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晓华，江苏如东人，作家、评论家，著有文学评论集《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等，评论《略论新时期散文的家园意识》《作家传记与文学研究》等。作品曾获第一、二届紫金山文学奖，《批评家》优秀论文奖。

两年前五月的一天，我被拉进一个群里，群名很长，前面是字母，后面是数字。进去一看，我乐了，是中学同学群，瞬间我也就明白了群名的意思——如东县中 79 级 2 班 2016 年 4 月 30 日建。其实，我并不是 792 班的人，这个792 班是一个理科快班，我当时选的是文科，但是我跟这个群里的大多数人都认识，毕竟掘港就这么大，学校就这么几个，他们或者是我的小学同学，或者是我的初中同学，至少也在高中有过一学期的交集。

我已经记不清我高一时是在哪个班了，或者说待过哪些班了。1977 年恢复了高考，我们刚好上高一，那段时间变得十分混乱，高考的恢复打破了先前已经习惯了的学校常规，难免有些手忙脚乱，匆忙之间学校首先给我们分了快慢班，把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同学聚集在一块儿，隔了不长时间，又来了一次文理科分班。我选择了去文科班。选文科的人很少，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只有理科实在学不下去了才会选文科；在家长的眼里，文科以后的就业渠道很窄，前景堪忧。所以全年级最后只有四十来个人选文科，只够凑一个班的，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理科，而 1 班和 2 班则是理科中的快班，是优质学生所在地。

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是想说明，我被拉进 792 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也想说明这个群是个不一般的群，在当时就是被学校重视的，是要冲高考拼成绩的，虽然当时还没有今天的县中模式，大家对各类大学还处于懵懂的状态，也没有今天这么清晰的 985、211，本一、本二、本三，大专、职高的划分，只知道考上大学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目标。

我进了群之后，渐渐地发现这个群里也不只我一个人是外班的，而且 2 班的群也从没有把别的班的同学当外人，这让我想起了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个群还是有这么一点意思的。把群成员一一打量过去之后，更是发现了这个群的不一般。从地域上看，东南西北遍布全国甚至海外，从职业上看，有公务员，有企业家，有医生，有教师，有科研学者，有金融家会计师……而且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大佬级的人物也不在少数。他们应该都是母校的骄傲，79 级的县中培养出来这一帮人也确是不简单的。群里一直非常热闹，一会儿怀旧，一会儿争论，一会儿云淡风清， 一会儿电闪雷鸣。但不管怎样，只一 个“同学”二字，就把大家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只一个“县中”二字，就让大家久久地回味。

不知道别的同学在校的时间长短，我在如东县中是度过了整整四年的中学时光的。我们这一届是学制最短的一届，初中高中各两年，所以我 们这一届学生毕业时大多十六七岁。

我十二岁跨进县中大门时首先是被它的操场所震撼，那是一个标准的体育场，四百米的标准跑道，中间还有个足球场。这可能是我们县里最大的一个广场了，当时的万人大会通常是在这里开，县中的学生总是自己从教室里搬出长条凳，排着队入场，成为理 所当然的观众。1976 年地震时操场上搭满了简易帐篷，我们还在帐篷里上过课，比在教室里上课有趣多了。 我还记得省体操队曾经在这个大操场上做过表演，我们看着他们从大卡车上搬下那些我们只有在电影上和小人书上才看到过的体操器材，那时候有一本很有名的小人书叫《新来的小石柱》，就是写一个体操苗子是怎么一 步一步成为红色接班人的。这一群电影上才能看到的人真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很年轻，外面裹着草绿色的棉军大衣，一脱就是紧身的体操服， 真是帅呆了。他们果然就在单杠双杠吊环平衡木上翻腾起来。印象特别深的一个运动员叫黄龙，大约是一个主力，他反复出场，动作矫健而优美， 可是那时我们并不懂得欣赏，大喇叭里报到他的名字时，就会引来一阵哄笑，因为他的名字实在是让大家想到了大冬天拖着的两条鼻涕。最开心的当然是我们学校开运动会，那是几天的全校狂欢，每个班占一个地盘，像我这样的非运动员是最自由的，可以 东跑西逛，可以带东西来吃，可以去别的班串门儿。平时男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但是到了运动会，似乎就可以破个例，找个什么借口说说话。因为我小时候瘦弱，就尤其羡慕那些体育好的女生，我记得有个女生短跑特别厉害，不是我们班的，皮肤很白，两条大辫子及腰，跑步时可能是怕辫子甩起来影响速度，她会把辫梢扎在一起，在脑后形成一个大大的 U 字。 她奔跑的姿态令我着迷，摆臂，蹬腿， 像一个专业的运动员，吸引着全场的目光，有调皮的男生会在她跑过时打一个大大的唿哨。

我在记忆里画过无数次的县中校园图，进大门是两排梧桐树，树的南边和北边都是教室，和许多学校一样， 教室是青砖灰瓦的平房，有很宽的走廊。正对着大门的是一面影壁，绕过去有一条小河，河的北边是教师宿舍区，河的南边是办公区域、食堂和一个内操场。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教室在最北边一排，好像是后建的，比较低矮简陋，初一的小朋友总是要被欺负的，那时候我们就盼着快快长大，好坐到前面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去。76 年地震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前面教室去 了，那时候老师要训练我们遇到地震紧急疏散，跑门的跑门，跳窗的跳窗，但是因为教室很高大，后窗离地面太远了，老师就率领大家堆土堆以方便北边的同学跳窗，我的座位恰恰是在最北边，每每训练时都是要鼓一鼓勇气的。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县中人才济济，老师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因为各种原因聚集在这里。我们听着他们五花八门的口音，也听着他们一肚子的学问。初一开始学英语，英语老师的名字叫司马格林，多像一个外国人啊，当我们听到他一口纯正的伦敦音的时候（跟磁带里的声音一样），真的是打心底里佩服了。我记得刚上英语课他就叫我起来念单词，然后说 ：“这个同学的发音很准，很有学英语的天赋。”我不记得我后来是不是英语课代 表，同学群里有人说早读课是我天天领着他们读英语的，我只知道从此我就爱上了英语。有时候老师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对一个学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司马老师可能不知道我就是因为他的这一句话高考时才选了文科，而且执着地选择了考英语专业，而也正因为他很快就调走了，接替他的英语老师也半途离校回京处理自己的右派平反问题，我的英语梦才变成了文学梦。

792 的群里时常会发一些中学时的老照片，我看着前排就坐的老师， 一个一个地回忆他们的当年。吴剑坤老师教我们数学，他不但课上得好， 而且课后还有自己的数学研究，在我的眼中他不是一般的教书匠，而是跟当时的陈景润一样，是一个数学家。也许是因为他，我在高一时数学学得十分努力，还参加了全县的数学竞赛并得了奖，当时全校只有两位女生得奖，而另一位女生就此锁定数学专业，并成为高校的数学教授。美术老师叫徐贤，是我的本家，他是南通人。我们的美术课大多是画宣传海报，与时政联系紧密，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跟着画什么，比如画一个大大的拳头，下面被砸烂的人物是随着形势而改变的。徐老师并不要求我们画人物，他把范画挂在黑板上，只讲解拳头的画法，下面的是可以省略的。拳头不只画过一次，我的拳头也越画越熟，有一次还得了高分。徐老师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能把小小的画儿 放大到大大的影壁上去，而且不走形， 他先在小画上打上正方形的格子，然后在影壁上也打上正方形的格子，慢慢地，一幅小画就 COPY 到一面墙上去了。

我上文科之后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杨自强，那是一个极其认真和严谨的老师，每天上课前必在黑板上方挂上小黑板，上面是各种练习，以成语填空、释义、翻译、造句居多，这样的练习让我日后将成语运用得自由娴熟，这不能不说是杨老师的功劳。 虽然我后来当了老师之后一直反对学生在文章里多用成语，但是我知道，不用成语或少用成语是建立在对成语已经相当熟悉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能懂得简单地使用成语所带来的语词僵化。当然，我最最难忘的是当了我三年班主任的刘翠兰老师，从初一开始，刘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初中毕业进入高一， 她也从初中转入高中，继续做我们班主任。她是南京人，脑门很宽很大，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她有两个儿子，我清楚地记得她的二儿子出生后不久我们去她家里看宝宝，她抱着孩子，低头微笑着，完全是一个温柔的母亲形象，刹那间我感觉这个画面是那样的美好，这与我们平时感受到的刘老师判若两人。的确，工作中的刘老师是一个非常严格和严谨的人，她的眉头时常是皱着的，无论对学生的思想还是学习，她的要求都很高，我觉得无论我怎么做都达不到她的标准。有一次她在课堂上严厉地批评我，并重重地在黑板上写下“骄娇二气”四个字，坐在座位上的我一直在隐忍自己的眼泪，不让它掉下来。这四个字一 直存在我的心里，成为我以后人生中的一次次提醒，为此我要感激她的不 留情面。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在南通，那时我已经在如皋师范任教多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天我是去领奖的，散场时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竟然是刘老师！她真是一点都没有变，我大约有十多年没有见到她了吧，她祝贺我，询问我的近况，我也知道了她离开县中去了党校，她的小儿子“为为”也长大了。我以为我们会很激动， 结果我们是那样的平静，平静得像是天天见面的同事，然后就突然冷场了，我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就匆匆告别 了。现在想来，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刘老师的威严还在吧。

不知是哪一位老师提出的，我们这个年级突然间就有了“五朵金花” 之说，这可能与当时刚刚开禁正在复映的《五朵金花》有关。其实优秀的 女生不止我们这五个，这就造成了后来“五朵金花”有多个版本。恢复高考后，学校开始重视起文化课的学习， 但是前面的惯性还在，我们在高一的时候还在学工、学农、学军，还有人被选了去学发电报和射击，是不是叫通讯班和射击队我忘了。学军总是让我们期待的，大家都很兴奋。我记得我妈用家里的小被子和军用背带给我打了一个小行军包，我嫌她打得太小了不够气派，她坚持说大了我背不动的。妈妈还给了我一只军用水壶，我们家有两只，因为哥哥也要学军，所以他拿了那只新一些大一些的，上面的绿色让我好生羡慕，因为我的那一只不但小，而且绿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学军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行军，我们背着背包跟着大部队走，我们班有几个同学被选到了尖刀班，他们是在大部队前面出发的，所有的命令，都从尖刀班传过来，走，还是停，还是 有“敌机”轰炸需要卧倒，都得听命令。 尖刀班没有报到我的名字，我有些沮 丧，虽然我知道老师不会选我，但我还是沮丧。不过，射击是人人都有机会参加的，每人三发子弹，是真的。 我趴在那里的时候，一个战士过来帮我抵了抵枪托，告诉我一定要抵紧了，不然后坐力会把你的肩膀搞伤。我并不紧张，自认为眼力好，一定会是十 环，三点一线对好了之后，我就扣动了扳机，一声巨响，我再看我的靶， 读靶员在那里划圈，我懵了，怎么会是零蛋？那个战士蹲下来对我说，你没抵紧，你还是没抵紧。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没抵紧瞄得再准也会飞。于是我调整了一下，再一枪，五环，再一枪，八环。这个十三环的成绩我到 现在还记得，我也记得我们班的一个男生枪枪十环，总成绩三十环，是我们这个年级的神枪手。

我还想说说学农。学农的次数是最多的，不谈额外加进来的，雷打不动也有夏忙假和秋忙假两次。小的时候学农就是干非常轻的活儿，捡麦穗啊，摘蚕豆啊什么的，上了高中，农活儿渐渐重起来，摘棉花就算轻的，还要割麦子、插秧。记得有一次学农，我刚会骑车，就骑了我爸的飞鸽自行车去，路上遇到了一位同学，我说我带你一起，结果她刚一跳上车我就扶不稳龙头两个人都飞了出去，那时是石子路，手和脸都擦出了血，嘴巴立刻就肿起来。等我俩一瘸一拐地赶到，队伍已经集合了，我期待老师问我怎么了，我就说没关系，轻伤不下火线。 但是老师只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最后一次学农不是在村里，而是在县中的学农基地，那时已经变成固定的地点，一年四季，每个年级排好 了，轮着来，有什么农活儿干什么。我们当时已经在为高考做准备了，很多同学带了书，白天干活儿，晚上打 着电筒学习。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晚上，我们几个女生（应该就是“五朵金花”吧）在田埂上来来回回地走， 谈将来要考个什么样的大学，我第一次听到了重点大学这个说法。说实话，我的父母对我一直过于自信，从来不担心也就不关心我的未来，我记得就在那一年组织上落实政策让妈妈重新回到省广播电台工作，而我爸爸的一句话最终让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他说晓华又不是考不上大学，如果她考不上，我们再回去不迟。所以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考大学的概念，对什么重点和非重点，什么本科和专科， 都是一头雾水。所以，农场的那个晚上我感觉到了我与我的同学、好朋友之间的差距，她们都能说出哪些大学是首选，哪些只能退而求其次，哪些是最后的底线，如果连这个底线都达不到，那就复读一年再考。但那只是感觉，而不是警醒。那天晚上天上有很多星星，田埂上不算黑，我们就这样从一条埂走到另一条埂，她们在思考未来，我在发懵，我不知道自己将 来想要干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大学之路与我的人生密切相关，我盲目地自信着，这个自信非常的空洞。

有关县中的回忆真的太多了，一篇小文章是肯定装不下的。我的回忆几乎每天在进行，因为我们有了朋友圈，有了同学群，你不想回忆都不行，他们动不动就发上一张老照片，勾起你无数的往事。那天，我看到了我们读书时县中的老大门和远远的影壁， 真的觉得十分亲切。我也翻出了 2009 年我们毕业三十年的照片，我把当时来的老师的照片发到群里，引起了一 片欢腾。那个对着话筒讲话的化学赵老师还是像当年一样话说得人听不清楚，不能怪，当时他就九十多了，现在已经喝过了百岁酒，他像一个老佛爷一样，除了慈祥还是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