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恰满40周年。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实践，也是一次深刻、伟大和辉煌的历史转型。我们的文学，不仅是这一转型中的重要方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还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和回应了这一转型。正是以这种书写和回应，我们的文学介入和参与了这一转型，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转型。

40年来的中国文学主要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创作方法一方面书写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型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这一转型之中广大民众的精神与生存，也得到了深刻的书写。就前者而言，从新时期之初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何士光的《乡场上》、张炜的《古船》到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秦腔》等许多小说，包括其间一度形成潮流的，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到21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打工诗歌”，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在我们的文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书写。我们的工业改革、城市化进程、政治领域中的反腐倡廉、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财经风云……我们的文学均有真切生动和波澜壮阔的书写。正是在对历史转型的深刻书写中，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形象作为代表的“中国人”的精神与生存也得到了丰富的表现。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冯幺爸（何士光《乡场上》），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李向南（柯云路《新星》），高加林、孙少平（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隋抱朴、赵炳、赵多多（张炜《古船》），金狗、夏天义（贾平凹《浮躁》《秦腔》），李高成（张平《抉择》），曾本之（刘醒龙《蟠虺》）和唐老爹（朱辉《七层宝塔》）等众多人物形象，不仅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深刻关联，并且在其中各自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与大量作品中其他更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一起，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的命运与生存，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成功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应有之义，也是衡量作品对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型书写得是否成功、是否深刻与有效的重要指标，但近些来，我们的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研究与批评界，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许多专门性的“人物论”写作，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上述经验显然应该为当下的文学充分总结和记取。

40年来，我们的文学正是在对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型的书写与关注中，探索、创造、形成和坚持了一种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历史特点的人文主义价值理念，并以此来回应历史，介入和参与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这种新的人文价值理念，我以为首先在于对人的重视。具体的人，是文学也是历史转型的核心。我们的历史转型，目的就在于广大“中国人”——中国人民的福祉，因此关注人、书写人，特别是关切与书写改革开放时代中人的状况，关注历史转型中人的悲欢、人的命运、人性所受到的考验、人与人之间从伦理到政治、经济等复杂关系的调整，便构成了4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方面的每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莫不是以对人的关切、人的表现而产生影响，或者获得文学史地位的。包括上述很多典型人物形象在内，40年来中国文学对人的书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重大课题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二，现实精神和历史意识。文学对改革开放历史转型的书写，不仅表现在像如上所说的作家作品那样以强烈和自觉的现实精神去直面现实、书写现实，还表现在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反思历史，并将现实置放于历史的发展脉络、本质与逻辑中来作理性思考，这样一来，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症结之所在，不管是现实问题中“人”的问题，还是“社会性”的问题，很容易看得清楚。不仅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也能使作品获得了思想艺术深度。新时期之初的很多改革文学作家同时也兼有反思文学作家的身份，或者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便缘于此，比如高晓声、陆文夫、张贤亮、张炜、李国文、贾平凹和蒋子龙等。而张炜的《古船》、余华的《兄弟》、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老生》、刘醒龙的《黄冈秘卷》，则是在更加漫长的历史时段中，从历史的根部与方向回看现实，作品的风格虽各不同，却都具有特别的深沉与冷峻。

第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我们的作家正是在对改革开放的书写、关注与思考中，激发和释放出自我意识。很多作家不仅因此而勇于思考，探索创新，分别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还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观念。以充分自觉的自我意识为基础，作家们的丰富独特的个体多样性，共同形成了健康、正常、充满活力的文学生态，也促成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自身整体性的历史转型和不断的发展变革。

与工商经济、科学技术等其他社会领域一样，改革时代的中国文学生机勃勃，新人辈出，思潮迭起，现象纷繁，处于健康良好的文学生态，这一方面有赖于我们的作家积极地以充分自觉的自我意识来回应时代，参与和介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去；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有赖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对作家与文学的自我意识、个体多样性及文学生态的充分尊重和努力维护。我以为这与上述的诸多方面一样，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文学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的文学如何书写和回应“永不停步”、仍在进行的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