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群人或者几个人里，纪红建总是最安静的一个。偶尔与人说话，未语先笑，脸上挂着谦卑、拘谨和腼腆，双手不经意间搓两下，像羞涩的村姑。有人端过茶杯泡茶或者传递某样东西，无论该人或男或女，或尊或卑，他会立马起身，紧走几步，连声道：“我来，我来！”抢到“活计”，忙完，他又悄声隐在角落，寂然无语，眉宇间还是堆满淡淡的谦和笑意。我给他微信留言，相求某件事时，无论事儿大小，他会在看到的第一时间回复：“好的，雄文！”“文”字后面的感叹号，永远那么醒目，没有的时候极少。我似乎能看见手机那头他那经典的笑容，这种如邻家大哥的笑容，令人无比舒畅与放松。

他其实比我小好几岁，却是我的毛院老师和鲁院师兄。第一次领受他的殷厚关爱，是在毛院时师生外出社会实践的大巴上。他作为带队老师坐在车头，我与师友们刚见面几天，平素也不喜热闹，便默坐于车尾的角落。一会儿，一位同学跌跌撞撞跨过颠簸的车厢找到我说：“纪老师叫你到前面和他坐。”我满是疑惑，与纪老师并不熟，除了公开的课堂见面，私下未有过交流。到他身边坐下时，他笑了笑，说：“我看了学员入学申报表，全班就你一个是写报告文学的，报告文学大有可为，我们一起努力。”说着，他便沉默了。我性格也内向，不擅言语，极熟的人前才会多说几句，他又是起点很高成名已久的老师，于是除了点过一次头，也拘谨地坐着。两人便一路默然，直到下车。我的后背汗水涔涔，早湿透了一张厚实的海绵靠背。

我与他很熟后，才知他并非故作威严，实则讷于言敏于行。他用多年领着我不断前行的行动，诠释了那一次车上的寥寥言语：韶山召开的湖南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会上，极力举荐我为增补的理事；安排我在稠人广座发言，让省内的顶级同道知晓我；与他一道外出，不管别人是否乐意，逢人便夸赞我的点滴成绩；接纳我为学会刊物《湖南报告文学》杂志编辑；帮我筹办高规格的新书研讨会；他自己的新书研讨会，无论地点是湖南还是北京都邀我参加……长沙我相识的师友不少，而我惟一愿意前往久坐且感觉如自家般舒坦的地方，便是岳麓大道毛院里他的办公室。

他是望城人，雷锋的嫡亲老乡，又最喜成人之美，在孤傲者居多的文学圈殊为难得，诸多和我一样受惠于他的人便直接称他为“纪雷锋”。这位湖南文坛活着的雷锋，同样给予人的甚多，索求于人者为零。毛三班的师姐曹沁红多次对我说，熟悉的朋友里，纪红建是最干净的人，我深以为然。毛院毕业后，我有一个梦想：去鲁院学习。对已是中国作协会员的我而言，这几乎是舞弄笔墨人生里最后一个渴盼的顶峰。然而，它又犹如头顶的星辰，虽璀璨，却遥不可及。有人告知我，省作协报名等候的人已排到200名之后，而省内每年能去鲁院的最多三四人，比同年加入中国作协的名额都少。纪红建得悉我的心愿后，几年里一次次带我拜谒文坛前辈，言辞恳切、唇舌焦干摆陈我的文学成绩，又亲手将前辈墨痕未干的推荐信封存寄往北京。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他的兴奋甚至过于我，嘱我一一打电话道谢诸多师长。到了鲁院庄严的开学典礼上，我回首南国，蓦然生愧，几年的争取“长征”中，他从未喝过我一口茶，未接过一根烟……

纪红建的魅力远不止于厚道，勤勉更是罕见，被师友们戏称文坛“劳模”。他几乎是不喘气地挥笔写作，一部接一部厚重的作品灼亮了文坛，也彰显着文学湘军一位主将的实力：《哑巴红军》《忠诚》《诗歌生长的地方》《中国御林军》《明朝抗倭二百年》《不育不孕者调查》《母爱最真》《决战中亚》《国家血管》《有一个地方叫望城》《马桑树儿搭灯台》《见证》……在别人“两句三年得”时，他已是赫然“两部三年得”，甚或“两部一年得”。写作的些许间隙，他便背上背包，四处孤寂地行走、访谈，搜集素材。平日给他打电话，若关机，基本上是在写作中；若好不容易接通，他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迭声道歉：“不好意思，我在贵州山区，信号不好。”前年正月，我打算给他电话拜年，不想他竟在西北某个村庄的寒风里接电话，令我久久震撼不语。一部《乡村国是》，他走了中国14个省最穷困的202个村庄，且在书后一一罗列了村庄的名字和被采访者的姓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不是用笔写出，而是用长满水泡的双脚丈量出来的，能摘取文学的国家荣誉桂冠鲁迅文学奖，良有以也。

获奖之日，朋友圈瞬间燃烧起来，几乎全是有关他的消息与祝贺。他却照例沉默，甚至还不如从前的偶尔冒泡，似乎从人间蒸发了。直到好些天后，有人在湖南报告文学学会的群里焦虑，担忧他的身体是否有恙，他才被迫露面，说了获奖后惟一的一段话：“各位师友：深深感谢大家对我一直以来的帮助与支持，关心与爱护！之所以现在才向大家汇报，主要还是因为没有想出更好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大家对我的情太重，而我言太轻。就默默地享受着人间这份真情，深深铭记大家的大恩博爱吧！这次获奖，是老师们的鼓励与鞭策，惟有老老实实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报告者，才能不负老师们的爱心与苦心。”

我没有接话，而是蓦地想起了《后汉书》里一桩往事：“诸将军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说的是东汉开国后，光武帝麾下的诸将常聚一块唾沫横飞，争功夸能，惟有屡建奇功的大将冯异躲在一旁的大树下，静默无言，被军中上下称为“大树将军”。我想，纪红建也是这样一株谦恭、安静的大树。

此刻，再次读到他这段我悄悄收藏于电脑文件夹中的话，眼角已微微湿润。窗外落日西斜，漂红了我萧索的书桌。这个攀上文学巅峰却又从来低调的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报告者，大概又匆匆行走在大江南北的田间地头，丈量当代中国社会新的报告了吧？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