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河，原名陈小卫，生于浙江温州，年少时当过兵，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九四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夜巡》《西尼罗症》《我是一只小小鸟》《南方兵营》等，长篇小说《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在暗夜中欢笑》《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曾获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第一届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文学奖、第二届和第四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大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提名奖。

一

那时候，地拉那的动乱过去好多年了，夜里已经听不到零星的枪声。

在这条巷子深处的四德家里，一道生锈的铁皮大门虚掩着，门没上锁，如果有车子过来，敲敲门，里面会有人打开。一进门，院子显得比较逼仄，四德那辆二手的奔驰车占了一大块的地方，空余的地方最多只能再停两辆车。之前他住的地方大，前面有个宽敞的院子，后面还有个大果园，可生意难做，房子只得搬小一点。房子虽不如以前宽敞，但一到下午来的人还是不少。在这儿的温州人大都是单身，这混乱的地方不宜带家眷，只有四德秀莲夫妻俩带着八岁的女儿在这里住过。后来动乱时把女儿送回了温州，可家庭的格局还在。这两口子都好客爱热闹，这里便成了一个范围很小的社交中心。最近几天，四德家还住进来一男一女两个上海客人，他们是从越南转道而来，要和四德合作在这里做传呼机的生意。

这一天，有一麻将牌局。打麻将的有四德、南昌公司的小李、上海人任总和阿春。阿春手上缠着白纱布，摸牌比较慢。牌桌边坐着几个女眷在嗑瓜子，秀莲和黎培，还有和任总一起来的上海女子张雅萍。张雅萍脸上敷着白色面膜，嗑了一阵瓜子后，起身去几米开外的浴室洗澡。打麻将的四德倾听浴室里面流水声，声音在他意识里还原出淋浴中的张雅萍赤裸的身体。下一把牌四德手气很好，一立起来就有好几个搭子。上海女从浴室出来，身上弥漫着香皂和女人天生的幽香。她站在四德的后面，看他的牌。他们打的是江西麻将，江西人管那几张百搭牌叫金子。上海女在后面问四德：“你有没有金子？”

“他有很多精子，我卵子都没有。”阿春咕哝着，边上人听了都偷偷笑。张雅萍说“金子”被阿春谐音成“精子”，所以他说自己没有“卵子”。张雅萍没有笑，装着没听懂阿春的话，一脸正经看着四德的牌。

“阿春，你能不能牌子出快点？”下家的南昌人小李不耐烦。阿春缠纱布的手略微发抖，出不了牌。因为这里的局输赢很大，阿春很想赢点钱，输不起，特别紧张，但表面还装得不在乎。

“你这手怎么回事？”小李问阿春。

“让狗咬的。”阿春说。说话间扫了一眼老婆黎培那边，好在老婆没有听见他的话。

此时黎培正在和秀莲说昨晚的事情。黎培不怕把家丑抖出来，可她不是个撒泼的女人。她童年就到了意大利，在那里长大，相貌体形都漂亮，才二十五岁。她接下来所述的行为和她的美丽很不相称。她说阿春用她母亲房子抵押的钱进货，可是钱都亏了进去，母亲的房子眼看着就要被银行扣留。她着急，责骂阿春无能。阿春说下一个货柜到了就可以把钱卖出来，可是昨天半夜阿春回来，说货柜又被海关扣留了。

“他进门时，我还睡在床上。听他说货柜被扣了，我就拿起床边的玻璃水杯朝他砸去。他用手一挡，杯子碎了，玻璃在他手掌上划了一道口子，血喷了出来。我起先有点害怕，怕他会死掉。但我没理他，看他自己用纱布缠了伤口。我一直在骂他，骂他这回又进错货，进了高关税的电池又想逃税，不被查到才怪，人家进的货都好好的。我一边骂，一边看到他坐在我脚边用缠着纱布的手整理店里收入的零钱，一张才十个列克，不到人民币一块钱。他一张张数着，叠成一沓沓，没出息的男人才去数这些零钱，数一辈子也值不了几个钱。我气得用脚踢他缠着纱布的手，抢过他叠好的列克往上呸呸吐唾沫，把它们全扔到地板上。我都气疯了，可我真佩服这个没用的人，居然又坐到地板上，把我吐过唾沫扔乱的钱一张张又整理起来。”黎培说得很大声，一点不怕别人笑话，她气还没消，继续说，“我嫁给这个没出息的男人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那你嫁给八十岁有钱佬吧，他们裤裆里的玩意像蒸过的茄子软绵绵。”阿春不紧不慢回答她。

“就你厉害？你每次也就三分钟。”黎培不依不饶地损他。

黎培说话时，秀莲起身做饭菜。她出手很快，一会儿就有饭菜香气冒出来。但令人不舒服的是院子里隐隐有一股狗的臭气，那是四德从北方带回来的那条大狗身上溃烂处发出的。除了这条大狗，院子里还有一条狼犬是刘甘肃的。他出逃前的一天，把狗带过来给秀莲，说自己家里明天修房子，重建狗舍，想把狗寄放一两天。没想到这个家伙出逃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这狗秀莲只好一直给他养着。现在院子小，有人来打麻将时，两条狗都关进了砖头砌的狗窝里。四德嫌狗的味道重，用一条毛毯子蒙住了狗窝。阿春小时候养过狗的，知道狗这样闷在里面有多难受。

就这时，家里的座机电铃声响了。这电话还是原来房东留下的，六十年代苏联制造，电铃如战斗警报一样刺耳，让人心惊胆战。

“哈罗。”秀莲接了电话。

“我是阿礼啊！你是秀莲吗？”电话里的声音很急迫与慌乱。

“什么？你是谁？你是阿礼？你没有死掉吗？”秀莲大吃一惊。

“没有啊，我回来了，我被关在飞机场了。”电话里的声音大得打麻将的人都能听到。

“你等等，我叫四德和你说话。”秀莲觉得这是大事，应该让四德和他说话，赶紧把听筒递给四德。

“阿礼，你现在什么地方？”四德把听筒夹在头颈之间，嘴角叼着烟，眼睛看着牌，伸手补进一张牌。

“我现在是在雷纳斯机场。机场海关不让我入关，说我感染萨斯已经去世，还说报纸都登过我病死的消息。”

“这倒是真的，我们都看过那份报纸。说你得萨斯死了。我们都以为是真的。报纸上登过你老婆把你用过的东西在街上烧掉的照片。”

“完全是造谣，我根本没有死，也没有得病。我在国内压根就没有染上萨斯。”

“那你告诉海关你没有死，让他们放你进来就是。”

“他们说就算我没死，也不能放我进来，说我身上有萨斯病毒，会带来灾难。他们马上把我塞进原来的航班要送回中国去。我拼了命闹，飞机上的人害怕了，我才留了下来，但明天一早他们还会强制把我送上飞机的。”

“那你老婆和她家里人没有来接你吗？她不会去做证吗？”

“哪里啊，我刚才给她打过电话，她一听我的声音就开始骂我是鬼，把电话挂掉了。我知道说我病死了就是她一家造的谣。”

“那你现在要我怎么做？”四德说。

“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刚才我给了看守的警察一百美金，他才让我打两个电话。我给大使馆打过电话，张领事对我很同情，说会帮助我，明天一早会发外交照会到阿尔巴尼亚外交部，要求他们放我入关。可是警察说过，明天一早就把我强制送回中国。我现在没有办法，只有求你们帮助了，你们可以来机场保我一下吗？”阿礼的声音听起来挺可怜的。

“阿礼啊，这个我们就没办法了。大使馆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做到呢？你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四德说，一边打出了一张麻将牌。

“四德，求求你帮忙，我真的走投无路了。”阿礼说着，电话突然就断了。

“也许可以试试去机场给警察送点钱，他们会放阿礼进来的。”秀莲说，去年四德从国内带了几个人过来被机场扣住，也要送回去，四德给机场的熟人送了钱之后就放人了。

“妇人之见，要有点政治头脑好不好？”四德斥责秀莲，“这回阿礼是因为萨斯的原因，萨斯是个政治问题，外国人都想用这个理由把我们中国人赶走呢。我们自身难保，还要去机场引火烧身？”

四德这话说得众人都觉得有道理。的确，阿礼身上要真的有萨斯，谁也不敢去接触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大家就继续打麻将。不久，秀莲的饭菜做好了，大家开始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就自然谈及了阿礼的事情。因为任总和张雅萍对阿礼的来历和遭遇一点都不知道。

事情的源头在刘甘肃身上。当初在地拉那做生意的一群中国人中间，刘甘肃做的生意最大，不是比其他人大一点，而是大很多。他有个两百多工人的缝衣厂、两个零售商店，还有大型的批发仓库，办公室里的阿尔巴尼亚雇员都有七八个。刘甘肃来地拉那比较早，他出国前是个外科医生，读过医药大学，脑子好使。他老婆起初跟他一起在地拉那，还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儿。挣到足够多钱后，刘甘肃开始考虑安排将来。他出国最初去的是苏黎世，在一个餐馆里当切菜工。他到阿尔巴尼亚后还一直给原来的那个切菜工作缴纳税款，这样就保住了瑞士的居留身份。而到了这一年，他终于获得了带家属定居的身份，所以他和老婆商量，让她带着女儿住瑞士去，他自己一个人在地拉那顶着，每月去苏黎世团聚一次。

四德刚到地拉那时开了一个小铺子，刘甘肃的大超市就在他的对面。准确地说，是四德在刘甘肃的大超市对面开了个小铺子。他第一次去见刘甘肃，还是经国内的人介绍，要不刘甘肃还不见他。刘甘肃住在地拉那市中心的一条巷子里，高围墙，院墙上面有铁丝网。他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屋子里见了四德，好像一个名人接待来访者一样矜持，带着防备意识。后来不知怎么的他们到了院子里，一棵树下拴着一条灰白色的狼犬。刘甘肃说这只狗极其凶狠，邻居家的猫要是从树上爬下来，它都会生吞活剥地吃了它们。这狗前些日子生了一窝小狗，可几天后不见了踪影。他怀疑是这狗自己吃了小狗。刘甘肃这么仔细地说着这狗让四德觉得话外有音，暗示别碰他的生意地盘，要不这狗就对你不客气。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熟了。刘甘肃不那么牛了，有时也会到四德家里吃饭。但他比别人都忙，经常人家都吃好了，他才匆匆赶来，肚子饿得不行，狼吞虎咽吃些残羹剩饭。后来的日子秀莲就悄悄给他留了些饭菜，不至于老是让他吃剩的。四德虽然心里一直视他为对手，但觉得刘甘肃这样的人都来这里蹭饭，自己脸上也有光。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刘甘肃明显消瘦了下来。有太多的事情要干，现在少了妻子帮助，还得每个月飞一次苏黎世，他忙不过来了。虽然他有好些阿尔巴尼亚员工做管理工作，但他对他们总是不放心。在本地找华人当帮手肯定不行，他们进来之后，会把公司的客户和商品信息摸走，然后自己跳出来单干。刘甘肃脑子总是超前的，觉得一个有力又忠诚的帮手，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找到。

六月，刘甘肃回了一趟中国，通常他来回就一个礼拜，但这回迟迟没回来。其他人倒是没什么，只有秀莲开始念叨，说有点奇怪，他怎么这么久没回来？四德插话说，他不是说过这回要找个帮手回来吗？帮手哪有那么容易能找到。

三个礼拜后，刘甘肃回到地拉那，果真带了一个帮手回来。回来的第二天，刘甘肃就带着新来的帮手阿礼前往四德家里亮相。虽然刘甘肃只是带回了个男帮手，可给人的感觉好像他是带来了个新媳妇一样。秀莲对阿礼格外客气，连忙让他入座吃饭，其热情程度好比那些把煮熟的鸡蛋塞到客人兜里的农村大娘似的。这个叫阿礼的帮手三十岁出头，中等身材，发际线已开始上升，脸比较大，人看起来比较老实，总是微笑着。那天秀莲烧了很多菜，阿礼显得很拘谨，叫他吃的时候才动动筷子。他也不主动说话，有人问他才回答。他大部分时间说普通话，但有时也说几句温州话，口音明显是泰顺山区一带的。

刘甘肃这回是在温州日报上登广告公开招聘。听说报名者很多，是百里挑一选到阿礼的。后来的几天大家轮流请客吃饭，为阿礼接风，几顿饭下来，对阿礼的来历大致了解了。他本来是温州冶金厂的工程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老家在泰顺。他在报纸上看到招聘广告，和刘甘肃仔细交谈之后，决定放弃国内的铁饭碗，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国家阿尔巴尼亚来闯荡一番。

就这样，阿礼成了刘甘肃的帮手，整天跟着他，为他经营着公司的业务。刘甘肃本人可以自由来往苏黎世，休假时带妻儿周游世界。当四德他们还在为生意发愁的时候，刘甘肃已过上了靠手下人经营的资本家生活。大家都羡慕得要死。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刘甘肃不光彩地跑了，留下阿礼吃尽苦头。萨斯之后大家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死人复活，又回到了地拉那。

二

从罗马转机起飞，不到两个小时，就到达了地拉那的上空。机场周围环绕着山岗，飞机得盘旋几圈降低高度，之后对准跑道，开始着地。阿礼看着机窗外的地拉那城，内心阵阵激动。他回国看望病重的父亲，在国内待了一个月，每天都想念着地拉那的妻儿。他最近打电话回家妻子都不接，这让他忐忑不安。在他的行李箱里，装着好几样给儿子的电动玩具车。他给老婆玛尤拉买了几件衣服，给老婆的父母也买了礼物。虽然老婆一家最近对他很不好，但他总想改善关系。

八年前阿礼第一次抵达时，地拉那的机场像个乡村的汽车站。现在略有改观，但从停机坪到海关出口还得自己走着过去。阿礼对机场情况很熟悉，除了自己坐飞机回国，还经常为提取公司空运货物到机场来，时不时还送老板刘甘肃去中国或瑞士。这里的警察他多半都熟悉了，一路总会碰上几个面熟的。这天他排着队，慢慢走近海关盖印的地方。他第一次入境时，警察说他签证有问题，敲诈了他一百美金。如今他已经能熟练地说阿尔巴尼亚语，护照上盖满了海关的大印，居留签证有效期还有半年多，因此他一点也不紧张，还准备和警察打打招呼。

他走到了警察工作亭前，看到是一个脸熟的警察。这个警察抬头看看他，拿起护照左看右看，知道他是居留在这里的人，不是敲竹杠的对象，正没好气地准备在护照上敲下图章。突然他的手停了下来，慢慢抬起头，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看着阿礼。阿礼觉得特别不舒服，没好气地问他：

“你看我干什么？”

只见这警察让阿礼站到边上，自己跑到里面办公室去。几分钟后有个领导模样的老警察走出来。这家伙大肚子，黑脸膛，阿礼认得他，在地拉那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他的名字：法特米尔，雷纳斯机场的警察队长，一个很难对付的人。胖警察让阿礼走进一个房间，把门严严实实关好。整整过了半个小时，胖警察带了几个人进来，都戴着口罩，开始问阿礼。

“你叫什么名字？”

“潘崇礼。”阿礼说。

“出生年月。”

“1966年5月8日。”

“我知道你，你是菲尔玛长江的人。”胖警察说。阿尔巴尼亚语“菲尔玛长江”的意思是长江公司，刘甘肃的长江公司一度在地拉那知名度很高。

“是的，我过去是的，现在已经不是了。”阿礼说。

“你不是已经死掉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胖警察法特米尔隔着口罩说。

“请你不要乱说。”阿礼回答，他心里在骂：你才死掉呢！但他不敢得罪胖警察。

“你看，这上面说你死掉了。”警察把一张报纸摊开在阿礼面前。是地拉那的《每日邮报》。阿礼虽然能说阿尔巴尼亚语，但看不懂。报纸上面有一张他的照片，后面一大段文章，还看到有一张照片是他老婆玛尤拉在路上烧什么东西。

“上面说了些什么？”他问道。

“上面说你回到中国老家，得了萨斯病，死了。真的是你回来了吗？你会不会是鬼魂呢？”警察说，眼角在偷偷地笑。阿礼气得额头暴出青筋。

“报纸造谣，他们凭什么说我死掉了？”阿礼说。

“是你老婆玛尤拉对记者说的，她家人也这么说。报纸上这么写着呢。你看，他们还怕你留下的病毒会传染，把你睡过的床和穿过的衣服，用过的东西在马路上用火烧掉了。这样，邻居和亲戚才不会把他们一家当成瘟疫家庭。看到没有，这报纸上往火堆里丢衣服的是你老婆吧？”

阿礼仔细盯着老婆的照片，刚才他看到报纸照片里玛尤拉在烧东西，还以为她是像中国人一样给他烧纸钱，现在才知是烧他用过的物品和衣物，送瘟神一样。他气得脸色发青。他对警察吼了起来，失去控制：

“你们放我走，我一回到家里，妻子看到我回来，就会告诉记者真实情况。我的家乡在中国南方山区，根本没有发生过萨斯，我连感冒咳嗽都没得过。”

“不不，这个不可以的，菲尔玛长江。”法特米尔开始用菲尔玛长江来替代阿礼的名字，因为中国人名字发音实在拗口，倒是菲尔玛长江朗朗上口容易记。他接着说：“现在全世界都怕萨斯，我们海关和防疫站都在严格检查，不让有萨斯嫌疑的患者入境。你是个报纸里说已死于萨斯的人，怎么可以入境呢？”

“我没有死，不是死人，没有得过萨斯病，你看我好好的。”阿礼说。

“不行，上头的命令，你得坐原班飞机回去。”警察队长说。

“你说什么？开什么玩笑。我有签证和居留证，我有房子、孩子和妻子在这里，你们怎么可以让我原机返回？”阿礼简直暴跳如雷。但是，在身材壮实的阿尔巴尼亚警察面前，他像个猴子一样瘦小。

“没办法，你得走，因为你是萨斯病人。”警察队长说。

接着，马上来了两个身材特别高大的警察，架起了阿礼，像老鹰拖小鸡一样把阿礼从房间里拖出来，前往停机坪。阿礼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被拖上机舱。飞机上已经坐满了旅客，引擎已经发动，就等着最后一个客人登机。

这个时候阿礼很冷静，他知道飞机一旦飞上天，他就毫无办法，只能乖乖被遣返。过去曾经有过很多次中国人入境被原机遣返的先例，他现在得自救。眼看着警察一走，机舱门就要关闭。阿礼平常是那么怕羞，本性像兔子，这下却像狮子一样大声喊叫起来。放我下去！要不我要把机舱窗户玻璃敲碎。他脱下皮鞋用鞋底猛烈敲打着窗户，发出的声音把机上的旅客吓坏了。阿礼还大声用英语和阿语叫着，我是萨斯病人，会把疾病传给所有人，快让我下去！他用完全疯狂的声音叫喊着，口里吐着白沫，飞机机组人员都吓坏了。意大利机长马上过来安抚，说不会让他飞走，不会关闭舱门。机长向机场抗议，不放下这个发狂的旅客就不起飞。这样，又来了几个警察，带阿礼下了飞机。几分钟后，阿礼看到飞机冲向了天空，他才长长松了一口气，总算度过了第一劫。

警察队长看到他回来，说：

“菲尔玛长江，你不好，我不喜欢你。明天一早你还得走。”

阿礼这下可不管胖警察的评价，他总算暂时留住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用一百美金买通看守他的警察，打了几个电话。他接通老婆的电话后，只听对方惊叫一声，说他是鬼，立即把电话关掉，再也无法打通。给使馆的电话很容易地接通了，张领事对他很关心同情，说明天会发外交照会给阿尔巴尼亚外交部，要求他们妥善解决。阿礼知道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又给四德家打了电话，可得不到任何救助。阿礼开始发愁，他得自救，得想办法。在这之前，他得稍微休息一下。危险还没过去，法特米尔说明天一早他还得走，警察明天会强制遣返他，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到时他可动弹不了了。今天所有离开地拉那的航班都已经飞走，他在明天上午之前暂时不会有被遣返的危险。他觉得累极了，想休息一下，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他梦见了儿子东东，东东是小名。儿子的阿尔巴尼亚名字是斯堪德培，和他们的民族英雄一样。中文名字是潘安东，一个响亮的名字。阿礼在儿子名字里加了个“安”字，是为了冲淡妻子玛尤拉吉卜赛血统里到处流浪的天性，盼望儿子以后会有个好的命运和前途。儿子已经三岁了，模样不像他，基本是个外国人，亚麻色头发，淡蓝色的眼睛，但阿礼能确信儿子的基因是遗传自己的，因为他的左脚小脚趾有点分叉，有一个很小的第六趾，这一个特征传递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和他亲密无间，会说些普通话和几句泰顺土话。此时阿礼身陷险境，在疲惫至极的睡梦中看见儿子在一个树林奔跑，身后有一个陌生的大胡子男人在追着打他，儿子在哭喊。阿礼惊醒过来，心里刀绞一样难受。

屋子里很静，因为最后的航班都飞走了，机场大部分人员都已下班。阿礼觉得警察所里很安静，只有个把人员在值班。他拉了拉门，发现是紧锁的，铁门很结实。休息后阿礼的脑子特别清醒，危险没过去，他必须付诸行动。他得逃离这里，在天亮之前。

屋顶很高，有两扇窗，都有铁栅栏加固，无法掰断。天花板上有日光灯座，四条灯管的。阿礼是工程师，懂得电工，知道灯池可以松动。在半夜一点的时候，他确信值班警察已经睡着了，就把两张凳子叠在一起，爬了上去，灯池的有机玻璃发光板一推就推开了。他没有把灯关掉，连着灯座往上推，居然推动了。这个灯座安装的时候工人偷工减料，没有固定住，所以阿礼很容易把灯座移到了一边，上面露出的洞口足够一个人钻出去。他从灯座口爬了出去，在天花板上走了几步就看到有个通风口通到屋背上。他从通风口钻出，看到机场外边的停车场。他悄悄爬下了屋顶，沿着屋子的阴影向着树林溜过去，很快就消失在树林里。

天气微凉，月光如水，空气带着泥土和树木的清香。阿礼失去自由又逃离出来后，内心一阵喜悦。有一下子，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渡过了难关，因而心情放松，开始知道自己很久没有吃东西了。此时他很奇怪地想吃一样东西：柿子。在雷纳斯机场附近有许多片柿子林，出产很好吃的柿子。去年阿礼曾经把这里的柿子烘干成柿饼，味道和老家泰顺的一样甜。他意识里出现一片柿子林，而且知道它就在田野沿小河去的方向。谁能想得到，他往想象中的地方走了一段路，果然真有一片柿子林。在月光下，很容易就能看到一个个硕大的柿子。他摘了一个吃，居然是熟透的，很甜，一点都不涩口。他连吃了几个，吃得肚子发痛，就蹲在地上痛痛快快拉了一大泡屎。然后起身，只觉得精神饱满，大地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现在他开始沿着公路往地拉那方向走。他不走公路，也不准备在路上拦车进城。他怕警察发现他跑了之后，会在路上去拦截他，所以决定在田野上走回地拉那。机场离地拉那只有二十来公里，对他这样一个山区里长大的人来说，这点路程不算困难。

越过沟垄，跨过小桥，穿过树林，迎着月光迎着风，他大步向地拉那走去。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浮上心来，所有的路是那么熟悉，好像走在故乡泰顺山岭里。他很多年没走那些路了，但故乡山里每一条小径都那么清晰地记在他脑际。从读小学开始，他一直在山间的小路行走，翻山越岭，最险的是要过一道悬崖，每一次他都怕自己会掉下深渊。他读中学时村里通了电，母亲告诉他，在她小时候这里不但没有电，连煤油灯蜡烛都没有，因为太穷，买不起。她家里和村里大部分人家用的是“火篾”。这是一种竹篾，点上后吹掉火焰，让竹篾慢慢地燃着，像点香一样，微弱的火光帮人们度过黑夜。阿礼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读完了初中，成绩在全县前列。高中的时候，他每天读书到深夜，夏天蚊子多，他把膝盖以下的腿和脚泡在水桶里，蚊子咬不到，还清凉提神。冬天大雪封山，雪窝里他继续读书，看到雪线慢慢上升，把窗户都埋住了。终于，高考时他的成绩出色，进入有名的华南理工大学。在他所在的山区宗族里，他是第一个大学生，是地方的荣耀，是家族的荣耀。但是谁能想得到，此刻他在距离家乡千万里的阿尔巴尼亚这样狼狈地在野地里潜行。阿礼心里涌上一阵委屈，泪水漫出眼睛。

大学毕业后，阿礼被分配到了温州冶金厂，当时是温州唯一部属企业，专业和阿礼对口。阿礼很快当上了技术骨干，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但不久，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冶金厂要卖给私人，大部分职工要下岗。那段时间，工厂里人心惶惶，有门路的人都赶紧调走了。阿礼除了业务上有点长处，其他的门路全不懂，他就像一个看着洪水漫过来而不会游泳的人一样绝望。就在这个时候，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刘甘肃登的招聘广告。

他还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刘甘肃时的情景，那是在华侨饭店的一个房间里。

“我邀请你出国，并不是让你去为我打工，而是邀请你共同创业。”刘甘肃看着阿礼的眼睛，真诚地说。正是共同创业这句话让阿礼最后做了去阿尔巴尼亚的决定。

“长江公司在阿尔巴尼亚发展很好，为军队做被服装备，为全民做衬衫和牛仔裤。我们下一步要在那里扩大工厂，已经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优惠，我们计划三年之后成为上市的公司，经营的网络会覆盖巴尔干半岛。目前你到了那里马上会有房有车，每年有探亲有休假。你会爱上阿尔巴尼亚。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有漫长的海岸线、古老的石头山城、美丽的橄榄树林，特别是那里的姑娘，说不出的漂亮。”

阿礼想着当年刘甘肃说的话，他所描绘的公司前景已全部烟消云散。但是他说的阿尔巴尼亚是美丽的国家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尽管阿礼身陷险境，心里还是深深爱着阿尔巴尼亚的土地，这里已经是他第二故乡，他不愿意离开它。阿礼这样讲感情真是要命，如果没有爱上这一块土地，他的痛苦就能减轻好多。

走了五个小时，经过了那个以前的皇宫别墅小山，还有那密密的葡萄园和无花果园，慢慢接近了地拉那城边缘。过了海关停车场之后，就是地拉那市区了。清晨的雾气和光线遮挡了地拉那城的破败和肮脏，城市在晨光中显得那么安静美丽。阿礼走在新西比利亚大街上，迎着街心的斯堪德培骑马扬刀的塑像。

穿过了议会广场，再向前走半条街，他抄了一段近路，从地拉那邮电局左方的一条小弄堂里穿进去，经过几座公寓楼，拐角处有一段古老的围墙，里面露出带尖顶的楼阁，那是一个古代的土耳其帕夏房子。之后，往前直走十几分钟路，就看到了一片农田，种着一人高的向日葵。这里是城市东部边缘，农田正慢慢变成住房，阿礼的房子就在这里。

阿礼现在已经接近了自己的家，站在一棵大树边看着自家的房子。还是清晨，房子看起来有点模糊。这是一座小小的三层楼，外墙和当地其他的房子一样，裸露着红砖。阿礼想着去年建这个房子的艰辛，手续是那么麻烦，卖地给他的地主是那么贪婪，妻子一家的要求又是那么多，什么都要最好的，要挤干他的血汗来建造这座房子。他脑里出现房子内部的种种细节：在三楼的东边，是他和妻子的卧室，妻子一家执意要他买了一套意大利家具，特别大的席梦思床，够五六个人睡。后面的房间是给儿子的，儿子还那么小，妻子家已经给他准备了结婚新房。二楼是书房，阿礼计划给自己用，但是房子建好之后，玛尤拉的父母就搬过来住了进去。一层是厨房餐厅，里面冰箱微波炉等设备齐全。阿礼这时长时间没进食，肚子饿，身上臭，真想马上进屋子洗澡吃饭休息。但是，事情复杂啊，从已经发生的情况看，阿礼知道这个房子里的人已经不欢迎他的到来，甚至已经把他当成死人。他迟疑不决，想最好等屋里的人睡醒之后再去敲门。

阿礼等了一个小时，现在屋里的人应该醒来了，平时玛尤拉都这个时候起床。他屏住呼吸，心跳不已，放轻脚步接近了房门。他准备按门铃，门铃是去年他亲手装的。他按了一下就停了，不想按太久让屋里人不高兴。他很快发现门上的猫眼里面有光线闪动，说明屋内有人向外面观察，他转过脸对着门镜，让屋内的人看到是他，而不是什么危险的陌生人。门镜的光变了一下，说明屋内观察的人离开了，但是一点开门的动静都没有。阿礼低下了头，内心的挫折感升起，同时有一股怒气也在上升。他又按了一下门铃，还是没反应。焦躁占了上风，他失控了，按住门铃不放。就这时，门突然打开了，门开之后门框里同时出现了三个人头，妻子、丈母娘和老丈人，都是怒气冲天的样子。妻子手里拿着一把扫把，她父母手里也各操着家伙，只是阿礼一下子没看清。妻子首先冲他喊：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已经死掉了吗？你是鬼魂吗？你这个魔鬼，快走开。”玛尤拉眼睛里喷出了怒火，阿礼不明白她竟然会这样充满仇恨。紧接着，玛尤拉父母也冲了出来，这下阿礼看清了玛尤拉父亲手里拿的是那一杆破猎枪，母亲拿的是擀面杖。

她母亲在大声喊：“你快走开，你这肮脏的瘟疫病人。再不走，我们就用古老的方法，把你放在火堆上烧死。”玛尤拉在母亲说话之际，从她后面冲出来，拿起扫把就往阿礼头上打，阿礼拿手臂遮挡，节节后退。

“你们搞错了，我根本没有萨斯病，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阿礼争辩着，头上又挨了两扫把。

“你是魔鬼，你快走开。”他们喊着，继续打他。这个时候阿礼看到邻居都出来了。这些邻居和玛尤拉一家都有亲戚关系，很粗野。他知道再闹下去一定吃亏，根本不可能进这个屋。就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儿子出现在门口。一瞬间他和儿子有了目光接触，他能看出儿子在看到他时眼睛里充满了高兴。儿子是爱他的，这是他的血脉，他的DNA。他不顾扫把雨点般落下，对着儿子做了一个表示胜利的V手势，他看到儿子的脸上出现一点笑容。在这一刹那，他想起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那个在集中营里的父亲事先知道自己将被德国纳粹处决，告诉儿子这是一个游戏，儿子信以为真。阿礼希望儿子此时看到母亲打父亲也会以为只是个游戏。他对儿子大声说：“东东，爸爸爱你，爸爸会回来的！”儿子对他点了点头，不敢说话。

阿礼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再闹下去邻居越来越多，万一警察来了更麻烦。他也不想在儿子面前继续被人痛打，他开始后退，退到了树下，掉头就走。他没有觉得很失败，他毕竟见到了儿子，而且已经从雷纳斯机场逃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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