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批评话语概括小说文本的思想艺术特征，为文本确定其历时性或共时性的思想价值或艺术价值，这似乎是批评的本分。认为小说批评可以“点拨”创作，评论家可充当小说家的“教练员”，批评可能“改造”人物形象，甚至于文本的细部每每提出比作者“更高明”的见解，“指导”文本创作，提示同样的故事与人物完全可能存在更有意味的意义走向或内心活动，那么，如此“前卫”的批评，是否已经超出了批评的职责而有“越界”之嫌呢？然而，如此小说批评，明清之际已经存在，如金圣叹的小说评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不时为文本创作“出谋划策”，视既有小说文本为“半成品”状态。评点者不屑于仅仅充当文本结构、形象或主题的诠释者，而是一边评论故事，一边跃跃欲试打算“另造”故事。金圣叹这样的小说评点者，“评故事的人”俯视至少是平视“说故事的人”。评点者除了为小说文本提供更开阔的历史视野与思想艺术背景，似乎更愿意“指点”创作，而不拘泥于评价创作。这样，被评点的文本便不是具备唯一性的“定稿”，而是有其他创作方案可资比较，有其他价值立场可供比照，有更“另类”的思想趣味或情感体验可供挑选。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具有极强的即兴性、现场感与情景性，其评点是以文本的具体情节、细节、对话为对象，从既有的文本的细微处不断生成不羁的念头、脱轨的感受或妙不可言的嘲讽。这样的评点话语，不断“编织”进小说文本之中，难免产生一种错乱的幻觉：到底阅读评点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小说文本，还是阅读小说文本是为了“遭遇”精彩纷呈的评点？由于评点话语“穿梭”“游动”于小说文本之“内”，这种“旁白式”“内嵌式”的评点话语有可能导致批评话语与文本叙事话语两者同时的“越界”。从小说文本叙事话语角度来看，叙事话语不断接纳评点的议论性话语，小说文本接受种种议论话语带来的理趣。另一方面，批评话语之中有叙事，批评话语之中亦能嵌入情节化、情景化、情感化、形象化的内容，批评亦不放弃情趣。这样，批评话语助力故事的再想象，批评话语策动意义脉络的偏离或收拢，批评话语为既有故事提供更多样的叙事线索与更多义的心理空间。这样的批评方式，事实上是让批评与创作“同步”行进。现代文论如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Ｓ／Ｚ》亦是“紧贴”着小说文本的“旁白式”“内嵌式”的现场化小说批评，其论述与金圣叹的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何处颇有相通之处，两者是否有对照研讨之价值？再有，现代小说侧重反思，积极吸收多种学科话语，那么，批评话语与叙事话语的交切融合，批评者身份与叙述者身份相互“僭越”，“说故事”与“评故事”的两种文本不分伯仲，这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实践之间的“相似性”，是否意味着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有可能从现代小说的审美观中获得穿越时空的回应？

一、“旁白”评点：情景再造与意义调整

研究者认为：“古人的批评文本和它的文学文本存在异乎寻常的紧密关系。今人的批评由于采取西式的逻辑论述的框架，这种方式重在本身的逻辑自洽，批评文本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小说评点却连这种相对的独立性都没有，因为古人采取的批评形式使它就像是寄生在小说文本里面一样。‘寄生’一词并不仅指评点在形式上附着于小说文本，它离不得小说文本，而且更重要的是批评文本的释义往往需要结合、参照小说文本才能语义完整，并获得理解。”

古人的小说评点的自洽性与逻辑性暂且不论，至少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具备了比较系统化的批评话语与批评逻辑，只不过以“内嵌化”“旁白化”的方式“寄生”于小说文本中。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紧密关系”，让金圣叹式的评点话语不但有“寄生性”，还有“渗透性”，甚至是“传染性”：评点的看法或假定的情景有可能直接左右阅读者对既有文本的理解。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赞武松为“天神”。英雄武松，重人伦，轻女色，心高气傲，不受羁靮，慷慨重义，快意恩仇。抵御女色诱惑进而复仇杀嫂，是建构武松完美形象重要的“事迹”之一。然而，金圣叹的评点，不断以戏谑语把武松杀嫂当作 “趣事”议论。武松挖开潘金莲胸脯之际，金圣叹冷言：“雪天曾愿自解，为之绝倒。嫂嫂胸前衣裳，却是叔叔扯开，千载奇文奇事。”之后，十字坡孙二娘被武松“就势抱住”，金圣叹评点：“前者嫂嫂日夜望之。”“胸前搂住，压在身上。皆故作丑语，以成奇文也。”好汉间的误会解除后，孙二娘对武松十分殷勤，“伯伯”唤个不停，金圣叹评点：“方杀一嫂嫂，又认一嫂嫂，真是行文如戏。”“前文潘氏叫得‘叔叔’一片响，此文二娘叫得‘伯伯’一片响，叔叔伯伯，激应奇绝。”好汉坐定，武松把杀西门庆并嫂的缘由一一说了一遍，张青夫妻“欢喜不尽”。金圣叹评点：“闻以叔弑嫂，却欢喜不尽，写得粗豪可笑。”快活林武松醉眼调笑蒋门神的小妾，评点：“孙二娘后，偏又生此一妙人，与上文潘氏激映。”“杀嫂后，偏要写出武二无数妙人妙笔，一见之于十字坡，再见之于快活林矣。”中秋节鸳鸯楼下玉兰唱曲劝酒，金圣叹评点：“‘玉兰’名字妙，与前‘金莲’二字遥遥相望，为武松十来卷一篇大文两头锁钥也。武松一篇，始于杀金莲，终于杀玉兰。金玉莲兰，千古的对矣。”玉兰的歌声更让金圣叹感慨不已：“樽前月下，忽闻此言，令人陡然念阳谷县紫石街，不知在何处。”“偏要写得妇人在杀嫂人眼前袅娜不已，妙心妙笔。”“妙心妙笔，不惟在眼前袅娜，直写得杀嫂人身边，有许多妇人俄延不去矣。”“宛然写出对嫂嫂饮酒时也。”后文武松杀了玉兰，评点曰：“前杀金莲是‘心窝里’，今杀玉兰亦是‘心窝里’，藏此三字为暗记也。”待到武松再次现身十字坡，孙二娘叫道：“这个不是叔叔？”评点：“妙绝，一篇十来卷文字，回环踢跳，无句不钩，无字不锁。”

金圣叹所言的“嫂嫂胸前衣裳，却是叔叔扯开”一语多少撕开了杀嫂画面中为复仇正义所遮掩着的色情帷幕：为兄长复仇，对妇女的虐杀本身，对于道德标准极高的英雄来说，是否存在着既简单又暧昧的快意呢？再者，金圣叹所谓“激应奇绝”，其主要作用，是注意“杀嫂人”对其他女性的态度。孙二娘，蒋门神的小妾，应对“嫂嫂”之外的妇女，武松似乎换了一个面孔：言行轻薄，调笑自如，就地取材，信手拈来。可见，在“内外有别”前提下，“妙人”武松并不呆板，对风月话语的火候把握一点不外行。如此，“遥遥相望”的紫石街，那“雪天里的故事”，武松冷酷决绝的态度是否隐藏着剧烈的道德挣扎？这样的假设，由于金圣叹不断强调“激应奇绝”手法，便恰到好处地铺设了一条对“杀嫂”好汉的情感结构重新理解的绝妙通道。如此，杀嫂的故事变得不那么单纯了。“回环踢跳”的重复与暗记，“无句不钩，无字不锁”的细节“激应”，金圣叹评点之情景再造与意义调整，让“上上人物”武松杀嫂故事在“行文如戏”修辞格局中变得复杂多义：“杀嫂人”身边“袅娜不已”且“俄延不去”的美女们，无疑是诱惑的延续。诱惑的强化，是为多一次朝向“心窝里”的虐杀提供机会，从而强化“粗豪”的好汉们对“袅娜不已”的女性之妩媚既好奇又厌倦、既刺激又轻蔑的心理结构？还是有另一种可能，作为反复出现的“激应”，好汉武松是否于一次次相似情景中遥忆雪天叔嫂对饮的奇妙情景？“令人陡然念阳谷县紫石街，不知在何处”，这惚若普鲁斯特式的记忆叙述，无比狐疑地“植入”了某种“人之常情”：英雄杀嫂之后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与复仇不相干的“回忆”？金圣叹的评点，实是为武松假设了种种“内心波澜”。退一步说，哪怕英雄主人公内心“干净”到没有任何“涟漪”，潘氏的笑靥、愿望、身世、情感等“记忆符号”通过评点反复出现，这种种“激应”的提示，让潘氏对“叔叔”的情感如影随形地贯穿武松“离开紫石街日子”里。金圣叹仿佛在不断询问武松对潘金莲的种种“可能性”记忆，这询问本身，不就是在制造意义的纠缠？

《水浒传》小说文本本身对“超级英雄”推崇的只是血祭的快意，也许，好汉在诸多极端情形下使用暴力也不太容许其玩味“内心冲突”。就是“文戏”，比如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事可谓字字飞莺走凤，但这也只是行为细节上的细腻，人物心态同样缺乏摇摆或忐忑。就是药鸩武大郎一节，潘金莲亦没有多少犹豫就接受了王婆的建议。从这个角度说，金圣叹的评点形成一种“旁白”的扩张力，这种“旁白”扩张力让人物的心态变得细腻多变，变得丰富多彩。紫石街的故事以及之后的故事的不断回溯，少有武二复仇血祭的神威，更多的是雪天叔嫂“私聊”之刻嫂嫂妖娆作态、口角含春的情景。这种画面被金圣叹反复地情景再现，并进而情景再造。金圣叹的“旁白”，让《水浒传》中主人公“沉默”的内心活动成为一种由评点者口中道出的“转述”。这种“转述”的存在，臆测也好，调侃也罢，形成了“重调情，轻复仇”的意义调整。这一意义调整，与《水浒传》“正面”强化的武松不近女色的神威气派形成微妙的对峙。如此，笑语盈盈、殷殷相问的“嫂嫂”，一定要“行文如戏”地安排为叔叔的刀下鬼才能在小说中获得角色存在的“合法性”吗？《水浒传》的审美考量，除了照顾传奇英雄的形象建构，潘氏的“风情记略”，是否在“荡妇”与“凶手”这两种功能性角色之外另有存在价值呢？金圣叹的“旁白”，让潘金莲对武松的情感与之后的药鸩、复仇诸事件有所“隔离”，嫂嫂对叔叔的感情不像武松那样立即引起警觉，也不似既有小说文本那样要安排后面的一系列事件予以“邪恶化”的印证。叔嫂间的雪天私语，被放置在一个日常化生活情景中，让嫂嫂对叔叔的笑容与娇唤“风情化”而非“罪恶化”，让叔嫂间的“文戏”“日常生活化”而非“罪恶前奏化”。

金圣叹频频戏谑的口吻里，不难发现，这样的“内嵌化”的“旁白”，惋惜多于警示，玩味多于谴责，审美多于审查，游戏感多于沉重感。这与小说叙事本身对潘氏的态度形成迥然差异。这种差异，除了金圣叹对潘金莲“去仇恨化”“去邪恶性”的形象理解之外，还应注意到，对于小说，金圣叹具有自觉的“虚构修辞”的文体意识。金圣叹不是将小说视作人伦道德教化的读本，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可以不断重构的审美读物。研究者指出：“细察金圣叹之论《水浒》，他对《水浒》的义理形迹完全持厌恶的态度，在‘事’的层面给予完全否定，却独赏其‘文’。”

《水浒传》中，武松杀了潘氏西门庆之后，提了两个人头，径投县里来，此时街上看的人不计其数。金圣叹先是叹道：“真好看。”接着不无开心地继续“玩笑”，将阳谷县视为传奇剧目的戏场：“第一番看迎虎，第二番看人头，阳谷县人何其乐也。”这已经不是在辨是非，明天道，正人伦，而是以“间离”心态看待打打杀杀。金圣叹多少意识到了《水浒传》的传奇性与日常性之间的矛盾。《水浒传》不乏对柔情的刻画，但在价值观念上却以英雄的豪侠传奇抑制、贬低日常性的儿女情长，迫使两者形成道德上的极度紧张关系。与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的豪情与柔情融合不同，《水浒传》中的艳丽女子的柔情多被“邪恶化”“低贱化”到极致。金圣叹的诸多“旁白”，恰恰是对日常化的儿女情长施以趣味关注或情景再造，还原到家长里短的层面，还原到日常风情的感性区域。

金圣叹的评点，自然不能说是自觉的解构批评。缺乏解构批评思维的背景，不妨碍金圣叹的大胆的想象与风趣的评点，金圣叹对潘氏故事反复情景再现、情景联想与情景再造不可能完全瓦解《水浒传》的意义稳定性与连贯性，但金圣叹这种极富有联想能力的皮里阳秋式的微妙阐释，却可能通过现代文论思维的比照而获得当代价值：金圣叹对污名化的角色已经具备了逆向、多向理解的能力，金圣叹对于文本强化的主旨与形象已经有了极其灵活而多样的反思与“再造”之能力。更独特的是，这种反思理解不是通过发布理论宣言的方式，而是与文本叙事并行的“旁白”娓娓道出。四两拨千斤，利用具体的情景再造、情景假定的想象式还原为角色提供含蓄的同情。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将传统小说文本引导到一个观念与审美皆更开阔多样的艺术感性区域。

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将金圣叹的古代小说评点装入现代文论中的容器，或将现代文论作为一种过滤器来筛选其古代文论中的“有效成分”与之“对应”。更积极的方案，可能是将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的关系视为具有多重入口与出口的“交换器”。两者之间不同趣味不同观念的审美判断通过有意味的“嫁接”，寻求贯通的出入口，在交互“转译”的过程中，让各自理论创造的独特性得到最大限度的“识别”，又尽可能地对其观念与趣味的共同性做出肯定，以增益彼此的论述活力。

二、现代小说：“故事悬置”与自我审视

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的部分内容可以与解构批评话语交互“转译”，然而，这种“转译”，除了部分的贯通，更有不兼容之处。

金圣叹的诸多批评话语依然是以概括“文法”为主的建构观点，这与解构批评的弱化叙事语法的修辞观有着明显的分野。不过，为了更好地认识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的价值，又不能不先将目光转向现代文论与现代小说的审美领域。

与现代思想观念体系相呼应，以福楼拜小说为起点，19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现代小说，其文本内部的阐释话语极度活跃。

现代小说不再只是作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被动地提问对象，现代小说文本本身就创造出发达的提问机制。现代小说文本是不断抛出思想与艺术难题的提问者：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加缪，从福楼拜到格里耶，大大小小的“未完成的”思想难题与小说叙事的新颖创造推动着现代小说阐释话语的“转型”。“对话”“狂欢”“暗辨体”，或“零度写作”“神话修辞”“互文”等概念甚至溢出了小说艺术范围之外参与到社会文本的阐释。

从叙述者与故事距离的灵巧多变的转换，到程度不等的不可靠叙事的醒目运用，现代小说已非单纯满足情感体认或故事猎奇的读物，而是将一系列思想或叙事的悖论性难题提交到文本加以探讨的叙事。现代小说的创造性变革，意味着现代小说叙事是在说故事之时议论故事，议论故事之时进一步孵化、催生故事。现代小说文本中，故事叙述似乎是为了所叙内容获得即时解译而被不断“括号化”。这样的文本中，种种情感描述和思想表达都可能在更“高”一层的叙事层中作为审视内容加以“悬置化”剖解。诸多现代小说文本是作为思考的对象，如静穆的博物馆陈列物等待审视和剖解，文本不再只是吸收情感的海绵组织或拨动心弦的共鸣装置。

诸多现代小说至少面临着被双重阐释的可能，第一重是文本内部对故事或人物的解译与辨析。这表明阐释已与故事同步化。第二重来自外部的评论家对于小说的批评与分析。这一层面的批评与分析与小说内部发出来的观念性声音形成彼此呼应

第一重的探讨、解译，可能仅仅止于关注、凝视与刻绘，还可能是滔滔不绝的独白或针锋相对的雄辩。无论是叙述者还是人物发出的议论性话语，对文本意义的扩张，犹如现代小说文本内部“放置”了各种“类型”的评论家。阐释本身已经“溶解”到叙事的各个层面。况且，小说中的阐释并不比文本之外的评论家低一个等级：诸多现代作家既是讲故事的人，同时是思想家。这在小说艺术层面上不能不让故事处于种种观念性话语的“包围”之中，导致人物言行乃至情节波澜被覆盖以一重或多重的即时议论。这些阐释性话语让小说文本中的一个细节或一个人物言行都可能从多种角度被打量、议论。同时，这些阐释本身将吸引文本之外的评论家参与他们的话题。文本中的叙述者或人物对人对事所发出的种种议论，无论中肯还是偏执，都形成一条解读脉络。故事发生的诸种要素一旦被“拖动”而出，成为议论对象，故事的“悬置”将让故事的诸多片段已经不是被一次讲述，而是透过叙述者或人物从多种角度“再叙”或“再议”。现代小说，所叙故事可能不见得复杂，但由故事以及故事内部阐释牵动出的多重意义脉络在小说文本内部构成了交错、翻转、旋转、分解、凝聚等多层多重的冲突、媾和、嫁接、呼应或消解的关系。

第二重阐释来自文本之外。现代思想观念转型派生出的种种观念与术语，不见得都能现成地“搬用”为小说文本分析的利器，其介入的方式多是以引导考察路径、发现盲区或避开误区的方式起作用。从结构主义到解构批评，现代叙事话语阐释范式的“转型”的压力与动力，首先来自现代思想话语体系的冲击。如果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拉康的无意识主体理论或德里达的延异观念有所涉猎，那么，就不太可能认为某种文本叙述方式是天经地义的“范式”，而是更可能探寻其思想表达机制与艺术叙事技巧“历史化”建构之脉络，并愿意追踪观念背后交切纵横的思想痕迹，再从意义脉络的矛盾性或交错性中探寻审美趣味与思想观念生成机制。图绘意义的多样生成的复杂局面，被视为比获得“最终答案”更有价值的工作。现代文论对人物、故事、情景、悬念、主题的理解与阐释，不是累积型、补充型或应和式的诠释，而是批判式的自我审视，这可视为价值判断与审美观念的全领域“转型”。

现代小说的批评话语系统面临着全面“转型”另一原因，在于现代小说叙述不再单纯地沉浸于叙述快感，而是有意识地凸显叙述的收与放、热与冷、晦暗与鲜明的变幻过程。现代小说批评概念频繁使用的批评概念诸如语式、聚焦、省略、重复、距离等都在提示着现代小说是充满各种假定性的文字文本，是一种非终极性的叙事修辞艺术。

“不好好讲故事”的现代小说将故事的完整性与意义的统一性视为约束。现代小说开启了叙述者或主人公滔滔不绝的讲述欲望与不断推进的反思型写作。再者，现代小说的主人公的内心体验的极度膨胀与变幻，让叙事迎来感觉超载与知觉加速的书写时代。这就意味着注意力、空间分配以及时间重组等叙事方式成为现代小说的“常规动作”。感知变异、感觉叠合、感知旋涡、休克审美、震惊等新颖叙事美学手法的积极参与，让现代小说释放出奇异的时空感知与内心体验。如此，围绕现代小说的阐释，诸如逼真、再现、反映、典型、激情、合理等已经不再是主导性文论话语，修辞、转喻、重复、寓意、互文、距离、反讽、游牧、生成等批评概念的运用，意味着现代小说创作不是简单地朝向外部的再现摹本，而是一种一系列叙事修辞同时起作用具有多种选择性的文字产物，一种文本内部充满了商榷机制的动态矛盾体，一种自身携带诸多自我反思元素并可能不断开启自我审视机制的审美与观念的复合体。

三、“转型”与“转译”：从“故事体验”到“故事认识”

一部传统叙事作品比如《水浒传》，一旦与金圣叹的评点结合成文本的整体，彼此交错，作为批评话语的“评点”不断为既有小说内容“添加”种种奇思妙想，不断形成“意义逗引”。这些“意义逗引”，让小说文本中原本偏单一的意义线索或被延伸或被移位或被另向解读。如果将金圣叹的评点融入小说文本中，让叙事与评点共同形成一个“大文本”，那么，《水浒传》这一传奇性文本的故事不就进入了一种具备了种种假定性的“故事悬置”状态了吗？其传奇性及时接受评点阐释的解读，即刻生成多路径的意义指向：文本中英雄末路的悲剧意味可能被评点大大强化，文本中的英雄传奇的暴力画面通过评点则被游戏化、喜剧化乃至闹剧化。再者，宋江“带头大哥”的好汉形象，借由金圣叹的评点，完全虚伪化、小丑化、小人化。评点紧紧“伴随”小说叙事的“寄生”结构，使得评点文字对“正文”的意义“侵入”或“僭越”无孔不入。这似乎可以推导出一种可能性：一部意义看似“单一”“完整”“固定”的小说文本，经由灵活敏锐的评点话语的松动、假设、重估，就可能让意义“固结化”的小说文本“转身”为具有自我质疑性或反思重估性的文本，完成从“故事体验型文本”到“故事认识型文本”的转变。

“故事体验型文本”引导读者沉浸于故事之中，创作者往往以故事内容的奇异性和生动性为第一要素，对于叙事修辞手段缺乏自觉的反省能力，或并不认为故事是一种建构出来的产物，而确信其文字能够如实地表达各种存在。“故事认识型文本”并不排斥读者对故事内容的沉浸，但不断提示这种沉浸不过是一种叙事修辞导致的效果。另外，“故事认识型文本”意识到一种文本的叙述存在着多变的审美表达机制，进而对目前所采取的修辞方式表现出足够清醒的自我审视能力，以相对超然的态度对待正在叙述的故事。这样的叙述者通晓故事的编码，亦不惧以解码的方式呈现故事的编码流程。

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是针对《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一“故事认识型文本”的批评文本。《恋人絮语》的批评亦是一种“旁白式”“内嵌化”的批评。《恋人絮语》与《少年维特的烦恼》结合得如此紧密，《恋人絮语》可视为版本升级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故事体验型文本”，《恋人絮语》几乎可视为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的“故事认识型文本”。

《恋人絮语》中，《少年维特的烦恼》中恋人痴愚的话语成为剖析对象，《恋人絮语》以反恋爱的方式分析恋爱。《恋人絮语》对《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执着”“焦灼”“着魔”“眼泪”等恋爱现象归类分析，抑制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狂热性与真诚性。不过，《恋人絮语》从恋人之间种种的痴态痴情“链接”林林总总的文学文本，看似抑制了狂热性，其实也可理解为裹挟着更多文本为这种情感狂热性之描述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参照。意义经纬之网一旦“网住了”看似主题确定、单纯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其发散性的行文，去了狂热，又留住狂热，保留了寄主的既有的意义，又让寄生阐释的触须不断在寄主之文中穿梭、漫游、攀附、逗留。这种批评方式，正如保罗·德·曼在《阅读的寓言》所言：“阅读的无比的、永恒的魅力可以被划分成同一棵树干的同轴年轮一样的连贯的各个层面。在一个局部和整体的封闭系统中，垂直并置和平面连续的互补性被牢固地建立起来。对于叙述来说，对这个互补性的证明将不会中断，不会参差不齐。参差不齐允许将小说的叙述结构看作有一个分裂和重新统一的作用。”“故事认识型文本”便是不断编织“分裂”和“重新统一”之网的文本。

这表明，不存在一种绝对“单纯”的叙事文本。再“单纯”的叙事文本都可能遭到不断分裂并再次统一的反复生成。

《恋人絮语》重新解读了传统叙事中既“干净”“单纯”又“情感炽热”的叙事，《少年维特的烦恼》之中“极高尚、热烈的情感”的套话性质、成规性质通过链接、引用、评论、遐想、分析，其独特性编织入文本之网中使其“袪魅化”。

“袪魅化”的代价便是让《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激情、痴情和单纯性消散了。“痴情叙事”通过情欲政治学、情欲经济学、情欲权力学、情欲身体学、情欲情景艺术学的剖解，“痴情”不再是一种“纯真情感”，而是充斥了复制性、自欺性、他欺性、幻象性和悖论性。

罗兰·巴特在《文之悦》中论述“文际关系”，认为一部小说可以“依照”另一部小说来读：“在福楼拜那里，那诺曼底茂盛的苹果林，我同样依照普鲁斯特来读。常套的延伸，源起的颠倒，先前的文从后来的文中逸出来的从容不拘，这般滋味我都尝到了。我意识到，至少就我自身而言，普鲁斯特的作品是参照作品，是普泛的准则，是全部文学起源的曼荼罗（曼荼罗意为聚集、万物交归、轮圆具足、法坛）——犹如塞维尼夫人的书简之于叙述者的外祖母，豪侠传奇之于堂吉诃德，等等；这并非意味着我在各方面均是一位普鲁斯特‘专家’：普鲁斯特乃是突然降临于我的脑中，而不是我召唤得来的；亦非一位‘权威’；仅为了一种往复而现的记忆而已。这便是文际关系：于无限之文外生存，绝不可能——无论此文是普鲁斯特抑或日报抑或荧屏：书创造了意义，意义创造了生命。”这种“文际关系”实际上就是互文性。“常套的延伸”可能让某一片段在另一文本中获得印证的价值，但这不是“互文性”最主要的价值。“互文性”介入阐释的意义，恰恰是从相仿内容中窥见审美或观念的差异：正是以某一小说为文本镜像，才可能洞察另一部小说叙事中的空缺、忽视、强调、略写、扩写、改写以及叙事者对于刻绘对象的态度。研究者认为：“叙事史是一个排除结构，因为它带有其他故事的痕迹，带有未被讲述的故事、被排除了的故事以及被排除者的故事的痕迹。”无论是“排除结构”，还是“吸收结构”，找到文本的相似性，就找到了意义纽结。找到意义纽结，其功用不是用来归类的，而是拖曳出不同意义脉络互相支援或彼此冲突的所在。

从这个角度说，正是互文性的发现或创造，诸多被排除的故事，在另一文本中找到下落，诸多被吸收的故事，可能在某一篇目中发现痕迹。

性质类似的人物，在某一文本中被塑造为喜剧性人物，为何在另一文本中被演绎为悲剧人物？或者，一位仅仅具备功能性的身份符号的边缘人物，为何在另一部文本释放出充沛的情感能量和思想光芒，并被赋予足够的同情？“故事认识型文本”便是一种积极牵引其他文本进入“正在叙述”的故事的文本，让与之相关的多种观念、形象、事件参与到“当下的故事”之中。《追忆似水年华》《没有个性的人》《伪币制造者》《赫索格》可谓此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小说艺术观念与小说文本创作的双重“转型”，为“故事体验型文本”转变为“故事认识型文本”提供澎湃动力。即便“故事认识型文本”在小说世界中只有少部分，这少部分的小说文本却是人类叙事艺术的别开生面的探索与创造，可视为人类叙事审美的重大变革。

现代文论追踪文本的不同意义脉络的交切点，牵引、释放被忽略被抑制或边缘化叙述的意义踪迹，将有可能冲击文本的既有结论，将叙事文本视为其内部诸种意义力量相互作用、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而非某种叙事语法或叙事范式派生出来的产物。“小说不断地连接和拆解它按照时间所塑造的聚合，连接和拆解它所提供的谓项活动所描画的相似性。这是《堂吉诃德》的论据本身。正是通过系结和解结这样一种游戏，小说可以被当作小说本身里的一个参照物。”《堂吉诃德》是对骑士小说的摹写亦是与骑士小说的决裂，《包法利夫人》内蕴着多部浪漫传奇小说却是对浪漫传奇小说的无情讽刺。“小说可以被当作小说本身里的一个参照物”，在题材、人物、情景、情节相似的前提下，之后的小说未必对之前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情景做同质重构式的深化，而是可能借助之前小说的母题和形象，从其盲区或误区开始其艺术创造，这才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系结和解结”的一系列游戏。这种观念与实践，在现代小说的“故事认识型文本”之中又不单是对之前文本的再次叩问，还可能是对自身创造的文本的即时阐释和追问。

现代文论观念与小说文本的“转型”，对重估金圣叹的“以文为戏”之“激应”叙事审美观的当代价值形成重要参照。尽管罗兰·巴特的“文之悦”侧重文本链接带来的互文阅读的快感，金圣叹“以文为戏”之“激应”则重视情景假设、情景再造与心态再审，然而，“文之悦”这样的创作与阅读“转型”，却能映衬出金圣叹传统小说评点的不同凡响的审美感悟能力与审美感性的扩展能力。所谓 “转译”，便是将传统小说评点文论被遮掩被低估的审美观念与审美实践，通过与现代文论以及现代小说的积极“对话”，“萃取”阐释话语的有效成分，提炼其创造性的艺术感悟方式，让“激应”“草蛇灰线”“影灯漏月”“绵针泥刺”“背面铺粉”“横云断山”“鸾胶续弦”等传统小说评点概念获得再次表述的可能。

这种“转译”绝非让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来印证现代文论的某种批评概念或思路，更不是将传统小说评点作为“吉光片羽”亮点为现代文论或现代小说做历史备案。相反，“转译”既是“考古化”，又是“当代化”。“考古化”是让古代批评话语作为当下批评话语的范式转变之来源对待之，“当代化”则是“转”之后重新“译”。“译”的过程就是让传统文论话语释放出对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具有助益性的阐释效用。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批评话语“转译”是一种批评话语的“激活”。这种“激活”，不是让现代文论或现代文本作为一种理论容器让传统文论“放置”其中，不是让传统文论去俯就某种现代理论范式，而是让传统小说评点携带着中华叙事传统的美学考量，斟酌其阐释的有效范围，增益其批评的有效能力，改造其话语面貌，寻求参与当代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途径，以期重建传统批评话语的当代表述。

结语

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其观念有一定的“前卫性”。不过，若只是文学观念的“前卫性”，还不足以体现金圣叹小说评点的价值。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精彩之处在于他对小说文本的情景、人物和细节有着足够灵活、多样、充满风趣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别致的阐释方式，这才可能让“以文为戏”的艺术观念得到细腻生动的传达。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既有极贴近叙事文本肌理之“入乎其内”的文本细读的“显微镜”功能，又能“出乎其外”，以“望远镜”去探视联系，让风格相对单一的文本放置入多样化的艺术选择之中。金圣叹不断抛出别样的假定情景，通过评点的“转述”，将极粗豪变得极可笑，极冷峻乃至残忍处变得别有一番风情。只有拉开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的距离，文学批评才可能对某一种文本的风格、趣味和价值观形成更透彻的审视和甄别。这种审视与甄别在金圣叹的批评论述又不只是“以理服人”，而是让“旁白式”“内嵌化”的批评话语“穿梭”“蔓延”在小说文本之中，以情景化的批评话语悄然调整解读的意义走向。金圣叹的批评话语，论述之中有叙事，叙事之中有论述，批评家不断为小说家做“情景假设”和“情景导航”。这样的小说评点，看似“陈旧”，却对批评家的艺术感悟力和批评的话语转换能力充满了考验。金圣叹的小说批评也可能不那么“前卫”，他的批评话语占更大比例的，是结构主义叙事语法观念主导下的“归纳法”。然而，无论是结构还是解构，对于批评家来说，“观念正确”固然重要，但批评家如果缺乏对具体文本的把捉、解读和联想能力，如果其艺术感性区域不够广阔多样，那么，批评立场再“正确”，也是乏味的批评。从这个角度说，“转译”金圣叹的批评话语，仅仅肯定其“以文为戏”的互文性观念是不够的，金圣叹对人物、细节、对话、情景和情节的诸元素顺手拈来又别开生面的解读能力，其贴着文本行进的多方位多侧面的艺术审视力，无论是从结构还是解构的角度看，都是具有妙趣横生的启示性。才华横溢的传统批评家，其批评理念有时会自相矛盾，但这不妨碍对其精彩纷呈的艺术批评实践的多面“萃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