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由这个世界而来，也窒息于这个世界。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

如同我们从旧石器时代的“心智的大爆炸”走了一圈循环，赛博格成了新的萨满。我们戴上耐克的运动手环、谷歌的眼镜，以及将要出现的各种提升式赛博技术产品，我们把新的图腾符号“画在身上”。斯塔德尔洞穴中标志性的半人半狮子在21世纪以半人半机器重生。以此来看，赛博格是在和人工智能这个新的、不可见的神明通灵。如果我们继续将身体各部位一个个替换成机器植入物，我们终会成为完全机械的人——智能机器人。人机结合程度加深的合理推演就是变成非人类。根据新的图腾，智能的非人类有着提升了的能力，更强的身体，无所不在，永生不朽。它们拥有旧日神祇的一切特质，同时还有新的优点，我们能在自己的工厂和实验室里制造它们。它们是以我们自身形象制造的物质神明。我们将自己想象成赛博格时，我们是在想象自己与这些新的数字之神结合，拥有无限的智慧和智力。讽刺的是，不似那些旧神，这些新神唯一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灵魂。为了和他们结合，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人性。

——乔治•扎卡达斯基

 

一

得益于新媒体的传播效应，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成为近年来公共舆论的热点话题，甚至形成了一种狂想式的症候。从表象上来说，这无疑是由大众传媒追新逐异的时髦冲动所造成的，背后则是公众的好奇心、既爱且恨的矛盾心理与资本和利益集团诉求之间的完美结合。有意味的是，它最得力的鼓吹者更多来自于相关企业公司和对技术不明就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至少在文学场域中，“未来已来”的喧嚣声已经震耳欲聋，其中构成标志性事件的无疑是机器人小冰能够写诗并且开设专栏了。这让原先无论处于市场、官方体制（作协文联机构）和小部分所谓的“严肃文学”团体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心生怵惕，而出于避免落伍的羞涩心理，不管是赞扬还是批判，他们都不得不言不及义地争抢着要加入到这股议论的潮流之中。

机器写作的出现尽管尚被自诩高尚而精致的写作者们视作低劣的操作，但仅仅是这种写作姿态的苗头也足以让以写作为志业（无论是文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人们深感威胁。新鲜事物以及对这种新鲜事物的无知之间所形成的空隙，奇妙地形成了一种吸引力，让人们强制性地开始直视技术所带来的文学转型——一种人与机器（以及人在技术辅助下增强的某种能力）结合所形成的赛博格式文学时代的到来。

关于人和自己的制造物之间纠结的情感结构，并非自机器发明制造时才有，事实上从机器的最初雏形——工具诞生时就已经开始。《南史》、《齐书》、《梁书》中记载的纪少瑜和江淹的典故，后来衍生出“妙笔生花”和“江郎才尽”的成语，那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所梦见的“笔”当然在解读中被视为才华的象征，但是如果从物的角度而言，笔意味着某种外在的工具，这种工具具备自主性和永恒性，有着超越了他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神秘魔力，不妨视为一种写作机器的隐喻。就像20世纪50年代儿童文学作家洪汛涛新创作的童话里“神笔马良”所拥有的那支奇妙的画笔，较之于马良本身，笔才具有主导性的力量。

1709年，格列佛经过巴尔尼巴比的时候，受邀去参观拉格多大科学院，在那里他看到了无数莫名其妙、奇思怪想的学者。令人印象颇深的是有一位带着四十名学生的教授设计的一种写作机器，那是一种木架结构，由连缀在一起的贴上纸的方块木楔组成，纸上是各种单词、语态、时态和变格，它们无序地排列在一起，由学生用把手操控，随机排列组合写出东西，据说这种运用实际而机械的操作方法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改善人的思辨知识。 显然在斯威夫特的笔下，这样的场景荒诞不经而且充满讽刺意味，但这种简陋的机器本身蕴含着数学可以证明的思想，如同法国数学家E.波莱尔在一本1909年出版谈概率的书中所讲的猴子与打字机的故事：如果无数多的猴子在无数多的打字机上随机敲打，只要持续无限久的时间，那么在某个时候，它们必然会打出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这个寓言常被用来说明无限与概率问题，其实从逻辑上来说只需要一个无限的条件就够了：只要时间是无限的，一只猴子就可以完成这件事。1947年，物理学家G•伽莫夫在一本科普读物中将猴子改成了印刷机，只要条件允许，一台自动印刷机可以自行印出“莎士比亚的每一行著作，甚至包括被他扔进废纸篓里去的句子” 。

当然，农业时代的神话逸闻里，“妙笔”带有万物有灵的色彩，而处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早期的斯威夫特时代的写作机器更多还只是粗劣的工具，它们都还威胁不到人类，而是作为人类的附庸存在着，甚至看上去笨拙而可笑。从线性的发展史来说，技术有一个愈加趋向于抽象化、客体化、省力化的过程，进而最终在20世纪初获得了自动化：“首先是工具的阶段，即劳动所必要的物理能量和所必需的智力投入都还有赖于主体。其次是机器（machine）的阶段，即物理能量被技术手段客体化了。最后第三个阶段则是自动机（automata）的阶段，即技术手段使得主体的智力投入成为不必要了。随着这些步骤的每一步，以技术手段来获得目标的客体化过程都在行进着，直到我们为自己所规定的目标得以完成为止；而在自动机的情况下，便无须我们体力或智力的参与了。在自动化（automation）中，技术达到了它在方法上的尽美尽善，而早在史前时期所开始的这种劳动在技术上客体化的发展结果，则是我们当代最鲜明的一个特色。” “工具——机器——自动机”如同生物似的进化，使得人造物成为一个他者般的独立存在，进而引发了关于对工具理性的反思；从文学上来说，便是爱与怕矛盾交织的叙事的展开，潜伏于背后的是乐观与悲观的两种情感形态。

二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讲述的庇格玛利翁故事是爱的叙事的母题，那位塞浦路斯的国王厌恶现实中生性有缺陷的女子，而爱上了自己制作的少女雕像，进而感动爱神，最终与获得了生命的雕像结为夫妻 ，隐喻了一个改造外部事物、与他者结合的成就与喜悦。1912年，萧伯纳用这个原型创作了著名的《卖花女》：语言学教授息金斯通过六个月将街头卖花女伊莉莎训练成一位举止言行能够进入上流社会的小姐。戏剧的结尾，息金斯说：“我说过要把你改造成人，我现在成功了。”伊莉莎则回答：“对啦，你现在转过来向我讨好了，因为我不怕你了，可以用不着你了。” 萧伯纳写下这些台词的时候也许并没有特别的含义，但如今则可以做出阶级与性别的解读，而最显意味深长的则在于，它将爱的故事逆转成了关于“制造物——他者”的怕与焦虑的叙事：被创造者获得了自主性和自觉之后，反过来不需要创造者了。如果联想到教授改造女孩的方法是语言，则这个隐喻在自动机器/人工智能日益变成现实的语境中就尤为恰切：驱动机器的程序、算法正是新的语言。这种新语言不仅使得他者独立，也改造着创作者主体自身，后者面临着是否与前者结合、成为赛博格的抉择。

怕的叙事隐藏在爱的叙事之中，可以归结为人对技术游移不定的两种情感原型：恐惧与迷恋，到技术突破时代直接外显为叙事中人造人的出现——表征为弗兰肯斯坦的焦虑。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被视作亵渎神灵的僭越，人类模仿造物主，结果只能是恐怖和灾难。而那个人造怪物最后不知所终：“被海浪卷走，消失在远方茫茫的黑夜中” 。这个小说产生于1816年，正是工业革命带来开掘与汲取自然能力的扩展和赢取巨大财富的时代。工业对农业、游牧等的突破意味着人造物对于自然的部分胜利，也在原本秩序井然的精神领域带来了隐约的不安。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变革最为激进的显现，而德国浪漫主义则是其在文学上的表现，比如路•阿•冯•阿尔尼姆《拉托诺要塞发疯的残疾人》、海涅《流亡的神》 或者沙米索《彼得•史勒密尔的奇怪故事》（晚近李宏伟的《欲望说明书》重写了这个故事），而浪漫主义的一脉余绪哥特小说比如霍夫曼则直接影响了弗兰肯斯坦的拟构。弗兰肯斯坦一旦诞生就成为后来科幻文学、惊悚故事和恐怖电影萦绕不去的幽灵，在当代的人工智能话语中尤为突出，成为一系列文学影视作品不断重写的资源，这无疑跟它切合了我们时代的情感结构有关。

与美术、音乐、雕塑、文学一样，科学技术也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我们无法将历史的因素从中剥离出去。事实上，我们所知、所学、所欲、所实践者，全都包含在时代的社会语境之中。人工智能也一样，它在叙事中被描绘为赋予/获得了心智的自动机器，并且越来越与人相似。在原先的生命观念中，无论是演化还是基因突变，都有一个自然存在作为前提，机器生命无疑对这种天赋自然的生命观构成了极大挑战。反过来的镜像则可能更加能说明问题，即随着自动机器越来越像人，人同时也越来越像机器，像它们那样按照社会机制设定的秩序，在固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工作、休息和繁衍（复制）肉体乃至观念。人与机器之间的双向模拟正是怕的来源——对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自由人本主义观念中“人性”丧失的恐惧。另外一方面，机器衍生机器，最终可能会淘汰“无用”之人。这一点已经被宗教信仰的现代转型所证明了：正如“农业革命促成了有神论宗教，而科技革命则催生了人文主义宗教，以人取代了神” ，随着现代性分化的到来，政教合一社会的解体，人通过科学杀死了神，而如今作为造主的人是否会重蹈当初造人的神的命运，被自己的造物人工智能杀死呢？。

这种自工业革命肇端的恐惧根深蒂固地盘旋在人文社会科学者和文艺作者的脑海当中，在人与自己造物之间纠缠着熟悉中的不熟悉，去熟悉化后的再熟悉化、意识中的无意识、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之间的模糊界线，从而带来了恐惑和自我保全的无意识。 而从根底里来说，这种恐惧又是无法摆脱的，因为对于探索变革和未知领域的迷恋和热爱根植于“人性”之中，否则就不会有一系列的技术变迁。但话又说回来，实际上这始终是一个尚未变成现实的隐喻，因为人们总是用语言在思考，通过故事和隐喻进行思辨并拓展知识的疆界。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无数的故事就开始叙述人类如何从农业革命发展进入希腊罗马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其中关于生命的隐喻不断演化和变异：一开始是女娲、上帝或者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之后是希波克拉底式的水与体液说，然后是拉美特里的机械机制说 ，再之后是电流或者生命的火花，紧接着是电报和现代计算机。就像科学作家乔治•扎卡达斯基所说：“对于每一个隐喻，人类都曾经设想过自动的、人造的技术来支持这个隐喻。在希腊化的埃及，它是水利工程，在17世纪的法国，则是机械装置和弹簧，到21世纪就成了计算机工程。” 继蒸汽机、电力技术、计算机之后，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导的全新技术革命开始后，人造与自然的界限在泯灭，而差别趋向于消逝，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计算机、网络和基因技术不断地在拓展与改造自然的疆域同时，也拓展了人本身，改造我们想象的方式、隐喻的构成，以及词语及修辞的手法。

在这种语境中，“关于人工智能，爱的叙事让我们希望以我们自己的样子打造自己的复制品。人造人会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部分，比如我们的人造兄弟姐妹甚至恋人。这种情感来自我们与‘他者’联系和共情的本能，即便他者是机械造物。然而怕的或者诡异的叙事则是关于妄自尊大的警告，讨论越过人类不该跨域的道德红线，讨论生命的独特意涵以及科技不该多管闲事。怕的叙事方式对于科技的态度是一致的，不仅仅针对人工智能，也针对例如核能、转基因或者其他科学发展。怕的叙事方式来自我们躲避陌生事物的本能。一个怕的叙事方式的例证是盖亚假说的逻辑推论，预言了如果人类继续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将导致灭绝。盖亚叙事启发了如今很多环境议题，被很多环保主义者接受。关于人工智能，怕的叙事方式警告说智能机器人会占领世界，灭绝人类。它描述了机器人浩劫如何变成我们虚荣心苦涩的代价。” 共情与恐惧并非新鲜事物，然而在赛博格时代却凸显成为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就像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和文学界曾经昙花一现，却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如今则重新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话语中新兴的显学。

因为人们发现理论层面的NBIC新技术：纳米技术、生物科学、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大数据）、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并且侵袭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而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写了关于人的观念。后人类和超人类话语便是应运而生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之中，如果说在1960到1980年代它们还只是理论构想和科幻小说的题材，现在信息社会和人工智能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机融合赛博格已经部分成为了现实。信息在传统意义上被视作符号或者标记，如今需要被看作一种模式，意义在信息当中不是作为形式的对应物，而是信息的一种功能。凯瑟琳•海勒列举过许多虚拟技术反向作用于现实生活的例子，比如钱存在银行里是一种信息模式而不是现金；自动化工厂用程序来安排工作和生产计划而不是靠人的指挥，程序是一种在生产系统中流动的信息而非实体；认定罪犯更多通过DNA模式而不是目击者的主观陈述……“这些转变带来的结果，将会创造一个高度异质的、分裂的世界，基于模式/随机的形态与基于在场/缺席（有/无）的形态在其中发生激烈的冲撞和竞争。” 以自由人本主义传统作为参照，“当计算替代占有性个人主义作为存在/人（being）的基础时，后人类便出现了” 。这种局面引发了乐观与悲观的诸多言词，前者如宣扬“奇点临近”的企业家库兹韦尔 ，后者如理论物理学家霍金 。不过，如同哲学家博斯特罗姆所说的，他们可能都把超级智能人格化了，用人类情感投射到与人性完全异质的实体身上，而作为非人类的超级智能，很有可能在工具性的驱动下将人类本身作为一种可获取的资源，其后果显而易见 。然而，在科幻作家特德•姜的想象中，当后人类完全超越人类之后，人类科学可能从原创性转向诠释学：解译后人类的科研成果，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就像美洲土著在欧洲制造的钢铁工具唾手可得的时候还在苦心研究青铜冶炼技术，但它同样能够增长人类知识。我们完全不必对后人类科学的成就感到威胁，因为“造就后人类的科技最初就是由人类发明的，后人类并不比我们更聪明” ，它们只是和我们不同的差异性共生体。

尽管聚讼纷纭，后人类的理论伴随着超人类的计划，人在已经开始改造自身。一方面是信息论式的提升：医学的目的很大一部分从治疗转变为“增强/改善”，比如整形手术和基因改造工程，从“提高”的意义上来说，“和信息系统中将虚拟图像与真实图像重叠获得的‘增强现实’同义” 。这种生物学上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在换喻的意义上成为社会文化的语法——比如社交网站和自媒体上充斥的软件（Photoshop、美图秀秀……）处理过的照片，以及街头商场销量日增的化妆品、护肤品和流行的健身保健文化。但是这也很容易带来关于种族与身体的“优生学的噩梦”。另一方面则是控制论提升，用精神增强类药物比如刺激性的兴奋剂或者能力（体能、注意力、记忆力）提升药物，以及可穿戴式设备和植入物。这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隐喻，即将身体和大脑视为计算机的硬件，而观念、思想则是软件，通过加强硬件，带动软件。超人类主义“变运气为选择”，将听天由命的基因遗传转为自愿选择和积极追求的操控，这会形成两重悖反：一方面是主体性欲望与抉择的显现，另一方面则是身份的混乱乃至无措，它会使得自我面对一个存在主义式的主体凸显——定义自己取决于人本身而不再是原先文化系统中外在或者超越性的宗教、习俗与自然。这种赛博格实践无疑会改变我们对于由来已久甚至成为无意识的人性的再度审视。

三

较之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甚嚣尘上的传媒鼓噪，文学的反应是滞后和态度暧昧的。在21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学表述中，人工智能几乎是一个童话般的存在，但即便在新世纪的科幻作品中，也没有提供摆脱敌托邦（Dystopia）原型的创意。拉拉《春日泽•云蒙山•仲昆》改写《列子•汤问》中偃师造人的故事 ，那个本土古老故事中用革木胶漆制作的歌舞倡者，在新世纪的爱与死主题下化身成了仲昆和武者两个人造人。最后的结局与雪莱夫人的设定如出一辙：青铜人“一跳一跳地向竹林深处走去。天迅速暗了下来，青铜人的身躯，只转了几转，就消失不见了” 。作家无法摆脱母题的窠臼，只能含糊地不了了之。

题材与想象的局限是一个方面，实际的生产、流通、接受中同样表现出文学在技术更新时代的惯性乃至惰性。晚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最为令人注目的无疑是与信息社会并生的网络文学，然而网络文学的理想愿景并没有实现，它最初似乎承诺的关于文学的自由、立体、虚拟的转型并没有出现，并且在2005年之后迅速被资本收编，成为文学产业化GDP攀升的一个主要渠道——它不过成了商业化文学的另一种方式，而并没有切中根本性的观念范式和文化结构的转型。现有的以种种类型形态出现的网络文学所匮乏的不是技巧形式或传播技术的翻新，而在于审美格调和思想内涵的粗陋，换句话说就是世界观、认识论与价值观问题的陈腐。价值观那些貌似宏大的话语因为曾经带有压抑性的一面而在如今的碎片化语境中遭遇反讽和嘲笑，由于改造外部世界的无能而产生的沮丧感聚集，使得网络文学成为文学总体上的“向内转”、欲望化与逐利化潮流中的一股。

网络文学的这种表现与信息社会中现实感的改变有关。哲学家盖伦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经详细讨论过直接经验丧失的问题——人人都越来越靠第二手的讯息，而缺乏直接的经验交换。狭隘而单调的渠道和区域所带来的现实认知感受不可避免地带来简化、两极化和情绪化，会导致一种所谓的“晚期原始主义” ，这跟原始部落的巫术和仪式文化异曲同工，它们都疏远于现实世界，只不过原始民族遮蔽于神话，当代人则魅惑于全媒体的信息洪水。这样一来，连情感情操都是第二手的了，它反过来会造成一种奇观式的文化形态：内容空洞但外观和形式上震撼人心。盖伦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新主观主义”，从文学史上来看，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开始的欧洲工业化、心理科学和感伤文学几乎同时的兴起，延及至今变得更加严重和游戏化。“现代心灵的许多最高级的艺术和哲学的作品，其中都有某种人工的、被迫的和矫揉造作的东西，这都是由于极端的精致化、主观主义和想摆脱必然性的压力的缘故。你只需把自己摆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并严肃地考虑它们，就可以侦测出有一种轻佻的、一种低调的偏执性的笔触。在有创意和有生气这方面，它们接近于天才的水平，但又不能完全达到这一步，因为缺少真正的思想创造的纯朴性，因而反倒把刻意雕饰和某些粗糙而又过分自发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了。” 这正是我们在无数诉诸于感官冲击和情绪反应的模板化网文中所看到的，它们进一步延伸为广告、动漫、手游和大电影等一系列奇观衍生品，变本加厉地远离现实，并且试图将自己营造为现实本身。

缺乏现实感，会使得某些看似前沿的作品充满陈旧的想象。王威廉的小说《后人类》 以探讨如何复活生命，进而引申入追索意识起源和灵魂本质的根本性问题。他以缜密的逻辑和语言，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超越了工具理性，小说对于意识与宇宙同构的摹想，凸显出作为主体的人的意志的重要，形成了简洁明快而引人入胜的智性美学风格。但前沿科幻的面目之下隐藏着一个古老的人文主义主题，并不涉及到我们时代真正的赛博格问题，从而使得作品仅仅成为一种无伤大雅的思辨游戏。所谓后人类，最简单的描述即是人具有了物理（生物）与数字两种属性，既存在于三维的原子世界，如果愿意当然也可以加上时间这一第四维度；同时也作为比特字节的信息状态生存于数字空间。这种双重维度在王威廉的小说中是缺乏的，而恰恰是双重维度的杂交构成了后人类主义区别于人文主义的结构性差异。

此种结构性差异表现在既定界限的磨平和混融。唐娜•哈拉维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发现，在杂交怪兽凯米拉（chimera）神话重新出现的当代里，科学文化至少让三方面边界出现了破坏：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心理活动都不能真正令人信服地区分人和动物，并且区分本身在很多人看来也不必要。有机物（人类与动物）与机器之间的区别在20世纪晚期的科技之中也模糊了，自然与人造、心智与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之类的二元划分日趋融合。赛博格意味着“边界的逾越、有力的融合和危险的可能性” ，身体和非身体（灵魂、意识、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再界限分明。所以，新兴的科学和技术向我们表明了“世界结构的基本转变”：现代国家、跨国公司、军事力量、国家福利设施、卫星系统、政治进程、我们想象的组合、劳动控制系统、身体的医学构造、色情业、劳动力国际分工和宗教福音传道都密切依赖于电子与通讯学；微电子技术介入到各种转变之中，包括劳动转化为机器人学和文字处理；性转化为基因工程和繁殖技术，心智转化为人工智能和决策过程；生物学作为一门重新设计物质和过程的强大工程科学，对工业有着革命性的影响，当前在发酵、农业、能源这些领域最为明显……机器和有机体之间的区别变得完全模糊不清，身体和工具之间关系密切，对日常生活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跨国”材料组织，与对文化和想象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符号组织之间似乎也相互关联。“维持边界的形象，如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共和私人，或物质和想象，似乎从未如此站不住脚。” 高科技文化以各种方式挑战了一系列彼此缠绕的二元论：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原始、现实/表象、整体/部分、代理/资源、创造者/被造者、主动/被动、正确/错误、真相/假象、整体/局部、上帝/人类……实际上人们都或多或少获得了混血儿、凯米拉、镶嵌画的形象。这种赛博格身份与形象充满矛盾、融合、流动性和策略性。如果要重构这个世界，在哈拉维看来需要通过“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通过联合而不是同一性，以再生而不是新生，来回应既有的叙事和秩序。

跨越边界的现实成为一种混融状态，“主体性是突生的，而不是既定的；是分布式的，而不仅仅是锁定在意识中；是从混乱的世界产生并且与混乱的世界结成一体的，而不是占据一种统治和操纵地位并且与世界分离的。” 如果用艺术家阿斯科特设想的三种现实来表述，就是：虚拟现实是交互数字技术——远程、沉浸式的；验证现实是反应机械技术——单调、信仰牛顿学说的；植物现实是作用于精神的植物技术——是致幻的、精神的。三个现实的统一起来，就能参与到进化为超越单纯“自然”的重造物质状态，而“21世纪的艺术将会创造一种构成世界的语言，因为它表现了所有阐述这个问题的人的欲望。如果20世纪的艺术是关于自我表达和对应经验，这个时期的艺术将会是关于自身建设和经验的创造，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 。因而，新的经验比意识更应该成为文学的主题。不过，王威廉在《后人类》中关注的意识问题，确实是赛博格时代人工智能的根本问题。只不过，《后人类》所体现出来的理念，正表明工业革命时和启蒙时代的科技所形成的还原论和客观性遗产依然通过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和隐喻，继续在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希望和噩梦。关于赛博格，我们仍然在暧昧未明的进行时之中。

四

怎样认识赛博格时代的“人”，首先需要清理的便是我们时代知识范型和认知经验里对于生命的隐喻，尤其反映在那些不假思索的关于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心与身的二元划分之中——文学中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内在观念桎梏。还原论和客观性是现代科学的两大础石，但我们无法用牛顿物理去解释有机物，用心理学或者精神分析的方式所进行的生物阐释，同样也不过是在重复身心二分的模式。计算机科学目前为止的局限仍然在于，最根本的问题是心理问题和情感问题无法被还原为符号问题和逻辑问题，欲望、感受、情感、意志等主观的体验是“算法”所无法决定的，而感知和动作技能与认知也不相干。量化、符号化与数学化是智能计算机的根本局限，它可能如同哲学僵尸一样，看上去没问题，但生命最重要的是鸢飞鱼跃的生机灵动，被置换成了程序和硬件的关系之后，就变成机械化与静态化的死物了。

暂时搁置行动，仅从意识而言，自我意识是生命的自由意志的来源，它意味着自我反思的能力，即超越于自身来观察和审思自己。在自我递归和自我反馈之中，生命的主体才得以确立，进而清醒地认识到隐喻和幻觉所构成的自身处境。当自我开始反思的时候，它就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认识论的二元对立消失，而成为一片混融的混沌。“在一个模拟的数字宇宙中，没有独一无二的自我，没有‘原创’，我们都是复制品”，按照既定程序，这显然会构成一个和谐社会，而当芜杂消失，一个没有内在冲突与挣扎的心灵构成的社会，它也就热寂了。因而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也许心智并不是真的和身体分离。也许心智和身体是以同样的方式构成的，都来自物质实体。 ”物质实体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复杂性形成了一种动态语境——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保证了递归循环的产生，因果循环永不结束的自我指涉，从混沌中涌现出秩序，也即意识的觉醒与形成。

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来说，歌德尔的不完备定理击垮了数学与逻辑学的基础，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定理、薛定谔定律等量子物理上的进展 ，进一步使得主观性加强，折射到哲学与思想领域，则是决定论的坍塌与后现代和相对主义的产生。这使得经典与永恒的观念濒临瓦解，而这一切与现代文学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经典序列与经典化理念发生了堪称方向截然相反的对撞。当然，也促生了黄孝阳这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发明出“量子文学”的概念 。他尝试在《众生•设计师》、《众生•迷宫》 等作品中打破经典牛顿物理时空中所形成的文学形态和认知形式，因而不仅仅是技巧形式或风格手法的变革，而是整个关于世界的认识方式的转变。他暂时借助了既有文学的某些惯性形态，比如现代主义和先锋小说的技巧和手法，但通过丰沛的知识、元写作的尝试、杂取旁收而又细大不捐的呈现、后现代式的拼贴和并置、碎片化的感知、弥散性的思维，让小说获得了敞开和解放，从而让静止排版的文字获得了感受中的动态，形成流淌、跃迁、碰撞、虹吸、辐射的多维度生长性。这样的小说便是有意识形成一种自我指涉和自我递归，过滤了麻木与僵化的心灵，选择了有着好奇心、求知欲、内在激情并且不满于现状、试图从另类的角度理解世界的读者。量子态的小说原本是拒绝评判和阐释的，因为任何一个读者的出现都会改变它的存在状态，这恰恰构成了它所希望达到的变动不居、生生不已的生命化效果。

与黄孝阳式相似的写作试验，也出现在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 、霍香结的《灵的编年史》 等作品中。他们并不代表唯一的方向，只是在随机性语境中的一种可能。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想象性地描述文学的未来转型，可能就在于文学的死亡与文学性的弥散，即“文学”的变形，现存意义上的文学形态会发生泛化与收缩。“泛化”是碎片化思维与关于文学的既有共识断裂的结果，文学性扩展到多媒体形式中，现有的文学观念会在这种泛化中成为一种博物馆概念，就像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对于文学的不同界定一样。“泛化”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即流量化的文学，以诉诸感官娱乐、舒泄消遣为主的时下主流的“网络文学”；另一种则是转化为音、影、图、文立体化的呈现形态，而不仅仅是二维的文字书写。“收缩”则是文学的群落化，即突出其在书写维度上的超越性、思想性和启示性突破，它可能会在题材上发生向此前的一些边缘文类的倾斜，也可能会体裁上出现文类融合，出现越来越多的“跨文体”写作；在原先的“严肃文学”领域，则是形式与观念的探索，属于分众传播的范畴。然而，归根结底，文学的收缩植根于人类的自由意志显现，体现了人之为人在技术变革时代难以被技术化的潜意识、非理性、暧昧、玄妙的部分。 那些潜意识、非理性、暧昧、玄妙的部分涉及的是人的观念中情感、情绪和“元逻辑”内容。这会产生一个吊诡的结果：如何在新技术时代面对赛博格现实，重新在抽象理念认知之外激发了身体体验与经历经验的重要性。

这看上去是一种返祖，让叙述回到原初的经验层面。在忧心忡忡者那里，技术工具化的后果一方面可能导致身体的蜕化，一方面则是道德与伦理的麻木。就像尼古拉斯•卡尔所担心的，也许互联网的便捷会促生浅薄和冷漠，Google会让人们变得懒惰而愚蠢，因而自动化可能是一个玻璃笼子。他倒不是反对科技或对工具的使用，事实上科技恰恰是在人类身体能够成就的事情与心智能够想象的事情之间的张力状态所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说它使得人成为人。就像马克思所论述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而实践并形成生产关系的根本手段是工具与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应该成为一种体验并改造世界的方式，行动使人接近现实事物。“通过将工具视为经验，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生产的手段，我们可以在技术世界更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享受其带来的自由。” 如果用麦克卢汉富于启示意味的观点，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那么也可以说大数据是知觉的延伸，机器的深度学习算法是人的大脑的扩展。就像计算机学教授多明戈斯所说，如果计算机已经学会了完成你的工作，不要试图去同它竞争，而要利用它。数据和直觉就像马和骑手，而一个正常理智的人不会试图跑步超过一匹马，而是去骑上它、驾驭它。他在讨论了机器学习的五大学派以及它们的主算法（符号学派和逆向演绎、联结学派和逆向传播，进化学派和遗传算法，贝叶斯学派和概率推理，类推学派和支持向量机）之后，预测了一些终究会被取代的职业，但也强调当需要一种计算机和机器人在定义上无法拥有的东西——经历——的时候，有些职业比如文学艺术，是无法替代的。所谓经历并不仅是人际互动，因为人际互动在人工智能那里，要造假也并不难，机器宠物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经历指的是人文科学——“其领域包含着一切没有人类体验就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担心人文科学正呈死亡螺旋下降趋势，一旦其他行业实现自动化了，它就会东山再起。通过机器低成本完成的事情越多，人类学家的贡献就越有价值” 。肉身经验在融合的现实中反倒成为文学的稀缺资源。

五

新技术时代的文学何为？在这里似乎可以找到一种解答。在表述独一无二的实体经验和非程式化地想象未来的意义上，文学确实是我们时代为数不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艺术方式。在大数据迷恋和人工智能迷思当中，未来被定义为智能时代，在一本畅销书中，奉行丛林法则的功利主义市侩祭起了技术淘汰的法宝，呼吁人们要迎头赶上这次革命，“争当2%的人”，因为只有这2%的人控制了世界 。这种野蛮思维正在喧嚣着试图成为主流，在强调新技术可能带来的解放时，有意弱化乃至遮挡它的负面因素。

问题在于，讨论技术不可能脱离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在目前的许多系统中，“准入条件”本身早已经让权力、资本及它们垄断的技术所控制，它们不会考虑人的复杂性与社会关系中幽暗的层面，实际上将世界粗暴地简化了。仅从经济上来说，技术就能够颠覆自由市场的美好想象：市场参与者是公平的，但这种公平极为脆弱，甚至从来未曾存在过，因为掌握信息和权力的少数人轻易就能打破这种平等，甚至让绝大多数人毫无知觉。这少部分权力与资本拥有者才有可能成为“超人”。多种O2O（线上线下）、C2C（个人对个人）探索了新的商业运营模式，“新技术有两个特点使之能轻松逃脱普通民主程序的监管：发展速度极快，严格讲是以指数曲线急速发展，而且非常难以理解，更难控制。首先，因为相关理论和科学知识一般超出政界人物和公众意见有限的知识水平；其次，因为其背后的经济势力和游说集团非常巨大，且不说过分庞大”。 苹果、谷歌、脸谱、阿里巴巴这类公司的影响与渗透能力早已超越了经济层面，而进入到用户的深层隐私，包括消费记录、时空范围、趣味、习惯、政治倾向等，因而它们不仅能操纵人们的购买行为，还能控制人的其他行动乃至思想。目前为止，我们尚不能发现技术突破资本的可能性，也即是说，它们并不是反资本主义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超级资本主义的想象与实践。在关于现实勾勒和未来想象的图谱中，那些被归纳出来的诸如涌现优于权威、拉力优于推力、指南针优于地图、风险优于安全、违抗优于服从、多样性优于能力、韧性优于力量、系统优于个体之类“生存原则” ，就是这种新型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把我们引向一个放松管制和日益商品化的世界，而公共权力往往由于系统成本和沟通环节的冗赘而缺乏预见，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君主，无论多么集权，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几乎全面覆盖、完美无痕的隐秘权力。政治上关于全景监狱的幽暗想象在以往反集权叙事中屡见不鲜，对于商业资本的这种透明的牢笼的文学表述尚付之阙如，而这更有可能是我们时代的重点所在。

但是如同冯象根据人工智能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逻辑所推导的：“信市场，利润驱动，AI的研发应用就不可能有序，而极易失控，监管落空。但AI失控，也是‘资产阶级的关系’日益‘狭窄’混乱，乃至无法‘容纳自身生产的财富’的一个症候。当那一天来临，劳动者无分行业、蓝领白领，一律‘变成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当分散的雇佣劳动为天网的触角/终端所取代，‘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即‘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也就走到了尽头。当机器人开始消灭劳动分工，福利权成为人‘生而平等’的实质正义诉求，大失业便催生私有制的‘掘墓人’，连同新的人机伦理——劳动者的共产主义道德实践。” 这无疑在根底里是一种乐观主义，但具体的资本所有者并不会自动生成这种自觉，理论的推衍还有待于文学来进行叙事、隐喻和启示。

预测未来的最佳方法就是创造未来，但未经检验的未来不值得创造，新技术时代的文学也许需要以责任、共情与自觉选择作为其起始，在多重现实的经验中，锻造新的人性和赛博格的联合，从敌托邦的噩梦中走出来，从而书写出新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