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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新与旧 人间要好诗

来源:中国艺术报 | 刘国震  2018年11月26日15:42

写诗和做诗词刊物编辑多年,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熟悉的一些诗人,原本是写现代新诗的,后来却改行写旧体诗词了,而且出手不凡。就邢台诗人来讲,有两位老诗人就很有代表性。出版过新诗集《匆忙间的俯拾》 《未了之悟》的王玉民,出版有《泥土里的灵魂》 《女人是水》 《亲近善良》 《阳光的清香》等新诗集的段飞,早年都以新诗名世,后来却成为邢台旧体诗词创作领域的实力诗人。近年活跃于邢台旧体诗坛的中年诗人冯延辰,其第一本诗集《寻缘的红叶》也是新诗。

从新诗而转向旧体诗,已有多个成功的先例。那么,写旧体诗词的诗人,能不能转向现代新诗,并取得成就?我以为完全可以,有志于此道者不妨尝试一下。

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裴多菲,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爱情,自由》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个广为流行的文本,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现代著名诗人殷夫翻译的。另一个文本,则出自著名翻译家兴万生的手笔:自由与爱情!我都为之倾心。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

两种译本,内容差异无多,但在语言的使用上不尽相同,各有千秋。前者具有中国传统诗词的韵味,后者则更符合现代新诗或曰“白话诗”的特性。

对外国诗,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方式翻译,那么中国的传统诗词呢?能不能翻译为白话诗或曰新诗?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早就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我上中学时,读过一本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余冠英先生选注的《诗经选》,书中对每一首诗,不只有注释,还以白话新诗的形式做了翻译。比如那首著名的《伐檀》,译诗是这样的:丁丁冬冬来把檀树砍, /砍下檀树放河边,/河水清清水上起波澜。/栽秧割稻你不管, /凭什么千捆万捆往家搬?/上山打猎你不沾,/凭什么你家满院挂猪獾?/那些个大人先生啊,/可不是白白吃闲饭!

做车幅丁冬砍木头,/砍来放在河埠头, /河水清清河水直溜溜。/栽秧割稻你闲瞅,/凭什么千捆万捆你来收?/别人打猎你抄手,/凭什么满院挂野兽?/那些个大人先生啊,/可不是无功把禄受!

做车轮儿砍树丁冬响,/砍来放在大河旁,/河水清清圈儿连得长。/下种收割你不忙,/凭什么千捆万捆下了仓?/上山打猎你不帮,/凭什么你家鹌鹑挂成行?/那些个大人先生啊, /可不是白白受供养!

另一首《关雎》 ,则翻译为七言的白话诗:

鱼鹰儿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

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

水荇菜长短不齐,采荇菜左右东西。

好姑娘苗苗条条,追求她直到梦里。

追求她成了空想,睁眼想闭眼也想。

夜长长相思不断,尽翻身直到天光。

长和短水边荇菜,采荇人左采右采。

好姑娘苗苗条条,弹琴瑟迎她过来。

水荇菜长长短短,采荇人左拣右拣。

好姑娘苗苗条条,娶她来钟鼓喧喧。

唐代诗人崔护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题都城南庄》 ,诗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有人作了这样的翻译——

去年的今天,在这个院落,

我看见满院的桃树红彻。

秋千架上,佳人笑着,

桃花般的脸,虏住了我的魂魄。

还是这个日子,还是这个时刻,

我倚在同一个门扉之侧。

秋千空了,佳人何在?

春风定知情,可她不说。

泪眼望向这一院的桃树,

今年的桃花,不是去年的颜色。

翻译之后的诗,在气韵与境界上与崔护的原诗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正如将“大江东去”译为“长江的水啊流向东方” ,将“落花时节又逢君”译为“在这落花纷飞的季节又与老友重逢” ,诗意荡然无存。但《题都城南庄》的白话译诗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已属难得。译诗总比原诗逊色,窃以为,这不是翻译者的功力不逮,也不是白话不如文言更具表现力,而是诗这东西,是经不起翻译的。将外国诗翻译为中文诗是这样,将古诗翻译为新诗是这样,如果有好事者,要把新诗改写成旧体诗,也是如此。诸如艾青的《礁石》 《我爱这土地》 ,臧克家的《有的人》 《老马》 ,韩翰的《重量》 ,汪国真的《热爱生命》 《山高路远》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戴望舒的《雨巷》 ,徐志摩的《沙扬娜拉》 ,以及舒婷的短诗《神女峰》 《致橡树》 ,若把这些现代新诗改写“翻译”成旧体诗词,同样很难达到原诗的气韵与境界。若是篇幅长一点的新诗,比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 、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 、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 、纪宇的《风流歌》等,就更难了。诗无达诂,它只能感悟与体味。即使是高明的翻译家,译文达到了“信、达、雅”的要求,但诗歌这个艺术的精灵,其色泽、韵味、境界、哲思与魅力,岂是一个“雅”字可以涵盖的!像殷夫翻译裴多菲诗那样深入人心的文本,当属一个例外。翻译诗歌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但我觉得,新诗人与旧诗人,闲暇时倒是不妨做做这种新旧诗“互译”的游戏,这至少可以体悟古典与现代两种语言的不同特性与魅力,既娱乐身心,也能加深对原诗的理解。

有人对今人写旧体诗词有偏见,认为那种整整齐齐的句式,像顺口溜,没有现代诗的韵味与风度,算不得真实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能是文朋诗友间的唱和应景之作。也有人对现代新诗有成见,认为它“不讲平仄不押韵,咿咿呀呀叫一阵” ,太好写了,甚至有“会敲回车就能作新诗”的极端之语。这两种观点,都是十分肤浅与荒唐可笑的,是既不懂新诗也不懂旧诗的表现。事实上,无论新诗与旧诗,本质上都是诗,都必须具备诗的特质与基本属性,那就是形象思维与抒情言志。当然,两种不同的形式,也各自有自己的优势与局限性。有些题材适合用旧体诗的形式表现,有些题材则适合用新诗的形式表现。同时担任着《诗刊》与《中华诗词》编委的著名诗人刘章说:“人类的生活,如浩淼大海,似巍巍高山,露珠闪亮,小花微笑,姿态万千,为诗、为文,也要多副笔墨,方可得心应手。 ” (刘章: 《凝思与歌唱》序)确是切身感受与经验之谈。刘章不只是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他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登上中国诗坛, 60多年来笔耕不辍,创作发表诗歌3000余首,其中新诗与旧体诗词各占一半,平分秋色,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道靓丽风景。诗翁臧克家有言:“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 ”写新诗的人应该学习旧体诗,从博大精深的传统诗词中汲取营养;写旧体诗的人也应该读些现代新诗,从这一充满生命力并在日臻完善的崭新艺术形式中借鉴有益的东西。惟其如此,新诗与旧体诗才能扬长避短,并荣共存,在新中国诗歌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艺术形式都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面向时代,面向未来。任何固步自封与抱残守缺,都将走向陈腐与凋零,最后被读者抛弃,为时代所淘汰。

“漂亮,能迷住每一个人/如太阳飘过天空/牵动所有的向日葵” ——诗人晓桦曾以这样的诗句,咏叹一名女兵的美丽。不管新体与旧体,只要是阳光般温暖、灿烂与靓丽的诗篇,都能牵动万千读者的“向日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