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母亲说要回大院看看。

大院是我家的“祖地”，打外公外婆起就住在那儿，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了。20世纪90年代初，大院被作为“棚户区”改造，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现在看来依旧是新的“棚户区”的所谓高楼大厦，建筑质量、房屋结构、各种配套，简陋而粗劣。据说工程完成不久，负责拆迁和施工的领导就被抓了好几个。但居民还是搬了进去——外表新颖会蒙蔽许多不知情的人。母亲没搬进去，因为单位给我分配了住房，母亲就住在我那儿。

母亲总是说起大院，年龄越大说得越多。我们兄弟能理解母亲的心情：怀旧。人到了暮年喜欢怀旧，容易怀旧，而且有个奇怪的现象，对过去的事情记忆犹新，提起个头，就会带出一连串的往事。我们有时会提起某个邻居，但名字一时想不起来，百思不得其解之下的化解人必定是母亲。打个电话或者面对面讨教，母亲没有一次是“卡壳”的，总是很快给出答案，然后附加着关于这个家庭的详细介绍，甚至一些逸闻传说也如数家珍。

我总感到纳闷，母亲怎么对往事记得如此清楚？其实我也算是上了年纪，已经过了花甲，可以被称作老人了，外出旅游进景点都享受半价了，但我对往事的记忆却是模糊的，有时几近空白。所以我觉得母亲的记忆力还是超常的，但母亲并不以为然，她总是说人如果对一个地方倾注了感情，会刻骨铭心。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母亲，有段时间我也特别喜欢怀旧，只要与人交谈，特别是同龄人，三句话过渡，便会进入往事的轨道，而且滔滔不绝，以至于太太“忠告”说，别一说起往事就兴奋不已，眉飞色舞，胜似开闸的水。别人未必就那么喜欢听你唠叨不休，被唾液淹没的感觉未必那么好。我说我这是热爱生活，热爱我流失的光阴，更热爱我埋藏在心里的情感。

母亲何尝不是呢？她80多岁了，已进入“垂暮”之年，那种对往事追思的心情更显得急切。她好久没见到老邻居了。那些跟她年龄相仿的人，有的驾鹤而去，有的卧床不起，手脚稍微灵活的，也仅限于在小区里走动走动。母亲跟他们的联系方式，是电话。但老人又都是节约型的，谁也不想多花一分电话费。尽管我们告诉母亲，尽情地打，别心痛，但母亲还是小心谨慎地使用，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完善的内容。所以，母亲说要回大院看看，很值得理解。

2

母亲要去看谁呢？

看自家的产业？大院不大，四方形，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上下两层，二十来间房。大院是外公在20世纪30年代买下来的，当时是平房。大院的对面周边全是工厂，做杂货生意的外公原本也想开工厂，但考察了一番觉得力不从心。于是决定买下一片住宅，做“房东”，同时继续杂货生意。穷苦出身的外公的这个决策无疑是“英明”的，如果当初不是这样，几年后的变故，不能说是灭顶之灾，起码是危机四伏。那样或许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我们了。人都说要有前后眼，真就有这种本能的人，可以称得上智者，外公就是智者。当年他在乡下跟着同族做小买卖，走南闯北，吃尽了苦头，但也学到了本事。跟他一起学徒的同伴，干到底还是听别人使唤，外公却在几年后便“单干”了。他经营的杂货生意风生水起，远比开工厂要“来得快”。后来我们测算了一番，如果开工厂，需要大量的投资不说，开始几年一定是“亏损”的，等理论上可以盈利了，最起码在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外公对开工厂是外行，只不过是听别人说能挣大钱才从乡下跑来撞大运的。要是真的脑子发热跟人合伙开了工厂，就算是正常营业，收回成本变盈利的日子也一定是很遥远，搞不好竹篮打水。而外公的杂货生意，除了按月进银子，干好了年底还有红利。母亲记得有一年光分红就是6000大洋。那个年代6000大洋是什么概念啊！后来外公凭着生意挣下的银子，在平房的基础上加盖了二层，大院成了那条街面上少有的楼房。这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

然而好景不长。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外公，挺着一个硕大无比的肚子，那可不是所谓的啤酒肚，完全是肥胖造成的。当年黄包车夫看到外公的体重，给钱都不愿意“伺候”。1937年，外公去世，不到50岁。

顶梁柱倒塌了。全家7口人，外婆加6个未成年的孩子，母亲为长，13岁。冥冥之中，上苍有眼，早看到了今日。外公留下的产业——大院，成了全家经济支撑的命脉。出租房屋，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后来母亲告诉我们：50块钱冒一点头。难以相信，这50块的收入竟维持了全家的生计，而且母亲和她的兄妹都读了书，两个高中毕业，四个大学毕业。这是后话。

这一年日本人进入青岛。实际日本人早就进了青岛，海上距离的优势，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就到了青岛。商业、学校、纱厂，进而是特务机关，日本人的侵略蓄谋已久。等局势严重起来时，在青岛的日本人逐渐露出狰狞面目，青岛市民纷纷外逃，到乡下去躲避他们认为暂时的危机。外婆担心6个未成年的孩子，决定去胶州老家。

路上盘查的哨所很多。警察、宪兵，吹胡子瞪眼，怒对每一个行人，发现有拖家带口、挎着包袱、背着行囊的，一律检查，而且搜身。

临行前外婆做了最坏打算，也做了周密安排。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细软、盘缠，都捆绑在母亲的身上，然后穿上一件厚厚的棉袄。母亲当时很明白自己面临的处境，但她出奇地镇静，没表现出丝毫的惧怕。这在她自己看来都感到惊奇，不知何来如此的胆量和勇气。顺利到达胶州，外婆一下子瘫倒在地上。高度紧张了一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母亲的大胆无畏，给全家的未来带来了宽慰：日子再难过，总还是有希望。硬通货在手，底气总是有的。

母亲传奇的表现，不仅让外婆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更加坚定了对母亲的期望：这个家以后要靠大女儿了。

形势有所稳定，外婆领着儿女迅速返回大院。经济命脉在这里，不守着心里不踏实。庆幸，青岛没遭受南京、长沙那样的炮火和杀掠，大院依旧完好无损。等日本人投降，国民党随着美国舰艇逃离，大院还在按部就班地收着“租子”。50块钱不变，变化的是母亲成人了，高中没毕业就当了教师，挣一份工资贴补家里，这种选择是母亲的自豪，也是无奈，更多的是遗憾。为此她不但高中没学完，还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不过作为一种回报，多年后母亲是以离休干部的身份领取退休金，这也算是补偿吧。而比母亲小几岁的其他舅姨们，尽管上了大学，有了更体面的职业，但都没享受离休的待遇。所以，母亲晚年说起这件事来，总是满足大于遗憾。但我想母亲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凭着她的聪明和能力，她该有一番大的造就。

1955年，大院被充公，留下了几间自用房，其他的房屋都收归当地的房管部门管理。

这时候的外婆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婆早在5年前刚过50岁便告别了人世。接替她充当“家长”的，正是她心目中的“放心人”——母亲。那年她25岁，未婚。

大院交出去的时候，母亲是什么样的心情不得而知，母亲从没在我们面前提过，我们也很难猜测出当年的情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母亲不会太留恋，也不会太伤心。因为新中国成立后5个年头的发展，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思想教育，对母亲这样一个年轻、渴望进步、要求上进的小知识分子来说，期望投入到革命大洪流的激情，远远超过对物质的占有和贪婪。实际早在参加工作期间，她的几个很要好的同事，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母亲对她们的情况心知肚明，有时还参加她们组织的活动。所以，政府号召消除“私有制”，母亲虽然不是敲锣打鼓把房产交出去的，但痛快地服从政府安排，这点毫无疑问。

所以，母亲回大院不会是去看旧宅。对钱财历来不是看得太重的母亲，绝不会留恋身外之物。再说旧宅也没有了，只能留在脑海里。母亲不至于去还原历史吧？

3

母亲去看什么？

听母亲说，大院的邻居以前大都比较贫穷，出身也比较复杂。小时候跟母亲到邻居家串门，有种感觉，就是邻居家住的都比较逼仄，而且家具十分简陋，有的家里甚至都没有件像样的摆设，但邻居见了都挺亲热。大院里有不成规矩的规矩，或者说叫约定俗成，就是“论资排辈”。新搬来的邻居就像一家人一样，要论“大小”。跟外婆一辈的，母亲就喊大姨大婶、大叔大舅，到了我们这辈以此类推，就得喊更高的辈分了。所以，我们兄弟在大院的辈分总是小的，比我们大一两岁，甚至小好几岁的，我们要喊叔叔大姨。当然喊不出口是另回事，但辈分摆在那里不能不承认。

母亲喊大娘的有六七位。说起来有些痛楚，这些人跟外婆年龄不相上下，但老天赋予的寿限长，一直活得很健康。这让母亲动不动就想起早逝的外婆，常常给我们说，当年你外婆活着时，某某大娘经常来我们家借钱、拉呱。人家现在腿脚好好的，可你外婆，唉！说到这里，母亲的眼圈变得红起来。

记得母亲经常到李姥姥家。李姥姥长得很小巧，大概也就一米四左右的个头，皮肤很白，像南方人，其实不是。印象最深的是她镶了满口金牙和银牙，一说话就露了出来，闪闪发光。李姥姥爱干净，家里总是窗明几净，水泥地面磨过砂，擦得亮晶晶。她本人也十分利落，银色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脑后结一个发髻。除了头上抹油，她还搽香气极浓的雪花膏。走近时会闻得鼻子透不过气来。

李姥姥裹过脚，三寸金莲，但走路并没见比别人慢多少。我的几个姨姥也都是小脚女人，平时来来往往，并没感觉到有何异常。然而，痛苦总是随着光阴的流逝而慢慢忘却，时间会把人磨砺得麻木。那些缠脚的长辈哪个不是饱尝痛苦，怨恨在心？只是无法言语，无法发泄而已。我想，李姥姥就是这样一个人。

李姥姥是我们街道的居委会主任，而且是资深的。打我记事起她就是主任，一直到重病卧床不能起身才卸任。算起来长达40年之久。算得上是任期最长的“领导干部”了。

母亲跟李姥姥走得很近，有事没事地便去她家。李姥姥吸烟，母亲自打父亲早逝后，也借烟消愁。两个人凑在一起总是边吸烟边拉呱，屋里很快烟雾缭绕，呛得我们孩子只好跑到院子里去玩。

当时的居委会主任权力很大，内查外调，政审考察，都要通过居委会。李姥姥一句话很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许多人都千方百计跟她搞好关系。应该说李姥姥是个好人，她在任那么多年，周围邻居还没听人骂过她。“文革”爆发时，不少地方的居委会主任被批斗，甚至被打，但李姥姥毫发未损，不但没被冲击，居然在绝大多数居委会主任被更换的情况下，依然担任主任，足见她还是很会做人的。

李姥姥跟母亲的关系周围邻居都知道，但都无法超越。因为她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外婆的基础上，属于传承下来的感情。

我一直对李姥姥很恭敬，每次跟母亲去她家，看着她悠然自得地跟母亲拉呱，或者戴着金丝边的花镜看母亲带去的报纸、信件，总会油然而生一种崇拜：如此有涵养又有文化的老人真的很少见。

然而当母亲告诉我们，且千嘱咐万叮咛不要对任何人说那个秘密时，我们惊呆了！

母亲说，李姥姥以前是“半掩门”里的人。“半掩门”是指旧社会出卖身体的女人。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一万个不相信。母亲说，别人未必知道，但她知道。当年李姥姥“从良”，被李姥爷花钱赎出做了“填房”，是外婆接纳住在大院里的。李姥爷家里还有“大房”，不敢带她回家，只好安排在大院让外婆给予关照。外婆一点没“斜眼”看她，将其称为妹妹，这让李姥姥十分感激，因而日后对母亲格外关照。“文革”时学校抓住母亲家里出租房屋一事，非要定母亲为房产资本家。到街道了解情况，李姥姥几句话就挡出去了。她说母亲当年是个孩子，孩子怎么能当资本家？李姥姥是有良心的人。正因为善良使然，母亲一方面对她很尊重，一方面一直维护她的形象，从未对外人说起她的“老底”，我想李姥姥仅为此也会格外对母亲亲近。社会是个复杂产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平日里笑嘻嘻礼貌相处，没有风吹草动不显人心。“文革”中多少莫名其妙反目为仇的，说到底还是人心叵测。但在李姥姥和母亲身上，这些劣根和丑陋，几乎一点也不沾边。

成年后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组织上会让一个“不清白”的人当居委会主任，而且属于“不倒翁”型的？这个疑问直到最近才解开。80多岁的大舅告诉我，李姥爷跟李姥姥一生没有孩子，但跟“大房”有好几个孩子，其中大儿子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回家看望家人，当时的市委领导得知他有个“深受压迫”的二娘，便特意关照下面给予照顾。“不清白”变成了“苦大仇深”，人的命运真的不好预测。假如当初李姥爷不出手“相助”，再假如李姥爷没有那个革命的儿子，李姥姥的后半生是何种结果，难以想象。

李姥姥善终，她的离去母亲很伤心。毕竟当年惺惺相惜。

母亲是来看她吗？她已经撒手人寰多年了，大院改造时连房子都没要，孙子们直接把拆迁补贴领走了。这里已经没有她的踪影了，新邻居们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曾有这么一个居委会主任。母亲既是要来看她，也要有个蛛丝马迹可寻。然而，一切空空。母亲总不会来看望传说中的“灵魂”吧？母亲可是唯物主义者，她更相信实实在在的世界。

4

母亲要来看他吗？

他是老住户，大院里貌似最有钱的人，母亲喊他刘大爷，我们自然要喊他刘姥爷。

刘姥爷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长相，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身材，满头银发向后梳，最突出的是那个比一般人都大的鼻子。这形象跟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简直如出一辙。“文革”前没人敢公开议论，但“文革”爆发，就有人当面数落了：看你的长相就不是个好人，跟最大的走资派一个模样，一定是被批倒批臭的对象。

刘姥爷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新中国成立前他是这家工厂的副厂长。他怎么会当副厂长我们一直纳闷，在我们心目中，新中国成立前能当副厂长的人肯定很有钱，吃香喝辣，住小洋房。但刘姥爷家不像有钱的人，首先他租住在大院，而且房子不大，全家7口人一间半住房，加起来不到20平方米，再则他家吃得很节俭，每天就做一个菜，还是晚上刘姥爷下班回家时。中午很少见他家炒菜，没工作的刘姥姥总是拌咸菜丝打发几个孩子。还不如楼下住的那个7级工家里的生活好。

但“文革”一开始他就遭了殃。无休止的批斗，戴高帽子，挂铁牌子，喷气式低头，敲打铜锣游街，哪样都没少。更可怕的是，每天回家还要写交代材料，第二天一上班就必须交到造反派手里。如果不按时上交，等待的便是一阵呵斥和毒打。

“文革”让一些人变得人格扭曲，畸形成长，很重要的一点，是良知丧尽，人性泯灭。这让许多人看清了一些人的本来面目，同时也让一些人从中感悟到善心的可贵。

刘姥爷跟我们家住得很近，隔两个门。平时母亲跟他们客客气气，但走得不是太近。一个说起来别别扭扭的原因，就是刘姥爷家人有些“清高”，很少跟邻居们搭腔，有的甚至连话都不说。母亲算是跟他们最密切的人，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刘姥爷被批斗，大院里的人都不知道。刘姥爷工作的地方很远，坐公交车要倒三次，耗时一个多小时。邻居里没有在周边工作的，所以听不到任何消息。

开始母亲也不知道，但有一天母亲发现刘姥爷走路总捂着屁股，就顺口问了一句刘姥爷。刘姥爷一听，眼泪哗地流了下来。母亲心很善，也很软。刘姥爷像孩子一样哭诉他在厂里受的苦，母亲听了也很难过，直劝他要想得开。母亲要离开时，刘姥爷拉住母亲说，他大姐求求你，帮我写写检讨材料。我实在写不出来，也写不好，无法交差。我这屁股就是被打的。刘姥爷告诉母亲他每天最早写到夜里11点，晚的时候要到深夜1点多，清晨5点半就要去赶第一班公交车，实在是受不了。母亲不忍看刘姥爷的可怜相，只好答应下来。从此，吃过晚饭母亲便去刘姥爷家帮着写检讨。母亲毕竟是老师出身，写出的质量和速度肯定比刘姥爷要快要好得多。

母亲帮着刘姥爷写了多少检查无法统计，但我们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吃了晚饭母亲就去赶“任务”，一去两三个小时。先是母亲打草稿，然后刘姥爷抄写。有时刘姥爷叨叨不出“罪行”，母亲还要帮他“杜撰”，这样费力又费时，就不是两三个小时的事了。

我很佩服母亲，她哪来的那么多热情和精力来帮助别人。别忘了，当时她也不好“受”，学校里有人给她写大字报，揭发她的所谓“家底”，一次性就张贴了50多张，真所谓的铺天盖地。但母亲并不胆怯，下了课还随着师生一张张阅读。当时我正在上学，跟母亲在同一个学校。大字报出现时靠窗边的同学看到了指着我大声惊呼：是他母亲！我听了低下头不敢向窗外探望。放学后赶紧跑回家。母亲回来时却像没事发生一样，忙着做晚饭。

假的，没一件是真实的。别怕，他们不敢把我怎样。母亲很坦然。后来我们醒悟到，母亲怎么可能不害怕呢？那个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年代，造反派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怎么可能放过一个失去丈夫带着3个未成年人的母亲呢？然而母亲逃过了灾难，没有受到冲击。这要感谢母亲的智慧和嗅觉。当年母亲在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那是所很不错的中学，许多人想调进去，但很难如愿。父亲去世后，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兄弟，就主动提出要到离家很近的小学工作。当时中学的领导还一再劝母亲要考虑好，免得以后后悔。但母亲还是下决心离开了。许多人为母亲惋惜，包括亲戚。但母亲对他们说，中学的人际关系复杂，学生也都是大孩子，麻烦事多。还是到相对单纯些的小学更好。母亲带着中教工资来到小学，她的工资一下子成了全区小学教师中最高的，令人翘首。换上别人，单这一点“文革”中就少受不了折磨，但母亲为人随和，尽管从中学到小学，却一点不拿架摆谱，与同事相处得很融洽。“文革”批斗风盛行时，中学稍微资历老点的教师，无一逃脱被揪斗的厄运，但母亲所在小学却相对风平浪静。小学生毕竟小，造反的气势不像中学生那么疯狂，再加上平时母亲对学生视如己出，严厉归严厉，那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关爱。她经常让学习跟不上，或者聪明却调皮的学生到家里补课。孩子虽小，但谁对自己好心里都有杆秤。所以许多学生对母亲恭敬感激还来不及，哪会造母亲的反啊！

母亲能逃过“文革”一劫，除了在相对安宁的小学有关，但我总觉得与她的为人处世有相当大的关系。她做事总是先人后己，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委屈别人，甚至为别人承担责任也在所不辞。包括那个曾贴她50多张大字报的年轻老师，她当年是母亲在中学教过的学生，家庭出身资本家。她贴母亲大字报是试图表现自己“革命”，结果事与愿违，并没引起大家的兴趣不说，反而被大家议论纷纷，说她没有良心。就是这样一个人，母亲还是把她当作自己的学生，不记仇不嫌弃。并在“文革”后为她“开脱”：她还年轻，要进步，可以理解。母亲退休后两个人时不时地还有来往。

作为一名女性、一位母亲、一名教师，有这样宽阔的胸怀，实在难能可贵。

刘姥爷后来平安着陆。造反派从他身上榨不出多少油水，见他检讨越写越好，还当典型做了“表扬”。这里有个“险情”交代一下，可能年龄大了的原因，也可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刘姥爷有一次交检讨时竟稀里糊涂把母亲给他打的草稿交上了。造反派一看字迹不对，马上追问是谁帮写的？刘姥爷当场吓晕了，哆哆嗦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多亏造反派没再继续追问，否则母亲必定被牵连。

刘姥爷“文革”后期办了退休，整天躲在家里不露面。危难过去了，他又故技重演，“清高”的劲头又上来了。不光不跟邻居搭腔，见了母亲也不冷不热，全然没了当初哀求母亲的模样。母亲还是没在意。她一生见过的人太多了，她教的学生遍布大院周围十几条大街，打过交道的家长及其亲属成百上千，各色人物都有。所以，对刘姥爷的表现，母亲没发一句怨言，反而在他去世时还帮着刘姥姥处理后事。

人，不能以自己眼光审视别人。母亲总是自己看自己，别人怎么看并不在意。

母亲会去看刘姥爷吗？显然不会。他在母亲人生经历中只不过留下一道痕迹，但不是刻骨铭心。母亲要看的一定是心目中最重要的。

5

母亲是在寻找。寻找大院里那些挥之不去的烟尘，那些历历在目的镜头。

大院曾是母亲成长的地方。她是长女，是外公的心头肉，格外受外公的喜欢。母亲曾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们，外公在世时，外出谈生意，参加商会活动，总是带上自己。外公那厚厚的大手，拉着母亲柔软的小手，沿着门前那条宽阔的大路，一步步走向远处，那情景能想象得出是何等的温馨。然而，这美好的日子很快便戛然而止。外公突然离世，似乎很意外。但成年后母亲醒悟到，其实当年外公超肥的身体，已经在释放不健康的信号，只是没有这方面的医学常识而已。外公的早逝，让母亲过早地成熟起来。13岁，她就知道该如何帮着外婆分担了。小小年纪，她帮着外婆挨家去收房租。有的房客并不友好，而且看到外婆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幼小的孩子，恶意相对，不但房钱拖欠，还动不动给外婆出个难题。母亲毫不畏惧地跟他们相斗。她一个丫头片子，就敢上门“讨债”。不给就一次次反复去，直到把钱追到手。当时大院曾住过驻守在隔壁工厂里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许多邻居敬而远之。但母亲照旧上门收房钱，就连腰里挂着手枪的特务，母亲也不怕。收费时间一到，就拿着提前写好的收据找上门。少年时期的锻炼，让母亲练就了无畏的个性，以至于在父亲38岁英年早逝后，她一个人领着我们3个兄弟，经历了无数坎坎坷坷，直到一个个成人。

磨难有时并非都是不幸，人生中意想不到出现的那些沟壑，往往是锤炼一个人生存能力的契机。母亲经历了太多这样的沟壑。

母亲对“13”这个数字很敏感，她觉得这一生与“13”有缘，却又有“怨”。13岁那年，外公去世，26岁那年外婆去世，39岁那年父亲去世。周期式的厄运，像一把带刃的尖刀，深深刺痛母亲的心。但母亲没有倒下，一次次走过来了，而且愈加坚强。

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院里，母亲一定镂心刻骨。

大院给母亲留下太多的不幸，但也让母亲享受到无尽的欢乐。

母亲最喜欢也最盼望的是学校放假的日子。此时大院里总会响起母亲和他们兄弟姊妹的笑声。

母亲没有机会踏进大学门，她身下的大妹妹、我的二姨高中毕业后，母亲无奈但又中肯地要求她也放弃上大学，赶快去工作。当时外婆已经离世，母亲充当了“家长”的角色。她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二姨痛快地答应下来，很快也成了教师。两个大姐，两个教师，领着4个上学的弟妹，艰难前行。我很崇敬母亲和二姨的牺牲精神，为了弟妹她们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心中的梦想。如果没有深厚的亲情，没有无私的奉献精神，这一切无从谈起。人的选择是命运走向的重要一环。向前一步，向后一步，结果大相径庭。但母亲和二姨根本没考虑这些得失，她们只有一个念头，把弟妹带好，把这个家养好。对当年的选择，二姨的感受不得而知，但母亲说过，她一直有学医的愿望，而且她自我感觉如果学医，她会是个好医生。我完全相信母亲的自信，凭着她当年能在青岛女子中学就读的优势，考个医学院肯定不成问题。二姨也是如此，后来做了校长的她，如果智商不够，能力欠缺，怎么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她们都放弃了，成了永远的遗憾。

20世纪50年代，母亲和二姨把4个弟妹都送进了大学，这成为当时我们那一带轰动性的新闻。大舅去了山东大学，二舅去了北京体育学院，小舅去了交通大学，三姨去了清华大学。每到假期，舅姨们就会从各自的城市回到大院，家里洋溢的欢乐气氛可想而知。母亲和二姨看着幸福快乐的弟妹，那种自豪和骄傲的心情可想而知。牺牲换来的美好虽然有些沉重，但骨肉之情会促使人们在所不惜。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美德，在母亲这代人身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令人钦佩，让人折服。我常扪心自问，如果换上自己，能心甘情愿做出这样的奉献吗？

舅姨们大学毕业都分配在外地，二姨结婚后住了一段时间，也搬出了大院。从此大院成了他们的做客处。但母亲一直留守在大院里，等我们兄弟先后成家搬离了大院，母亲还住在大院。那3只黏人的猫咪每天跟随着母亲，楼上楼下跑来跑去。

夜晚，母亲孤身一人时在想什么？母亲没告诉我们，但我们猜得出，她一定在想那些不平凡的风风雨雨、朝朝暮暮。几十年的光景，弹指一挥间，两代人长大了，母亲却老了。她付出的心血，受过的委屈，遭受的磨难，历经的坎坷，伴随着年轮一起消失。局外人旁观者会说一句，真不容易啊！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亲历者才能品出滋味。

母亲后悔过吗？我想不会。每每有人提起她的“功绩”，她都会喜上眉梢，这是发自内心的愉悦。是啊，从她的手下走出了7个大学生（包括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我们弟兄3个），而且是在那么艰难的背景下，骄傲和满足已远远超越了悔憾。

离开大院时母亲已经在这里住了整整58年。半个多世纪，所有几乎该发生的，都在这里发生了。大院是母亲的家，母亲的爱，母亲的痛，母亲的情。

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她都熟悉。即便大院被轰鸣的推土机铲平，竖起了一栋栋高楼，她依然可以从土壤里、空气里嗅出大院里的味道，分辨出每一个细胞里的成分。

母亲要到大院看看，她要看的是人生的经历，时代的历程。我们不能阻挡，也无法阻挡。

6

母亲走了，安详地离去，去寻找她的亲人，邻居和她的大院。那年她88岁。她在医院住了13天，病床是13号，“13”，又不期而来。莫非真的有缘有怨？

母亲闭上眼睛那天是母亲节，我们没有流泪。因为母亲这一生活得值，连苍天都做了安排：母亲节，让她母爱的情怀彰显得淋漓尽致。

作者简介

王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已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作家》《山东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近400万字，出版个人作品集1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