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有时候会梦到一个城市，一个漂浮着的城市，装在一个硕大无比透明的气球里，我不知道那个城市是漂在水上还是飘在天上。它的颜色在梦境里不停地变换。有时候它是蓝的，肃穆的蓝，荡漾着，海水一般，向我涌来。有时候它是粉的，似乎洗了一遍又一遍，只剩一层浅浅的粉，浅得都快成了灰白。更多的时候，那城市是灰的，铁青的灰，那灰里有星星点点在跳跃，闪闪烁烁，光影无限。

即便是在梦里，我也清楚地知道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我曾经在那个城市生活过四年。然而我很少和人提及，似乎它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是缺失的。我想我知道为什么，然而它总是鬼不溜秋地在我的梦境里晃来晃去，于是我知道大概永远也绕不开它。总有一天，梦会完成它真正的情境，梦会把我带回那个城市。那其实是个美丽的靠着海的城市，那个城市的风里略带着一点咸味和海藻的气息。

那个城市叫大连。

我那时差几个月就七岁了。有一天我站在气象台的高墙上，发现原来南山电影院就在山的那一边。而我住的铁山巷在山的这一边的半山腰。只是隔了一座山，山那边似乎是另一个世界了。

永军家和电影院也隔了一个山头，他家在山这边的山脚下。那里有一家福利工厂。工厂大门两端各有一个高高的红砖柱子，一块圆拱形铁皮的两端便落在两个柱子之顶。黄褐色的铁皮经了年岁，长了铁锈，边界已然模糊，但还是能辨认出“昆明街福利厂”六个暗红的大字。进了大门先是两旁低矮逼仄的房子，灰黑色的砖房，一栋连着一栋，破落得像一幅斑驳的旧画。永军家就在其中的一栋房子里。走过这些房子，再往里走一阵就是厂区。这个厂子是做标准件的。我每次上学都要从厂子门口经过，有时候，我会看到坐在轮椅里的人用手推着轮子艰难前行，有时候，我会看到几个人，边走边打着手语。

我上的小学叫向阳小学。我第一天上学，班主任带着我进了教室，她的眼睛在教室里迅速地扫了一圈。

“吴贵林，你坐到季永军旁边。”

她手指着一个眼睛细长，皮肤黝黑的男生。我走到他旁边，坐下来，拿出一个铅笔盒，然后把我的小黄书包塞进书桌里。他在一旁看着我，眼睛是亮的。他冲我轻轻地笑了一下，我没有笑。

我们放学回家要经过解放路，解放路是一条大马路，老师负责把我们送过马路。红灯的时候，大家三三两两拉着手，说着笑着过马路。永军一个人，低着头往前走，我也是一个人。我们两个落在后面了，老师说，你们两个小男生快一点，快要变红灯了。我和他都加快了脚步。过了马路，我们一前一后往前走。过了十五路公交车站就是福利厂了，他回过头看了一眼，然后迅速地拐进了福利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我，我站在福利厂的铁皮门下，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一栋砖房里。我继续往前走，拾级而上。上山的青石路两旁是高高的竹篱笆，篱笆上爬着牵牛花藤，初秋了，花还开着，团团簇簇，只是下午的牵牛花都有些蔫。我记得早上的时候，它们都还骄傲地挺着小喇叭，宝蓝色居多，中间掺了几朵玫瑰红的，红得有些落寞。

我和永军是过了大半个学期才熟悉起来的。他总是低着头，课间休息很少动，也不怎么说话。我和他一样不爱说话。我刚从南方乡下来到这个城市，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慢慢地，我们两个在回家的路上会说说话。我们说的都是学校里的事，老师，同学和作业，两个人好像约好了不说家里的事情。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说起刚看过的一个电影，《孔雀公主》。

“真好看，孔雀公主站在那里，头顶着花冠，王子射箭的时候把我吓坏了。”

“你真幸福。我喜欢看电影，不过看得很少。”

永军黑亮的眼睛如秋阳一般沉暮下来，那沉寂中闪过一丝羡慕和沮丧。

我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让人羡慕的地方，心里颇得意。我的父亲在武装部，每个星期都会拿到几张电影票。

“或者，我哪次可以请你一起看。”

我说完这话就有些后悔，我其实并没有支配电影票的权力，我一定是被那丝得意冲晕了头脑。但是已经晚了，永军高兴地说：

“好啊，我请你吃韭菜盒子。”

我说了那话几个月后还没有兑现我的诺言，我有些讪然，尤其在学校我们两个是同桌，我只恨不得我们之间隔了帐幔，我不必看到他黑亮的眼睛。还好他没有再提及电影的事。

有一天下了雨，教室外面是铺天盖地的雨，雨把天和地都扯成了青灰色。我们都等在教室里，发愁这一下怎么回家。这个时候教室的后门开了，进来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男人，穿着件蓝色卡其布的工装服，他的眼睛很亮，可是，我一眼看到了他的不同之处——他的上嘴唇裂开，像是兔子的嘴唇。他没有顾及满教室好奇的眼光，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不，确切地说，是永军的面前，递给他一把黑布伞。那个男人没有说什么，他甚至都没有笑一下，转身就迅速地离开了教室。永军的脸涨得通红，他把伞放在课桌旁边，把脸埋在了书里。陆陆续续有别的同学的家长送伞过来。没有人给我送伞。我的脸也涨得通红，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有谁会注意到没有人给一个瘦小的带着南方口音的小男孩送伞呢？

然而永军注意到了，他轻轻地问我：

“你没有伞吗？我们可以共一把伞回家。”

我点点头。我们两个一起走进了大雨中，雨很大，极目处，烟雨迷蒙一片。天地间都是水，溅起的水珠打湿了我们的裤腿。我们走在雨中，没有说话，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了福利厂，他问我：

“要不我送你回家？”

我看看线一般的雨水，点点头。我们默默地上了山路，青石板很滑，有几次我差点滑倒，他扶住了我。

我们终于到了我家在半山腰的房子，一栋四层楼青红砖的房子。我进了门：

“你要不要坐一下？”

我问永军。他显然是有几分好奇，点了点头，我便又后悔说了这个客套话，我其实并不想邀他进来。

我家是个两居室的房子。客厅很大，既是客厅，又是饭厅。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三个人的合影，我站在父亲和母亲之间，没有一丝笑容。我挡在那相片前，然而永军还是看到了：

“你是独生子女？”

我没有说话，点点头。他又看了一眼那照片，再看看我，然后把目光转到了别的地方，不再说什么。我松了口气。

“我回家了。”

他说。

“嗯。”

我没有挽留他。

我隔着窗户看着他的黑布伞消失在一片雨雾中，天空依然灰暗，远处的桃树林在水雾中变得模糊混沌，窗外的一切都静然无声。

我们照旧是一起放学回家，我们照旧说着原来的话题，我们都不说家里的事。又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我高兴地跟他说：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我有一张多余的票。”

他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周六的那天下午，我的父亲带着我和他一起翻过山去南山电影院看电影。我们一路走得欢快，先是经过一个文具厂，之后是一大片桃树林，桃花已经谢了，露出深褐色的树干和树丫，有一种细致嶙峋的美。过了桃树林很快就到了山顶上的气象台，我们在山顶上甚至看到了海，海成了一条线，一条细细的蓝线，泛着光，星星点点跳跃着。气象台往前就是下山路了，山这边俨然是另一个世界，马路宽敞起来，路的两边是一排排的法国梧桐，机动车多了起来，路上却没有什么尘土。梧桐树后面是一个个的大院子，庭院深深，高高的铁门给这些院子添了几分神秘。隔着高墙，能看到里面一栋栋漂亮的俄式小洋楼，据说里面住着资历很深的首长。我们这样把这些大院子一一走过，南山电影院就出现在路的尽头了。

南山电影院的房子看起来很普通，灰色的楼，平屋顶，并没有什么特色。里面的凳子有些年头了，人一站起来，凳子翻起来，会发出沉闷的响声。电影院分两层，我们的票一般是二楼的，位置都很偏。但是这些和电影本身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那天的电影是《牧马人》，我们其实都看不太懂，但是我们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屏幕看了两个小时。

我们看完电影，经过桃树林的时候，我央求再玩耍一会儿。父亲想了想便答应了，他先一个人回了家。我和永军在桃树林里爬上爬下，找剩下的几个毛桃。我们玩累了，就躺在桃树下的草地上，抬头看天，天空是清浅的淡蓝，蓝得像透明的海。月亮很早就出来了，是半月，挂在天际，像一枚贝壳。而我们便如躺在海底的水草里。这个时候有一架飞机匀速飞过，在月亮之上飞过，它飞得那么高，那么舒展，如一条白鲸在海水里遨游。然后，我听到永军说：

“看，气球！”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惊奇。

“那是气象台放气球测试风向，我们每天在阳台上都会看到。”

我有些嘲笑永军的孤陋寡闻。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家在山脚下，很少看到呢。”

我们一起看着那气球越飞越高，慢慢地也飞到了月亮之上，终于是不见了踪影。

“谢谢你，我真喜欢今天的电影。”

永军说。

“我也是。”

我看着天空。

“如果我有一个亲生父母从美国回来找我，我会不会跟他们走？”

永军像是在喃喃自语。

我没有作声。隔了许久，我说：

“至少，你有亲生父母。”

“你也有啊，而且你的父母都挺好的。”

永军声音低了下去。我想起了他父亲的兔唇。

“嗯。”

我还是很简短地应了一声。

永军有些意外我的回答这么冷淡，他转过脸看着我，像是想从我的眼睛里找出谜底。

“是的，他们都好。”

我闪开他的眼睛。

晚霞把天边映得绯红，桃树林像是搽了一层浅浅的胭脂，那胭脂四处弥漫着，一树，一叶，一风，一露，都挑染了一抹红。我带着他爬到了气象台的高墙上。我喜欢从这个高高的地方看这个城市，城市似乎就在我们的脚下，远处深蓝色的大海温柔地围绕着它，晚霞也给它披上了一层霓裳羽衣，浅灰，深蓝，淡紫，这个城市在这一刻华丽得像天边的一块锦缎。

“真好看啊。”

我说。

只是它那么好，那么美，却是不属于我的，我叹了口气。永军也叹了口气。

起风了，他家住的那个破旧的老街在风里一点一点映入我的眼帘，风，破碎的风，如那座老街一般破碎的风。天色渐渐喑哑，浅灰色的时间静静地流过，我们默默地往回走。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又约了他看电影。父亲居然答应我们两个人单独去看。这次是个喜剧片，《小小得月楼》，看到那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滑着香蕉皮摔了个大跟头，我们两个都笑得合不拢嘴。回家的路上，他说：

“你爸妈不看吗，把票让给我，多不好意思。”

“我妈妈怀了小毛头，天天在家吐，不舒服。”

我心情好得很，顺口回了他。

“噢。”

他应着。

过了一阵，他皱了皱眉头：

“现在不是不准生二胎吗？”

我木在那，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看了我一眼，不再说什么。

转眼就是一年，我八岁了，我家添了个小妹妹。这一年，父亲母亲都忙得没有时间看电影，我和永军两个人看了好多电影。永军每次都对我谢了又谢，还常带韭菜盒子给我吃。我父亲母亲都是南方人，不会做这些面食，可是我却喜欢吃。只是永军从来不喊我去他家。

有一次我们看完电影经过气象台。这时候气象台的气球正徐徐升起，从我们头顶飞过，穿过那些小洋房灰色的尖屋顶，穿过粉白的桃树林，越飞越高。

“我觉得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像个气球，它不属于我。”

他看着天，气球已经快看不见了。

我也看着那气球，心里一激灵，脱口而出：

“不仅这个城市不属于我，连我的父母都不属于我。”

“嗯？”

他暼了我一眼。

我并不看他：

“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我是他们领养的。”

他很震惊地转过身子，看着我，半天才说：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嗯。”

我突然觉得喉咙有些哽咽，我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但是我深吸了口气，没有哭，而是抬头看着那个气球。

气球，像气球一样的城市，像气球一样的父母，他们飘在那，晃荡着，没有定数，早晚都会离我而去，又或者，我早晚都会离开他们。

那之后不久永军邀请我去他家吃饭。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他家。他家住的那栋砖房是和另一家合住的。他家在二楼，楼梯在外面，没有遮挡。屋子里面光线不好，客厅的墙上挂着几张电影海报，《庐山恋》和《神秘的大佛》。我看到里屋一个微胖的中年女人从炕上站了起来，下了地，走到客厅。她的眼睛也是细长的，她朝着我笑，她的身上带着一团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温暖。一种久违的慈爱在空气里流淌。

“阿姨好。”

我说。

她却没有回话，只是又朝我笑笑，然后向永军打着手语。我极力掩饰脸上的震惊，永军的脸上露出一点点尴尬，但是那尴尬快速地褪去，我甚至不知道那是否真的存在过。

“我妈妈，她让我告诉你，到我家不要见外，想吃什么跟我说。”

他看着我。

“韭菜盒子。”

我说。

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韭菜盒子，热乎乎刚出锅的韭菜盒子两面都煎得金黄，刚刚好的黄。里面的粉条韭菜不知道加了什么调料，香喷喷的。

吃了饭，永军送我出门，我轻声说：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他什么也没说，但是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那种心领神会的默契。我们都是不属于这个城市的人，我们都有难以启齿的秘密，那些关于我们从何而来的秘密。

我们两个走得更近了。一年又一年，二年级到四年级，我们两个好像总是在一起。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去劳动公园玩，一起坐旋转木马，一起在这个无法靠近的城市里游荡。有一次，旋转木马旁边的空地里搭了一个白屋顶的大大的帐篷房子，据说是一家杂技团在这里安营，要演一个秋天。

“我听说那些杂技团的女孩子白天表演，晚上要陪老板睡觉。”

永军说。

我听了很难受：

“他们的父母怎么会把他们送到这种地方。”

“也许他们没有父母。”

永军说，我的脸色一变。

永军忙岔开话题，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地上都是梧桐叶子，我们踩在上面，沙沙地响，夕阳把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投射在那一地的落叶上，我们似乎突然就变得很高很高。我看着两个瘦长的影子，心里涌起了一层悲凉，那细微的悲凉和沙沙的脚步声搅在一起，让人无端地不安。

和永军一样，我人生的路从一开始就有了残缺，我那时不知道那样的残缺会嵌入我每一个细胞，并且一直跟随着我。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那种残缺带来的伤害。如海底的暗涌，不动声色地伤害着周围的人，也伤害着我自己。

冬天来了，过了元旦我就十岁了。大连的冬天不算难过，但是寒风乍起，吹在脸颊上还是生疼。我在十五路公交车站附近徘徊着。看到一辆车过来，我就凑过去，眼睛盯着地面，我在等待那些下车的乘客丢下小小的票根。我母亲的单位可以报销车票，她要我去捡这些票根——我家里并不富裕，现在又添了个妹妹。一辆车子开走了，我搓了搓手，抬起了头，我看见了不远处的永军。他转开了头，假装没有看见我。我的脸一定是红了。

快放寒假了。有一天我去永军家做作业，回来后发现我的那本蓝皮的新华字典不见了。我记得在他家里拿出来用过。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问他，他说不知道啊。我有些狐疑，也不好说什么。我后来又去过他家一次，也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我的记性不差的，除了他家，我想不起来别的地方。有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趁他不在，翻了他的书包，果然我的字典在他的书包里。他把蓝皮换成了绿皮，但是我在最后一页找到了我的名字。他回来时，看着那本字典，面如死灰。

我看着他，嘴角漏出一丝鄙夷和一丝无人察觉的释然。

我找到了一个理由疏远他。他知道我所有小心裹藏的秘密，知道我的过往和我的现在。我们是如此相似的物种，他知道这个物种所有的自卑和不安。又或者，我是想惩罚他，惩罚一个和自己一样微小甚至更微小的同类。那时的我大概没有意识到一个少年可以有如此幽微又复杂的心绪。

我不再和他说话。有几次，他的胳膊肘故意碰到我，我只是把手肘缩回来，却并不看他。我可以感觉到他无声的悲凉慢慢地向我这边蔓延而来，但是我并不看他。我们不再结伴回家，我们一前一后。他在前面踢着小石子，我跟在不远处，不和他有任何目光的交汇。那时的我觉得他的存在是一张纸，随手放在一旁，随时可以捡起来。那个寒假，我们没有任何交往，整个寒假都没劲透顶。我一天天盼着寒假赶快结束。我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想起和他一起看电影的时光。在电影院漆黑的空间里，我们都变成了自由自在的鱼，我不必掩饰自己，我可以和他说我最阴暗最真实的想法。我们是同一类鱼，被上帝放逐在海洋的同一个角落。我们的触觉无比灵敏，海水些微的冷暖变化都会被我们迅速感知到，放大展开，细细碾磨。

我心里长出了一个大大的洞，我想，一开学，我便要同他和好，他一定是等在那的。我没有想到我再也没有机会来填这个洞。

这一年是1986年，我父亲要复员了，我们可以选择留在大连或者是回到家乡的小城。父亲年前是填了留在大连的志愿。然而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吃了一冬天的白菜。

母亲说：

“这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回老家。”

父亲说：

“大连是个好地方呢，比老家的小城好几百倍啊。”

“可是再好也不属于我们。”

母亲说。

我看了她一眼，原来她和我是一样一样的想法。父亲于是追到沈阳改了志愿，很快就是听说武装部的另一家要搬到我家这个房子，他们挤在一个海军大院的宿舍很久了，等不及要搬过来。我们原是准备学期结束夏天回南方的小城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春天就得走了。这之后不久就又开学了。一切似乎都太快了，快得我还没来得及整理我的心情。离开大连的那天是星期一，整个周末我都心神不宁，心里像有万千个小虫子在咬噬着我。

星期一那天我特意去了学校和老师同学告别。然而永军居然没有来。我冷在了那里。我胡乱地说了几句道别的话，班主任说：

“那么，再见了，希望你回到家乡学习进步。”

她看着我，像是通知我已不再属于这个学校，也不再属于这个城市。我几乎就要哭出来了，我默默地看了一眼永军坐的位置，转身出了教室。我走出校门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学校，校门上“向阳小学”几个字干干净净的，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坐的军用吉普车停在楼下。车子穿过文具厂，穿过那一片桃树林，树林里的绿叶已经抽出来了，在早春的下午散发着桃树叶子的清香。我记得桃花灿烂的时候，一枝枝，一串串，香雪海一般徜徉在整个山坡上。我和永军一起爬到树上摘了桃花，插在水瓶里，摆在书桌上，粉白的桃花，大朵大朵地盛开，一屋子的明媚芬芳。过了气象台就是下山的路，吉普车向着大海的方向奔去。我又一次看到那些神秘的大院，院子里漂亮的苏俄式样的小洋楼，和那些青灰色的屋顶。这条道路两旁种了很多法国梧桐，叶子那么细密，连蓝天都遮住了。道路的尽头静静伫立着南山电影院。我想起了我和永军一起看的《城南旧事》，小英子最后是坐着三轮车离开的，那柔软，缓慢而忧伤的曲调在通往南山电影院的道路上，在大海的穆蓝，桃花的粉白和小洋楼的青灰色中飘了过来：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一切都离我远去，那些蓝的，粉的，和灰的，气象台每天都会升起的气球，南山电影院一场又一场的电影。那条通往南山电影院的道路，白天的道路，和晚上的道路，上山的道路，和下山的道路，它们不像是同一条道路，更像是无数条不同的道路，散发着不同的气息，不同的光亮。

我们是坐轮船回南方的。就要起航了，万吨轮船如同一个怪兽一般发出长长的鸣笛。码头上送行的人群在不停地挥动着手，没有人给我们送行。我站在甲板上，低头看见咫尺之遥的海水是灰蓝的，泛着泡沫，天空却是深蓝，像冰一样冷，像海一样深。那座城市在我的目光里渐行渐远，模糊成一片暗影，终于成为海天之间漂浮的一个黑点，最后，那个黑点也坠入了海平线，整个城市仿佛都沉入了海底。

我知道，那个城市，连同城市里的那个少年从此就长眠在我的记忆之中了。

我们回到了南方的小城，好奇怪，在这座小城里，我依然没有找到一种归属感。那种被摒弃的感觉像是从北方的那个城市一路南行，寻了我来。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经过大安街。那么窄的一条街，没有人行道，没有行道树，到处是尘土飞扬。所有的人流，自行车和机动车在同一条狭窄的街道上穿插交融。两旁是木质的低矮的楼房，一栋连着一栋，跟永军家住的那条老街一样，甚至比那还要破旧，木头都是黑的，像是随时会垮掉。

我站在大安街的尽头回望这个小城，所有的喧嚣像潮水一般隐退，这个小城在那一刹那变得安静又陌生，原来它也不属于我。我跟自己说，我要离开这个城市。

后来，我就真的离开了那个小城，去了北京，再后来我漂洋过海去了太平洋的另一边，有一年，我甚至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IT部门的一员去了阿富汗。然而那种熟悉的被摒弃的感觉却如生了根，与我形影相随。北京是不属于我的，美国是不属于我的，他们都那么好，那么美，可是我只是过客。像气球一样的城市，像气球一样的我。

许多年过去了。过往的岁月犹如一树飘零的桃花，旧时光里的记忆一片片丢失散落，只是少年永军的样子总会在某个时刻浮现，成为那些或明亮或灰暗的场景中唯一不吻合的东西。他会像我一样，不停地在寻找一种归属感吗？我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光里再见到他吗？

2014年的春天，我像一个气球，孤单单的，再一次漂洋过海，飘到了最南方的深圳。

有一次，我去福田区的一个酒吧，碰到一个男人拿着吉他在弹一首歌，一首熟悉的老歌：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是《城南旧事》里的那首歌。我愣在了那里，眼泪没知没觉地滑落了下来。歌唱完了，我忍不住走上去和那个歌手说话。原来他居然是这里的老板。

“我很少唱了，偶尔为之。”

我们聊了起来。

他的名字叫梁久柯，他听说我是海归，以前住在加州，对我生了很多兴趣，

“我的前女友，她以前也在加州呆过。”

然后我知道他居然是大连人，也住在中山区，祝家街。我们聊起劳动公园的小树林总有年轻人在里面谈恋爱，孩子们就故意穿行其中。我们还说起星海公园的海滩和友谊广场骑马的交警。

我成了那家酒吧的常客。梁老板也是个话不多的人，这很好，我对于话不多的人有一种天生的好感。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熟稔，像泉水一样清澄。我们喝一种日本的清酒，酒很醇，些微的甜，有水果的清香。我们边喝边聊，更多的时候是沉默。梁老板会问我一些美国和加州的情况，我问他有关大连的事情，我问他还记得气象台脚下的南山电影院吗？还有一个福利厂。他说我记性真好，不过电影院好像拆了，福利厂也不在了。我叹了口气。梁老板说大连变化很大，该回去看看的。我想起了那个和我一样不爱说话的少年，我心里的那个黑洞从记忆深处又长了出来，我似乎听到了那个北方的城市海浪的声音。

在我又一次梦到气球里的那个城市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得去了。梦境里，那通往南山电影院的道路在月光下变得清晰无比，必须得去了，循着梦的轨迹而去。梦最终得做完整。

我安排了一个机会去大连出差，出差前一个星期我去了一次酒吧，我说我想找一个老朋友，他的父亲叫季解放，他母亲是个聋哑人，他们以前住在昆明街福利厂。梁老板说这个不难，他有个老同学在公安局。我出发前一天，他居然真的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大连。这个城市，似乎更俊俏，更时尚了。我呼吸着这个城市的风，略带着海水咸味的风。记忆穿过世纪而来，我看到的还是三十年前一样整洁无尘的道路，道路两旁是似曾相识的法国梧桐，深灰的树干笔直挺拔，连天的绿叶交错重叠，安静地守护着这个美丽如昨的城市。它依然那么好，那么美，饱含着海洋清新的气息。

我事先打了一个电话，很苍老的声音，是永军的父亲。我们稍微说了几句，他说他记得我的，我说永军还好吧，他顿了顿，说你来看看吧。我们约了时间见面。

他们搬到了白云街，是那条老街的拆迁房。他们家在顶楼，没有电梯。我爬到第六层，已经气喘吁吁。铁皮门开了，我看到了一个少年，七八岁的样子，黑亮细长的眼睛，皮肤黑黑的，我差点脱口而出“永军”。然而他很快地转过身，冲里面的屋子喊了一声：

“爷爷奶奶。”

两个白发的老人搀扶着走了出来。我认出了他们，永军的父母。他父亲的兔唇经了岁月不再那么显眼。他母亲身上的温暖却是隔了一层薄雾，一层让人琢磨不透的清雾。

然后我看到了他们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相片，相框上缠着黑纱布。我从那张相片上看到了少年永军的影子。我心里陡然一惊。

“伯父伯母，永军他……”

“坐吧。”

他父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微笑着招呼我坐下，

“小石头，你去拿西瓜出来给叔叔吃。叔叔是你爸爸小时候最好的朋友。”

我看看墙上的相片，再看看那个孩子。我可以确定墙上的是父亲，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永军，他三年前走了。”

他父亲终于开了口。

一声钝响在房子里回响，我的心猛然一抖，眼前似乎有半树桃花簌簌而下。我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洞，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一个我永远没有办法爬出来的黑洞。

“他在星海公园玩的时候，为了救一个溺水的儿童去世的。”

他父亲接着说，

“政府还给他发了一个好市民荣誉勋章。”

他指了指墙上，我才注意到他的黑纱照片旁边挂着一个荣誉证书，烫金的荣誉证书。

“他终于属于这个城市了。”

我轻轻地说。

他的老父亲抬起昏花的眼睛看着我，没有明白我说什么。

“他在日记里多次提起你，说这辈子做得最傻的一件事就是拿了你的字典。”

他父亲接着说，

“也怪我们，他一直想要一本字典，我们没有买给他。”

我呆呆地坐在那，心里堵得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眼睛终于转向了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孩子。

“他母亲去年改嫁了。小石头现在跟着我们。”

他父亲顺着我的目光，也看着那个孩子。他的脸上有一种老年人的脆弱、酸楚和一种被时光抚摸过的沧桑和坦然。沉郁一阵阵向我涌来，我深呼了口气，伸出手，抚摸着那个孩子黑黑的头发：

“几岁了？”

“八岁。”

“还记得爸爸长什么样子吗？”

“记得。”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父亲。

我的生父是个电工，我四岁那年去世的，是个梅雨天，电线漏电了。我记得我穿过人群，走到我父亲面前，父亲躺在泥地里，一动不动。我抬起头，周围一圈的人没有一个敢看我，我站在那，小小的，好像一个人站在荒野里。那是我人生最初的记忆，关于死亡的记忆。我的生母在我六岁时也改嫁了，我成了村子里吃百家饭的孤儿，直到我的养父养母收养了我。

我看着那个孩子，他像极了永军，但是我却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低着头，不说话的样子像是世界上另一个我，少年时代的我。他是个安静的孩子。我想起了喀布尔的街头，那些因为战争失去了父亲，流浪在街头的孤儿。他们三三两两坐在墙角，土黄色的高墙上是重重的铁丝滚网。他们的眼睛深陷，过分大而黑的眼睛使他们的神情总是带着一种轻微的恐惧。他们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那么安静。全世界没有父亲的孩子都是安安静静的。

我仿佛看到了两个瘦削的少年，并肩走在去南山电影院的路上，他们一路走来，地上是两个孤零零的小影子，天上飘着的是五颜六色的气球，蓝的，粉的，灰的气球。我的鼻子有些酸，我觉得我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我深吸了口气，就像我少年时一样，没有啜泣，也没有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