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几年来，反思西方文艺理论、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相关问题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强调“又”，是说对这个话题的探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对西方文论的反思和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想法，九十年代就有过热烈讨论。当时，文艺批评界和文艺理论界都曾针对文学批评失语问题以及中国文论“失语”问题进行过相关研究，诸多学者对此有过深入思考，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成果。但是，这些思想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拓展，相关研究也逐渐被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新热点淹没。被淹没并不意味着问题被解决了、不再重要了，反而是愈来愈严重。今天，我们的文学批评依然滞后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变化和文化发展，我们的文论依然是在西方文论框架内小打小闹、修修补补。批评无力、文论失语的问题愈演愈烈，如今学术界再次聚焦这一问题，突显的正是相关问题的积弊深重。如何改变这种“失语”现状，再一次令学者们感到紧迫、焦虑。

要进一步研究一个曾经探讨过的话题，梳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很有必要。九十年代以来，在反思西方文论、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等相关问题领域，蒋述卓先生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他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以及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文化诗学批评方法论等等一些观念、概念，都是在九十年代开始的反思西方文论、建构有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这一大的文学批评需求和文化理论诉求语境下提出的。这些观念在当时有过重要影响，其中一些理论思想和批评概念得到学界广泛的引用、讨论和发展。本文针对“文化诗学”概念展开回顾，并结合当前文论情况和批评状况进行对比性阐述，以考察“文化诗学”概念的理论内涵与当代效用。在此基础上，思考建构当代文论话语的途径问题。

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蒋述卓先生是第一个郑重提出“文化诗学”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的文学理论家。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发表于1995年第四期的《当代人》杂志。论文从“文化诗学”观念提出的文化语境和现实背景分析出发，对“文化诗学”概念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将它与“文化研究”等相似概念、方法进行了辨析。如此正式、完整而系统地提出和界定“文化诗学”这一批评概念、方法，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在此之前提及“文化诗学”的一些文章，比如1990年曹旭《流水与情思的系谱》，内文中使用了“文化诗学”一词；以及1991年彭兆荣《贵州文学分析的“文化诗学”视角》，虽是“视角”，却也只是泛泛地谈及文学研究的文化化趋势。这些都停留在“文化诗学”这个表述方式上，并不成为一个概念。

1993年，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收录了美国文学理论家斯蒂芬·葛林伯雷的《通向一种文化诗学》，此文是葛林伯雷1986年9月4日在西澳大利亚大学的演讲稿。但葛林伯雷这里的“文化诗学”其实是新历史主义思想内的文化研究内涵。蒋述卓在文章中两次提及此文，但主要不是引来做论据参照，而是以它来做区别：“新历史主义着重在批评的历史——社会学取向上，离开文学审美性的趋势已很明显。因此，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不同于斯蒂芬·葛林伯雷所主张的那种属于新历史主义范围内的文化诗学。”由此辨别，也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到蒋述卓“文化诗学”观念不同于当时一些学者从葛林伯雷文章延伸出来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意义上的“文化诗学”观念。

童庆炳先生是将“文化诗学”发展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关键话语知识的重要学者，他在阐述“文化诗学”的发展脉络时，重点分析了刘庆璋、蒋述卓、李青春、林继中四位学者的“文化诗学”理论思考成果。而其中，蒋述卓的文章是最早发表的，这也说明，蒋述卓关于“文化诗学”的思考有着很好的预见性，值得我们重视。

自然，时间先后、谁最早提出一类问题并非我们考察这一概念的目的所在，强调这个时间点，只是为更好地思及概念提出背后的现实语境和思想背景。蒋述卓之所以郑重地提出这一作为“第三种批评构想”的“文化诗学”观念，以及何故能一提出就备受关注、得到学术界的迅速拓展，内里有着值得思考的现实依据和思想发展逻辑。仅就这个现象本身，也是今天我们面临需要创造新的批评概念、建构本土文论历史使命时可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天的文学批评现状和文论问题，也面临着概念陈旧、批评方法失效的困境。在各式各样新媒体的作用下，批评变得看似活跃，各种身份、各式人物似乎都可以自称批评家，同时源自各种商业目的或权力利益的批评也变得愈来愈普遍。而实际上，这种活跃繁荣背后，文学批评却又是普遍的思想贫乏、观念陈腐、见解平庸。同时，也有很多批评家玩弄花样、自创概念、乱造批评词汇，出现了一大批只为了博人眼球、没有实质内涵的花哨概念。这些概念不是从既有的知识体系内部生长出来的，而是属于批评家的胡乱编造，必然不会有生命力。针对当前这种批评生态，思考蒋述卓当初提出“文化诗学”批评方法的初衷和逻辑，也有了一种理论阐述之外的现实问题针对性意义。

其实，正是因为有着清醒的现实问题针对性，蒋述卓关于“文化诗学”的观念才显得特别重要。在《走文化诗学之路》一文中，关于为什么要提出这第三种批评方法，蒋述卓指出当时批评失语的两大表现：“时下文坛多在讨论批评的失语问题。这种失语，我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批评家面对多元化的创作找不到对应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传统的批评话语，如‘意识形态’‘反映生活’‘生活真实’‘风骨’等派不上用场。另一方面，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锋批评家们，完全操持西方的话语来批评文学，看似有语实则无语。”这种问题感，放在今天依然成立，而且愈发严重。今天新出现的文学类型和文化现象，比九十年代初出现的问题和现象更为繁杂多样。网络文学、文化产业，以及通过微信平台风行起来的作家作品，包括科幻文学、悬疑小说等各种以往不被重视的类型文学，甚至于纯文学写作领域越来越明显地回归中国文学传统特征，都成为了今天的文学基本面貌和文化现实。但是，文学批评却普遍还在固守着一套非常陈旧的话语概念，一些概念已被滥用得毫无辨识力；文化研究也在风行多年后变得毫无趣味，套路化、模式化现象严重。当代文学批评惯用的一些表达，比如先锋叙事、空间叙事、身份认同、现代性、现实主义、话语等等，遍布于各种各样的批评研究文章，它们的内涵在各种各样的语境下被延伸被误用，几乎要失去它们原先所拥有的概括力和指称性。失去了有效的指称性、意义变得太宽泛，概念也就进入了淘汰期，继续不加反思地使用这些概念，就是一种批评无力、失语的表现。

概念话语的失语，背后是文学发展和文化变迁，是思想界、批评界的滞后与失职。蒋述卓在指出批评失语的语言、概念问题之外，更深入联系到这种“失语”背后的思想和价值问题。“失语的产生绝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与价值的丧失问题。1989年以后，文学也好，批评也好，都在逃避，都在退隐。它们逃避现实，逃避崇高，逃避理想，也逃避文化(有的虽写文化，却只是猎奇)。”这一问题，至今依然存在，近些年越发严峻。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在“逃避”重大问题，写作越来越沉浸于密室内部、纯粹个体，创作鸡毛蒜皮化，批评也细枝末节化，避重就轻，漠视真正的现实苦难，鄙薄高贵的理想情怀，不愿、不敢、不能对历史、政治、社会等宏大问题进行文学关切。不关注宏大问题，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就注定处于一种根本的“失语”和“失职”状态。沉于琐碎、迷恋技巧、追求精致可爱，这种文学创作和批评趣味，表征的是一种过度成熟的文化现实。几十年的专业化发展，导致了传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严重圈子化、精致化，失却了关联社会现实、介入时代历史的能力和抱负。

既然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与蒋述卓先生提出“文化诗学”观念之初的历史语境如此相近，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的历史内涵和当前价值？这里，也就是需要我们特别重视蒋述卓“文化诗学”的现实关怀内涵，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外来理论挪用，也不是一个刻意或随性创造的、为新颖而新颖的批评概念，它有着非常切实、极其诚恳的现实问题针对性。这种清醒的现实关怀，让蒋述卓“文化诗学”理论与其他学者纯粹理论意义上的“文化诗学”观念区别开来。郑焕钊曾准确地指出：“与童庆炳‘文化诗学’团队的‘古代文论的意义阐释派’、以刘庆璋、程正民、张进教授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研究派’和以蔡镇楚、侯敏、郭宝亮为代表的‘传统文献资料考证派’的理论不同，对现实的强烈的关怀意识、对融合古今文论的学术追求，构成蒋述卓‘文化诗学’以文学批评为核心的学术特色。”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这也是我们今天探索新的批评概念、建构本土文论话语的精神基础。

二

必然，对于批评创作、理论研究而言，只有现实关怀意识肯定不够，还要有知识基础。尤其对于文论话语建构而言，研究者的理论修养是最为基础也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在提出“文化诗学”观念的背后，不仅仅是现实关怀问题，更是论者能够意识到这些现实问题的洞察能力，以及能够对这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批判和提供出路的思维能力。我们看蒋述卓关于“文化诗学”的理论界定：

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判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又不简单袭用戏仿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

蒋述卓提出“文化诗学”概念，是将它理解为一种新的阐释系统。这个核心点在于“新”，而“文化诗学”在当初何以是“新”？从上述定义中可看到“新”是改变当时流行的两大类型批评方法：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延续下来的文艺社会学、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二是八十年代末开始引入并被国内理论家、批评家简单袭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传统的文艺社会学批评，基本是用社会学知识来理解文学，而且是非常简单地把文艺作品作为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来理解；九十年代之前的意识形态批评也是简单地把作品视为宣传工具，忽视文学的独特性；而先锋文学批评以来流行使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套用在中国并不后现代的文化和文学文本上时，出现了各种貌合神离的批评作品；同时这些西方形式主义批评，带动了一系列过于沉溺于结构分析、细节研究的“伪新批评”，只有细节，忽略整体性，把文学批评带向了名为解构、实为无聊的境地。摆脱这些批评弊病，突破这类思维方式，也就需要新的概念、新的批评方法。“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处在什么时候，文化必然反映出一定社会的、文化的、民族的心态、精神和品格。文化又是综合的，从综合的角度去批评文学则可避免偏执一端的弊病，如只以文本为中心的语义学批评，只从社会学角度批评的社会学批评，总会存在某些缺陷。文化诗学能带来更宏观、更广阔的视野，也能更为深刻地剖析文学。”从广义的、综合的文化角度，而不是满足于从某一个具体的知识角度，可以还原文学的宽广度，不至于把文学解读为琐碎的词语组合，也不至于沦为某个社会问题的简单注脚。

突破九十年代文学批评弊病的想法，这是蒋述卓对当时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问题的清晰认知，属于专业领域内的判断，也与前面提及的现实关怀有着一致性。而另外一面，就是“文化诗学”概念的理论内涵。“文化诗学”为何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这个界定与很多学者关于“文化诗学”的界定有很大差异。比如随后李青春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获得现代话语形式的“中国文化诗学”方法论，它是侧重于中国文论如何现代转换的纯粹理论意义上的传承构想，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有很大的隔膜。还比如童庆炳先生侧重诗意追求、人文关怀的“文化诗学”观点，这个理解发展了蒋述卓“文化诗学”概念，在人文关怀、回应现实以及在审美研究基础上的注重文化视野、多学科综合研究，都有一致性。但这种发展也忽略了一些重要元素，比如关于“新世纪特征”这一批评的时代性、对话性问题就被忽视了，过于学术化之后，导致的是概念的纯粹理论化，逐渐失去了批评实践的可行性；同时，童庆炳“文化诗学”概念也因为强调审美的“诗意”“诗情画意”，想用古典的情感来丰富“文化诗学”内涵，以此来救赎现代文化。这一想法是美好的，但实际上却影响了“文化诗学”批评方法的效用。面对现代、后现代特征越来越突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讲究“诗意”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那么，回到蒋述卓的“文化诗学”，这一最早阶段的理论界定可能最容易接近。蒋述卓在文中直接呼吁：“文学批评家应该兼文化哲学家。在目前的中国，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一身二任的人物。”所谓文化哲学式的文学批评家，也就是能够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批评文学与阐释文学理论。这一文化哲学化的内涵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观，即分析它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观和文化思想。/第二层次，要把作品描绘的社会心态、人物命运与心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心态。批评家要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反映历史，思考历史，观照当下文化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第三层次，要站在跨世纪的角度，着重关注作品对文化人格的建设问题。”这三个层次，对于进行“文化诗学”批评实践最有帮助的表述。第一层次指向的是文学批评的文化哲学化，即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应该停留在浅层次的鉴赏，不能满足于看到文本表达了什么和怎么表达的问题，更要深入到这些文本特征的背后去，思考作家“为什么这么说”“站在什么文化立场上这么说”。追问为什么，这是一种学术态度。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之所以难有真的洞见、多为人云亦云，主要问题就是因为普遍缺乏这种追问为什么的学术化态度。同时，这种为什么，也并不是简单地对作家本人进行传统的传记式研究，不能满足于从作家的创作谈、生平经历等非常狭窄的视野内来追问，而是要深入到文化背景，要进入到文化这个大环境中去考察，这就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第二层次强调的是一种类似、但不同于文化研究性质的思考方式，即要把所研究的文学文本当做文化大文本中的一个独特部分来思考。这种独特就是区别于纯粹学术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文学审美研究。立足于审美判断和美学研究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哲学分析，这可以兼顾文学批评必须有的美学判断和文学研究所需要的学术品质。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文化研究，一直有一种弊病，即忽视文学作品的独特性，文学研究成为了纯粹的文化政治、社会历史分析，导致研究者无能于对文学作品进行美学判断。如今很多文学研究者或许很擅于做文化研究，但却无法对一部作品进行美学上的优劣判断，这也是导致今天作家对学院化文学研究者不感兴趣、抱有成见的一大缘由。文学批评家作为文学研究者，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判断和美学分析，这是一项基本能力，其他层面的研究都应该建立在这个基本能力之上，这样完成的批评创作才可读、可信，才会赢得同时代作家的尊重。当然，批评并非为了投合作家的口味而写，批评不同于创作的一个重要表现，即在于文学批评还有着学术建构的一面，这就指向了第三层面的重要性。

所谓文学批评的学术建构，可以从文化建构和理论建构两个维度来理解。“批评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文化的建设，而不是对文化进行消解，只破不立。”批评不同于创作，文学创作可以只表现感伤和绝望，但现代文学批评不能停留在言说悲观绝望这些情绪层次，批评需要针对这些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文化现象、社会心理现实进行深层次的精神辨析，同时也从更宽阔的视野上进行文化反思、问题纾解。现代、后现代主义文论进入中国之后，一系列只破不立的批评作品出现，“破”成为了时髦，“立”慢慢失去了根基。蒋述卓提出“文化诗学”批评方法，则明确强调“立”：“批评作用于读者，绝不仅仅是介绍和推销、沟通和传达，更重要的任务还在于陶冶情操，宣扬理想，塑造人格。这也是批评体现文化关怀的重要方面。”这种道德教化的说法虽然显得陈旧，却是自古以来的文学批评都不曾忽视过的重要内容。而且，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已很少刻意追求道德教化，作品的伦理内涵也不容易辨认。当代文学有怎样的道德品质、怎样体现伦理态度，以及为何要这样表现，等等相关问题都留给了文学批评去阐述、去解释。如此，文学批评如果忽视这些问题，放弃文化建构的努力，也就是一种失职。文学批评作为意义生产的重要形式，它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批评家去挖掘、梳理清晰当代文艺作品的意义结构和价值内涵，这是面对文学创作阐述现代审美原理，也是面对公众读者塑造现代审美人格。

“文化诗学”批评方法的理论建构表现在这个概念的理论意义层面。“之所以称为‘文化诗学’，就是要求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保持审美性。这种文化批评的审美性亦是着重在发扬中国传统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优势，使传统文学理论与方法在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中得到审美维度的再确立和审美意义的再开掘。同时，也使西方文学批评的各种新理论与方法在经过中国文化的选择、过滤和转化之后，归结并提升为审美性，从而成为文化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文化诗学”批评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建构目标：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这种建构，包括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包括西方文论的本土化。这两个方面都归结于“审美性”，也就是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审美分析过程当中，以中国当代文学文本作为中介，通过批评实践来完成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本土化。显然，蒋述卓这个理论构想与他的学术经历直接相关。自八十年代开始，蒋述卓即开始思考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1986年即提出了“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的想法，即理解古代文论不能简单地抽取概念，而是注重考察文论产生的精神气候。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思维方式，为此，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蒋述卓也不会像很多学者那样强调古典文论概念的延用，而是侧重“审美生发性”意义上的沿用与转换。所谓“审美生发性”，即从我们感受文艺作品这个基础感觉作为文学批评研究的出发点。以下这段话值得细读：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用一些比喻词或意向性的概念来表述，如“高古”“飘逸”“雄浑”“苍凉”“气骨”等。这类批评只可意会，而难以具体言说。虽然如此，但它可以引发读者的审美联想，具有很强的审美生发性。在文化诗学中，我们要保留这种审美生发性很强的特点，而又要用现代美学理论、现代文化理论对其做进一步的引申和发掘，使批评变得深入、具体并且有明确的审美指向性。

中国文学批评重感悟，现代西方文论重分析论证，如何将这两者的优势结合，这是当代文学批评创作的最大挑战。当下批评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偏执一方、无能综合，要么是纯粹感悟的点评，见解浅显，要么肆无忌惮地拆解细读，只见技术不见思想。蒋述卓对“文化诗学”批评方法的这番想法，初衷或许就是纠正这两种偏颇。把“审美生发性”与“审美指向性”结合，也就是批评创作要建立在批评家自身独特的阅读感受基础之上，再通过其所掌握的现代美学、现代文化理论，分析论证这些审美感受的表现形式、美学意义以及文化价值等等。这是一种建立在审美感受基础之上的文化批评，是将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结合起来的整体性思考，而非顾此失彼的片面化追求——“文化诗学既是文化系统的实证性探讨与文学审美性描述的统一与结合，又是文学外在研究与内在剖析、感受的统一与结合，是西方哲学化批评与中国诗化批评的结合。”

三

以上的“文化诗学”概念分析，或许会导致一种疑惑：既然这种批评方法如此完美，为何难以被广泛践行？至今为止，关于“文化诗学”批评方法，依然还是以文艺学界内部的理论阐发为主，相关的批评实践也依然局限在这些文艺理论家自身及其理论团队成员，鲜有现当代领域内的文学批评家使用这个概念、践行这种批评方法，更难以介入文学和文化现场。这是我们今天回顾“文化诗学”理论时必须反思的问题。

或许，限制“文化诗学”理论影响力的首要问题就是难度。掌握“文化诗学”批评方法是有难度的，这一难度阻拒了更多批评家加入其中。“文化诗学”要求批评家起码同时掌握两个领域的知识能力，其一是审美能力，其二是文化理论知识。审美感受能力并非天生的，也是在大量阅读经典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就要求践行“文化研究”批评的批评家、学者必须有足够体量的文学阅读积累，必须具备足够敏锐的文学感受能力。同时，“文化诗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文化哲学家，这就对批评家的理论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掌握文化哲学知识并不是简单地通过阅读几本文化哲学理论著作就能完成的，要成为真正的文化哲学家，实质上是要求我们打通文史哲、社科等多学科领域知识。显然，这不是大多数批评家、专业化学者能够抵达的。蒋述卓在文中提及的一些人物，如王国维、鲁迅、马克思、别林斯基、葛兰西、巴赫金、罗兰·巴特等，都是世界级的大学者、大批评家，要接近这种高度，对于今天的任何一个学者，都是难以企及的。如此高的知识门槛，也就令众多批评家望而却步，限制了“文化诗学”的影响力。

另外，“文化诗学”发展到后来，变得过于强调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内涵，忽视了它作为文学批评必然要与文学创作建立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因而影响了它的批评实践。蒋述卓关于“文化诗学”的阐述因为是开创阶段，尚未被理论化，含义还相对清晰，有着较为具体的批评操作方法阐述。但发展到后面，“文化诗学”就基本上成了文学理论研究层面的作为理论研究方法的概念。比如童庆炳把“文化诗学”研究方法作为第三种文学理论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变革，通往一条既重视文学的‘富于诗意’的‘审美性品格’，又关注文本之外的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的‘文化诗学’之路，成了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文学理论发展道路的“文化诗学”研究方法，与开初时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这种重心转移，虽然使“文化诗学”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但这种理论化又近似于将它“束之高阁”了，还没能真正影响文学场就表现出了理论的定型化，这是一种遗憾。而且，“文化诗学”如果被视作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研究方法，那它依然是理论内部延伸出来的纯粹理论研究的方法，也就必然携带着当前文学理论所遭遇的“后理论”困症。即陷入一种为理论而理论的弊端，忽视了文学理论的有效性。

韦勒克关于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关系时说过，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是难以想象的。文学理论研究虽然讲究前瞻性，但这种前瞻并非纯粹在理论发展层面的探索，而是要与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形成的“前瞻”。或者说，理论的前瞻是对未来文学形式、未来文学批评形态的预测，而不是局限在文学理论层面的融合多种理论方法式的推进。忽视文学发展的文学理论，忘记文学批评现状的文学批评理论，都容易成为“空中楼阁”，最后只会是日渐僵化的理论概念而已。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普遍有着脱离文学现状、超离文化现实的毛病，很多所谓的理论研究都是对各种既有理论的不断阐释，以及在各种不同的理论内部进行小打小闹式的概念演绎、观点纠缠，并没有对当前世界的文学、文化、历史形成足够深入的关切。“文化诗学”理论研究如果陷入这种困境，也就遗忘了它提出之初最关键的现实关怀内涵。因此，回到蒋述卓先生的作为第三种批评的“文化诗学”观念，重新理解“文化诗学”作为批评方法的内涵，尤其须强调这种文学研究道路的现实关怀，找回“文化诗学”的质朴特征，或许会是复活“文化诗学”批评的理想途径。

重回质朴，也就是回到文学现场、文化现场，包括回到文学批评现场，从这些“现场出发”再来思考“文化诗学”的出路。当然，这种“回到”，也并非放弃思想高度和理论修养的“回到”，而是真正将这一理论方法落实到当下的文学场，激活这一概念提出之际所着重强调的现实关怀内涵和文化介入功能。在这方面，除开回到蒋述卓先生最初的“文化诗学”批评方法界定，还可以回到蒋述卓先生的文化诗学批评实践。在1995年之后，蒋述卓也有意去展开“文化诗学”批评实践，其关于城市文学、消费文化以及流行文艺，包括评论史铁生小说等具体作家作品的文章，都是有意识地在践行“文化诗学”观念。在自述里，蒋述卓开篇就强调：“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文学，以文化的视野去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与方法，以文化的见识去开掘文学的价值与内涵，这是我30余年来学术道路的足迹，也是我学术追求的志向与目标。”这种学术志向，表现在理论思考中，也应用在了批评实践上。比如《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一文，很明显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文学。论者能够从当代文学研究的思考高度直面和理解当下的文化现实，能够辩证地看待这种文化的利与弊，由此得出的关于当下文学意义的见解，也就更为可信；另外关于打工文学现象的评论文章《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也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结合文化研究的理论思维，在分析论述大量打工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基础之上，探讨这一新型文学现象的文化价值，而从文本中提炼出来的“新人文精神”，更是着力于文化建构。蒋述卓这些关于具体文学文本、具体文学现象的批评实践，或许更方便我们理解作为批评方法的“文化诗学”理论内涵。

总而言之，今天重新思考“文化诗学”等相关文论概念，绝不是为了进一步把它们理论化。我们所谓的沉淀、建构中国当代的、本土的文学理论话语，并不是着急于把一些理论概念变得高深莫测。相反，是把一些高深莫测的概念质朴化，让它们变得平实可亲。只有激活了这些概念，让它们与当下的文化现实发生关系，才能影响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甚至影响到当下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真正介入文学场。如此，这些概念才会是生机勃勃的，才会是真正的中国本土文学理论话语。那些纯粹理论演绎衍生出来的概念，不管如何新鲜、理论内部论证得如何严密，如果无法介入文学现场、与这个时代的文化现实无关，也就只会是再一次的、只属于理论意义上的自我言说。

蒋述卓先生在谈及文化研究本土化的一篇论文里，最后一段有这样一句话：“文化研究本土化不仅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通过坚持不懈地实践完全可以达到的，关键点还在于要坚持理论创新。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相信通过中国问题的分析，一定会产生中国自己的理论话语，也一定会有靠中国自己去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可以借这话来总结我们关于“文化诗学”概念的梳理与反思。“文化诗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史上难得的一个创新成果，它其实是作为一种理想状态而被构想的。但是，几十年过去，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抵达这个理想状态。或许，今天我们可以再次激活这一思想，将它应用于我们的批评实践，借着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方式，介入时代、进入文学，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文论话语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