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下的文坛，批评家总是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一些当红作家，表面上与批评家们称兄道弟，其骨子里却很看不起批评家。他们公然宣称，不看批评家的文章，也从不考虑批评家的评论。言下之意，文学批评就像是和尚的梳子，毫无用处。他们甚至公开拿批评家开涮，取笑他们都是一些不懂文学创作、只会纸上谈兵的人。批评家在他们心中，最多只能是作家的跟班和轿夫。批评家只能对其作品锦上添花，溜须拍马。他们洋洋得意地讽刺批评家：“爱把闲扯的小说说成是飘逸，把写花花草草的小说说成是诗意；作为一种回报，作家就把批评家那些连他自己也不甚明了的论文说成是深奥，把无逻辑的理论堆砌说成是渊博。”批评家何以会遭到作家的嫉恨，在当下的文坛如此不堪，明里暗里都遭到那些当红作家尖酸刻薄的讽刺？虱子完全是一些自甘堕落、一味讨好当红作家的批评家们自己放在头上，咎由自取的。

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到批评家的任务时指出：“‘批评家的任务’应包括对现今的大人物的批判，对宗派的批判。是形相批评、策略批评。辩证的批评，是从个人评价以及作品自身的重要内容这两个方面来展开的。”李健吾先生说：“一个批评者有他的自由。他不是清客，伺候东家的脸色。”但在当下的文坛，不愿当作家“清客”的批评家，不但会遭到某些作家的恶语相向，而且还会遭到来自批评家同行气势汹汹的“群殴”。那种对“大人物”一针见血、指名道姓的批评，无异于是捅马蜂窝。为了讨好作家，有的批评家居然有失尊严地“捣糨糊”说，批评家的批评，首先应该得到被批评的作家的认可，才是真正的批评，否则就没有意义，更不会得到文坛的承认。概而言之，那些当红作家的作品哪怕浑身瘢疮，也是绝不能批评，只能进行表扬的。在这种是非颠倒、乌烟瘴气的文学生态下，文学批评家争先恐后地为作家捧臭脚，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谁要是能够人五人六，经常出现在某些当红作家的新书发布会现场，或者作品研讨会上，把他们的平庸之作，吹捧成“中国的《百年孤独》”、“当代《红楼梦》”、“当代《金瓶梅》”、“给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注入了中国元素”、“一部地方的百科全书”，谁就可能成为当代文坛上最走红的文学批评家。总而言之，半斤花椒炖小鸡，大家都不怕肉麻。如此一来，抬轿子、吹喇叭，便成为了批评家们快速成名、秘而不宣的终南捷径。攀龙附凤的“文学谀评”便应运而生。

与许多现代作家从小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和文学熏陶相比，许多当红作家往往都是一些先天缺乏精神营养、后天缺乏文学修养、把文学当做敲门砖、成名之后得意忘形不读书的人。更不要说其外语水平和受到的西方文化熏陶。快速成名、一夜爆红，使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化素质最差、罕见的一代“文学暴发户”。许多人在并没有读过多少文学名著，甚至连“的、地、得”都分不清楚，句子都写不通顺的情况下，凭着一股子用文学改变命运、走出贫困乡村的颟顸之劲，大量模仿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以邯郸学步、移花接木的方式，在当年那个文学作品匮乏、作家产生断层的特殊年代，时无英雄地获得了成功。这种轻而易举的“成功”，给了他们一种严重的错觉，以为他们真的就是写作的天才和文学大师，几十天就可以写出一部数十万字的大长篇。他们有的居然店大欺客、舍我其谁地不许编辑修改自己的小说，哪怕是其中明显的病句和错别字，也决不许改动。更不要说批评家对其作品的毛病进行实事求是的文本分析。一旦遭到批评，他们往往就会强烈地反弹，对批评家大泼脏水，有失体面地宣称，批评家是想借批评自己出名，继而对其进行咬牙切齿的人身攻击。他们甚至可笑地揶揄批评家，你说我写得不好，那你自己写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试试？在这种狂妄自大的心态驱使之下，一些当红作家名气越大，脾气也越大，更由于批评家们对其习惯性的捧臭脚，使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当代文坛的“太岁”，谁也不能在其头上动土。

从这种鸡肠鼠肚、妇姑勃谿的攻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些当红作家有着怎样一种令人可笑的“精神格局”。作家和批评家虽然都是从事文学，但前者属于生产环节，后者却是对前者的检验和鉴定。文学批评家，恰恰就像是文学的检疫官，他们的工作就是向读者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杜绝文学的毒猪肉、地沟油流入市场，他们是有效沟通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惟其如此，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批评家都会受到无数优秀作家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仰。只有那些自以为是的半吊子作家，才会把文学批评家不当人看，一见如仇，视如敝屣。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通常都是来自于伟大的批评家对作家作品权威性的认证和评价。就像尤·谢列兹涅夫所说：“别林斯基为了让普希金这个名字和他的意义家喻户晓，做了许许多多工作，正是别林斯基在俄国社会意识中树立了普希金作为民族诗人和人民诗人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他却在果戈里身上发现了比普希金更重要的地方，这就是社会内容。”在俄国文学史上，别林斯基在作家们心中的地位，无疑是崇高而又伟大的。

事实上，即便是那些口出狂言、宣称不读批评家文章的当红作家，对批评家的批评反而是极为“重视”，并且爱恨交加的。他们所谓的“不读”，恰恰是言不由衷的谎话，倘若真的不读批评家的文章，他们心中何以会无缘无故地对批评家充满戾气，乃至耿耿于怀。他们不但读，而且非常喜欢和享受某些吹鼓手批评家对自己的吹捧。他们既希望权威的文学批评家，甚至文化名人对其进行言过其实的飙捧，又痛恨那些一针见血的批评家对其作品的病象，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他们有的就像祥林嫂逢人就说阿毛一样，只要一有机会，就说某文化名人生前曾经说过，二十年之后，其被痛斥为“春宫画”和“中国《花花公子》”的小说，将会大放光芒。如今，某文化名人早已驾鹤西归，我们无法对其话语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但二十年过去了，这位当红作家的小说，不但没有“大放光芒”，反而就像从阴沟里挖出的一堆锈迹斑斑的破铜烂铁，无论新闻媒体怎样疯狂炒作，文坛哥们怎样集体起哄，都不能改变其遭到读者冷遇的可笑命运。因为时间本身就是一位最公正、最伟大的批评家，无论有多少文学家批评家为其大唱赞歌，任何平庸的作品，都将会在岁月的长河中，被时间淘汰出局。

真正伟大的作家，从来就不惧怕批评。任何一部经典的作品，都绝不会因为受到批评就从此销声匿迹，埋没于世。果戈里具有强烈的自尊心，总是希望能够写出最优秀的作品，他常常带着自己的作品去请求批评家指正。对于批评家们言不由衷的赞美，果戈里甚至大发雷霆，他毫不客气地要求批评家们不要老是赞美自己，而要多多指出自己作品的缺点。害怕批评，恰恰是当今没有真正的文学才华、浪得虚名的某些当红作家内心虚弱的表现。鲁迅先生对于年轻的李长之对自己的批评，同样表现出了一个伟大作家宽阔的胸襟和气魄。鲁迅先生不但没有破口大骂李长之，是企图借批评自己出名，反而就李长之批评中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在对待批评上，某些作家的心理常常是脆弱的，表现是变态甚至非常极端的。他们对批评家指出自己作品中的毛病，如“恋污癖”、“性景恋”等，不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地一条道路走到黑，越写越污秽，越写越淫秽。由此看来，“剜烂苹果”从来就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仅凭屈指可数的一些批评家，人手实在是很不够的。

真正的批评家，是从来都不会在那些红得发紫的作家面前低首下心的。就像别林斯基所说：“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批评家的“底气”，来自于强大的内心和卓越的文学才能。在当今文学批评这支鱼龙混杂的队伍中，“南郭先生”可说比比皆是。因为缺乏批评的才能，他们只能靠四处拉帮结伙，向当红作家投怀送抱。为了讨得当红作家们的欢心，他们不惜向自己的批评家同行疯狂地发动攻击，将正常的文学批评说成是个人恩怨，搅成一潭浑水。批评的堕落，恰恰说明当下的文学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为了谋求一点可怜的蝇头小利，一些批评家居然将某些作家吹捧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尔克斯、当代的鲁迅、打败海明威的伟大作家。在这些批评家们拉帮结伙的集体忽悠之下，无数的“烂苹果”经过打蜡和增色，便被包装成为了集体哄抢的“巨著”和当代文学的“峰巅之作”。

文学批评家丁帆先生说：“今天，趋之若鹜地为名利写作的批评家越来越多。在商品经济时代，客观上，他们是为了个人的生存，主观上则是想在文坛得到名利，弃人类的良知而不顾。”批评的堕落，是因为有许多批评家都是“烂苹果”的鼓吹者和拥护者，他们就像是文学市场上的托，处心积虑地帮助那些当红作家将“烂苹果”包装上市。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就像专门为皇帝制作新衣的“文学裁缝”，越来越被作家们瞧不起。而越是被瞧不起，他们就越是巴结这些趾高气扬的当红作家。于是，文学批评始终都走不出溜须拍马的怪圈，成了不敢对“烂苹果”说“不”的文学“谄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