以甘之如饴，因那是我所敬仰的晚清及 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及姿态。记得当年我出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好 些朋友撰写书评，评价有高低，但都承认阅读时很受感 动。学术著作之所以能让人感动，那是因为你谈论的 话题具有普遍性，且触及一代人的敏感神经。读者在 阅读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困境与经验带进去，与作者 一起思考，一同探索。可这书在台湾出版时，有历史系 教授批评其专业性不够。这里有作者能力问题，但也 与语境相关，相互隔膜之际，很难感同身受。这就说到 人文学的意义与局限，你不能不贴着你赖以生存及耕 耘的这块土地思考与表达；可一旦这么做，又可能让局 外人“无感”。

我深受五四新文化人影响，谈及学问，对回应时 代话题有很高的期待。十年前，我谈人文学的困境、 魅力及出路“：我 想象中的人文学，必 须是学问中有 ‘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 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 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 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 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对于晚清及五四新 文化，我不仅研究，而且追摹，虽不见得成功，但毕竟努 力过了，有几分精神遗存，这就够了。

最后说一句，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出《作为一种思 想操练的五四》，以及举办相关座谈会，是为了五四运 动一百周年。明年的五四纪念，从政府到民间，将会有 很多活动。基于我对“五四言说史”的了解，明年的论 述很难有大的突破，不太可能是学术研究上的“大年”。 在我有限的视野中，1939 年的确立“青年节”，有特殊的 政治意义；1959 年的征集大量史料，有很好的学术价 值；1979 年恰逢改革开放，兼及政治与学术，成果最为 丰硕。考虑当下学术范式，明年的五四纪念，很可能是 热闹有余而成果不足。既然如此，那就避开热闹，学民 间过虚岁，我们提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