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批判理论与语言哲学”跨学科青年工作坊（2018年7月1日）上的林云柯

当我们讨论一个思想家对“语言学转向”理解和批评时，我们首先要分辨的是他到底指向的是哪一种语言哲学传统？实际上，当我们提到“语言学转向”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语言分析哲学”或者“日常语言哲学”，而是索绪尔传统下的结构主义语义学。因此，在面对关于语言学转向的批评时，需要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辨析两种语言学转向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这两个传统的混淆在相关批评和解读中是常见的，这主要是由于日常语言哲学和结构主义语义学似乎都在凸显自己的“任意性”。“任意性”这个概念对于批判理论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它动摇了一切固有话语的天然合法性。在理论自身的辨析层面，论证“任意性”自身的合法性被树立为首要任务，似乎达到了“任意性”我们的理论任务就完成了。但这里往往被忽略的是，这种“任意性”并非是一个需要论证的东西，它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发现，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任意性”自身进行研究和剖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无论哪一种语言学转向的传统，在理论层面上说，对于语言的研究也就是对于这种“任意性”的研究，即要去研究“任意性”和有其规则的“语法”是如何相反相成，以至于形成了我们能够确定表意的语言。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任意性”对于语言来说为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它进一步意味了什么？它主要引出了语言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属性。首先，与批判理论直接相关的是，“任意性”说明了语言本身的表意是非中介性的，而这种“非中介性”使得语言学很自然的发展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诗学”。在《结构主义诗学》中，乔纳森·卡勒认为所谓诗学，就是不依赖于“赋意”，而是确立其产生条件，词典不能帮助我们获得更深刻的关于诗的解说。此外，卡勒也提到了“语法”和“规则”，他认为对于两者的检验所需要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知识参照”，即一种语言能力。这一层面的看法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更重要的关系在于第二个方面，即“任意性”同时也就意味着表达和认识的“直接性”，而正是在这一层面，两种语言学转向显露出了重要的差异。

我想从大家都知道的基础的层面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一个是我们提到的“任意性”，这种任意性是指发生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联系；另一个则是“差异性”原则，这一原则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一个对象的“其所不是”之中把握这个对象。怎么理解这两个层面的关系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认为“任意性”前在于“差异性”，就会走向一种建构主义，即我们似乎是通过指称任意性来实现某种差异性系统；但如果认为“差异性”前在于“任意性”，那么“差异性”就是我们能够直观到的，而“任意性”则是我们依据差异直观所做的事情，我们的语言所表征的就是差异性本身。因此，无论在法国结构主义还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一种无限细化的趋向，从语言走向音位甚至指号，因为差异性在理论上是无穷无尽。但是这种无穷尽性又必须被限制在人类的识别与表达能力之内，比如说我们能够接收和发出的声音频率是有限度的，我们听不到蝙蝠能听到的声音，也发不出次声波。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辨证关系，我们在语言上所能做的与我们所能直观到的是互相钳制的。

因此，阿多诺这样的哲学家所批评的“语言哲学”应该更多的是指索绪尔传统下的哲学，而且其理由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种直观差异性实际上将语言塑造为一种辩证法的本体论范畴，这与黑格尔的逻辑学基础非常相近。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谈到一个问题，即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哲学认为理想的哲学系统必须具有无预设的开端，有预设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以此为中介，因此必须找到某种“直接知识”以摆脱中介。黑格尔则指出，如果我们使用“知识”这个词，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在知识中“直接性”和“中介性”总是共存的。正如我们在卡勒的表述中看到的，虽然我们可以不依赖于赋意，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意义呈现的条件，这仍然是某种“中介性”。这种辨证关系本身作为本体论的视角也就暗示了所有的直接性背后都有一个概念系统。从这个角度说，索绪尔式的语言学转向会引导研究者最终发现语言背后的某种前在的系统，比如索绪尔本人就强调语言的民族性特征，而语言本身是否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在这一传统中其实是无法真正触及的问题。而语言分析哲学传统下的语言学转向则需要直面这个问题。

想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跳出主流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特异论”的看法，即认为我们能够脱离开语言分析哲学自身的发展史来理解日常语言哲学。英国著名分析哲学家达米特在其弗雷格研究著作中下过这样一个论断，即弗雷格的哲学史意义在于对德国唯心论哲学的彻底推翻。但是，另一位弗雷格研究者斯格鲁则指出，达米特误解了19世纪末德国思想界的具体情况。斯鲁格指出实际上在十九世纪30年代，观念论的影响就已经落潮，而也正是在30年代到世纪末这一时期，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科学建构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历史事实往往被忽略了，即语言分析哲学实际上最初是在批判“心理主义”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简单地说，所谓“心理主义”是指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但以逻辑思维为方法的思想流派，其本质上是希望通过黑格尔式的辨证本体论，逆向发展出一套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的学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迈农的“金山悖论”。“金山悖论”的提出本身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如果我们的语言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语言能够呈现某些具体的对象，而非仅仅停留在对于某种抽象关系的直观上。迈农认为我们可以通过逻辑构想而呈现出具体对象，这种对象在迈农的定义里，用较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也就是一种“准存在”（pseudo-existence）。并且迈农还给出了关于这一“准存在”的一套正面说明，即这些“准存在”是在一系列关系中被构成的，并且在这种构成中有着逻辑上的先后关系：“低阶”（inferiora）在逻辑上先于“高阶”(superior)并为其奠基。比如说“金山”就被视为一种“金—山”这样的在“低阶存在”的关系性奠基中呈现出的“高阶存在”，迈农认为这样的高阶存在本身是“可能存在”的，并且能够通过命题“呈现”（presentation）出来。

实际上迈农的问题在于他颠倒了前面所说的“任意性”与“直观性”之间的奠基关系。比如在罗素看来，如果一个对象无法在命题中被表述，那么它自身的逻辑优先性也就无法被理解，一个对象之所以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是命题，或者是我们能够直接说出的话语所具有的，而不是对象自身内部的某种逻辑构造。正因为如此，语言不是逻辑虚拟物向现实物的跃迁中介，我们的知识直接性总是出现在我们能够直接说出的语言之中。这是语言分析哲学传统中“语言转向”的开端，即所谓直接性知识不是关于某物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关于已知和未知的问题，是已然和可然的问题。罗素指出实际上直接的知识表述，比如说主谓形式或者说直言陈述少之又少，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人们的日常语言多充满推论、假设和猜测，无论什么样的主谓形式都可以被转化入一种推论的形式当中。从这个角度讲，描述或者“摹状词”就是一种直言的假言转化，这种转化将知识秩序融入到了一种存在秩序当中，即有物存在的世界应当或者可能如何，而非仅仅是物存在的合理性所依凭的那个前在的世界实际是怎样的。实际上语言分析哲学的转向是更贴近文论的语言学转向，符合我们对于文学，尤其是文学虚构问题的通常理解。

因此，语言分析哲学传统下的“转向”并不是从后期维特根斯坦才开始的，这个转向从语言分析哲学最初的问题意识中就已经开始了。而它要解决的，实际上恰恰是索绪尔式转向中的观念论阴影所带来的问题，它带来了前面我们说到这些内在矛盾。而我相信阿多诺对于语言哲学家的批评更多的是指向索绪尔传统的，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黑格尔哲学影子。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后期作品是在纠正其前期作品中的某种错误，是因为他的前期作品中仍然保有这种观念论倾向。虽然他在前期试图彻底超越黑格尔式的“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内在矛盾，比如说他强烈反对罗素和弗雷格仍然在形式逻辑表达式中保留逻辑常项，而是追求语言与事实的直接同构关系。但他也仅仅是提出了这个超越的意识，没有摆脱观念论最终的指向，也没有发掘出语言自身的创造性。而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转变了解决这一内在矛盾的思路，即不再试图摆脱“中介性”，而是指出“语法”作为“中介性”是在我们直接的语言行为中变动不居，克服这一内在矛盾的方法不是我们否认它的事实存在，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可创造和改变的认同性规则接受下来，它在我们的语言学习中，在每一次语言交流中都受到事实上的挑战。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说后期维特根斯坦彻底摆脱了传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