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一 ◈

文学是精神的事业，灵魂的叙事，这点，没有人会怀疑。但是，精神是有不同维度，灵魂是有质量大小的。中国小说的价值关怀，多是关乎社会、国家、民族、历史的，不太有超越性的母题，也不太思索个体人生的困境或个体精神所遇到的难题。

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是中国小说的主流。

即便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这种关注现实、人伦的话语面貌，也未发生根本的改变。鲁迅的《野草》写到了个人的痛苦和彷徨，但过于晦涩，未必每个人都能理解；张爱玲的小说写到了人与人在存在意义上的疏离感，以及孤独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但过度执着于一己之私，也有人会觉得她的世俗气里有很狭窄的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再次影响中国，中国作家的精神视野才变得开阔起来，从而知道在国家和人伦之外，还有许多普遍意义上的生存难题，需要文学来表达。

文学只有单一的现世层面的关怀，显然是不够的。由此建立起来的精神维度，也是残缺、不健全的。尤其是在追问人生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方面，中国文学还相当匮乏。很多的作家，很容易就和现实达成了和解，他们在作品中所贯注的精神追问，也很容易就消失于无形，就这点而言，一些中国作家缺乏坚定的、决绝的、持续追问的勇气——这种勇气，鲁迅身上有，别的作家身上呢，就很少。

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勇气？就是要作家明白，人生的很多真相，只有在穷根问底的过程中才会显形。沿着作品中那条狭小的精神路径一直走下去，走到心灵的深渊，把一切伪装的生存饰物都揭开，看看我们的心究竟要什么，我们的精神究竟在哪里才能居住下来，这样的文学，才是寻根的文学、找灵魂的文学，才是值得为之垂泪的文学。

可是，随着消费主义潮流的冲击，这种文学精神几乎已经丧失殆尽。当多数人都在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或为如何俘获更多读者而焦虑时，作家其实是要停下来反思的。

艺术的秘密和魅力，正是在于与众不同，在于它是个体的真理。

在一个物质世界，一切都是可以测量，可以标示重量或价格的。但人类世界，还有多少思绪、梦想、希望和绝望是无法称重，也无法释怀的。人知道自己会死，所有不朽可能都是神话，但“末日看来还远，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木心语）。文学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可还有多少人在试着写出这种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景观？

◈ 二 ◈

有一段时间，我推崇须一瓜的小说，就是看到她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同时又告诉我们，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她的小说，有一种特有的逼问生活真相、辨析心灵疑难的写作品质，有时，生活中的一个眼神（如《淡绿色的月亮》中的那个丈夫，在面对歹徒时的犹豫），一个普通的案件（如《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的人物失踪），一次偶然的见面（如《有一种树春天叶见红》中导致童大柱背叛爱情的那次“给他条件”的见面），都可能对一个人的精神、对一种完整的生活带来致命的颠覆。

生活如此脆弱，人的内心如此不堪，而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坚硬的现实。

陈希我也是一个喜欢追问真相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抓痒》，追问的就是生存之痒，他的笔触凶狠、毒辣，让人难受，但你必须承认，这也是一种现实——隐匿在现实之下的现实。比如，他在《抓痒》里写到婚姻中的新娘，本来是喜庆的事，但陈希我非得追问到底：“那些新娘，妆化得多么艳丽！她真的长得这么漂亮吗？像公主。她能保持多久？这婚纱是租来的，即使不是租来的，她能长久穿着它吗？即使是头婚的年轻的新娘，她很快也要沦为烂肉的妻子，大腹便便的孕妇，手脚麻利的母亲，理所当然进进出出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主妇。……”这样看世界，真是充满阴暗和绝望。它令人不得不想，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婚姻和爱情的精神基点在哪里？没有这个意义基础，现实和婚姻都是荒谬的。

北村是另一个要将精神困境追问到底的作家。他前几年的几部小说，像《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都是通过一个案件，将人物心底的风景，一点点地逼视出来，追问到最后，意义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有意义的匮乏，就会有拯救的渴望，这是北村一直关注的问题。

记得多年前，北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自问：我每次吃饭，重复着上牙打下牙的动作，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中国作家笔下，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奇怪。但是，这种意义拷问，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就显得非常普遍。像卡夫卡、福克纳这样的作家，无不在追问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哪里，其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人生是禁不起追问的，一追问就漏洞百出，一有漏洞，人就活得恐慌——而没有漏洞、不会恐惧的人生，一定是肤浅的，或者是麻木的。

◈ 三 ◈

西方有很多作家和哲学家，把人的存在状况讲得很透彻，这样的精神维度，对于深化文学的灵魂空间是很有价值的。美国哲学家赫舍尔写过一本书《人是谁》，他在书中说：

人的存在之谜不在于他现在是什么，而在于他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对人所了解的，不过是人身上潜在要素的一小部分。描述人类现在是什么，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我们无法设想人类能够成为什么。

已经有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现实性；未知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可能性。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要表达存在的现实状况，更要竭力探求存在的可能性。中国文学有时过于屈服于存在的现实，把已有的现实存在，看作是合理的，不可更改的，以致在存在的可能性上，几乎不作任何想象。这种精神上的屈服性，是中国文学进一步深化自己的大限。

赫舍尔说，“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文学作为一种梦想，不正是要坚定地提醒人们，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懂得（尽管是朦胧地或偶尔地），生命如果不能在某种永久性的事物中得到表现，便是令人沮丧的。我们都在寻找一种信念，相信有某种值得为之受苦的事物存在。没有一个人不曾感到迫切希望了解某种比生命、斗争、痛苦存在得更永久的东西。”人会问“我是谁”这样的问题，牛不会，马也不会。人想追求更高的活着的意义，其他动物不想。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看到一个男童挥打鞭子驱赶一匹马，马上就想，如果牛和马知道自己的力气要比人大得多的话，人类将对它们无可奈何。人知道自己是谁，马估计不知道。

中国作家有必要强化自己在精神追问上的力度。中国的儒家文化，主要是一种现实性的文化，但跳脱出来追问人生的意义的思想，并不是一点没有，而是不明显，需要强化。除了缺叩问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这一精神维度，中国作家身上，似乎还缺和无限存在、超验世界对话的维度。不仅作家身上缺，其实整个社会都缺。

所以，有一天我无意中读到阿来的一段话，非常感动。他说，“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着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在各种境遇中看到人，看到人性的深渊，以及深渊中的希冀和呼告，这永远是文学写作的伟大主题。

◈ 四 ◈

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蔑视传统、践踏传统，新的一代，很多都不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值得敬畏、值得为之殉难的事物了。这种对文化的损害，有时比其他任何物质文化遗产的焚毁，都要来得严重。中国的传统上，是讲人要有敬畏之心的，要敬天，敬地，敬畏大人，一旦把敬畏的层面抽掉，人就和动物无异了。这让我想起自己刚来广州时（十几年前），屡屡发生的飞车抢包事件，那些被抢的女性的包里，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但一次又一次，都会有人为着包里的一个旧手机、或者那几十块钱，不惜以牺牲别人性命的代价，把它抢走，甚至还出现过“剁手党”，把人的手剁下来。也有被抢的人因为本能的挣扎而被摔死在路上。为微小的财物，不惜采取极其残忍的方式伤害一个人的生命，当年这样的新闻，看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今天的人都怎么了？今天的教育还讲羞耻之心、恻隐之心吗？以前的强盗作案时，是要蒙面的，占山为王是要躲在密林里的，那个时候人还是有羞耻之心，还是知道抢劫、做强盗是见不得人的，他们作案一般要趁夜黑风高的时候进行，但现在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骑着摩托车，公然把人的包抢走，不顾人家死活地把人摔倒在地，扬长而去。（当然，广州这几年类似的事几乎没有了）这些人还知道敬畏和害怕吗？

中国古代以来，一直是讲因果，讲来世，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子孙后福的，这些很朴素、甚至被斥之为迷信的东西，其实对人是有教育作用的，它使人在作恶时心里会发怵，手会发抖，会想到自己会不会不得善终，会想自己这样会不会把子孙的福气都败掉。当他这样想的时候，约束就来了，灵魂就会起来审判他了，这些，就叫道德律。

人光有法律管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心里要有道德律在管他，这个管，才是无时不在、真正有效的。这个道德律，是通向人的良心，通向超验世界的神性的。如果把一切超验层面的敬畏都取消掉，人活着只讲现世，人死如灯灭，真的死了就没了，那生前就赶紧吃吃喝喝吧，及时寻乐，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化里也有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同时它也提醒人，你要为你做的事情负责。你说不准，冥冥中是否会有一个规则，有一天会起来惩罚恶人。人一这样想，他的灵魂就会不得安宁，就会害怕。有的时候，害怕对人是一种必要的保护。你懂得害怕，那表明你还有自我约束。一个不懂得害怕的民族，放纵起来是很恐怖的。你看现在的一些人，可以为一句话的冲突就把人打死，一些贪官，一下就贪几千万，几个亿，他们的胆子何等的大？他们对世界的公理轻蔑到了何等程度？

◈ 五 ◈

在一个渎神的时代，在一个精神被物质吞没的时代，作家有时是一种精神秩序的守护者、建构者，他要提醒人们思索活着的意义，要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不断深入到更高远的精神空间里，让人对那个未知的、神秘的世界充满敬畏。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能够写到读起来让人觉得害怕，让人觉得恐惧，让人不得不敬畏一个更雄伟的世界，这种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伟大作家，他使我们意识到，人心里是有两种力量在争斗的。“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围绕着这事儿，上帝与魔鬼在那里搏斗，战场便在人们心中。”写出一个人灵魂里的论辩与搏斗，是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所以弗洛伊德说：“《卡拉玛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而《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也能让人觉得没有心心相印的爱情知己，人世是没有希望的。它创造了一个绚烂、深情的世界，映照出的或许不过是俗世的不堪、人心的溃败，但作者依然选择原谅，饶恕一切，也超越一切。写出这种悲哀之情，写出对人性的宽恕，写出一个人内心所经历的风暴，写出高远的梦想，写出那些有重量的的希望或幻灭感，才算找到了写作的理由。

作家是创造精神景观的人，也是感受痛苦、体察孤独、永远在无所希望中希望的人，他不应该被坚硬的现实或消费主义所打败，而是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在人性中寻找神性。有了这个精神维度，作家的视野才是健全而不残缺的。

看多了那些斤斤计较、细碎庸常、小感觉小情怀或心狠手辣的文学作品之后，我多么希望看到这样一种孤绝而精神浩荡的写作。可是，它会出现么？

（根据一次讲座的录音整理、节选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