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最近，连续读了文学期刊上的八个中篇小说。这些小说读起来都很顺畅，故事也很精彩，可是读完合上杂志，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一连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这些结构精巧、故事吸引人的小说究竟还有什么让我不满意呢？我想找到这个答案，尝试从不同的切口，来思考这个问题。

二

首先，我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来介入我想要回答的问题。文学是什么？答案似乎有很多。但文学作为一门有着千百年历史的一级人文学科，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似乎又是很确定的。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在这个论点之外，还有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情感的艺术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几篇小说，当然没有问题。这几个小说的语言功底都很扎实，结构也很用心，它们用文本本身证明其为语言的艺术。它们都是写人的，写人的生活、生命体验，展现人在不同故事结构中的情感，它们都做到了相对圆润通透，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说不出缺点的大路货一样，很舒服，很养眼，然而就像我们在街上偶遇过的帅哥美女，转眼就记不住了。这是缺点吗？似乎不是。这是优点吗？似乎也不是。我想来想去，这些只能算作一个文本成其为文学作品的基础。也就是说，语言都不过关，结构都没理顺，故事都没讲好，还能成为小说吗？当然不能。这是基础，必须的基础。

其次，我尝试从文学要干什么的角度来思考。文学要干什么？这个同样没有标准答案。有人要抒情，有人要言志，有人要表达，有人要思考，有人要感化，有人要号召，有人要娱乐，当然也有人要炫耀。这是从写作者的角度而言。文学自身有使命吗？我想是有的。这种使命，就是在文学经由不同写作者的不同写作冲动下，创作出文学作品后在公众精神领域流传中形成的，比如文学要见真、见善、见美，可能它脱离了作者自成为文学作品后，考察这时的文学要干什么比考察一个作家在创作冲动中要通过文学干什么更有意义。当然，这两者之间，关系很复杂，有时候作家想干什么，和在这种想干什么冲动下创作的作品想干什么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有时候作家和作品各干其事各得其所。我读过的这几个小说文本，它们要干什么呢？它们用悬念调动了阅读，用故事满足了阅读，也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舒服。可是，我总觉得我是被作家牵着在走，不是被作品牵着在走，这个小说本身没有从作者要干什么的隐藏中走出来，作品要干什么和作家要干什么几乎是等同的，一个独立的作家和一个脱离作家之后的独立作品，他们居然是一个声音，是共同的爱与意志，你会觉得这还有意思吗？好比你看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工业品，你顿时就没有了探究的冲动。我觉得在这点上，这几个小说本身在要干什么上是可疑的，或者说这几个小说自身并没想要干什么，只是作家要通过它们想干什么。对于一个作家要干什么，我们一定去要了解吗？可是当一个作家想要干什么和这个作家创作的作品想要干什么并不一致时，这就很有些意思了。

第三，我从个体意识与公共精神的相互斥引来考察。我读到的这几个小说，基本上都是以“我”的叙述开始，典型的第一人称，一开始就奠定了个人经验的叙述格调。一般而言，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是公共中的一员，众多的“我”的意识就融合构建出公共精神。可是，当我有意与“公共”远离的时候，这个“我”真的就是秋之一叶吗？“我”的意义在于，将人本放到了首位。但是，并非只有“我”才能体现这种人本精神。近20年来，文学的叙事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地向私人经验开掘。这种开掘，最初是企图对“十七年”文学的有意反拨，但在20年间持续推动中，也实现了对“宏大叙事”的背离，在相当大一部分作家那里，个人经验和宏大叙事对立起来，从一端走到了另一端，忘记了两端本来就在一起。我读到的这几个小说，当然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这种时代背景，从人物的生活方式、语言、使用的器物乃至人物精神可以体味得到，可是整个社会都流连于时代的琐屑，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关注这个时代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科技等事件，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主导这个世界的力量固然是经济推动的，诸如科技力量的提升、政治生活等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我们的作家应该如何关注这一重大变化中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没有。不少作家还是沉湎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获得的叙事思维，只是比以前更关注“自己”而已。我想，个人意志虽然无论如何都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可是有意避开一些东西有意强调另一些东西，终究不是完整的开掘。这种集体性的对宏大叙事背后的重大事件的有意淡化，实际上将文学与公共精神加装了隔离墙，美则美矣与我无关，悲则悲矣不过一叹，我们在强调个人意志和抒写私人经验的过程中，渐渐让自己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了。我想，私人经验从来不排斥宏大叙事，那些重大历史过程中的私人经验，或许要比庸常的私人经验瑰丽许多，但是我们以“个体”等种种理由舍弃了它，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减缩与折扣。

第四，我从现代性开放性与时代性来考察。我想，文本的现代性、时代性和开放性是不同的层次，他们共同构建出文本的思想艺术空间。现代性应该着重于文本所面向的未来，文本的现代性构建的是历史特点，它应不断展现历史文本在持续的今天的意义，始终指向未来，直到它所拥有的当下哲学语境的终结，它始终是线性动态的。开放性则可以视为横坐标，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它着重于文本意蕴的无限凝结与解构，在不同的时间刻度中制约并实现文本的现代性，开放性为文本的跨类做好了基础准备。时代性是文本的重要时间刻度，它使文本具有重要的民族、风物和爱痛等味道，使文本得以构建独特的空间世界，使文本成为一种当下人文的精彩呈现。时代性常常让人叩问：文学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标在哪里，它在世俗世界中的坐标又在哪里，它是如何从精神世界来到世俗世界然后又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文本的这种特质，直接表现于丰富的密码所对应的暗示或联想，并赋予文本自动增殖功能，它是难以全面概括诠释的，对接世俗却始终居于精神层面。显然，那种习惯或有意将精神价值转换为世俗价格的行为，已经偏离了文本的内在指向，他们即便不断进行自我实现，也是一种萎缩性的自我实现。

第五，我从美与伦理的哲学变迁中来考察。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永恒”，并赋予“海枯石烂”般的美好。这种“追溯”传统，千百年来笼罩为文学的基本范式，使我们长期沉湎于“过去进行时”，甚至在美与伦理进步或转换时，依然置身于不再回到世俗的那个世界。当古代哲学赋予月亮象征时，它成为至美并衍生出诸多美好故事，内涵了朦胧、团圆等传统意蕴。但是现在，当人类逐渐登陆月球并对月球重新进行阐释时，这种意蕴渐渐丧失了哲学基础，人类对月球的再考察从想象转化为科考，它推动了美的变迁。伦理当然也是变动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作为长期存在的道德传统，他们的哲学基础在时代与技术的变迁中也得到了巨大撼动，沦为一种历史存在。我一直不太相信，用五千年或五百年以前的哲学认知来完全介入当下的世界，五千年以前就属于五千年之前的那个世界，尽管我们需要知道这种存在，也许还有脉络相承，但如果将其引导到现实世界予以不加扬弃的彰显，将导致精神与思想的迟滞。简言之，现实世界正面临着新旧哲学转型的交替时期，单纯依靠宗教或政治或伦理的区域性社会治理哲学，正在向全球性的共同规则语境转换，他们将在时间的长河中通过排斥和吸引实现融合，这种转换更加关注人本身，同时也将人置放于更大的背景空间，这将是一种新型的个体与时代的关系。

三

我在想，作家的职业身份是谁确定的？文学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具备何种意义，文学能够怎么样去改变人类生活？或许，这些问题在很久之前就有了答案，今天的我们，许许多多的人一直在念旧中重复，因为他的文学，只是他自己作为作家而需要，别人并不需要他产生的这种文学。私人经验与时代精神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否则，文学还将继续边缘化。

个体自由带来的是个人意志和私人经验，文学作为人学在这种变化中变化而转向个人经验的挖掘，问题在于，个人意志和私人经验既不关注他人的私人经验，也不关注公共的秩序和意志，写作者若执着于私人经验的抒写，注定要走向边缘。但我们仍要思考，私人经验转化为公共文化的问题，私人经验的传达，必须依靠独特性唯一性实现其他个体的阅知，并部分地转化为公共认知或经验，只有私人经验的最典型的代表，才能沉淀为无数个体的共同记忆。私人经验的未来性，在于它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而私人经验的哲学化，则在于它对当下公共经验的统帅与提炼。私人经验的兴起，与文明的进程有关，与时代的文化有关。今天的中国私人经验的盛行，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文化背景具有相似性，物质和技术在某某些层面超越了哲学与理想对社会的引领，宏大固然始终存在，但个体在宏大的裹挟中沉湎于消遣和消费，由于对这种宏大的些许隔膜，写作者更愿意与这种宏大对立或并行，享受并漠视生活在信息获取、社交、购物、日常服务以及金融支付等方面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变……也许这种选择是下意识的，那么文学在新的视界中的使命选择应是什么？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选读另一本期刊《世界文学》，这本杂志也会翻译一些当代外国作家的作品，发现对于大多数和平国家的作家与作品而言，文学大都走到了这种私人经验的抒写。我们的文学正经历着异乎寻常的圈子化，大多数作者仅仅在圈子中著名并越来越局限于这个圈子，作者写、作者读成为普遍现象，跨领域跨类别的存在日益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作者抽身脱离于现实世界，有意无意淡化这个时代，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想，与生活很近，与时代很远，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文学悖论。解决了这个悖论，或许我们就找到了个人与时代的新平衡，找到了文学由个体精神转化为社会价值的新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