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一九七三年，我已十八岁。

那年，我的口袋里揣着三○六厂的录用通知书，背上背着一床四斤重的棉被，肩头扛着一个“精加工”的包装木箱，登上了南行的硬座列车。经过二十三个小时的颠簸之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站下了车，顺着路标的指引，跋涉了十余公里的山路，才在一个大山沟里找到了三○六厂的报到地。

报到处挤满了同龄人。无疑都是来报到的。我把行李搁到一边，在人的漩涡里扭来扭去，很快就被淹没了。

三○六厂是个“三线”工厂。“三线”工厂的报到处是个短命的临时机构，与人事劳资科毫无干系，所以也就设置在厂里唯一的公共食堂内。食堂门口竖着一块新工人报到处的木牌子。一侧的墙上贴着一张红纸黑字的大榜。榜上正楷书写着新工人的姓名、年龄、性别和报到注意事项等。

从这张榜上，我了解到和我同时被三○六厂录用的新工人一共是八十六人，年龄差别不太大，最多不过三四岁，但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性七十五人，女性仅十一人。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数字。我想前来报到的新工人都心照不宣地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偷偷地环顾了四周一番，实际情况与我的想法完全吻合。我发现：女性新工人的目光总在男性新工人的名单上扫来扫去，嘴角挂着微笑，流露出心满意足的兴奋神情。而男性新工人的目光则长时间停留在女性新工人的名字上，久久不愿离开。尽管有几个嬉皮笑脸的油条说几句调皮捣蛋的话，绝大多数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苦脸，似乎有一种莫须有的危急正在威胁着他们。我认定他们是在担心以后找不到对象，怕打一辈子光棍，心中暗自讥笑他们。但与此同时，自己也是忧心忡忡，与我所讥笑的同伴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在我准备要来这里报到之前，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曾经推心置腹地劝我不要来。

“何解咧？”我问他。

他说：“苦。”

“苦？我会怕苦？”我反问。

他又说：“找不到对象。”

我缺乏一辈子不结婚的勇气，只能用眼睛盯着他。

他见我不语，就说：“你连咯点都不明白？”

“不明白。”我只好这样说。

他便用久经世故的口气对我这样说：“‘一线’英雄姑娘追，‘二线’城市姑娘堆，‘三线’工厂‘无米炊’。”说完，抽筋般地笑了起来，还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

我知道他说的“无米炊”就是指找不到老婆。

然而，我不听忠告，还是来三○六厂报到了。因为我家境不好，无法与这个朋友相比。他可以挑肥拣瘦，我不能，完全没有挑剔的余地。至于找老婆，不是当务之急。以后再说吧。现在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了。

2

当然，也有值得欣慰的地方，那就是三○六厂的建筑不错。虽然远离城市，空气却很新鲜。四面环山，山上覆盖着绿色的灌木丛。朝东面看，山与山之间有一条弯弯曲曲沿着山脚无声无息流淌不休的河。而且时常可见小动物踪迹。比如：长着胡须的小山羊，快速奔跑的灰野兔，喜欢模仿人的小猴子等。自然也包括行动机敏的小老鼠。据说，老鼠这东西还是近两年才繁殖起来的，标志着这一地区的繁荣。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工厂称为“三线”工厂，便和报到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三线’工厂是军工厂性质。”

听到一个“军”字，我高兴得嘴巴扯开尺把宽。要知道当时是个为了一顶军帽连命都不要的年代。

“么子时候发军装？”我忙问。

“发军装？”干部模样的人笑了笑，“不发军装。”

顿时，犹如上半身穿棉袄，下半身穿短裤——凉了半截。

“军工厂何解不发军装？”我不满地问。

干部模样的人又笑了笑，解释说：“我说的是‘军工厂性质’。就是……”他停下来找了一阵词：“就是由军队控制的民用工厂。和平时期生产民用品，战争时期生产军用品。”他抿了一下嘴唇：“保密性强。为了防止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破坏，咯类厂子都建在山沟里。咯是战备的需要……”

我听得挺认真，似懂非懂。

“军个屌！”突然，一个很响的声音。

我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壮实汉子。大约三十六七岁了。胡子拉碴，简直是一团杂乱的锈铁丝。头上扣着顶蓝色工作帽，一身蓝色工作服，满是尘土，少说也有几个月未下过水了。

他见我望着他，又大大咧咧地说：“小老弟，告诉你，‘三线’工厂就是：上班一条线，下班一条线，睡在床上还是一条线。加起来一共是三线。”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仍旧是似懂非懂，附和着抽动了几下面部的肌肉，心想：“军工厂性质”的说法是故弄玄虚，但壮实汉子说的“三线”又太没有无产阶级气味了。

3

报到后，就参加了厂里为新工人举办的学习班。历时三个月，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武装思想，读不完的报纸，谈不完的学习体会，订不完的计划，下不完的保证，表不完的决心，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才能做一个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第二是各自表现一番，以便厂领导挑选符合无产阶级接班人条件的好苗子。

我出生时笑神经损伤，那是助产士的过失，如今却把我害苦了。见到厂领导赔个笑脸也不会。呆板，固执，铁板一块，怎么也活跃不起来。讨论会上经常是撬口不开。唱歌跳舞之类的集体活动就更加沾不上边了。总之，我没有什么表现。如果我没有什么过错的话，学习班结束时，厂领导对我的鉴定只能是表现一般了。

与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叫华军的新工人。他来自大城市，叼一口京腔，身材匀称，五官端正，风度翩翩，而且能歌善舞，每次文艺活动都少不了他。厂领导对他格外重视，异性向他投去青睐。大家都喜欢他，称他美男子。

我，其貌不扬，却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对这个美男子极为反感。尤其是看到他在舞台上穿梭于异性之中的时候，一种难以扼制的恶心感就直往上翻。厂领导对他格外重视，我决不嫉妒。可他为什么要干勾引女性的下流勾当呢？

你看看，你看看，他那在舞台上演出时的德行吧，厂里稍微标致一点的女性都不同程度地和他发生过“关系”，不是被他拉过手，就是被他搂过腰，或者挽过胳膊，甚至……我简直不敢想……总之，糟透了。

为了不至于今后捡华军扔掉的“破烂货”，我专程去了一趟厂里唯一的小百货商店，花了九毛钱买了一个精致的小记事本，专用来记载那些与华军有过“关系”的“破烂货”的名字。凡是和华军拉过手的，与他挽过胳膊的，被他搂过腰的，以及有类似可能的嫌疑分子统统记了上去。日子一长，这个小本子几乎成了全厂未婚女青工的花名册了。真是不可思议。我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一有空就躲在角落里认真地进行排列组合，看是否还有不属于此列的异性存在。经过反复核查，我惊喜地发现有两人例外。只是其中一人已毫无研究价值。因为这个人是呆小病患者，身高一米三二，是照顾招收进厂打扫澡堂的。即使你有和她结为伉俪的良好意愿，婚姻法也不允许。这么一来，有研究价值的仅仅只有一人了。她叫黄雯，眉清目秀，不胖不瘦，小巧玲珑，肤色洁白，尤其是那两根活泼的小辫子，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是个不爱出风头的文静姑娘。说起话来，细声细气，柔人心肠。唯一的缺陷是脸上有几粒隐性雀斑，但不红脸的时候是难以察觉的。不过，她不会轻易和你红脸，所以无关紧要。

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研究成果，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一点，专心致志地瞄准了黄雯。

根据山中只有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的逻辑，我热血沸腾，决心试试我这藤去缠她那树的时候是个什么滋味。不幸的是，我一见到她，头就直往下耷拉，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连抬起头来正面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哪怕四周没有任何第三生命存在的时候也是如此。而她也竟然没有丝毫反应。

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成了枉费心机。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条干枯了的藤，无法缠树了。

4

三个月的新工人学习班快要结束的时候，紧张空气越来越浓了。人人都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一片惶惶不可终日的景象。有扑克牌算命的，拿个银毫子扔来扔去叫“粮”喊“国”的，到处可以看到。大家都希望成为一名技术工人。比如电工、钳工、司机什么的。主要是有个好名声，找对象就容易得多了。退一步就是去干操作工，扳扳开关，做个记录之类的事，图个轻松。最不愿意的是去矿山车间当采矿工，整天和无情的石头打交道。虽然是露天开采，不要下洞子，但风里来雨里去，也够人受的。

我对分在哪个车间持无所谓的态度，只求苍天有眼，和黄雯分在一起就行了。我梦想着和她接触的时间一多，一长，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但这个要求无法出口，只好闷在心里。

宣布分配名单的那一天，所有的新工人各自拿条小凳子坐在空荡荡的食堂里，人人怀里抱着个野兔子，心脏怦怦地跳，随时都有可能发展为严重的心律紊乱。

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我被分配在矿山车间。采矿工。黄雯分配在锅炉车间，开行车。我想这工作不会很累。但令人气愤的是，华军也分配在锅炉车间，当钳工。这家伙是只嗅到腥味就要咬的猫。他和黄雯分在一个车间里会有好事吗？

就因为这个，我伤心透了。在床上睡了整整三天没上班，为自己最后一线希望的破灭而痛惜。奈何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只好毅然决然地告诉自己：要斩断一切凡思俗念，做一个非同一般的人。

从此，当一名开矿工人——漫长的人生旅途第一步，在我脚下迈开了。

5

谁都知道，开矿不是件轻松的事。那是货真价实的向大自然宣战。先要把树木砍光，然后再扒泥，让矿石暴露出来，接下来才是采矿石。我们开采的是石灰岩矿，硬邦邦的，必须先用风钻打炮眼，再放炸药把矿石炸开。在这里干活，除非吃吊手饭，没有一件是不累人的。而最累人的活，还是数风钻工打炮眼。我专拣重活干，自告奋勇地干上了别人都不愿干的风钻工。每天抱着几十斤重的风钻突突地钻个不休。风钻的猛烈震动使我一个劲打摆子。有时候，屎尿都悄悄地流出来了，直到下班洗澡才发现。臭死人了。这一正常的生理现象被个别无聊的人当作笑料到处传播。别人和我开玩笑，我也不予理睬，仍旧不要命地干。久而久之，没人再笑我了，甚至对我很敬重。

总之，应该说，自从我决心斩断一切凡思俗念，全力投入到工作之后，心情是很舒畅的。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吃能睡，完全摆脱了残酷的自我折磨。

6

第一年的采矿生活一晃就过去了。想不到年关口上出了新麻烦。这个新麻烦是年终评选先进生产者引起的。人皆清楚，先进生产者是受名额限制的。厂里规定一个班组评选一人。多了不要，少了也不行，好歹评一个上去就是。我所在的班组除一人弃权以外，一致选我为先进生产者。说起来也是很正常的，像我这样拼命干活的人，不仅应评为先进生产者，再有两年时间还应选为劳动模范才是。凭什么？就凭劳动的时候屎尿屙在身上都毫无察觉这一点就足够了。试问天下健康人，谁有这样的先进事迹？没有！这样的先进事迹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遗憾的是，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不这样看。他觉得我有损于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对我的评价只能是表现一般。支书决意要评我们班组唯一的女将李秋晖。说是女将，整天屁事不干，吃吊手饭，让人恶心。不说别的，就说她上班的那身打扮就够了。冬天裹着皮大衣，像只毛皮动物。夏天穿着的确凉，薄得能看清身上的汗毛。有时候，不知什么缘故，连个乳罩都不戴。也许是突然慌乱忘了，或者是根本来不及。两个黑黝黝的乳头像是涂了墨。谁相信她还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最可鄙的是，经常穿条短裙子到工地来逛。山风一吹，尼龙短裤暴露出来，引得许多男工人直朝她那下边看。依我来说，她八成是资产阶级派遣来瓦解工人阶级队伍的特务。这种人不抓起来就便宜她了，还评她为先进生产者？真是莫名其妙。这不得不使人猜疑支书要评李秋晖为先进生产者的原委何在？动机是什么？

7

我不是那种石磨子压不出个屁来的闷葫芦。

一天上班的路上，我发现李秋晖又没和我们一起去工地，便故意问班长：“李秋晖何事冇来？”

“你要找她？”班长反过来问我。

“我找她？”

“不找她，你问么子？”班长说，“你又不是不晓得，她总是被抽到车间里去的。要找她，就到车间办公室去找。”

“还是晚上到她寝室里去找吧。那里香气熏得人打圈……”走在班长旁边的一个伙计说。

“当心被迷魂阵迷住哒。”另一个伙计说。

“我不是要找她。”我见来势不对，赶紧说，“我是讲她凭么子不上工地？她又不是车间书记。”

班长听懂了我的意思，干脆点穿说：“还为评先进的事呀！”

“我又不是争先进当。不过，评她当先进太怄人哒。就是随便在我们咯里评一个也比她强一百倍。”我提高嗓门，好让大家都听清我的话。

“算哒，算哒，无所谓的事情。不过一张纸，八分钱的纸。”班长劝我说。

不劝还好，越劝我越来劲。我继续用煽动性的语言说：“她一个做工的，总缩在车间办公室做么子？鬼鬼祟祟的，肯定冇得么子好事。”

“莫乱讲。”班长制止我说，“那是工作需要。”

“那就干脆把她调到车间办公室去好了。莫算在我们班组里。”我说。

“厂里冇得咯扎编制。要不，早就调走哒。”

“本也不该有咯样的编制。有的话，排个么子名？是不是叫第二支书？一个支书，两个主任，就够意思了，还来第二支书？”

“那就叫支书助理。要不，就叫支书协理。”一个伙计说。

“对——”另一个伙计叫了起来，“这就对了，‘斜你’，‘斜你’……”边说边斜着眼睛看人。

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便说：“协理，协理你个屁！她会做么子？斜起眼睛丢水波。女招待还差不多。”

“你看不起女招待呀！小老弟还蛮有志气的。我倒是直流口水，就是脑壳太细了，进不得兵。”那个把“协理”说成“斜你”的伙计说。

“你那家伙饿伤哒。”班长笑那个伙计。

“饱汉不知饿汉饥。你天天吃肉，高高在上，不了解我们的疾苦。”

“你有么子疾苦？一不愁穿，二不愁吃，还有么子不满足的？千万不要忘记哒，现在是新社会。新旧社会两重天。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班长说。

“哪个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们咯些结了婚的人就是不一样。”那个伙计说，“我只问你，厂领导在每个组配备一个女同志做么子？”

“做么子？”班长挥一挥手，“干革命噻！”

“干革命？那是不错。不过，在我们咯里，女同志，是一抱不起风钻，二害怕放炮，三扛不起石头。如何个干法？”

“你说如何干？”

“还不就是‘斜你’，‘斜你’……”

大家哈哈笑了起来。

那个伙计继续说：“她是我们班组的‘斜你’。支书却把她弄去当了私人‘斜你’，我看咯不公平，要提意见。”

我赶紧跟着说：“她不回班组来上班，就不评她先进生产者。”

8

我们的这番议论一般不会直接传到支书的耳朵里去。可是，想不到也有无聊的人以此为由头去找李秋晖搭讪调情，而且添油加醋，竭尽夸大歪曲之能事，结果导致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李秋晖表现得义愤填膺，大声谩骂议论她的人，其中自然少不了我的名字。后来又进一步演变为痛苦流涕，跑到支书那里去诉说她心中的委屈。支书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在百忙之中腾出手来，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调查的结论竟认定我是引起这一事件的主犯。

于是，支书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对我进行批评教育。

他一不泡茶，二不装烟，劈头就是一句话：“你污七八糟地讲哒些么子？”

我对他这种不客气的态度极反感，自然是你横着来，我直着去：“说哒么子？么子污七八糟？”我反问道。

“要注意影响。有的话不要乱讲！”

“乱讲哒么子？”

支书用严峻的目光盯了我一眼。

“讲话要注意政治。”

“么子政治？”

我一个劲反问。支书一个劲训人。

“讲得不好要负责任的。”

“负么子责任？”

“像你咯样的人还能评先进？”

这话对我刺激很大。我提高了腔调：“何解评不得先进？只有你喜欢的人才评得先进？你不喜欢的人就评不得先进？”

“支部是用先进的条件来衡量一个人的。你自己看看你够不够条件？”支书把屁股从藤椅上抬了起来，用手指头敲打着写字台桌面说，“完全格格不入。哪里还谈得上评先进？”

“么子叫格格不入？”

我思维迟钝。在这种场合，只会傻里傻气地反问。

支书继续说：“你看人家，就拿李秋晖来说……”

“李秋晖有么子好？”我用鼻子哼了一下，“还‘来说’！”

支书是个有经验的政治工作者，讲起话来不受别人干扰，有条有理。他扳起指头说：“学习认真，积极投入大批判，出宣传栏，排练文艺节目……”

一个手的指头都不够用了。

“还有呢？”

“咯就够了。你呢？自己好好想想。”

“我不需要好好想想。我只晓得我是做工的。”

“做工？”支书说，“冇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等于冇得灵魂。”

“你有灵魂，你有灵魂……”何事和李秋晖鬼鬼祟祟的。后半句话，我还是没有勇气讲出来。

支书还在喋喋不休地“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你咯样下去，如何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噻……”

9

支书与我的谈话稀里糊涂地结束了。算是对我的教育告一段落。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估计是以此来安慰一下李秋晖罢了。如果我自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往心里去，就算完事了。但我做不到。当天晚上竟没有睡好。我很担心，担心自己这样下去成不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我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真心实意地自我反省。眼前迷雾重重，方向不明。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死死地纠缠在一起。我分辨不清，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做，就像只刚断奶的小家猫，不明白捕食老鼠与偷吃碗柜里的鲜鱼，对于填饱肚子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一样。

但不管怎样，自从支书训斥之后，我卧薪尝胆，的的确确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微妙又自然。旁人熟视无睹，毫不在意，我自己也表现得漫不经心，不以为然。反正是上班应付，下班胡乱翻些书本，或者找些洁净纸来，肆意涂画。

这是深深思索后的沉默。但沉默不等于死亡。我开始用饱经世故的眼光注意种种不祥的预兆。

10

一晃就是几年。说不清是如何度过来的。

历史的车轮没有停顿，滚滚向前，终于导致了重大事件的发生。

一九七七年，报纸上刊登了关于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消息，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全厂凡是符合报名条件的人都报了名。华军当然也包括在内，这种出风头的事，他是不会放过的。可惜的是，收到录取通知的却只有很少几个人。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华军没有考上。我竟考上了。这下了不得了。一些人把我吹上了天。其实，我还是我，并非他们讲的那样。大家却不这样想，非要对我另眼相看。有些人甚至表现得令人啼笑皆非。其中最为突出的恐怕要算李秋晖了。

她那种对我不屑一顾的神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的招呼。每次遇到我总是忘不了说：“到我那里去玩噻。”这么一句话，语调温柔，吐字混沌，嘴里含了砣什么东西似的。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应邀前往的话，她必定有一番别具一格的款待，甚至不会比款待支书的规格低。正因为这样，我觉得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好像正在由藤变成树，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所以，我对她的热情邀请总是支支吾吾哆哆嗦嗦的，似乎碰上了麻烦事，表现得很是不痛快。

与此相反，我遇到黄雯时，却是另一种心情，总希望她也像李秋晖一样，主动和我打招呼，更希望她能邀我去她那里玩。遗憾的是始终不能如愿以偿。黄雯遇到我时总是低头走过去了，似乎我们是陌生人。实际上我们是认识的。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11

我到大学读书去了。没有亲爱的来送行。

大学也和“三线”一样，男的多，女的少。尽管如此，报纸上还是一个劲地刊登女同志的征婚启事，其中不少有大学学历。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工厂。伙计们都叫我大学生。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因为再大，也不过是个学生。但我知道伙计们是好意，所以总是笑眯眯的。

李秋晖闻讯跑来了，还是和从前那样，邀我去她那里玩，而且催得很紧，似乎我欠了她的账，非还不可，并对我说：“有好多事告诉你。”我抵抗不住她的诱惑，同意了。

她的确告诉我好多事。

第一件是：“厂里发奖金哒。”这是伙计们梦寐以求的大事。

第二件是：“我结婚哒。”这是她个人的大事，丈夫是“二线”城市的。

第三件是：“华军死掉哒。”

这消息虽然与我无关，却吓了我一大跳。

“死掉哒？”

“真想不到。”李秋晖不无遗憾。

“真想不到。工伤……”我想是工伤造成的。他的精力过于分散。

“不。”她说，“自杀！”

“自杀？”我盯住她的眼睛问，“你说是自杀？”

“唉！”她甩了一下头发，“华军真蠢。好多女的都喜欢他。他扳俏。偏要去追黄雯。听说是，一天晚上，黄雯约华军去她房里，后来又说华军耍流氓。第二天，华军就自杀哒。”

“黄雯约的华军？”我觉得有疑点。

“是的。黄雯自己说的。”

我沉默不语。李秋晖也不说话了。

过了好一阵，我问了一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你，你么子时候结婚的？”

李秋晖眨巴眨巴眼睛，轻轻地说：“前年。”

前年已是八十年代。

（本篇系“陈年旧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