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丁帆，学者。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1979年以来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百余篇，有《中国乡土小说史》等著作三十余种。

刘绍棠先生逝世已经二十一年了，总想写一点纪念文字，却一直由于自己懒惰而没有成文。前些天整理书信时，偶尔看到两三封在历次搬家中尚未遗失的他的信札。看着那用平头钢笔写就的粗大刚劲的笔迹，眼前立马就浮现出他那自负坚毅的脸庞和魁梧稳健的身材来。那张赠与我的泛黄了的照片，是坐在他家乡大运河畔儒林村河边船上拍摄的，显然，拍摄者技术不佳，模糊的面影在逆光拍摄下显得苍老而臃肿，但睹物思人，我想起了 1980 年代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

从 1978 年开始，我就把自己的学术方向定位于“五四”以后的中国乡土小说领域，一方面倾心于 1920 年代以鲁迅先生开创的中国乡土小说“黄金时代”的作家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也热切地关注 1949 年以后中国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历程，尤其着意跟踪 1980 年代再次兴起的乡土小说作家和作品，我把这个时代的创作称作是中国文学的“白银时代”，那时我不仅关注像贾平凹这样的同龄人，同时也把视线集中到一批“归来者”——“五七战士”身上，所以，刘绍棠便成为我首先纳入研究视野的对象。说实话，任何一个评论家，尤其是初期涉足文坛的年轻评论家都会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产生一种崇敬的心理，当然这也与那个时代对作家的崇拜风尚是分不开的。我选择刘绍棠作为研究对象，起初就是敬佩这个“神童”作家的才华，连孙犁那样有才华的老前辈都推崇一个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乳臭未干的孩童，我一个后辈的文学工作 者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敬仰这个文坛上 “哪吒”式的神人呢？

他十岁就开始写作，十三岁就正式发表作品，所以，我在一篇评论文章的开头就写道 ：“这颗在新中国五星红旗升起时出现的文学新星，与祖国一起经历了多少次痛苦的磨难，他在艺术的道路上追求、探索、闯荡、迷惘……历经酸甜苦辣，终于又踏上了光明的坦途。”

1949 年 10 月，刘绍棠这个“头顶着高粱花儿，脚踩着黄泥巴”的少年，带着新中国翻身农民的喜悦和欢乐激情，一头闯进了文学的大门，为新中国文坛带来了乡野的晨露，吹进了新鲜的空气，像“青枝绿叶”的嫩苗，他的作品充满青春的活力和泥土的芬芳，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虽然这些作品还脱不掉那种孩子气的稚嫩，但是人们都用惊讶感叹的神情注视着这个来自运河滩上的“神童”，甚至似乎还有点不敢相信他的才华；随着《山楂树的歌声》《运河的桨声》《夏天》《私访记》《中秋节》等中短篇小说集的问世，人们不得不为这位少年所具有的独特艺术才华所折服。可是 “天有不测风云 ”，1957 年，他突然落入了生活的底层，如同一朵凋谢的花朵，从此销声匿迹。但用辩证的眼光来看，这段经历反而成就了这个生活功底尚不够深厚扎实的年轻作家，他付出了三十年的时间代价去体验生活，拼命地吮吸着大地母亲给予他的丰富营养。土里刨食，这对于一个农村作家来说，是值得庆幸和欣慰的。动荡的生活不但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了包孕丰富社会内容的大千世界，亦更使他认识了艺术的真谛，当文艺界“双百”方针得以真正贯彻的时候，他为自己丰厚的生活积累找到了喷射的火山口。

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成为新中国乡土小说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 1981 年我通读了他的全部作品以后， 便在年底着手撰写论文《试论刘绍棠近年来作品的美学追求》，于 1982 年 1 月 8 日完成初稿，文章在《文学评论》1982 年第 2 期上发表以后，就收到了刘绍棠先生给我写来的第一通信札。当时，我看着他那苍劲有力的笔迹，十分感动。接着我又在《钟山》 杂志 1983 年第 2 期上发表了《刘绍棠作品民族风格雏论》，于是，我们的通信逐渐多了起来。

无疑，让这个神童作家产生骄息傲气的原因很简单，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 10 月，他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处女作《邰宝林变了》，1950 年一年内，他写出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在多家刊物上刊登后，立马走红。

1951 年 2 月，刘绍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当上了编辑。1951 年 9 月， 又被作协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9 月 16 日，刘绍棠的《完秋》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受到了孙犁先生的赏识，并因此成为孙犁的“得意门生”。他在 高中期间发表的《红花》《青枝绿叶》等作品，为他赢得了一片赞誉。其中，因 1952 年发表的小说《红花》在全国青年中反响强烈，引起了团中央对他的关注。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注意到了这个少年才俊，并礼贤下士地与之交往，鼓励他去东北体验生活。 随着小说《青枝绿叶》的发表，他的声誉日隆，这部作品竟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有这样好的机缘和这么多大师的关爱，谁能够抵挡住这样巨大的荣誉的诱惑和“攻击”呢？这能不让一个天才少年轻狂 吗！

刘绍棠于 1954 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这期间他崇拜的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我猜想，他是试图想写出中国式的《静静的顿河》 那样气势磅礴的巨制来的。也许是荣誉带来的巨大诱惑，也许是对北大中文系所开设的课程毫无兴趣，他自认为这些东西对他的小说创作并无多大的帮助，一年后便正式从北大退学， 开始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的创作。殊不知，文学理论基础看似对创作没有太大的直接作用， 但是，对隐形的文化素养的提高，对认知世界的能力的提升，却是很有帮助的。

我常常作这样的推测 ：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传出的“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训导之言，和刘绍棠这个骄子的行为举止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呢？双方的意气用事，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只能造成作家队伍素质的下降，七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又有谁能够看得清楚呢？

许许多多的荣誉像洪水一样涌来，让少年刘绍棠有了一种腾云驾雾之感，1956 年 3 月，他出席了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并经由康濯和秦兆阳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中国作协最年轻的会员。同年 4 月，经团中央批准，他又成为专业作家。高高在上，万人瞩目，当然会使其昏昏然，他认为自己是可以在文坛上跺跺脚的人物了，所以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

1956 年至 1957 年，刘绍棠因发表论文《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以及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 等，遭到了铺天盖地的点名批判。

其实，早在 1956 年春天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的一些不当发言就引起了争议，许多人开始批评刘绍棠了。我以为，许多人打压他是因为他得志便轻狂的个性违背了做人的传统道德原则，遭到口诛笔伐就理所当然了。那时幸亏有开明的胡耀邦拒绝了团中央对他的处分要求，并亲自找刘绍棠谈话。但是到了 1957 年 春天，刘绍棠发表的那几篇肯定是大不敬之文，谁都无法对他进行庇护了。

如果说那两篇文章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基础倒是未必，但是其观点却够大胆的，我总是在想，这六十年前的两篇理论文章和几篇文学作品的写作动机所在，最后只能推测是他高傲的性格使然。刘绍棠先生是想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见解，其几篇作品即是其形象化的注释，其真正的目的是让新中国的文学自他这样的作家重新开始， 正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一样，新的中国文学从他们开始，旧的文学口号和理论已经过时，这就是轻狂带来的后果，同时也是理论水平不足带来的命运悲剧，但是，我佩服这个轻狂少年的勇气，初生牛犊不怕虎，历史自有公论。

他的那几篇激扬文字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轻狂的少年获得的荣誉立马就成了一抔粪土。我至今无法想象当时才刚刚步入青年门槛的刘绍棠的心境又是如何的呢？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无法再发表作品。一个从云端跌落下来的“神童”，何以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期间，他幸运地回到故乡儒林村，在乡亲们的庇护下，他不仅免受了许多同类人经受的那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同时也躲过了此后十年的浩劫。1979 年他终于得以重返文坛后，又回到北京。从这一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常务理事、《北京文学》编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乡土小说》丛刊主编等职务。这不仅仅是身躯的归来，更是荣誉的“归来者”。那么，中年后的刘绍棠先生能够放弃年轻时的轻狂吗？

说实话，对于这个“归来者”“娘打孩子”的理论，我当时就不以为然，认为此论的确是一种违背了人性的观点，其遭致许多人的诟病也是料想之中的事情，但是，这种近乎宗教式的情结，是发自内心的呢，还是他在二十多年的磨难之中几乎没有经受太大的精神打击和肉体创伤的结果呢？抑或是复出后更优渥的政治待遇和经济补偿让他放弃了说真话的权利？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有叩问苍天，叩问绍棠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毋庸置疑，1980 年 6 月发表的《蒲柳人家》再次引起广泛反响，成为了刘绍棠新时期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所以，当我读了这篇小说的时候，觉得这是共和国乡土文学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个转型标志，它与占主流位置的“山药蛋派” 更加疏离了，也和他早年投奔的“荷花淀派”拉开了距离，是对乡土文学美学发展有所贡献的作品。

1980 年代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开放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正是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百花齐放”的岁月， 作为一个身披着光环和鲜花的乡土小 说“归来者”，他的作品受到瞩目是理所当然的，本来他可以一发而不可收拾，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佳作与鸿篇巨制来，但是，许多虚职和事物羁绊着他，许多荣誉包围着他，让他失去了最宝贵的创作时机，浪费了积累了二十多年的大好创作素材。中年早逝，是刘绍棠先生给文学史留下的一个无限遗憾的感叹号。

1985 年，刘绍棠受丁玲之邀请担任了《中国》杂志副主编。当年，丁玲创办的“一本书主义”的文讲所， 对少年时代的刘绍棠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这个情结一直带到几十年后，两个惺惺相惜者又一次在时间的交汇点上相遇，这是刘绍棠的幸，还是不幸呢？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上，我与刘绍棠先生相遇了，并且在通信两年后于北京见面了。

1984 年，我住进了北京朝内大街166 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叶子铭先生主编的《茅盾全集》的工作，每逢节假日，总想溜达到府右街光明胡同 45 号去拜会我的作家偶像刘绍棠先生。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便鼓起勇气，像豹子头林冲闯白虎堂那样去了光明胡同。

那是一座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半四合院式的房子，据说是刘绍棠与曾彩美结婚后所购。那时他家里住房太紧，年轻的夫妻没有房子住，就在朋 友们的撮合下，于 1957年夏天在西城买了这府右街光明胡同 45 号的房子。尽管那时的房价不贵，但在工资制时代里，能够买得起房子的人又有几个呢？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但是，稿费多多的刘绍棠就能够买得起啊。难怪那时相传着刘绍棠要为万元稿费而奋斗的流 言。虽然买到新房后他只住了半年就暂时离开了这个居所，而且这“暂时” 也太长久了，此后的二十年他四处漂泊，最后下放回到了故乡，直到 1979 年他才重回故里，但毕竟是最先阔起来买房的新中国作家，可见丁玲对徐光耀所说的有名有利的“一本书主义” 的观点，对几代作家的影响有多么大啊。如果说，那时候这种思想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而如今则是正大光明的写作动机。时代在进步，这里面有无些许现代消费主义的弊端呢？我们可能就要借助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加以判断了。

记得第一次去闯他家时，就遇到了一场尴尬。

敲开院门，只见绍棠先生提着一双筷子，像是正在吃饭的样子，待我通报了姓名以后，先生脸上浮起了笑容，寒暄了几句以后，把我引进了客厅。路过院子时，又见两位书生一样的中年人坐在院中的小板凳上，我讶异地看着他们，绍棠先生说，这是某某高校为做刘绍棠资料而来采访的老师，一边说着，一边把我让进客厅里坐下，便兀自掉头进了饭厅，并带上了门，用饭去了，让我们枯坐在房里院外。

我心里不断地犯嘀咕，怪自己来的不是时候，但哪知道星期天许多北京人家也和公家食堂一样，只开两顿伙。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有一杯茶都不倒，一句客气话都不说，就扬长而去，独自与家人用餐去了的道理。再看院里的那两位，他们坐在小板凳上交头接耳、嘀嘀咕咕，不知在窃窃私语着什么。我同他们不熟悉，一时便相互尴尬地斜睨着对方，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是谁，就这么耗着，真的是如坐针毡，时间过得真慢，墙上的挂钟一秒一秒地爬着，我们都是在度秒如年中煎熬着。大约二十分钟后，还没见绍棠先生出来，他俩终于站了起来，和我打了个招呼说，请你和刘绍棠老师说一下，我们还有事情，就先走一步了。我虽然连连点头，心里却暗暗叫苦，你们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就更尴尬了。多少年后，当我与这两位搞资料的老师重逢在他们学校的学科评议会议上时，谈及那次尴尬的会面，都心照不宣地莞尔一笑。

大约又等了不到十分钟吧，绍棠先生终于抹着嘴出来了。我说，他们先走了。他说，走啦？却不再有下句了。我猜度着，他究竟是欢迎我们呢， 还是不欢迎我们呢？好在他又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和我谈起了他最近的写作计划，以及对文坛现状的看法，还不断地臧否人物，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偶尔也问我一两句。其间，有一个不知是保姆还是乡下亲戚的年轻女子给我端来一杯茶。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推说还有急事要办，便恭恭敬敬地告辞离别，一出院门，我逃也似的奔出了光明胡同。

直到半年后我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才又战战兢兢地去了一趟光明胡同 45 号，与绍棠先生辞别，他仍然是大大咧咧地和我谈了一通文坛的事宜，并且还说让我参与他准备组织的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会工作，丝毫没有任何芥蒂的样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渐渐地悟出来，刘绍棠先生那些不拘小节的行为举止乃是性格使然，对人并无恶意，也无设防，是一种本色性情。也许是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特性，使我们与这个率真的乡土之子有着一道天然的心理屏障吧。这本是不应该有的障碍，却是我们这些所谓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自造的藩篱。

后来我回到扬州，再后来，我又调到了南京，那一年正是 1988 年，听说绍棠先生由于长年伏案写作，积劳成疾，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医院，虽经抢救治疗，仍造成左体偏瘫，我倒是想趁去北京开会时看望他的，因为他曾经来信谈到要我参与他的“乡土文学大系”工作，因为那年正忙于工作调动的大事，终于没有成行。

1996 年 12 月 19 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绍棠先生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 1997 年 1 月起正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我正暗自为他高兴呢，想着下一步与他合作，共创中国乡土小说的理论和创作的研究机 构，哪知道 1997 年 3 月 12 日，他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 61 岁。呜呼哀哉，天妒英才，一代乡土文学的大家魂归天 国，是谁也不能阻挡的天意，只能留给人间遗憾。

噩耗传来，我等晚辈只能仰天叹息！

而前辈作家和学者是怎么看这位共和国乡土之子的呢？

虽然早于他八年就与世长辞了的胡耀邦没有看到刘绍棠的最后岁月的生存境况，但是他几十年前对刘绍棠先生的关怀之殷切，批评之准确，可能是无人可比的，因为他深知这个作家朋友的个性，且以人性的光辉烛照着绍棠先生最后几十年的生活与创作道路。

作为刘绍棠的挚友，作家从维熙认为 ：刘绍棠的去世是我们这代人心里难以弥补的伤痛。刘绍棠的一生与大运河密不可分，他从生活的最精微细腻之处入手开始他的文学创作。他以文学感悟生活，消化成自己的情感，把自己感受的情感传达给读者，这样的作家是不多的。

据说钱钟书这样评论过刘绍棠的作品 ：“阅读欣赏刘绍棠的小说，就好比坐在各种名贵佳肴样样俱全的盛大宴会的餐桌旁边，每样菜都吸引你吃，使你不知如何下筷才好。”钱先生是一个十分苛刻的大作家和大学问家，用这样的词语对一个作家做评价显然是罕见的，表达出了一个大学者 十分真诚也是十分复杂的心境。

最后，我想用我于 1982 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那篇《试论刘绍棠近年来作品的美学追求》中的话来做此文的结尾 ：“刘绍棠作品既是田园牧歌式的作品，那么，作品的画面应该呈现出优美的诗情画意，这种诗情画意是‘拿一种第二自然奉还给自然，一种感觉过的，思考过的，按人 的方式使其达到完美的自然’（歌德：《〈希腊神庙的门楼〉的发刊词》）。刘绍棠作品的自然美也正是表现为作者在对自然的描绘中倾注自己炽热的情感，‘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诚然，刘绍棠作品也是主情的，但他更多地是从具体的生活场景中来抒发感情，而不是‘纯牧歌’式的。他向巴尔扎克学习，尽力使自己成为社会的风俗史家，在摹写自然生活的背后，含蓄地点出作品的主题——‘痛苦要转为希望，歌颂人民，才是永恒的主题。’“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来说，刘绍棠作品都包含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因素，这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两者的一种综合。

“综观刘绍棠的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旦作者离开了自己的创作个性，离开了他所熟谙的生活基地，作品就变得枯燥无味，甚至会出现概念化的倾向，这是值得作者引起注意和思考的问题。艺术探索的道路是无止境的，要使自己的作品达到臻于完美的艺术境地，也只有不断从生活的深处开掘适合自己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才能撞击出引起读者共鸣的心灵的钟声。自然的生活，生活的自然，这是艺术生命得以繁衍的源泉，一切伟大杰作的萌动、生长都离不开这广袤无垠的丰沃土壤。我们热切地关注着刘绍棠的今后创作，盼望着他艺术创作上的新成就。”

可惜刘绍棠先生没有完成他的夙愿，不然他会成为共和国的乡土文学大家。倘若说是时代没有给他更多的机缘，还不如说是个性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

这时，我的耳边又一次响起了《命运交响曲》的激越的旋律！

2018 年 8 月 21—22 日于南京至香港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