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些年来，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话题，正在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网络文学是否是文学”“网络文学的性质”等相关讨论，到如今“网络文学能否经典化”，这显示了网络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扎根发芽、茁壮成长的事实。然而，对于经典化问题是否适用于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如何经典化，学界也有不小的争议。真正弄清楚这个问题，要从“经典化”的来龙去脉，网络文学特别是中国网络长篇小说特质入手，才能更加准确地洞见关键点所在。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知识领域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通常被称为“经典”。重大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更被称为“经”，如《易经》《心经》等，而“典”则指重要的文献典籍。就文学领域而言，《诗经》《楚辞》等著作，都可以称为经典。一般而言，经典都是经过时间淘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品。西方世界，classics也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过历时选择的经久不衰的优秀之作，比如《圣经》、莎士比亚戏剧等。由此，也就有了所谓文学领域“经典化”问题。新批评学派的主将利维斯，干脆写了本《伟大的传统》，讨论奥斯丁、乔治·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等西方“伟大经典”的谱系。

然而，概念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概念内涵的困境，“经典化”在现代社会被提出，正是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时刻。布鲁姆更强调经典永恒作用，构造“影响—焦虑”“冲突—竞争—超越”两阶段论经典谱系生成模式。竞争性、焦虑性、普遍性和审美陌生性，成了经典文学标准[1]。可是，在很多后现代学者看来，经典化本身就是一个话语权力问题。佛克马也较早提出经典化问题，看到社会场域不同权力话语对经典的建构性，即经典总是被动建构起来的[2]。福柯则认为，话语的经典性来自区隔和通约策略，一是通过注释，不断地将新阐释加于原始意义之上；二是稀缺性追求，通过核心价值坚守，保证话语核心意义通约；三是学科原则，通过谱系化和话语分类实现话语控制；四是通过言语惯例或仪式，形成共同恪守话语信条的信仰群体[3]。国内学界，童庆炳综合几派思维，认为经典有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可阐释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期待视野；（4）发现人/ 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4]。经典化过程，除了文学品质外，意识形态、读者反应、出版业与文学批评，都是经典化的重要因素。吴义勤指出，由于出场和命名方式不同，文学经典的指认，被我们分为政治认定、文学精英认定、大众认可，以及滞后命名、即时命名、多次命名等不同种类。

古代经典，常表现在不断对传统的追认和阐释中，创造一种“话语霸权”，例如，中国儒家对《论语》的不断注释。进入现代性文明，文学经典化，则利用雅俗分峙，造成话语权力两极化。一方面，文学通过稀缺性，在话语符号的小众化和难度展示中，形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话语优势 ；另一方面，文学则通过通俗性，与政治和经济话语形成有限度的妥协和结盟。可是，对文学经典的指认标准，是否可以通约？有的批评家不无悲观地认为，尽管从一个特定的长时间段来考察，文学经典的确认，有历史连续性，然而，“姑且不论这种想象的重建是否可能，即使有可能复原某经典，得以经典化的每个过程——也就是如果有可能复原权威批评家的赞词、被选人各种选本的次数与时间、与其相关的当时的和以后的文学圈的复杂景观，思想的、道德的、美学的种种价值观的变化，种种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历史条件的影响，那么，我们也可以基本断定，在任何两个经典之间寻找共同的经典化构成因子几乎是不可能的。[5]”

由此，这也正是网络文学目前在经典化问题上充满争议的内在因素。网络文学，从其性质而言，属于通俗文学范畴，但又有着后现代文化，特别是网络媒介的深刻影响。在传统精英文学观之中，精英文学/ 通俗文学，本身就有着巨大雅俗分野。范伯群曾以“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合称中国现代文学“一体两翼”，努力实现现代文学史的“比翼齐飞”。即使是现在，在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看来，通俗文学根本不能与新文学相比，更遑论尚不入流的网络文学了。“网络文学99% 是垃圾”“网络文学是洗脚屋文学”等言论还常见于学界，很多网络文学叫好叫座的作品，在纯文学领域经典标准看来，实在不值一提。经典标准的巨大冲突，造成网络文学与精英文学的深刻隔阂，也使得中国网络文学难以真正形成具有通约性、能被广泛认可的文学经典。在很多网络作家和网络研究者看来，这个问题“想当然”是由于精英文学的狭隘封闭造成的（我们不否认，精英文学的偏见由来已久）。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属于网络文学的话语仪式、独特运行方式与行话（如粉丝经济、快感至上等），就可以在网络自足的圈子“自称经典”。这也把问题看得简单了。他们将精英文学称为“传统文学”，将网络文学称为“新文学”，似乎只要僭越了五四文学的趋新思维，就可以自己命名经典。这种心态忽视了时间的残忍淘洗，高估了网络文学目前的水平，也低估了经典的客观性。更严重的是，这种心态和做法，堵塞了网络文学与精英文学沟通的可能，也取消了网络文学提升艺术水平的努力，使得网络文学在一个低艺术水准情况下不断衍生——这无疑蕴含着在短时间耗尽网络文学发展动能的危机。如果我们清醒地检查一番，就会发现，网络文学好作品大多发表于2005-2015 年这个时间节点，近几年，网络文学看起来受到关注，赢得的资本更多了，但有影响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这种繁荣背后的潜在衰退，正是网络文学经典标准无法确立的恶果。

其实，经典标准的包容与重建，共创雅俗共赏的经典，并非不可能。无论“雅”或“俗”，都有可能由于不同艺术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获得不同认可形式，进而成为不同类型的经典。比如，鲁迅的小说是“雅”的经典，无名氏的通俗小说也可成为“俗”的经典。随着人类进入后现代社会，电视、电影和网络媒介也不断分享文学话语所指的形象表意性，雅与俗的界限，也就变得暧昧模糊。文学生产者、文学接受者、文学的生产组织者——出版商、政府文学创作机构，及文学的监督制造体者——由大学、专业评论家、传媒、政府文学评价机构，共同组成了经典确认体制，都在利用文学经典标准的“滑动性”，取得更大“话语利润”——当然，这个过程也更开放、宽容。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从民间大众走入大学课堂，成为文学史经典。《哈利波特》与《魔戒》《权力的游戏》也可以成为纯文学性与通俗性俱佳的作品。

不可否认，目前网络文学发展态势，却使得具有通俗文学性质的网络文学，越来越难真正经典化。表现特点一是浮躁自满，盲目自信。不仅很多作家，且很多研究网络文学的学者，也都抱有此等心态。他们认为，网络文学不需要经典化，自然会有读者的筛选机制，那些目前人气旺、流行广泛的网络文学作品，也必定会自动晋升为经典。二是以资本为本位，迷失文学本质。文学本有商品属性。甚至可以说，没有2005 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盈利模式”，网络文学也不可能迎来这十几年的黄金大发展。文学与资本的关系，从来都无需讳言。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就曾撰写《启蒙运动的生意》，详细论述十八世纪后半期《百科全书》出版发行过程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密切关联，特别是与文化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就连“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运动，也闪现着出版商冷酷的资本目的。但是，资本对文学的推动，不应成为唯一动能。很多网络作家眼中，衡量作品好与不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多赚钱，或者说，经典不经典，根本就是一个无所谓的命题。只要资本喜欢，故事够新潮，能赚钱，其他都不是问题。这种以资本为本位的情况，严重伤害了网络文学的文学属性，也使得作家的心态越发浮躁，盲目投机迎合，粗制滥造，进而走向了放弃文学品质的歧途之上。

那么，中国网络文学应该如何进行经典化？努力塑造网络文学与精英文学“相对通约”的经典标准，可能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由此才能在资本、创作、接受、传播等各个领域形成真正共识，淘汰文学品质差的作品，弘扬真正经典之作。比如说，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精英文学长期忽略故事、人物，特别是情节对于创作的意义。对语言形式的极端追求，对内容哲理内涵的过度热衷，都使得文学走向晦涩难懂与冗长难读。因此，网络文学经典指定标准时，就不能忽视故事、人物与情节的价值。再比如，想象力是文学必备因素，但“天马行空”的历史与未来想象，魔法时空的构筑，神鬼灵异的讨论，这些有鲜明幻想气质的世界构架，往往被精英文学以“怪力乱神”斥责之。岂不知，《聊斋志异》与《西游记》《封神榜》哪个不是“怪力乱神”？中国当代文学一大弊病就是想象力的枯竭。正如南帆的反思：“批评家熟悉的大部分理论多半是阐述文学经典的伟大，阐述忧国忧民、经世致用、寓教于乐的悠久传统，这些理论体系内部似乎没有考虑如何答复如此平凡的设问。文学必须是历史与现实的反映吗?能不能恰好相反——文学就是幻想历史与现实之中医乏的东西，文学就是利用幻想作为一种短暂的安慰，消除焦虑、释放情绪或者提供心理补偿?”[6]再看网络文学，从《三体》到《家园》《宋时归》《天行健》《九州缥缈录》《狩魔笔记》等大批优秀科幻、幻想、历史穿越小说，无不闪现着中国文学想象力的大爆发。这种文学想象力的爆发，应被看做中国现代性发育的结果。再比如，对于类型文学的过分贬低。文学类型化，是通俗文学的一大标志，精英文学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往往在都市与乡土两大题材领域打转，却忽视了更广大的叙事阵地。

当然，这种通约性，也同样要建立在网络文学自身的反省上。比如意义的缺失问题。网络文学追求娱乐性，往往更注重小说故事，忽视意义建构。但真正精彩的故事，应是能经得起人们“反复重读”。正因为故事在相对简单形式之中，蕴含丰富阐释空间、心理空间与人性内涵，才能常读常新，回味无穷。就这一点而言，阅读金庸的小说与读鲁迅的小说是一样的，都经得起精读、细读与重读的考验。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经得起这种重读的小说，并不是很多。再比如雷同的问题。无论网络文学还是精英文学，都要有生动的人物、精彩的故事、精心的谋篇布局、独特的语言追求及丰富的文化内涵。重复与雷同在精英文学中被看作是作品缺陷，同样，也不能以网络文学对消费性和游戏性的追求，将不断的重复雷同、升级打怪，看做网络文学本质之一。在笔者看来，这恰是网络文学的危机所在。

因此，所谓“通约性”标准上看待网络文学与精英文学，除了人物、语言、故事这些外在标准之外，相当的人性深度与社会深度，依然是经典不可动摇的淘洗原则。受到后现代文化特别是网络传媒的影响，很多网络文学拒绝深度，但如果我们沉下心来，认真看看，哪一部在网络文学界真正获得广泛赞誉与认可的作品，不是具有一定人性深度与社会深度？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网络文学不是所谓“超文本”“赛博写作”等西方纯粹后现代文化的产物，而是中国现代性发育的结果。目前中国优秀网络文学精品，很多蕴含着强烈的民族国家情结与现代个性自我的表达，只不过，它们利用网络传播形式，具体文本形态之中，也有着“超级长度”等样貌。这些特征，还应看作中国现代性爆炸式发展产物，而非西方后现代文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读者，希望在这些小说中读到的更多不是语言与文本的游戏，而是个性自我在社会取得成功的故事，这可能是屌丝青年的凡人修仙，平凡人生轰轰烈烈的穿越，也有可能是后宫女人的成功逆袭，但故事内核都闪烁着中国人塑造自我主体性的努力。

同时，网络文学毕竟还是新生事物，它的发展还在探索过程之中，作者的欣赏口味和水平，也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可以预见的是，网络文学爆炸式大发展之后，仅凭“小白文”，就能名利双收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俗话说，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读者，会对网络文学提出更高要求，只有真正具有经典意识的网络作家，才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竞争中胜出。不少网络作家与我交流的时候说，他们不敢在小说中“玩深刻”。如果追求深刻，立刻就会被读者指责“看不懂”，陷入“掉粉”和“退订”的尴尬境地。我鼓励他们，要真正成为常久的“常销作者”，不能一味迁就读者，应该学会如何引导和培养读者，只有建立在经典意识的追求之上，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网络作家。

另一方面讲，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也需要资本、传媒与政府的正确引导。资本是网络文学的助推剂。没有新世纪以来资本运营模式的介入，中国网络文学可能还处于低端发展阶段。但是，网络文学的商业机制，尤其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商业机制，是一种“超级写作”与“超级IP 文化资本运营”方式。这种方式，与传统意义文学经营以及一般通俗文学营销有很大不同。这种超级IP 资本，带有中国式的后发资本特质。比如，它对更新数量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压榨与透支作者的码字能力在造成一定繁荣的情况下，也造成了深刻的文学危机。那就是写的比读的快，作家太浮躁，这种浮躁是产业性的，也是创作性的。大家都忙着挣快钱，没人想真正写东西。长久以往，伤害的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可持续发展，也会让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拉低读者特别是没有多少文学辨别能力的青少年读者的文学阅读能力，这对中华民族培养下一代的阅读能力和文化素质，都会造成非常大的潜在威胁。因此，提倡资本、政府、文学批评等力量，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引导，不是拒绝资本和政府，走精英化路线，而是希望资本方能采取适当方式引导经典化，比如，资本方的网站或公司，可设立年度最佳精品奖，不以简单点击率、订阅数和人气作为唯一评价标准。再比如，资本方可以适当放宽对于作品每天更新的要求，增强作品持续阅读、反复阅读的回报率。这同样会带来大量收益，也有利于作家沉下心，更好经营文学，打造精品。当然，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同样重要，政府文化部门，要在批评家和文学专家帮助下，增强经典筛选机制，对那些低俗、恶俗与文学性差的作品，坚决制止淘汰，对那些具有经典潜质的作家作品，则要积极扶持，才能真正做到文学资本市场的“良币驱逐劣币”。同时，文学批评界的引导也很重要。我们增强文学批评对网络文学研究的介入性，网络文学不是一群富翁的文字游戏，而是数以百万计作者表达内心情感、思想与追求的言说形态。这些形态，尽管很多看似荒诞不经、天马行空，但深入理解这种言说形态，才能真正了解当下的现实，特别是处于日益虚拟化和智能化世界的年轻人的感受和想法。批评家一味附和资本对文学的改写，不能有效地为读者展现文学批评对优秀作品的挑选、判断和阐释能力。我们很少能以精彩的文学精读，告诉大家网络文学作品为何好、怎么好。这又怎能做到批评家的责任呢？批评家是使人信、使人悟，而不是使人怕、使人无聊[7]。

批评家约翰. 费希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商品与其他商品的区别在于其相对高昂的最初生产成本和非常低廉的再生产成本[8]”。之所以产生销售大于生产的压力，文化商品的秘密在于，它们出售的不仅是商品的价值，而且是意义、快感和身份，所以销售和再生产比生产回报更高。网络文学作为具有很强商品属性的通俗文学，其对意义、快感和身份的生产和传播，必须在经典化的引导下，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这不仅关乎民族文化素养的培育，也关乎民族文学的未来，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注释：

①曾红伟：《哈罗德. 布鲁姆研究》，第156 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② [ 荷兰]D. 佛克马、E. 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8 页，俞国强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③朱国华，《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第14 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④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要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5 期。

⑤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文艺理论研究》，2006 年第2 期

⑥南帆，《网络文学：庞然大物的挑战》，《东南学术》，2014 年6 期

⑦房伟，《青年批评家要如何应对网络文学？》，《扬子江评论》，2018 年2 期

⑧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载于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22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