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般人会说，没有改革开放，哪有新时期40年的辉煌历史？但改革开放的思想核心要说清楚，一是思想解放，二是鼓励人们积极大胆地探索。这个思想核心，激活了沉睡了几十年的历史，令中国当代史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我谈40年文学创作主要经验的一个大帽子。

主要经验牵扯到方方面面，一下子说不深透，我想主要捡文学形式的探索谈一点看法。1979年到1982年，文学创作的主要精力是清理历史旧账，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1984年，关于文学形式应不应该探索、应该怎样探索的争论就出现了，这就是冯骥才、刘心武和李陀三人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虽说通信的讨论并不深入，还纠结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派关系等问题上，撕扯不开，由于它客观上对文学探索的鼓励，徐星、刘索拉和张辛欣初期的现代派小说出现了，他们作品的形式与伤痕和反思文学绝然不同，开始与欧美20世纪现代派小说接轨。

当然，最大规模的文学形式探索，出现在1985年、1986年的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上，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寻根作家如韩少功、贾平凹、李杭育、郑义等的小说，形式上一方面模仿魔幻现实主义，一方面模仿唐宋志怪小说和明清笔记小说，给人眼睛一亮的感觉。马原、洪峰、余华、孙甘露、格非等干脆就把卡夫卡、博尔赫斯潜意识心理剖析和客观叙述的技法拿过来，运用得还真活灵活现。如果不算上世纪文学的“苏俄化”，当代文学史上最大一次“世界化”，就是这一批富于探险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开启和推动的。这个历史功绩简直大极了。它的意义，一点都不逊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

那么，这些大大小小文学形式探索上的“文学革命”，对每个敢于创新的作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是小说“写什么”，以及“怎么写”的问题。之前只强调小说写什么，反倒把怎么写的创作创新冲动束缚住了，“怎么写”就是给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松绑。第二是让作家意识到，小说存在着无穷尽的写法和艺术的可能性，你怎么创新、探险，不管成功不成功，都没人干涉，相反，还在作家协会、文学批评家和广大读者那里，受到千般热情的鼓励。在我看来，这是发生在作家内心深处的一场真正的“形式的革命”。所以，之后的新写实、新历史主义、女性写作等等都涌现出来了，什么禁忌都不存在了，你只管玩命地写就是了。

今天回想这一场34年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真像一场历史地震，真像是一次“凤凰涅槃”，像一轮不愿意走出的好梦，更像一次个人思想观念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总之，这次文学革命的轰响一直从34年前延续到现在，每个与文学创作有接触的人，都经历了最为深刻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的洗礼。如果说，40年文学创作的主要经验，我认为这是对我本人影响最大的方面。

以上是文学创作对形式探索的贡献，但不要忘了此外还有重要的两翼，一个是文学批评的推动，一个是杂志编辑对文坛新秀独具慧眼的发现。现在想想，从1979年朱光潜先生提出人道主义问题，四次文代会召开，接着是李子云的文章《为文艺正名》，关于现代派文学的争论，更有1986年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鲁枢元的“向内转”等一系列富有激情的新锐思想的连续爆破，彻底在理论观念和文学观念上使文学创作，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文学是人学这个大盘子上来。再后来，就是上海和北京一批新潮批评家对叙述、形式结构的大力倡导和推进，以及他们对马原、洪峰、莫言、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扎西达娃等人作品的细读，全面普及了关于现代派小说和新潮小说的知识。不仅在大学的文学课堂上广为传播，还由此传播到全国各个层次的读者中去。这次新潮小说的大普及，使文学探索的理念和行为在中国文坛站稳了脚跟。到1986年后，文学界再不会有人像对朦胧诗那样争论“懂与不懂”、“朦胧晦涩”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几代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学批评家们功不可没。

另外，不要忘记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编辑对形式探索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尤其是对文坛新秀独具慧眼的发现提携，怎么会在短短的40年涌现出那么多优秀作家，形成当代文学蔚为大观的壮丽局面？在此，我举几个具体例子，例如《当代》的编辑秦兆阳与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与路遥的《人生》，《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与莫言的《红高粱》，《北京文艺》的编辑李陀与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人民文学》的王蒙、刘心武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当代》的章仲鄂与王朔的《空中小姐》，以及《收获》的程永新与西藏先锋小说作家群，他与余华、孙甘露、格非、王朔等的交际通信及对作品的修改发表，等等。在地方一级的文学杂志上，还有众多默默无闻的大量优秀编辑，对这些成名作家初期的提携帮助。因大量史料文献还没有被发掘，可惜很多事实没办法知道。

总之，总体历史环境、作家、批评家和编辑的合力作用，才使文学形式的探索构成了新时期文学40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