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试图摆脱思想的束缚，已经经历过了许多次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冲击和洗礼，让文学回到纯而又纯的技术操作层面，似乎成为某些“纯文学”作家炫耀文学技巧的大纛，用“纯美主义”来遮蔽多彩的社会与惨淡的人生，这让一般的写作者陡然产生出了许多敬畏之心，甚至面对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和汹涌澎湃的人类苦难都视而不见，生怕被热烈的生活所感动，而在作品中流露出价值的理念来，被主张“纯美主义”的批评家和高蹈的技术派作家诟病和耻笑。

文学可不可以远离社会和思想，这是不是哈姆莱特之问，显然是一个伪问题。文学是可以作为一件把玩的艺术品而存活于世，但它绝不是文学的唯一，更不是文学的导向和主流。倘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仅仅就是限于这样一种所谓的“纯美”模式之中，它肯定是陷入了技术制约思想的艺术怪圈之中，那是一个文学的悲哀结局。

我十分激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异化”和文学作品思想“倾向性”的经典性阐释：一、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就是作家面对客观的现实世界必须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它必须是审美性的，但是它又必须将其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植入文学作品之中；二、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提倡“莎士比亚化”，就是要求作家揭示生活的本质，而生活的本质最重要的方面则是反映出客观世界里的生活与思想。虽然马克思也提到了审美意识形态中的个性化、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等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客观地反映你所看到的真实世界的景象，这是一个作家创作的前提；三、为什么要提倡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作为一个能够对客观世界做出即时性反映的作家来说，这才是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也就是一个作家面对客观世界的欢乐与痛苦，是否能够从感性世界上升到理性世界，将其融入具体的描写之中，则是一个作家在“意识形态审美”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当然，同时它也是衡量一个现实主义创作者思想和艺术高下的试金石；四、百年来的文学史始终在思想和艺术的悖论中盘桓而不能自拔，其纠结点就在于大量的作家作品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之中：思想性强的作品，其艺术性就弱化，而艺术性强的作品却思想性销蚀或模糊。其实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做出过明确的答案，同样，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马克思之所以推崇“莎士比亚化”，而批评了文学作品的“席勒化”，就是因为要遏制那种把文学作品“变成时代精神简单的传声筒”，这是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性问题，它必须遵循的艺术审美原则是：将观点越隐蔽对作品越好！亦如恩格斯在《致敏娜·考茨基》中所说：“我认为倾向应该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把它指点出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家对于世界的情感泄露和批判，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呈现，而是通过多种的艺术手段来加以表现，比如采用比喻、反讽、变形、夸张、隐喻等艺术方法来折射作者思想表达的间接效果，这就是鲁迅所提倡的“曲笔”。

作家和批评家、评论家所采用的文学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形象思维方法，后者却是采用抽象思维方法。所以，我以为作为一个批评家和评论家，无须隐瞒或遮蔽自己的观点，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就是：“观点越清晰明朗对于批评的对象来说就越好！”然而，我们的批评家和评论家能有几人秉持这样的批评风骨呢？

针对近些年来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愈来愈媚俗化的倾向，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一、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评论观念究竟过时了没有；二、批评者是否需要保持其批评的独立性，他（她）可否与作家反其道而行之，“变成时代精神简单的传声筒”；三、一个持有知识分子“护照”的批评者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从事文学批评事业。

其一，毫无疑问，近四十年来，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话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不断继承和发展中得以获得生命的，而作为文化和文学的批评者，更要继承的是其直言不讳的批判价值立场，2015年我就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生态及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一文，开宗明义地表述过这样的意念：“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精髓是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发扬光大，但就是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常识，在我们今天的批评界却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时代批评的悲哀，也是几代批评家的悲哀。谁来打捞具有批判精神的文艺批评呢？这或许是批评界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正是由于这种危机的存在，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才负有重新建构文化与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的责任。”毋庸置疑，从当前中国的文学形势来看，我们面临着的仍然是两个向度的批判哲学悖论：首先，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对资本社会的批判，具体到文学界，即商品文化漫漶浸润现象的泛滥已成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资本对文学每一个毛孔的渗透所造成的堕落现象，在二十年的积累过程中已然成为一种常态的惯性，这种渗透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但却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商品文化的侵袭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与多种的主流意识形态媾和在一起，从无意识层面对人的大脑进行悄无声息的清洗的。其次，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文学应该反映“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向度在这个时代已然逐渐消逝。在现实生活题材作品中看不到“历史必然性”的走向，而在历史题材作品中也看不到“历史必然性”的脉络，历史被无情的遮蔽也已经成为一种作家消解生活的常态，而文学批评者也在历史的语境中失语，也就成为顺其自然的闭目塞听现象，如今我们看到的是满是一种“传声筒”的声音。

鉴于上述两个向度批判的缺失，窃以为，即使是在今天，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对其进行学术性和学理性的厘定，甚至是较大的外科手术，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应该是十分有效的措施。

其二，既然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需要保持批判的张力，那么，就需要批评者持有独立批评者的权利，这个权利由谁来赋予呢？由于广大的批评者都认为这个权利是来自外力——那只无形之手，而我却以为它更来自批评家和评论家本人的内心——那个藏匿在灵魂深处的恐惧。毫无疑问，我们在历次的文化运动的拷问中，丧失了一个批评者应有的独立价值判断的立场，不是没有思想，而是不敢思想，或是闻风而动的思想，处在一个失魂落魄的境遇中，所以，我们不敢正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原理，放弃了怀疑的批判精神。

作为一个批评家和评论家，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可否与作家反映世界的方法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呢？我个人认为答案是不具有唯一性的，质言之，我并不反对持有这种批评方法的批评家和评论家的存在，他们有作为“传声筒”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这不能成为其他批评家和评论家持有独立个性的批评和评论，否则就会形成文化和文学批评严重的失衡状态，一个没有独立与个性批评的时代是一个悲哀的时代，“传声筒”越多，对文学批评就越发不利，如果我们连古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批评态度都没有，文学批评就毫无希望。

我们重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就是要去除那些到处都可以见到的那种“传声筒”式的评论和隔靴搔痒式的温情主义文学批评，用独立而犀利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精神取代“传声筒”效应，弘扬绝不留一丝温情的批评。

文化批评，尤其是文学批评一定是需要独立性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破除自己心中的那道魔咒。

其三，倘若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文艺学方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完成一个批评者面对世界和面对文学的人性洗礼。一个持有知识分子“护照”的批评者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从事文学批评事业，这个诘问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文学真正的“哈姆雷特之问”。

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需要说明的是，在当下中国的知识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背离现象：知识分子的贵族化与媚俗化是并存于同一时空之中。这就造成了持有两种不同“护照”的知识分子，前者就是约翰·凯里所批判的脱离“大众”的精神贵族，如果将他们比喻为拿“蓝色派司”（设若蓝色象征着浪漫）的引导者的话，那么后者就是持有“红色派司”的知识分子。这个现象并不奇怪，但是，如果不从这个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文化盲视。

我一直是以人、人性和人道主义这三块人类发展的人文基石作为我认知解读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坐标，失却了这样的坐标，无论你是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是偏离了你的职责和义务的伪知识分子——没有良知的批评者应该是没有资格进入批评行业的。

诚然，在中国百年文学史的长河中，我们也不缺乏有理想、有担当、有思想的独立批评家和评论家，但是，在种种制约下，那些批评家应有的品格就远离他们的社会良心和自由心灵而渐行渐远了。也许中国不乏在艺术表现层面十分优秀的作家和有思想的批评家，但他们对一己之外的事物毫不关心，唯利是图，这些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底线的作家和批评家是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其关键就在于他们没有是非标准，缺少人文情怀，他们更没有对社会与世事的批判能力和勇气。回眸历次文学运动中许多批评家和评论家的种种行状，你能窥视到许多浮游在历史显微镜下的许多软体细菌，却寻觅不到一丝脊椎动物的痕迹。所以那些扬言作家要和知识分子划清界限的鼓吹者，俨然是与多年来鄙视知识分子良知观念紧紧相联系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那些异彩纷呈、数量巨大的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批判精神的强大感召力和自觉的生命力，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有别林斯基这样一流的伟大批评家掌握着文学发展的航向。亦如以赛亚·伯林总结了别林斯基的批评个性的几点要素那样：追求崇高的真理；为人民的利益而介入文学的社会批评；坚守道德本质的文学和批评；将美学融入人性的文学批评之中。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别林斯基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批评家。如果没有这样人性化的理想主义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思想支撑，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的作家需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吗？

我们需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精神去对当下的文学进行批评与评论吗？

我们需要高举别林斯基的批评火炬去照耀我们前行的文学之路吗？！

无疑，我想在这有限的文字里为读者诸君提供一些答案，但是其中尚有许多语焉不详之处，尚祈各位能够在思想的空白处填写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