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18年第12期|田耳:搬家
来源:《雨花》2018年第12期 | 田耳 2018年12月29日08:36
田耳,本名田永,1976 年生于湖南凤凰。著有长篇小说《风蚀地带》《夏天糖》《天体悬浮》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文学奖项。现供职于广西大学君武文化研究院。
1
以前在小县城,家等同于宿舍,属于单位,人只能是暂住其中,没有“房产”的概念。宿舍通常是所谓的“筒子楼”,一条冗长的走廊将许多家串联一起,走道一定堆满杂物,甚至整间厨房不可思议地嵌入其中,且不堵死,只是擦肩时彼此侧身,偶尔男人揩油女人咒骂,却并不动怒。每一家每天吃的什么,邻居一清二楚,彼此走动,可以随意夹菜。
那年月,说谁人缘好,便道“整栋楼哪一家都可以去夹菜”,“筷头蘸过整栋楼的咸盐”;反之,人缘不好的则是“关门吃肉,气味都不给邻居嗅一嗅”。
宿舍都是单位所建,稍大的单位不止一栋宿舍楼,几栋凑一块构成了杂院。宿舍,顾名思义,只不过是住宿、栖身之所,和安逸舒适相去甚远。要说这种宿舍还有建筑理念,我想应该是“以尽量少的地方装尽量多的人”。那时人与人关系紧密,说白了都没有私人空间,必须闹哄哄凑一块。
此刻,我回忆小时候住宿舍的情景,脑海首先浮现出那些冬夜。那时没有电视,客厅里惟一一盏电灯只有 5 瓦,一家人彼此看脸都略显黯淡和恍惚。在堂屋火圹里烧一炉火,一家人围坐一起扯白,夜晚通常这样打发,到十点就感觉夜深得不行,非睡不可。屋外夜色浓重,别家的灯如同浮游的鬼火。
家有小孩,大人通常是讲过去的事,显然带着说教目的,这几乎是每个成年人的本能。他们一心要让小孩都明白,“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怎么来之不易?比如说以前没有电灯,要点桐油灯;以前夜晚还要干活,睁着眼就必须劳累,没工夫闲坐扯白;以前烧不起炭,只能烧柴,烟子熏得人睁不开眼,家家户户屋里都是乌漆墨黑。于是乎我们真的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暗自庆幸。但烧炭的房间墙也不白。那时还不兴刮大白,只是抹石灰,时间稍久烟子一熏,墙面暗黄,后来有人用“屎黄色”形容,我觉着极形象。有人喜用奖状糊墙,金灿灿的一大片,算是豪华装修;大多数人家没这么多荣誉,就用报纸糊墙。我们都知道怎么用报纸糊墙。这种简易装修是自家完成,要熬整脸盆浆糊,熬稀了粘力不够,熬稠了板结一块,会熬浆糊的女人很吃香。
小孩要到了点不肯睡,鬼故事铺天盖地而来,在那时夜色中异常真实,直到小孩迫不及待钻进被窝,且蒙上脑袋。最早发的梦,我现在依然记得,多是被窝里很热闹,亲戚朋友都来,都环绕着我,接着鬼来了,伸手也够不着。
我真正感到幸福,是冬夜里母亲用炭火灰烀红薯,爆老玉米粒,或者是爆豆条。爆豆条是一件神奇的事,最要讲火候,将细若粉丝的豆条插入火灰,滚一滚再拉出来,立时变得有小拇指粗,吃在嘴里有恰到好处的焦糊味。母亲熟手弄得好,不断地拉,膨大的豆条就持续往外伸展,简直是一场魔术。母亲说:“是有秘诀。”我和弟弟试过多次,因掌握不了秘诀,果然会弄断。此外,冬夜漫长难熬,尤其洗澡。那时候小孩都害怕在冬夜里洗澡,总是被冻得浑身哆嗦,简直受罪。那时候小孩都会撕心裂肺地哭,一个小孩哭,会引发或激励邻家小孩一齐哭,跟狗叫似的。
2
搬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每到周末,宿舍密集的单位大院,总有人搬家。只消借来两辆板车,能将每一户的整屋子家什搬走。每一家都没多余的东西,锅碗瓢盆床椅柜,都是生活必需。偶尔有家电用品,比如双卡录音机,是会另行搬走,最好趁着夜色,以免露富。要有电视机那更不用说,简直叫秘密转移,如果和别的物品一同搁在板车上,白日里拉到街面招摇而过,路人便会指指戳戳,指斥别人爱炫耀,有个难听的词叫“显卵”—— “呶,这一家都是显卵。”又有人总结:“显卵最爱搬家。”
在我看来,搬家仿佛是那时候的一种游戏,是日常生活中一种必需。成年人需要把沉闷的生活折腾出一些热闹,需要周末的集体活动,但县城没有公园没有游乐场,稍微卖座的电影,没熟人搞不到票。集体活动却很多,最好是某种需要朋友协作的家务劳动,比如打藕煤、钉杂物间、阳台改灶台、在院子一角建猪栏、打制帆布沙发……反正不能让时间浪费在玩乐上,要有“意义”。那确乎是满满都是意义的年代,而我们都知道,劳动最有意义。
搬家会切切实实带来一整天的热闹,平时不联系的朋友都聚到家里,搭一把手,这边搬东西上车,锅碗瓢盆一路撞响,到地又卸下。人多力量大,一天里就能搬空老屋,充实新房(其实都是别家腾空的旧房)。宿舍内部不会有任何装修,白墙明窗而已,东西摆放的位置也是大同小异,随便叫来亲友,都是熟手。收拾妥当,放几挂响鞭,然后,以搬家为由头弄一桌菜,既是犒劳,可以上双荤,再打两瓶壶子酒。要没个由头便聚一起吃肉喝酒,满怀忧患的老辈人又会说:你们年轻人真是败家。一切都需要名正言顺,这也是我当时得来的重要的体会之一。拖东西的板车上了街,总是引来目光,要是在路边稍作停顿,路人就会围观。那时人们总有消遣不完的好奇,喜欢围观各种事物,且嘁嘁喳喳讨论这一家生活水平。事实上,每一家过日子的用品,两车家什,都是如此乏善可陈。
我也乐意围观搬家的板车,主要是看他家有没有成束的旧信札,信封上贴没贴邮票。我的邮册总是难得增添几枚邮票,每一枚盖销票都自有刀口舔血般艰难的求取过程。有时候运气好,或者正搬家的人心情不错,会扒开旧信封撕几枚旧邮票赏赐给我。搬家有各种原因,比如调离这个小城,比如新换一家单位。宿舍是属于单位的,工作调离,宿舍由新的单位负责。当时很多人为了换宿舍不停调换单位,这里面有将生活质量升级换代的错觉,也许只因为新换的宿舍多了五平米的后阳台。还有就是亲戚间为婚嫁的事相互调换宿舍而搬家,比如哥哥业已成家,弟弟正要结婚,两人把房子捯一捯,弟弟的房子由小捯大,得以娶到长相更出挑,条件更好的老婆,兄弟俩也算一同为家族基因血脉的优化作出了努力。有的仅仅是原来的房子住得太腻味,只要同属一个单位或者同一系统,就可相互调换,彼此换来一点新鲜的感觉。在我小时候住过的粮食局宿舍,就有楼上楼下相互调换的事例,各有各的原因和期盼,整栋楼的邻居一同享受节日般的氛围。
很长时间院子里没人搬进搬出,大家都会感到寂寥,皆盼望有新人入住。真有人搬进来,吃饭时大家扛着碗聚成一圈,共同开扒新住户祖上三代的亲属关系和人际脉络。只要是本地人,就没有扒不出的旧事。不要以为搬了新址就可以兴风作浪,每个人的履历档案都装在别人的脑子里,挂在别人的嘴巴上。那是一种过于集体化的生活,没有私密空间,每个人必须严加规范自己的言行。
现在大都是商品房,纵然有买进卖出,但搬家之事比以前少了很多,不像过去,搬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家人可以搬动许多次。现在搬家也是搬家公司的事情,跟邻居没有任何关系。生活中这些变化,也不好作出孰优孰劣的比较,现在和三四十年前的过去,分明已不属同一世界。忆及旧事,我老觉得自己其实是穿越到了此时此刻。
3
我出生时,家住“进士巷”,不到一岁就搬离,我对那儿没有任何记忆。说是搬离,新住进的粮食局宿舍距那儿也仅一里地。县城本来就小。
那巷子短如一段盲肠,巷内只三五扇院门,有的是单门有的是对开双门。每个院子都不止一户人家。一家一院,那是后面才有的概念。我开始懂事时,母亲带我经过广场,明明有更近一点的路,但她一定要绕那条巷。“你出生时我们住在里。”母亲说,“那时候日子不好过,你嘎婆(外婆)在民贸二局给人家煮饭。”她一指巷子尽头,更幽暗的一栋楼。其实那里一拐就看到光,朝着光走就是全县人民都熟悉的广场。以前县城只一个广场,聚会都在那里,最热闹的永远是公捕公判。
后面随着成长,我能想事了,便对自己出生时的住所有了好奇,经过广场时,主动拐入进士巷,找准那个院子。门缝很宽,看见院坪错落地摆满杂物。杂物一多,光线总显幽暗、浑浊。我往里窥,老是看不清晰。偶尔,我见到院内一个老人,或者小孩。
院门从没有打开,如果打开我可以走进去,如果走进去有人问小孩你来干什么,我会回答我出生在这里。他们肯定还要问你是谁的小孩。我能准确说出母亲以及外公外婆的名字,他们都曾是这个院里的住户。但门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从未进入过我出生 时的院落。
那时候我视力发育尚未完全,看东西不分明,甚至会变形走样,在头脑中生成另一番古怪印象。那时梦都清晰,一如现实所见一般具有魔幻的效果。后面年纪又大一些,我再去进士巷,住过的那院子换了门,不留门缝。以前木匠做门要留缝,后面建材市场出售成品门,都不留门缝,不给人窥看的乐趣。
既然这样,我就不再往进士巷里钻,除非是因为喻家有事。
和我出生时那院子对着的那一户,女的姓杨男的姓喻,都是我母亲的同学,关系一直很好,杨女士跟母亲简直是最好。那院子是杨家的祖产,院里别的人家陆续搬走,终于只他们一家住里头。他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跟我同学,我家是两兄弟,不管三个两个,都是隔年一个,那时候女人都是生孩子的一把好手。母亲和杨阿姨要好,凑在一起说话,她说你有两个儿子真好。母亲说我还想要有个女儿。后面别人就提醒母亲不要这么讲,这叫风凉话。母亲说:“没事,她不会这么想。”个中原因,是母亲生我时难产,我看上去不是那么聪明……或者说,分明是有点现傻。既然这样,我母亲怎么讲也不会是风凉话。我觉得我母亲是个天生懂得把握分寸的人。
我最后一次去进士巷,是杨阿姨去世。她得了癌,挣扎几年还是去世了。母亲作为她生前最好的朋友,在追悼会上念悼词。悼词是我写的,我对她俩的事实在很熟悉,不劳母亲费神就一挥而就。那晚的追悼会上,母亲念得很投入,很动感情,几次哽噎着停顿,回过神又继续,文章便像是她亲自写的一样。
4
所以,我的记忆是从粮食局的宿舍院子开始的。
粮食局和粮店分开,职工不多,宿舍院只一幢两层楼。说是俄式,就是全用火砖砌成,回廊有立柱。上下十二户人家,照样随时有人搬走,接着自会有人搬进来。那时候住房紧张,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空置的房间。铁皮的瓦漏上敲有凸出来的数字,标明了房子的建成年份,五七年建成。楼前有一溜厚重水泥糊成的盥洗池,四五个水龙头,都不上锁,水费是单位出,而拧紧水龙头,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那时候厉行节约,我们小孩用完水都会咬着牙拧紧水龙头,要不然准有一个大妈蹦出来数落。
我家住一楼一号,接着是二号三号,接着是一个楼道,再接着当然有了四五六号。再过去是两间大厕所,蹲坑的,岸阔流深,小孩经常一脚踩空半悬在坑口。接着有人尖叫,然后会看见小孩被大人整个放在水龙头底下冲洗。有一回被冲洗的是我,并不感到羞耻,反正院里的小孩总有那么一回,有如某些外国的小孩承受洗礼。
屋前的院子至少有半亩,那时我小,院子看起来很辽阔。莳弄花卉,还有菜畦,养的花主要是牵牛和凤仙花,突然有谁种了几蔸颜色纷杂、非常鲜艳的大丽花,引得别的院子的人纷纷前来观瞻。后面有人把“怪花”移走,免得“招蜂引蝶”。那时候人们都嘴碎,所以人人害怕抛头露面,引人注目,人们似乎都乐意不声不响地活着。种菜当然都是常见品种,萝卜白菜当家,葱蒜芫荽见缝插针点上。记得另有一种菜叫莙荙菜,又叫牛皮菜,拿来炖汤异常的稠,粥一样的,却很快被淘汰,现在再也没见着。
记忆中,院子里除了养花种菜,还有个别住户违反规定,从外面捡来成堆砖头,砌成猪圈养猪。那时候,城里上班的人也养猪,他们把潲桶设进每一家的厨房,这要看关系远近。有人要往我家厨房设一只潲桶,母亲一次次回复说:“现在已经有人摆,明年再看吧。”有点外交家的风度。有一年厨房设有两只潲桶,让外婆伤透脑筋,往里面倒剩饭剩菜就有衡量,总是有一只稀一只干,但又要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有时潲桶积得太慢,外婆看在眼里觉得挺对不起人,择菜时主动耨几把老叶子塞里面。那时候吃肉不叫吃肉,叫开荤,一周顶多一次,若能吃上两次,便是养猪的人户,腊月时熏制许多腊肉。他们会悄悄给设潲桶的人家送一两块,礼尚往来,有坐分红利的意思,明年继续设潲桶。
有时候,猪会大白天拱出圈,满院子蹿。出圈的肥猪会引发一场小小的狂欢,小孩拿大个的猪当马骑。有的小孩天生是骑手,跨骑上去两腿夹紧,捏住猪耳朵能骑上很长一段距离。猪其实跑得蛮快但不经累,我看见有只猪被小孩骑得直吐浮沫,主人赶来的时候脸上显出悲怆的表情,这一通跑不知会掉多少膘。后面我在小说里写到小孩骑猪,描写生动,是因为虽然小时候很少吃猪肉,但真没少见过猪跑。
5
我读到小学,家又搬了一次。那时母亲单位没分房,我一家一直是跟外公住。外公从粮食局调到财政局,家一日之间就换了地方。不停地搬 家,便能更准确地知道哪些才是生活必须。以前老人们是不让扔东西,反复嘱咐“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针一线恒念物力维艰”。一角钱买包葵花籽,吃完后纸筒也要拆平放在家里,再不行可拿去擦屁股。那时候擦屁股爱用报纸和书页,现在一看不但不卫生,简直是危险,擦屁股的报纸往往油墨未干。但在当时哪有这么多顾虑,单位的报纸是一种生活福利,主要还不在于看,而是看完拿回家的各种用途,包括裱墙。所以我一度怀疑,只有不停地搬家,才能够让每个家庭接受一次次清理,腾空,用以盛放新的东西。搬家便是吐故纳新的过程。搬家过后,旧房子会遗留许多杂物,一地狼藉。外婆还背着背篓回去几次,把扔掉的东西重新一件一件捡拾起来,然后统统放进背篓,背回。外公会大发雷霆,然后任由外婆再把旧物一件一件归回原处。于是,新居仍是旧居,想扔的终是扔不掉。
他们那年代过来的人,经历过极度艰难的日子,到晚年,稍稍有些痴呆的时候,普遍得来一个毛病,便是翻捡垃圾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让子女都非常为难。
“……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你不要再去捡这些!”
很多年后,我听母亲冲着外婆的残余听力,扯起嗓门反复那么说。外婆翻翻怪眼,依然故我。在外婆晚年,我们甚至不敢多给她钱,她会疯狂地买肉,年前熏制成腊肉,大半年都吃不完。在她内心深处,总担心有一天会断粮。
搬家扔不掉旧物。邻居有一老人,搬家以后回到旧居,把扔掉的照片都捡了回去。其实大都是儿媳妇的,现已离婚,人不知去向。照片捡回去,引发旧痛,家人都说这些东西还留着做甚。“都是花钱照出来的,扔掉可惜,多看几眼也好。”她捧着那堆照片,反复地看。
6
我家搬去的政府机关一处宿舍,位于一座小坡头,走到顶有一百多级台阶。台阶很深,我第一次几乎是手脚并用爬上去,院子宽敞,有两棵核桃树。分前院后院,有十五户人家。我家是在前院正中间那一户,前院有两层楼,二楼通道正好连通后院。后院是一溜平房,依山取势,地势比前院高一层楼。住进去以后母亲要我记十五户人家各自姓氏。我记得很快,这样跟人打招呼有准确性。那时候见到亲戚朋友要强制性打招呼,仿佛最能说明家教好坏,不爱吭声不肯喊人的小孩据说迟早要吃亏。
我家有黑白电视,上海飞跃牌,据说比常见的韶峰要好。大家挤到我家看,也啧啧地说确实清晰一点,你看这雪花点颗粒都细。我家晚上总是人满为患。我记得那种热闹,在那时候热闹简直是最不缺的东西。因为这台电视,我家很快融入了这个院子。刚搬上去不久碰上洛杉矶奥运会,感觉像是过年,家里挤得不能再挤,大家凑钱买了鞭炮,准备为中国获得每一块金牌大肆放响一通。
在我们前院的围栏底下是政府招待所的贵宾馆,叫“江山如是楼 ”,比不上现在的家庭客栈,当年却是小县城最有档次的地方。主要接待领导,讲级别,胡耀邦当年来凤凰在这幢楼小住数天。我们都见过,听说是大官,到底多大我们暂时无法理解,家长说和当年毛主席一样,我们也不肯信——真看不出来。
住“江山如是楼”的贵宾不爱看电视,州歌舞团和县阳戏剧团经常会在下面的院子给领导表演节目。我们居高临下地一起看,胆大的小孩敢叫领导的名字,领导通常和蔼地朝上面挥挥手。但歌舞表演看上十分钟就很无聊,还是回家中看电视。那时候,正播《霍元甲》,每个周六限量特供两集,显得特别珍贵,每个姗姗来迟的周六都有如盛大的节目。同时,停电也是常事,三天两头。《霍元甲》 播到最后两集,据说电厂的领导紧张了,开会指示今晚一定保证不断电,“要不然明天会有人拆我们骨头”。宿舍所在的坡头都是菜地,种的最多的却是扫把草,长势特别繁茂。小孩都说,在扫把草里撞见过豹子。大人说只能是猫,小孩坚持说是豹子。大人有口难言,他们总是言之凿凿地说我们这山上有豹子,是为我们不随便乱跑。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游,电视机晚上才有节目,白天小孩总要四处乱跑,山前山后。那时候小孩一定会扎堆,大小孩带小小孩,自然而然就分成几拨,每一拨都有孩子王。对面气象站也是个坡头,用白色围栏围了四方的一圈,我们只能在围栏以外疯跑,看围栏里的仪器总是觉得高级,里面穿白褂的工作人员令人心生敬畏。
此外,我看见一口生铁的铸钟,巨大,倒扣着钻不进去,在气象站围栏外的草窠子里一摆便是许多个年头。我对那口铸钟印象深刻,因为它的存在,整个气象站坡头不但属于先进的科学,同时也氤氲着一股神秘古老的气息。偶尔,我独自去到那坡头,是不敢面对铸钟。我绕开它走。
气象站坡头再延绵过去,是党校坡头,那里有一个废弃的蓄水池,漆黑如深井,也是独自不敢去。那时候,周围遍布神秘的事物,每一栋有年份的楼房都会流传吊死鬼的传说。与之相对应,我的回忆里总有一种暗黑的效果,随时会陷入深深的惧怕之中。那时候,觉得周遭一切都过于巨大,而我们很小,所以做人做事要格外小心。
其实住在政府宿舍的时间很短,但在记忆里很长。后面我还去过那个坡头,格局并没改变,但房子已经卖给私人。前院的院子被围墙割开,一楼每户多得一间半。一棵核桃树还在,被户主圈在院子里,没有盖成房。院子不复存在,人们内心都想着分割土地,据为私有。反正,时至今日人们也用不着交流。
我以前的邻居,仍有几户住那里。一想他们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年纪都已不小,房子又已私产,估计不会再搬走。
7
不光我家,亲戚也不停地搬来搬去。比如我家搬离了政府宿舍住进自建的楼房,小姨又搬进去住,因为按规定那房子还可以被外公使用。后面小姨又搬到烟厂宿舍,房子并不比政府宿舍更好,但有闭路电视线,每晚都可以看两集港台武打片,是一笔令人眼红的福利。
在小县城,平时见着的亲戚都是母亲这一支,她有四姊妹,母亲行二,上面一个姐,下面一个弟一个妹。父亲六兄妹,他为长,五个弟妹都在农村。除了大姨从未搬家,其他三姊妹都不停地搬来搬去。大姨父是住河边的祖宅,木结构,歪歪倒倒,且还潮湿,充斥着霉味。去大姨家走动一多,不免要问你家怎么还不搬?“是啊,想搬搬不了。”大姨似乎也有遗憾,“你们好搬,我这里想搬搬不了。”风水轮转,后面搞起旅游,大姨家住的那段河岸成为最值钱的地段,一年租金可在县城买半套房。
搬家最多的是舅舅。我惟一的舅舅是县城里一名活跃分子,小有名气。因他创下了无数个第一,比如开设第一家冷饮店,又开第一家电器维修店, 第一个有了私家录像机,买来第一辆南方摩托,第一个(至少也是第一批)穿喇叭裤戴变色眼镜,第一个跑越南引种原种斗鸡苗,第一个自行盗版盒式卡带……
舅舅的能耐,也在于不停地变换单位,每个地方一定待不久,每一时段必定在干四五桩事情,所以他也不停搬家。
后面,我们两家一同买了山上的宅基地,建成私宅,他又调到地市。他家私宅似乎从未有人正经住过,一直被我家当成杂物间,已近三十年。舅舅每次搬家,旧宅都会遗留许多东西。他家里东西多,丢弃不要的也多。每次搬家后,他都不会马上交出旧宅,钥匙递给母亲。“看还有什么能够继续用的,找一找,不要浪费。”舅舅自己浪费,却回回交代母亲不要浪费。于是我们去他旧宅,拧开门,东西多得像是四十大盗的宝洞。有一次他家从副食品公司搬到烟草公司,母亲叫了父亲还有我,父亲挑一担箩筐,我和母亲各背一个背篓,一趟还收拾不完,要去第二趟,满心喜悦。那年头,不怕自己家变成废品收购站,堆的东西越多越好。
第二趟我们往回走,走至半路碰到母亲熟人。熟人说:“亲戚搬家了?”母亲回答:“噢啊,我弟弟。”
“又调单位了?真是狠人。”熟人又说,“汤大姐,正好我家也刚刚搬,留下好多东西可惜了。要不要去看看。”
母亲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回复。“不用了。”我见父亲脸色一沉。
8
1983 年父亲从别的县份调回凤凰,很快在河畔一处坡头买一宗宅基地,要自己建一幢楼房。一有告别宿舍的机会,小县城的男人们都热衷于自建楼房。
那一宗宅基地有六分,即四百来个平方米,购入价格是一百六十块。是的,简直像是传说或者开玩笑,每平方仅四角钱。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事。过几年,我舅又买下了紧挨的一块宅基地,面积稍小,价格也未上千。
“……当时还有两块钱报个名,开个票,就可以分到三分地,在团鱼垴。”母亲说,“但有规定,要两年内把房子建起来。我们当时胆小,怕建不起来辜负领导的意愿,不敢报名。”现在一看,团鱼垴几乎是小县城的中心地带。
父亲买地的那个坡头是坟山,要自行迁坟。我们这四分地里有两座坟,皆无墓碑,不好查找坟主,告示张贴数月,无人认坟。动土迁坟这事情,其实很热闹,因为坡头一带挖出过官坟,有文物。那年月闲汉极多,有的专门在坟山晃荡,见有人迁坟就围过来看。离我家那宗地不远,另一宗吴家买的宅基地动迁了无主孤坟,残破的棺椁弄开,里面找出两只玉镯。吴家小儿子打架全县有名,要挖地基的民工将玉镯交出,“宝物”当然不会旁落,归他所有。他被武侠书看坏了脑袋,一早就想仗剑走天涯,揣着两只玉镯离家出走,却换不成“银两”——看在眼里值钱,要拿去卖,根本卖不上价。过不久他又自行回家,挨父亲一顿打,照样每天去读书。那时候,小孩一到十几岁,大都有离家出走的欲望。
等到我家动迁宅基地两座坟的那天,我们都赶去看,挖开第一座,有些腐烂木头,不见一块骨头;挖开第二座坟,里面什么都没有。父亲还到处打听相关的说法,说是相邻那个坡头是官坟地,这坡头却是乱葬岗,以前有谁被土匪关羊找不到尸首,会埋一座空坟,说不定我家碰的两座坟皆是如此。这说起来仿佛有些不吉,但我一想,过去的年代真是充满故事。
宅基地买到手,等到房屋建起来用了几年时间,倒不是精工细作留下百年基业,原因只一个:缺钱。这房子是父母零打碎敲攒起来的,他们没有向人借钱的习惯,攒一阵钱买来一堆建材,父亲再把乡下的兄弟亲戚叫来,将这堆建材变成楼房相应的那部分。钱花光,便停工待料。或者,到了农忙时节,乡下亲戚也不得不停工,回乡务农。
那几年,每到周末和假期,父亲就带我和弟弟去到未建成的楼房里,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把土坎一凿一凿弄出台阶的模样;比如说到处捡石块,把台阶砌得齐整一些;还在周边开几畦菜地,种各种蔬菜。劳动和游戏其实浑然一体,终日待在山坡头,并不累。但父亲一念书,人就发困。那时父亲爱给我们念书,虽然不太听懂,但一听便是两小时,强自撑着,不敢不听。记得父亲读完整整一卷《艳阳天》,我只记住几个人名,以为都是父亲认识的人。
房子建起一层,弄出一个四方的阳台,父亲把竹床扛到阳台,晚上三个人挤挤挨挨地睡,睁眼便见满天星斗。夏天极热,山上蚊子又多,很长时间难以入睡。我却不烦,以为生活原本这样充满忍耐,也怀有期待。
两层楼房历经数年,旷日持久地建起来,回头想想那东拼西凑的模样真是丑得骇人,但建成时,全家只晓得开心。用父亲的话说,我们自己有天有地。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再不用搬家了。