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他的成就是他意志的体现，他对待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都将服从他的野心。在智识相对主义的时代，他作为小说家与编年史家的公众地位不可改变：他代表高度文明、个人权利和法治。”2007年12月英国作家兼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在他著的传记《世事如斯：奈保尔传》里写道：“他是个艺术如何超越艺术家的活榜样，因为他一派胡言，但依然写出精彩之作。”

世界对V.S.奈保尔的关注在2001年10月达到巅峰状态，在2018年8月又是一个极致时刻。前者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者他的辞世。这是桂冠、荣誉和赞美的隆盛汇合，也是哀伤、挽悼和追念缅怀的聚集。现在聚焦他的生命历程和职业生涯，勘查一个杰出作家是通过怎样的磨砺自我成就。“如果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并且靠写书生活，我就必须迁徙到那种可以靠写作生活的社会中去。我是从外围，从边缘，迁徙到一个对我来说是中心的地方。”1992年奈保尔在纽约曼哈顿发表演讲，其时他置身于世界真正的中心，也是他认为的普世文明的中心发言。

从特立尼达逃往牛津

在中文世界，几乎可以见到译介的奈保尔的所有著作。有多达二十七部作品，既有长篇小说《米格尔街》《抵达之迷》《大河湾》《南方的转折》《世间之路》，《半生》，又有他的非虚构作品《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重访加勒比》等，还有他的随笔集和书信集。然而如今被视为文学神祗的奈保尔早年在写出作品时却无人问津，难以找到出版的机会。

1955年，奈保尔为BBC出镜，电视访问爱尔兰裔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恩。

黑白光影下的奈保尔满头乌发神色腼腆，清秀的面容显示出青涩，难见他后期的狂放不羁。其时鲍恩出版了一系列的激进小说，她的受到好评的长篇小说《心灵之死》讲述了一名16岁的孤女在艰辛中尝尽了生活的真实残酷。晚年的鲍恩就《心灵之死》接受奈保尔的采访。

奈保尔在访问中提问鲍恩什么是战前小说。“我觉得小说应该是反映创作年代的真实历史的，正因如此，战前时代特有的是高度的紧张、上升的焦虑和社会压力与个人压力之间的冲突。人们对他们自身、其他人和人际关系总是考虑过多。因为他们认为那时的一切都将殆尽。”伊丽莎白•鲍恩说。在他们谈论小说的写作技艺时，英国在战乱中刚刚复苏，满目苍夷，百废待兴。

“那个时代的小说有多余的空间用以尝试吗？”奈保尔提问。

“我的观点是每一位小说家的尝试从未停歇。我无法相信有人写过一模一样的或者是同类型的书。对我来说小说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种永远向前的尝试。”鲍恩说。《心灵之死》仿佛是一个寓言，也应对着奈保尔当时的内心境况。尽管在BBC得到一个职位让奈保尔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他依然陷于穷困中，长久地挣扎在他面临的各种困境。他在攀登一道长长的阶梯，而且是位于下面的阶梯。那是糟糕的日子，需要他强忍眼泪。这样的幽暗时刻始于他的牛津岁月。

“我不得不停下来，审视围绕着我的废墟。”1952年6月2日，在牛津大学读书的奈保尔在写给家里的信件中说。其时他获得特立尼达政府奖学金，于1950年第一次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大学学院读书。政府奖学金名额很少，是逃离狭小落后的岛国社会局限的一个绝佳机会，因此竞争异常激烈。然而牛津学院的学子生活让他不断经受内心的崩溃。

崩溃的原因是孤独，缺乏情感交流。相比于他人书写的传记，《奈保尔家书》更真切地呈现出当时的情境。作为八口之家的长子，奈保尔在离家的日子里要不断地写信给父母和兄妹，及时汇报他在外的生活状况。他每隔一天要刮一次胡子，偶尔到体育场看印度队与牛津大学队的球赛，但更多的时候在读书。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读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多恩、马洛等人，研究这些作家的全部作品。其时奈保尔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之旅，在黯淡悲惨的时光中度日。奈保尔的文学信念来自父亲的影响，精神生活——作家的生活——即一切：用一双敏锐、幽默、仁慈的眼睛记录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带有自己的独创性，这就是高贵的生活。然而在牛津学院是内心的挣扎，是精神困顿和生活的磨难。

生长于特立尼达农耕时代的殖民社群，长久置身在特立尼达的贫穷与荒芜，对外部世界怀有的陌异感觉使他内心难逃困扰。1952年9月28日，奈保尔写信给父亲表达了他的忧虑。“我不想让你伤心，但我希望永远不要回到特立尼达——我的意思是不在那里定居，虽然我想尽可能多地见到你和家里人。你知道，特立尼达不能给我什么。”此时他可以写信给父亲，讨论将来的计划。在这期间他为不正常的精神状态所折磨，陷入抑郁，看过两次心理医生。对牛津和自己都感到失望，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我从来不愿意承认这种恐惧。结果，这种对失败的恐惧演变成了对某种荒唐恐怖的东西——未来若干年，我都无法说出它是什么——的恐惧。”

“如果我必须对普世文明做出描述，我会说，普世文明既能促使人去以文学为志业，也能提供关于文学志业的理念；同时他还提供去实现这种志业的途径。”1992年奈保尔在纽约曼哈顿研究员发表演讲《我们的普世文明》时说：“我不打算去定义这种文明，只想以一种个人的方式谈论它。首先，是这种文明让我有了关于写作这种志业的概念，也只有在这种文明当中，我才能作为作家去写作。要成为作家，你需要以某种感知力为出发点，而创造这种感知力的，或者说给予其方向的，是一种智识的氛围。”

窥视历史的疯狂之眼

奈保尔寻找他心仪的普世文明的旅程是艰辛的，他需要经历无数的晦暗时刻，经历内心的煎熬和精神的磨难。“亲爱的妈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如果你们在四月二十六日收听‘加勒比之声’也许会听到我朗读小说。这是为换稿费而写的东西，我为此深感羞耻。”1953年4月10日，他给母亲写信说：“不过，我肯定你会为能在电台听到我朗诵二十或十五分钟而感到高兴。”这份工作意味着他能赚钱补贴家用，他等着广播公司寄来支票给家里汇钱。

长期以来他和家人都为窘迫的生活所困扰，为钱发愁。此时奈保尔已经取得牛津大学的学位，成为文学学士。找工作就是紧迫的事情，父亲希望奈保尔试试印度外交部的职位，或者英国广播公司。他评价儿子“你声音不错，发音准确。”然而到9月的时候奈保尔在农场干活期间生病了，这是他离家后最严重的一次哮喘发作。无法工作令他陷入经济困境。哮喘病持续很久，桌子上放着好几种药，这辈子从未吃过这么多药。

“加勒比之声”的临时性工作并不能帮助他缓解困境。1953年11月25日，奈保尔给母亲写信求援：“我希望你收到这封信后尽快设法给我寄些钱来。我真的身无分文了。我知道家里经济非常拮据，但是我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补上夏天的花费。”他需要一百五到两百元。他从家里带来的很多东西都用坏了，必须购置新的。他买了两双鞋子（三十元），付给学校七十五元，付给房东太太六十元。他对母亲说他走投无路了：“我为不得不向你要钱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我没有其它办法。我在这里最大的开支是食物。我尝试挑选便宜的东西吃——唯一的选择就是吃大量煮土豆，这使我体弱多病。我决定不能再拿自己的健康来冒险。”

经济的拮据困扰着他，谋生的迷惘和渺茫的前程也令他忧虑。临近学期结束，牛津人去楼空。他想要寻找的在印度的工作落空，不得不尝试另外一家公司。写作的短篇小说被退稿。这只是许多退稿中的一篇。“目前我仍处于学习阶段，退稿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离开牛津的日子越来越近，奈保尔很快要和英国的朋友们告别。“我将用余生来淡忘曾经来过牛津。但可能不用那么久。对很多人而言，牛津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同时也是暗藏危险的地方，把你和周遭的世界隔离开来。你忘记了牛津之外的人可能比牛津人更蠢。而且粗俗的多。”

然而奈保尔也不愿返回家乡。“我觉得自己不适合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要是让我这辈子剩下的时间都待在特立尼达，我想我会死。那地方太小，价值观都是错误的，那儿的人很狭隘。还有，那儿没有什么适合我干的。”但是他也不喜欢伦敦。“不要以为我喜欢待在这儿。这个国家种族歧视严重，我当然不想待在这儿。我讨厌继续待在这个国家，就跟我害怕待在特立尼达一样。”“世界很糟糕，但我们的星星依然闪亮。”

“奈保尔对祖国的拒斥成为他外在形象的一部分，一个他虚构的外在形象，是为了实现他早期的抱负，即从边缘逃往中心，离开无力者投奔有力者，并让自己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帕特里克·弗伦奇在《奈保尔传》中写道：“为了成为表面上没有国度，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全球观察者，他在窥视历史的疯狂之眼。”

独立的声音，质疑而敏锐

中文读者或许是受奈保尔传记的影响，都会将他想象成狂放不羁甚至喜怒无常的老人。傲慢和粗暴，蔑视女性，放荡成瘾，严重的殖民主义者倾向。然而当奈保尔在2014年8月进入中国出现在蜂拥的读者面前时，他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倦怠和寡言的样子多少使围观他的读者诧异和不能适应。由于语言的障碍，交流总是难以畅达。使得奈保尔置身于人群之间更显孤独。这应该就是作家真实的形象与文本气质所形成的差异感。好在作家依靠书写建立思想的肖像。

2001年10月，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引发国际媒体的瞩目，《纽约时报》发表社评赞誉奈保尔：“一个独立的声音，质疑而敏锐。”此时的奈保尔被外界塑造出一个异质的形象：“他为写作而生，他才华横溢，他繁荣了世界文学；他饱受争议，他被视为恶魔，他的生活充满悖论。”（语出《世事如斯：奈保尔传》）然而奈保尔的声音从最初的形成到最后的发出也经历着极为漫长而繁复的过程。

1954年12月7日。内保尔写给家人的信件更换了邮寄地址，由牛津大学改为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大楼。“现在你们每个星期都能在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了，如果你们收听的话。我在主持‘加勒比之声’”，奈保尔给母亲写信报告他工作的消息。这档节目以前播过同样做着作家梦的父亲的小说。是父亲给了他成为一个作家的野心，让他与写作以及关于写作的种种观念相遇。

奈保尔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相当简单，他只要在录音那天去上班，其余时间可以在家休息，写东西。BBC每个星期支付奈保尔的底薪。要是多干活，就会支付额外的报酬。奈保尔继续寻找在印度的工作，因为伦敦不是谁都住得起。每个星期可以存下二十到二十五先令寄回家。他知道家里很困难。但他真正忙的是写作，自己的小说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要写完期待出版，幻想获得成功。接下来计划撰写三部长篇小说。眼下的计划是去印度或这个世界的别的地方旅行，为了我的写作。“我毫不怀疑，事情最终会顺利的。我有强烈的预感。”

但是他将完成的小说寄给了一个评论家，评论家把他的小说批得体无完肤，他彻底放弃了，没有把它寄给任何出版社。他决定改变写作风格，开始写关于西班牙港一条街道的一系列相互勾连的故事，奈保尔在七个星期里写了十七个这样的故事，这部小说集就是《米格尔大街》。

奈保尔把西班牙港的一个贫民窟变成了一个人类寓言的场景。

然而出版商在表达了对小说的喜爱之后也表达了疑虑，担心小说集不能赚钱。奈保尔申报了另一本书《灵异按摩师》。他渴望这部书能出版也能赚钱，要是这部小说能卖一万册，小说的平均销量是两千册——他就有足够的钱还家里的欠债。

这段时间奈保尔就是待在家里写作，外出就是去英国广播公司写脚本，偶尔会去剧院看舞台剧。奈保尔这段时间就是待在家里写作。至少对他来说，治疗抑郁的唯一方法就是写作。

然而《灵异按摩师》的出版被延期，伦敦的印刷工人在罢工，很多书被延迟出版。

他于1956年9月12日乘坐卡维纳号抵达西班牙港，恰好赶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选。

“我回到伦敦了。这儿很冷，钻进两层冰冷床单之间的感觉真奇怪。”奈保尔给妈妈写信：“我似乎还没有转运。我回到伦敦时指望能见到书的校样，但是出版商告诉我，书不是明年三月面世，而是明年八月。也就是说在完稿二十个月后。我无法描述我有多失望、我很沮丧，很绝望。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是个傻瓜。我觉得当下的生活必须很快改变，不然我就要被压力压垮了。”

奈保尔就是这样注视并清除环绕着他的废墟。牛津生活是他闯荡世界的开始，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必须依靠自己更艰辛的努力，经历更残酷的外部现实和内心鏖战自我磨砺。“他相信他的文学使命与生俱来，并且无比崇高。这就是他对自己的看法的核心所在。他以自己的方式跟外面的世界较量，并且获胜。”帕特里克·弗伦奇写道：“他发誓永远不为任何人工作。这给了他远离人群、纠缠、对抗和竞争的自由。他没有敌人，没有对手，没有主人，他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