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余泽民（左）和本文作者在废墟酒吧合影。

凯尔泰斯·伊姆雷（1929-2016），匈牙利犹太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重逢余泽民先生，已是暮秋，南国的深圳，空气也清凉起来了。披肩长发，络腮胡子，敦厚身材，记得去年第一次见面时，余泽民就笑着自嘲，在酒吧，经常有人拿着小本子找他签名，将他错认为摇滚歌手。定居布达佩斯的20多年光阴，在他的身上定格成了波西米亚式的随性与浪漫。

余泽民那头引人注目的长发，较去年似乎稀疏了些，这大概是他一年来埋头翻译的明证。他一心想把匈牙利当代文学中的经典译介到国内，迄今已出版译著30余本，新近出版了萨博·玛格达的《鹿》和马利亚什·贝拉的《天堂超市》。自晚清“开眼看世界”以来，国民视野渐开，这与翻译家们的努力分不开。正如当代人文主义批评大师乔治·斯坦纳所说，“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这些年来，余泽民凭借着自己出色的翻译作品，被中国多家媒体称为“匈牙利当代文学的代言人”，并获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近年好评如潮的凯尔泰斯《船夫日记》、马洛伊《烛烬》等书的汉语译本，就出自他的译笔。

在深圳

重逢一颗童心

余泽民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甚至还有些羞涩。在深圳中心书城紫苑茶馆，不大的房间里有教授、作家、书城工作人员、中文系大学生、热心听众等各路人士，皆能与他自由对话，交谈文学经验或生活琐屑。这种贾宝玉般的平常心，大概源自经典文学长年累月的滋养，消解了成人世界的世故，从而让人进入返璞归真的妙境。大概写作与翻译到了一定境界，就会拥有一颗刘再复所说的童心。

这场“深圳晚八点”讲座的现场座无虚席，余泽民这次带来的讲题是“人会越来越像自己读过的书”。他庆幸自己有一位当图书馆馆员的表姐，使他在少年时代就读了《牛虻》《红楼梦》等经典小说，于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我表姐读《牛虻》给我听，怕我不理解，故意读成大苍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讲述舒缓而赤诚，富于精确的细节和深广的历史感。席间，余泽民向邻座的我提起了去年出版的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花城出版社）和艾斯特哈兹·彼得的《赫拉巴尔之书》（上海人民出版社）。我立刻有些羞愧地坦白这两本还没来得及看。他微微一笑，说这些小说对青年写作者具有启发意义，接着开始讲述《垃圾日》里的故事：一位饥饿的大婶在夜幕下的垃圾桶里翻找食物，有一次，她找到了半截人体的残肢……那本书怪诞迷人的气质立刻吸引了我，接下来的两周，我找来那两本书，连同余泽民今年译介的萨博·玛格达的长篇小说《鹿》（花城出版社），一并读了，再次感受到匈牙利文学的迷人气质和人道主义光辉。

在柏林

邂逅命中贵人

说起余泽民的译作，当然绕不开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早在凯尔泰斯获诺奖之前，余泽民就读过他在匈牙利出版的全部书籍（共九本），并在一场读书会上见过他一次。凯尔泰斯作品中呈现的真诚与深刻让余泽民萌生了翻译他代表作的想法。余泽民当时询问了出版凯尔泰斯著作的出版社，了解到当时凯尔泰斯已出版的所有书籍在匈牙利的总印数不超过7000本。

余泽民第一次跟凯尔泰斯单独会面，地点是柏林的一家旅馆。那是余泽民第一次去柏林，路途不熟，迟到了近一个小时。令他感动的是，当时刚刚获颁诺奖的凯尔泰斯还在耐心地等他，一见面就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柏林永远是一座兴建中的城市，第一次来柏林的人总会迟到。”凯尔泰斯见面时的第一句话让余泽民毕生难忘。因为匆忙赶路而大汗淋漓的余泽民从背包里掏出自己翻译的中文版《船夫日记》，请凯尔泰斯签名。当时凯尔泰斯已经患上帕金森症，签字的手不停地颤抖，让余泽民心中不忍。可是凯尔泰斯不仅签了字，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句话送给余泽民，“感谢您为人类的堕落作证”。过了大概半小时，凯尔泰斯说刚才签名忘记写日期了，又拿回那本书认认真真地签上日期。接着，他邀请余泽民一起吃饭、喝咖啡。原本约定一个小时的会面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临别时，凯尔泰斯再次拥抱这位中国译者，感谢他翻译自己的书，由衷地说“世界上所有翻译过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亲人”。“凯尔泰斯的真诚令我非常感动。翻译他的作品，真正改变了我的命运和处境。从那以后，我选择翻译对象的时候，看的不是作家的名气，而是作家身上那种能打动我的品格。”余泽民说。

在这次会面之前，余泽民帮助作家出版社拿到了凯尔泰斯《英国旗》《船夫日记》《另一个人》《命运无常》四本书的版权，并承担下翻译工作，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了这四本书的翻译。“人生第一次接到一个这么正式的工作，而且这是一个诺奖作家的作品，翻不好等于是原著的杀手，责任非常大。”余泽民说。正是翻译凯尔泰斯的那四本书，让余泽民在华语翻译界声名鹊起。“凯尔泰斯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正好在我做好了准备的时候出现。”余泽民感慨道。

在布达佩斯聆听流浪故事

今年夏初，我有幸在布达佩斯李斯特广场旁边的一家露天酒吧里，见到了余泽民一家，他端庄的匈牙利妻子和两位漂亮的混血儿。不大的广场上，人们伴着民族乐曲载歌载舞，那欢乐场景恰如余泽民在长篇自传体小说《纸鱼缸》中所述，“匈牙利是狂欢的民族”。晚餐时分，他带领我们到布达佩斯皇宫喝了地道的匈牙利牛肉汤。

到了深夜，余泽民见我依然兴致勃勃，便带我去了当地著名的“废墟酒吧”。店如其名，“废墟酒吧”是二战时期留下来的废墟，墙体破破烂烂，墙面遍布涂鸦，却顾客众多，彻夜热闹非凡。我们于人群嘈杂中寻个座位，各自点上一杯当地的皮尔森黑啤酒，然后听他讲述自己在布达佩斯的流浪经历，像是在阅读一本传奇小说，真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异国朋友接济生活，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借宿在作家朋友家……对于那段流浪经历，余泽民毫不避讳，常常就此侃侃而谈。

余泽民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读了两年研究生后跟随当时的出国热潮，去了免签的匈牙利。初到布达佩斯的那年，他刚满26岁，举目无亲，完全不懂匈牙利语。他先在一家匈牙利人开的中医小诊所中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凭借着本科时代学习的医学知识挣钱填饱肚子。两个月后的一天，他一早去诊所，发现诊所空了，自己再次无依无靠，不由得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幸运的是，余泽民接下来遇见了一批匈牙利作家，并与他们成为朋友。从1991年到2000年，他在最落魄的近十年间，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靠着匈牙利朋友的接济生活，“有的朋友家里住上一年、两年，有的朋友家住上一个月。”

“当时有大把的时间和大把的朋友，就像凯鲁亚克《在路上》的那种状态，随便谁把我带到哪儿，只要有人搭理我，我就特别高兴。”余泽民回忆起那几年的波西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时说。《在路上》，就是他阅读的第一本匈牙利语小说。

正是那些异邦的作家朋友，使他的命运悄悄变化，引领他走上了翻译和写作的道路，“犹如命中注定”。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余泽民的第一位匈牙利作家朋友。初次见面，拉斯洛就把余泽民带到自己家里，还站在台阶上弹着吉他朝他唱歌。余泽民开始尝试着阅读并翻译拉斯洛的书，拉斯洛的长篇小说《撒旦探戈》中文版于去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

那些年，余泽民腰间有一串钥匙。每一把钥匙都是他的匈牙利朋友怕他无家可归给他的。后来，那串钥匙越积越多，以至于他经常弄混。匈牙利人的友好热情和真诚善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那时候朋友特别多，朋友演出了带我去，朋友上课带我去，朋友去酒吧也带着我。如果哪天没和朋友出去，那我肯定是在读书。我的匈牙利语就是这样熟练起来的，同时也开始尝试着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这段流浪经历体现在余泽民的长篇小说《纸鱼缸》中，书中主人公，客居匈牙利的中国人霁青便过着这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反叛的青年踏上出国漂泊的旅程，在光怪陆离的他乡挣扎迷失。余泽民谈起霁青的命运抉择时说道，在和平时期的动荡年代，他的出走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勇敢，出于青春期诗意的鲁莽与反叛。这本小说不是简单的青春流浪小说，它有着更深广的内核，那就是用记忆的真实抵抗虚构的历史。余泽民坦言，霁青的体内封闭着多种记忆——他自身的青春记忆，他父母的记忆，邻居的记忆，佐兰的父母和邻居的记忆，本民族的记忆，他民族的记忆……这恰恰呼应了他翻译的艾斯特哈兹·彼得的《赫拉巴尔之书》里的一段话：“所有的一切都要他来记忆，还有所有的人；他母亲的记忆要成为他，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父亲的记忆要成为他的，邻居的记忆要成为他的，警察的记忆要成为他的，所有的一切……”

布达佩斯的那个夜晚，我告别余泽民回到旅馆后，由于过分激动无法入眠，便独自走进午夜之后的街道，感受那座古老城市的气韵。维也纳给人的感觉是高不可攀，布达佩斯则更有人间烟火气。斑驳的颓墙，路上的流浪汉，彻夜狂欢的市民，凋敝的经济……我对逛街购物不感兴趣，便把很多旅行时光花费在酒馆里，常常见到这样的景象：邻桌一对老年情侣，点上一首小提琴曲子，品尝着白葡萄酒，眼神顾盼间流露着浓情蜜意，有时竟旁若无人地当众亲吻起来。这才是生活！可惜自己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就像顽童手中的扁石，瞬间划过多瑙河的水面，便永久地沉沦到河底去了。

余泽民的流浪经历令人惊羡，这样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心灵的自由。从小到大，他竟然从来没有过一份全职的工作，大部分的生命时光用在了读书、写作、翻译以及和作家朋友来往上。这恰印证了他写在一本书（道洛什·久尔吉的长篇小说《1985》）扉页上的赠言：“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人要学会在不自由中，自由地生存。”那本书现在正立在我书架的顶端，犹如暗室里的一颗朗星。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说，文学的天空群星闪耀。余泽民十几年如一日，给中国读者带来了匈牙利文学的璀璨群星。我作为一名青年写作者，近年愈是阅读，愈是感到读书甚少，从而多了几分仰望星空的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