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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从广义上来看，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历史非常悠久，几乎与文学的历史同步。它经历了三个繁荣时期，分别出现在人类文学的童年阶段、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时期和20世纪下半期。

在人类文明早期，人在同自然的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多种多样的自然力作为一种可怕的异己力量，逐渐演化成种种图腾崇拜和自然神灵的观念。这种原始意识不仅笼罩着人的生活，而且笼罩着人可以脱离躯体的灵魂以及来世的命运。于是，古罗斯人多神崇拜的观念逐渐形成，即便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命令全民受洗，信奉东正教后，根深蒂固的多神教信仰依然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新的宗教中，成为俄罗斯文化的基石。描述这种多神崇拜幻想的就是质朴的原始神话和口传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往往视人与万物同根，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灵的创造和恩赐。

俄罗斯古代文学作品中，影响最广的当属壮士歌，其主人公总是英武无双，常人无法匹敌。有趣的是，“壮士歌”在俄语中还有“草茎，一根草”的含义。这仿佛是在告诉我们，盖世英雄在自然力面前也不过是柔弱渺小的草芥而已。壮士歌的主人公往往具有沟通自然万物，打破物种间壁垒，化身成其他生物的能力，这与当代生态文学中万物一体的理念极其相似。勇士沃尔诃夫·弗谢斯拉夫耶维奇的出生与神奇的蛇有关，他夜晚能变化成灰狼，捕捉野兽，给自己的亲兵提供肉食皮毛，他可以变作马进入敌国打探虚实，变成隼飞到窗户上探听国王和女皇的对话，也能化身白鼬潜入敌人的军火库，毁掉对手的武器。

《伊戈尔远征记》是俄罗斯古代文学最杰出的作品，其中的大自然充满了灵性，是善良人的朋友，让虔心向自己祈求的主人公绝处逢生。在伊戈尔出征前，“黑云从海上升起，想要遮蔽四个太阳”，这仿佛是大自然传送来的预警信号。据史书记载，日食发生在出征后，作家刻意调换了两个事件的时间次序，既突出了主人公无畏的英雄气概，也体现了大自然与俄罗斯人的亲密关系。伊戈尔出征后被俘，协助他逃回的是波洛夫人中的东正教徒，但是，作家却在大公逃离的情节前插入其妻的呼告，雅罗斯拉夫娜清晨站在城墙上，向太阳、风、第聂伯河祈祷，并得到了大自然的回应，使得丈夫成功回到领地。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的生态思想并不是主动萌发，而是对人在自然界中弱势状态的被动反映，但它们毕竟描述了人和自然浑然一体，共荣共生的美好状态。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生态文学思想主要来自于卢梭，他被称为浪漫主义的精神之父，第一位绿色思想家。他主张物质生活简单化和精神生活的无限丰富，号召人们回归自然环境，恢复自然天性。卢梭的回归自然观后来在浪漫主义文学里得到继承和发扬，作家们偏重于描写自然风光，寄幽思于自然，用自然界的美来对照社会的丑，批判人工的文明与现实，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同原始文学中对人对自然被动的依赖与顺从相比，浪漫主义者对自然的热爱和回归更具主动性。

普希金是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在南方组诗中塑造了一系列厌倦文明，渴望回归自然的主人公形象。《高加索俘虏》和《茨冈》的男主人公都是逃离上流社会的文明人。“俘虏”出逃的方式是游玩，而后被山地人俘获。他自始至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戴着镣铐观察自己向往的生活。他最终没有接受山地女孩的爱情，女孩被吞没的水面上泛起的涟漪仿佛就是自由生活在俘虏心中掀起的波澜，给其平淡乏味的人生带来些许变化，却无法真正撼动什么。《茨冈》中的阿乐哥在脱离文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是通缉犯，与自己生身之地两不相容。他加入茨冈人的队伍，娶茨冈女孩为妻，跟着部落流浪、演出。从表面上来看，他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然人，但他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却深受文明社会的影响。这导致他亲手扼杀了追求绝对自由的妻子，切断了自己与自然人之间的联系。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文明人和自然人的形象对比更加鲜明，奥涅金和塔吉亚娜仿佛是为了彼此对照而生的。男主人公生在帝都彼得堡，夜夜笙歌，流连社交场，不知朝阳为何物，女主人公则长在田园，迷恋自然，日日晨起迎接鸟语晨露。始终保持自然天性的塔吉亚娜被誉为活生生的俄罗斯灵魂，奥涅金并不懂得她的真正价值，错失了自己的回归之路。

19世纪俄国文学中也涌现出了许多以歌咏自然、抒发感情见长的诗人，丘特切夫就是其杰出代表之一。他的诗作对自然作了生动、雅致的描绘，也抒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忧思。《大地还是满目凄凉》《病毒的空气》等诗作是对人类破坏自然的生态预警，诗人将眼前自然界的平静看作一种幻象，其后隐藏着来自大自然的审判。

20世纪，俄罗斯现代文学所表现的生态意识是自觉的、清晰的，是人类在深刻反省自身行为后而获得的真知灼见。它凝聚着人类巨大的精神痛苦，也蕴涵着深厚的精神之源，是现代人的精神与理性之光的折射。

普里什文的作品中饱含着对大自然命运深深的忧虑，并预见到高度发展的科技毁坏的不仅是大自然，而且还会导致人们精神、道德、审美情感的贫乏。他的作品《大自然的日历》中充满着欢乐、光明以及对一切有生之物的爱，带领读者顺着依稀可辨的小径，去探访百草馥郁的密林、低吟浅唱的泉水。他的小说《人参》描写了北方山林的绚丽景色，用人参象征大自然的生命力，讴歌人的创造力，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哲理性思考。1953年，列昂诺夫在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中描写了苏联林学界围绕不同的森林采伐原则而展开的一场斗争。作者满怀义愤地揭露人类破坏森林、掠夺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严重后果，呼吁人们为国家的明天和人类的未来而保护自己的绿色朋友。

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创作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出版，成为世界生态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至今没有消退的生态意识浪潮，也掀起了生态文学发展的第三次热潮。法国小说家勒克莱奇奥的《诉讼笔录》、德国作家格拉斯的《母老鼠》、加拿大人莫厄特的《被捕杀的困鲸》《与狼共度》、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白色噪音》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家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俄罗斯生态文学也迎来发展的高峰，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和《断头台》、邦达列夫的《人生舞台》、伊萨耶夫的长诗《猎人打死了仙鹤》、沃尔科夫的《贝加尔湖之歌》、尤·雷特海乌的《当鲸鱼离去的时候》、瓦西里耶夫的《不要射击白天鹅》、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马尔科夫的《啊，西伯利亚》和《大地精华》、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贝加尔湖》及《火灾》、托尔斯泰雅的《野猫精》等优秀作品集中涌现。它们或抨击破坏生态平衡的工业文明，或预示破坏自然的严重后果，或理性地思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把人道主义、伦理道德的内涵扩展到了大自然。

《告别马焦拉》具有非常明显的反工业文明倾向，似乎在重演《樱桃园》中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但拉斯普京在进步与传统、新与旧的冲突中添加了对生态环境的担忧，并且塑造了自然神“树王”形象。人们想方设法毁掉树王，却仍然不能让它倒下。在人与自然的交锋中，胜利最终属于大自然。马焦拉在俄语中是母亲的意思，在拉斯普京的生态观里，人类就像孕育在自然母亲子宫中的婴儿一样，任何伤害到母亲的行为必然是自取灭亡。“告别马焦拉”可以理解为惜别故土，也可以解释为告别自然。拉斯普京用奔腾不息的安加拉河来象征人类进步历史的脚步，人类不断以新的文明更替旧的文明，而每一次更替都使人类更加超然，也更加远离自然。

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创作素材来自于关于吉尔吉斯民族起源的传说。鹿妈妈在吉尔吉斯民族危亡的关头拯救了他们，作家通过人类对待鹿妈妈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人世间善与恶、美与丑的尖锐冲突，视人类背信弃义的行为为弑母的罪孽。小男孩儿最终投河自尽，孩子是人类生命的延续，人类的未来与希望，他的死是对人类命运的一种隐喻。这一隐喻也出现在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中，由于人类的侵袭，草原狼阿克巴拉遭到三次丧子的不幸，它想偷走人的孩子抚育。为了拯救孩子，父亲终于不得不开枪，但这一枪同时结束了狼与孩子的生命。这似乎印证了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里的预言：人类射击自然的铅弹在某一天终会射进人类的胸膛……

托尔斯泰娅的小说《野猫精》完成于20世纪最后一年，在这个充满末世意味的时间里，作家剥去文明奢华的外衣，展示了其可怕的内涵。此时的莫斯科经历过核爆炸的侵袭，失去了以往的富足和繁华。人不再有美丽的容颜、优雅的谈吐，文明倒退回原始阶段，桦树皮是书写工具，算盘刚刚被发明，火种成了最稀罕的东西。城里的几乎每个居民都有奇怪的后遗症，有的长着像猫一样的爪子，有的长出尾巴，有的全身都是耳朵，更有甚者是拥有人的脸孔、身上长毛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像狗一样拉雪橇，像牲口一样过活，似乎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作家让核爆炸从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抽象的阴影变成了具体可感的身体畸变，精神幻灭，为滥用毁灭性能源的人类敲响了警钟。

文学从生态运动的参与者变为发起者，这一角色转换体现了俄罗斯作家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感，迫切地寻找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人与自然是俄罗斯文学中从未被淡化的主题，两者关系一直在微妙地变化着，人对自然的态度有过被动的尊重与依附，有过主动的赞美与回归，当下，作家们更希望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树立以整个生物圈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全新价值观。在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俄罗斯作家眼中，“人与自然”更恰当的表述方式应当是“自然与人”。

（作者：于明清，系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