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列子》中讲过一个九方皋相马的故事，两千多年来，魅力不减。故事说的是，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请伯乐推荐一个相马人。伯乐说，他的子侄辈皆是才能一般的人，找平常的良马还可以，只需看看体形、外表、筋肉、骨架就行，而千里马则不同，这种马形状似有若无，体态若隐若现，跑起来尘土和足迹皆无，一般人识别不出。他有个一起担柴的朋友，名九方皋者，足当此任。三个月后，传来消息，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命人去取，一看，原来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说此人连马的公母、颜色都分不清，焉能找到千里马？伯乐一听，大喜，说，神乎其技也，我望尘莫及。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所谓“天下之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九方皋相马的要诀在于专注于马的精气神，而不斤斤计较于体形、外表之类。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锺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例如某个语句译得不够准确，某个词语译得不够贴切，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汉王充说：“良工必有不巧。”魏曹植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唐韦庄说：“左太冲十年三赋，未必无瑕；刘穆之一日百函，焉能尽丽。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时的基本态度，也符合九方皋的相马经验，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其“鉴赏家”云云，不正是衡诗评文的九方皋一类的人吗？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在巴尔扎克，一切显示出他的才情汪洋，千言万语，宛如怒涛奔腾，一放而出。”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钱锺书《谈艺录》引陆放翁句“大巧谢雕琢”“雕琢自是文章病”，方虚谷句“丽之极，工之极，非所以言诗”，等等，皆是申明此意。

细节并非不可用，只是不可滥用。滥用细节，会危及整体的美，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郭宏安，1943年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翻译家。著有《从蒙田到加缪》《从阅读到批评》《第十位缪斯》等，译有《波德莱尔作品》《加缪文集》《红与黑》《反现代派》等。曾获傅雷翻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